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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录叶圣陶叶至善父子1969-1972年京城和干校两地的通信近500封。
　　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的书信。
　　书稿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前后历经3年又8个月。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读《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文：张洪涛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8年1月

　　用文字来承载历史，家书和日记都算得上是第一手的材料。新近出版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一书，辑录的是叶氏父子（叶圣陶和叶至善）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近70万字的书信文学。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干校下放河南潢川。《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父子通信近五百封。这些书信真实记录了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自己家人和朋友的亲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这些家书中，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访华；国内的“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等大事要事，都有涉及。作为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叶氏父子在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些真实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毕竟叶圣陶、叶至善父子都是出版人，《干校家书》对那个时代的出版与阅读的实况，也有一份特殊的关注。

　　为了给在干校放牛的叶至善买《常用中草药手册》，叶圣陶先生专门去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当时的新大楼。叶圣陶先生写道：“（新华书店）营业部分在一楼二楼，一楼全是毛主席著作，二楼才卖各门各类的书。我觉得每层的面积太大了，柜台靠着东南西北四面摆，望去似乎很远，反觉所陈书籍之不富，买客之不多，中间空处之大而无当。”“昨天到西单商场的新华书店去看，玻璃柜里陈列着十来本新出版的《娘子军》，没有《威虎山》。有两个女青年想买《娘子军》，一个女店员爱理不理地说没有。”《赤脚医生手册》、《科学实验》杂志、《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的剧本，叶氏父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往来谈论的新书，就是这些。

　　文史类书籍，那时能够出版的，委实少得可怜。叶圣陶先生写道，“今天去看杨东莼，他告诉我郭沫若新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成的稿子。”而所谓“内部发行”，按叶至善的说法，“不放在书店橱窗里，不卖给外国人”，也是那个时代图书出版的奇特风景。

　　鲜为人知的是，“文革”时期浩然著名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出版前曾请叶圣陶先生看过。叶圣陶先生在1972年2月15日的信中写到，浩然带着《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征求意见本”请他审看。叶圣陶先生用了十六天的时间看完了四十二万字的全书，对书中的问题“见到即批”，到3月1日，“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他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他还说起今年5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文艺界够寂寞的了。”

　　这是当时文化出版界萧条寂寞的实况。同一天的信中叶圣陶先生说：“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结果，《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得以出版，“每天发行一千部，各处书店都排长队”。

　　此外，《干校家书》中也记载了很多那个时期出版界的人物与动态。如周振甫、郭绍虞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徐调孚编辑《柳文指要》，陈原、陈翰伯重回出版界“主持业务”等等，无不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

文：胡堂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记得当初读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一书时，颇为其所抄录的叶圣陶日记(1948年)感到惊讶。正是从这些私人记录里，笔者得以领略那个方生方死的动荡时代之某些面相。由此我对叶圣陶的日记产生了兴趣，除《叶圣陶集》(2004，江苏教育)第十九至第二十三卷收入的日记外，单独结集的目前似仅见一册《旅途日记五种》(2002，三联)，应系其全部日记中的一小部分。日记之外，我也留意叶圣陶的书信，除《叶圣陶集》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卷的“书集”外，单独结集的则有《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1991，河南教育)和《涸辙旧简：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2003，福建人民)两种。前者收入叶周两位先生1978至1984年间来往书信255封，可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见证，后者收入叶贾两位先生1970至1982年间来往书信220封，可以见出那代知识分子身处逆境之中的人生态度。最近，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收入父子两人1969至1972年间的来往书信近500封70万字，想来要算是叶氏书信集中的“大部头”了。

　　热衷搜集阅读叶圣陶的书信和日记，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机缘，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私人记录(尤其是名人)极具史料价值的认知。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书信和日记里记录实况臧否人物点评时事，最少忌讳和顾虑，也就最能见出真想法真性情真感受，以之丰富对相应历史时段的了解，可谓材尽其用。比如谢泳等学者在搜集学人日记(想必也包括书信)方面用力甚勤，就是意识到“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学人日记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日记是私人化的文本，能较真实地反映作者对于学术学者的看法”(《思想操练》4页)。当然书信和日记的作者并不限于学人，《天涯》杂志的“民间语文”栏目便刊载了不少“引车卖浆者流”的书信和日记，而其反映的则是市井民间的喜怒哀乐，并为历史和时代“立此存照”。叶氏父子通信主要不是“反映作者对于学术学者的看法”，而毋宁是对时代的感怀和对一己的表达。朱正先生曾写有《家书可征国史》一文(《随笔》2007年第2期)，以为《干校家书》为人们留存了“文革”在民间的投影和印记，看重的也是其大历史下的小细节这一价值。尤值一提的是，叶氏父子的通信是在“文革”期间，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一直模糊不清，因此这束家书的意义就更显得不同寻常。
　　
　　大事件在民间的投影

　　《干校家书》的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72年12月21日，是儿子叶至善写给父亲叶圣陶的。在这段时间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留守北京，原在出版系统工作的叶至善则随团中央下放河南潢川五七干校，父子两人天各一方，只能以书信互相慰藉和关照。这些信件，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内容非常丰富。

　　1969年到1972年，正是“文革”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中间阶段，国内国外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国际上有阿波罗登月、柬埔寨政变、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项，国内则有“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反党分子”诸端，这些重大事件不只是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更在江湖之间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从中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战略上的一步棋对应的往往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变动。比如中苏关系紧张之际，首都北京的居民要行疏散、做砖坯、躲警报，呈现出一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图景。圣陶先生对此反应似乎颇为平静，在信中这样写道：“胡同里每家每人要做砖坯了，每人每星期交两块。我家六口，十二块一星期。土从居委会领来，还有模型，湿坯晒干或烤干交去，然后送到窑里去烧(窑不知在哪)。”(1970年3月24日信)

　　最为经典的“文革”世相无疑是尼克松访华期间。且看圣陶先生的记述：

　　“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

　　圣陶先生的评论是：“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可是多数人偏喜欢不老实。我以为这些不算大事，但是即小可以见大，可以知道随你什么好的方针政策，要叫大家来干来落实真是难。大家只愿走最容易走的道路，甚且走相反的道路，拆你的衙门。”假象被拆穿后，有关方面设法挽回影响，于是“《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大量出版了”，“各处书店都排长队，每天发卖一千部，或是这一种，或是那一种”(1972年5月6日信)。
　　
　　父子俩对“文革”的态度

　　《家书》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反映了叶氏一家人对“文革”的态度。如果说前者是存历史之真，后者就是传历史之情，而这两者对还原历史乃是同等重要的。说来可能让人多少有些不能适应，与我们今天谈及“十年浩劫”时的心情沉重不同，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叶氏一家人往往表现出对“最高指示”的衷心拥护和绝对顺从，并努力“活学活用”，而看不惯那些冷漠敷衍的言行。

　　圣陶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温和淡定，殊不知内心当中也有一团火。当时教育部中大部分人都已下放，惟独他与少数几位不胜远行者留在京中。大概是受了儿孙来信的情绪感染，他未免觉得“住在北京太闷气”(1970年6月10日信)，“我近来有个瞎想……不入干校，参观干校，不插队，探望插队的人，多少也有点意思。这也得争取时间，要是身体比如今差点儿，不能出门旅行，这个愿望就不能实现了。你说我这个想法果真是‘瞎想’吗？”(1970年4月25日)1970年5月27日，老友顾颉刚和章元善来访，圣陶先生与之合影留念，并赋诗一首以“言志”：弱岁同窗丙午春，喜今垂老尚情亲。跃然插队联肩去，倘令生年迟六旬。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心态不难想见。其实，即便困守京中，圣陶先生也时时因读参考或听传达而“甚为兴奋”，兴奋源则或者是伟大领袖的英明举动或者是建设事业的推进有望。谁说就“太闷气”了呢？

　　至善先生下放时已年近半百，但劳动一点都不轻松，“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钟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1969年11月13日信)。后来又被调去下大田，因为组织上认为他还是个“全劳力”！不过，他觉得“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1969年11月21日信)，尤对“养牛经”津津乐道，并附有自己设计的牛鼻环示意图。一代学人被叫去养牛种田而竟能如此干一行钻一行，今天看来让人诧异，但当时他们就是如此心甘情愿，至于这样做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只有留待后来去反思和回味了。

　　对“林彪事件”，父子两人的看法颇为相契，当然也是与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一致的。在写于1971年11月6日发信中，圣陶先生这样说道：“听起来这个坏家伙与历来恶人一样，估己太高，估他人太低，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自取灭亡。”在11月9日的信中又说：“我觉得这个坏家伙就是要搞毛主席所说的三项不要搞的事。实际上就是他要夺权做皇帝，搞法西斯。什么主义理论，在他全无所谓，他是自始就是存心说假话骗人的。”至善先生则在11月9日的信中说：“传达以后，只激起了群众的革命义愤，威信并未受丝毫影响。通过这件事，更感觉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这里只简单说说，回家后再详细谈。”在11月13日的信中又说：“那时永和、小沫也回家了，我想还可以开个家庭学习班。有解决问题的要求，有针对性，学习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舆论一律”的程度何其之高。

　　类似的史料还可挖出好多，这里不再枚举。笔者的一个总体感受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读家书，温国史，鉴人心。当然，家书毕竟是家书，对作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人间温情。在“文革”这样的乱世当中，有一家人通过书信往还，互相关心互相搀扶，相伴走过漫长而又暗淡的岁月。与那些在“浩劫”当中含冤死去的人相比，这一家人得以平安始终要算幸运。但劫后余生也好，乱世偷生也罢，“文革”过后都应该认真反思，而不该只是翻过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