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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文：柳已青 出处：广州日报 2008年1月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瞧，这人——他是胡适。

　　20世纪的历史，胡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被历史分裂为两截，以1949年为界限。上半截是开风气也为师，倡导白话文，尝试写新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利用言论，发表自由主义思想，他又是北大教授，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开风气也为师，影响了好几代人。1949年以后的胡适，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几百万的大批判文字读得最仔细的莫过于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在《胡适日记全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批判他文字的点评。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胡适在圈点批判他的文字时的表情。

　　尽管自从上世纪80年代，国人逐步对胡适重新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但将胡适放在20世纪的历史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胡适的一生予以梳理，挖掘、评判胡适留给后人的精神资源，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邵建先生的《瞧，这人》一书，将沉入历史背影中的胡适再度推向历史前台，聚焦胡适何以成为胡适？思考胡适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什么？

　　书中最耐人寻味的章节，是写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中，留学日本背景的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和演进方式上，“东风”压倒了“西风”，留学英美的胡适和陶孟和处于下风。胡适提出文学改良，陈独秀主张文学革命；胡适持历史是多方合力的多元论，陈独秀持“唯经济史观”的一元论。

　　邵建先生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格局时，目光如炬，显示出洞察历史烟云的真知灼见。一方面讲胡适的历史境遇，另一方面也是反思历史的拐点。邵建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今天来看，胡适的意义不仅仅在白话文上，更在他对文化讨论所奉持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方式上。宽容作为20世纪我们最稀缺的资源，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几乎是由胡适单独呈现。”“宽容”——这就是胡适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邵建先生这本研究胡适的专著，资料来源是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他运用了大量的同时代学者的史料作为参照，同时以“案”“插”的方式，产生和胡适以及他的时代进行对话的效果。

　　《瞧，这人》写的是胡适的前半生——1891年至1927年。邵建先生在后记中交代：“1927年，胡适三十六岁，按他享年近七十二岁计，正好是人生的一半。另外，1927年是现代中国出现大变局的年份，胡适又正好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以这个转折点划界，是个相对合适的年份。”

　　读过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非常期待读他自传的下半部《上班记》。同样的感觉，期待读《瞧，这人》的下半部。

文：陈远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书中对于胡适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其二是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而有自己的判断。这两种情况又可以做一番分析，每当邵建回到历史的情境时，其是非标准是按照胡适的是非来划分的，比如书中第三部分第十小节《枕上炸弹诗》中，提及胡适的“炸弹诗”以及革命诗，邵建虽然认为“这是胡适一生中的希奇”，但同时又说：“也是三十岁的他未泯的血性”。

　　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者，也为数不少，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十小节《世界公民》中，关于胡适对于世界公民的认识的反复，邵建论道：“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胡适自己认为不对的，邵建却认为是对的。考察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错，只不过，时空不同了而已，在九十年前，胡适有那样的认识，已经难得，他显然没有置身于“国家主义”这一类的语境当中。放眼今天，邵建所言当然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品评历史人物，最好还是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好，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更认同胡适自己的说法。

　　说到胡适的是非，顺便说说胡适的选择。对于胡适，我曾经说过一段这样大不敬的话：“就学术水平来讲，胡适在其同时代人当中是极其一般的。胡适的伟大，在于其人，在于他在激变时代每每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在我看来，胡适早年的暴得大名，不过是因缘际会，而在其成就大名之后的中年之际，每一次的选择对于我们如今的警示意义更大。可惜的是，我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中少有看到对于胡适的选择用浓墨重彩的，即使有，也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不疼不痒地说上几句。

　　对于这样的选择，邵建在此书中有几处着墨不少，其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驱赶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事情，在这一事件上，胡适的选择是为清廷辩护，胡适的着眼点是法的程序，而非结果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则是“程序正义”。为清廷辩护，让胡适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但是，风波随后又起，之后的胡适又参加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为此，胡适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声誉降低到了极点，几乎丧失了当时所有以他作为导师的青年，但是胡适认为：“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在失去青年的拥戴之后，积极的胡适依然不计得失，依然是强硬态度：“尤不能谄事青年人”。试问当今立言者，有几人能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