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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关于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卡尔·波兰尼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且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后果。新的序言和导言揭示了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波兰尼的精辟分析所具有的新的价值。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它值得人们好好阅读，它是这个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就扩展和加深对市场社会的批评而言，这个时代没有其他书比《大转型》做得更多了。

文：刘苏里 出处：新京报 2008年1月

　　波兰尼的《大转型》，其真正价值，要不是“季风”的严搏非强调，我也很难一下子重视起来。英国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这两本书我是几乎同一时间看的。

　　这两本书，一个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是中国人写的；一个写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一个写的是3000年前的历史。但它们都写出了国家制度大转型时期的社会面貌，在大转型的背景下，那种惊心动魄的衰败，而未来却还是不可知的、隐约模糊的。值得一看。

文：罗岗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2月

    2007年年末，好几家媒体都来问我，哪本书是这一年最值得推荐的？我每次都毫不犹疑地说，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尽管这本书不是什么新潮读物，是半个多世纪前(1944年)出版的“老古董”了，而且台湾早在1989年就翻译了这本书(中译名《巨变》，译者黄树民等)，大陆前些年不少讨论“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靠的就是这个译本。但是2007年《大转型》的出版，不光是因为这一版根据的是2001年的英文新版，而且补译了台湾译本中漏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本“历史之书”，同时也是“预言之书”，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为新版《大转型》写的序中所言:“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点，斯蒂格里茨还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波兰尼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和“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指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一旦形成——这种类型的“市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它通过改变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它就要按照自己逻辑来改造世界，打破所有传统的“共同体”界限，把一切都置放在金钱的客观性上。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现在，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按照波兰尼的分析，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要使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被当作商品来买卖，这个过程被波兰尼称之为“虚拟商品化”。这三者的商品化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构成威胁:人本身成为商品的结果，不仅是人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夺出来，更在文化上被剥夺从而被机器主宰；土地成为商品，则是把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之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的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其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转变，是把作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劳动”变成可以到处流动、随时买卖的“商品”。由此不难想象这会对传统的社会共同体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

    但是在波兰尼看来，社会在如此严峻的挑战面前，不可能束手无策。正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粉碎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构成了挑战，所以“社会保护运动”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从“大转型”开始的第一天起，一个相反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一刻没有停止过。

    于是，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辩证法”原则。这种原则不仅表现在“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更重要的是，波兰尼在他描述的这种社会“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赋予了往往被视为消极、退让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保护运动”以正面建构的价值。因此，“波兰尼命题”表现为他重新定义了“大转型”:所谓“大转型”不仅仅指的是“自我调节市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大转型”。

    基于这样的描述，可以发现“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是在一系列“社会保护运动”中得以形成的。当社会各个领域都兴起了自发的自我保护运动时，民族国家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将自己从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变成了市场经济的限制者和规范者。它把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组织起来，加以正规化和制度化: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劳动和生计渐渐有了保障，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大大减弱了；由于美洲土地大开发造成的农产品大量增加，各国也认识到了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对本国农业的巨大威胁，都纷纷建立起森严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土地的虚拟商品属性也减弱了；最后，尽管在国际金本位制下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体系，但各国都越来越重视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抵御货币价值波动的功能，货币的商品化属性也下降了……民族国家好像将市场经济纳入了一个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框架之中，后者再也不能像它刚诞生时那样肆无忌惮了。

    尽管波兰尼不断地强调，当一个社会无法忍受自发调节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时(譬如1920年代的美国)，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发生。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双向运动并非一直能保持钟摆式的平衡，反而可能导致一种无法避免的“僵局”。波兰尼在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就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强，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能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公正同时决裂。

    不幸的是，他预言的“僵局”很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