——评《解读杜拉斯》
文：杨振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1月
2006年，由巴黎第三大学杜拉斯研究专家贝尔纳·阿拉泽教授和法国杜拉斯学会副会长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牵头，一本名为《杜拉斯》的煌煌巨著在法国出版。这部作品分“从多纳迪厄到杜拉斯”、“虚构的要素和形式”、“杜拉斯在当代”三大部分。在书中，全球各地五十几位杜拉斯研究专家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杜拉斯的世界，试图为我们还原这个传奇女作家的真实人生。就这样，以巴黎左岸一家避居深巷、平时可谓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为源头，一股杜拉斯研究的“新浪潮”涌动继而澎湃起来。
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开渠，在“走进杜拉斯”这项宏大的工程中，把这股杜拉斯研究的西潮引入中国，冠之以《解读杜拉斯》之名。“解读”，一个蕴含有理性而又不乏谦逊态度的字眼，用在杜拉斯这样一个在中国备受追捧、却始终神秘不减的作家身上，是颇为适合的。其实对于她而言，这一次在中国，与其说是被“解读”，不如说是被“再解读”，甚至是被“再三解读”。经受了世界上众多杜拉斯研究专家敏锐目光的审视还不算，要想进入中国，先得被翻译者黄荭博士以及她的伙伴们重新“解读”一下，然后才能真正开始被中国读者“解读”的历程。
也许，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天生就带着些许灵异的气质，像是来到人世前受过什么指点，对待世事纷争，总有几分超然的态度。《解读杜拉斯》中文版封面上的杜拉斯，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平静而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气定神闲中流露出一种超脱的姿态。这不禁让我想起张爱玲的那张经典照片:身着奇装异服，手叉腰，侧目而视——一样的眼神，一样的气度——因为，一样是源于“写作”。
“写作”，正是这一核心概念贯穿了全书。《解读杜拉斯》通过其生平传记、文本－戏剧－电影－音乐书写、异域之声(杜拉斯在国外的影响)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主线，牵引我们走进杜拉斯生命的内核:“写作”。书中，杜拉斯对她的情人扬·安德烈亚说:“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可死的，因为定义我的本质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要死去的只是躯体。面对死亡的作家的境遇是一种实用的境遇。”我们之所以欢迎杜拉斯，是因为她总会不时地说出一些让我们感动的话；而她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正是因为她把写作看成是“定义我的本质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写作，也许是个旷日持久的心愿；也许是份神秘遥远的职业；也许，什么都不是。因为现实往往把生活填得太满，让纯粹而原始的精神无处落脚，让我们无暇反思自身的境遇。而杜拉斯不。模糊了生活与写作界限的她，对于现实与精神却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她大胆、执著而纯粹地追求着爱，在生活中写作，用写作来生活。如果说，杜拉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也许是因为她始终把“灵”作为自己的本质，而又在“物”的世界中大胆地追求了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以他人对杜拉斯进行诠释为主的文集中，杜拉斯本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不仅因为书中有多封她与情人、友人和儿子的通信，更因为该书还收录了杜拉斯“中国的小脚”、“年轻女人与孩子”等十二篇未发表的作品。它们“像浮标一样”散落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勾勒出作家我行我素的足迹，为这本兼具权威性和史料性的读物增添了一份象征的意义。同样别出心裁的是，本书第三部分“异域之声”中，编辑者邀请英国、美国、中国、意大利、波兰、日本、突尼斯、阿拉伯国家的有关专家介绍了杜拉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复旦大学徐和瑾教授也在书中回顾和总结了杜拉斯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和研究情况。
从1980年王道乾先生译《琴声如诉》算起，到2007年岁末，杜拉斯进入中国已有28个年头。在这28年中，她其实一直在被阅读，被理解。这本《解读杜拉斯》，不妨视作是对所有这些有形无形的解释活动的一次总结，它在推动杜拉斯研究的同时，也许会成为杜拉斯中国之旅的一个新起点。
其实，不论我们对杜拉斯的解读是对，是错，是准确，还是偏颇，只要我们去解读，杜拉斯就会永远像封面上的照片那样，淡然中带着满足和傲意。因为她知道，只要我们去解读，她的生命就会愈加绵长，以致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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