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 崔烜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
一个荒谬的时代，一个宏大的祭坛，几个少年人。20多万字的《幸存者手记》是一部关于“文革”和少年成长记忆的小说。女作家筱敏以一种充满诗性的叙述语言，交织现实与寓言，历史与象征，将那一代年轻人在这个特殊十年中的遭际进行了梳理。
“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必须得到清理”，筱敏说。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情，它们其实也在今天的现实中发生作用。作为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和旁观者，她在“知天命”之年决定梳理自己的记忆，重新审视历史，并因此获得了不同的发现和感受。
已经三十年了！多么可怕！时间！
南方都市报：上次跟你做访谈刚好是一年前的事情，当时你告诉我正在写这样一本关于“文革”和少年记忆的长篇小说。
筱敏：是的。其实当时初稿已经完成了，但自己觉得不够满意，就先放着，后来回头再改，这样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本书，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并不是那么好读，因为使用了很多象征手法，语言比较散文化。不属于那种情节很抓人的小说。
筱敏：一个作品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这不仅跟它的内容有关，也跟它企图涵盖的东西和深入的程度有关，更跟作者自身的气质和审美趣味有关。开始的时候我也为体裁的问题所困扰，我不知道它应该叫做什么，它得有一定的篇幅，所以我叫它“长篇”，但“长篇”后面总会带出“小说”这东西，使我不太好受，因为这就带出了许多规矩，而我不喜欢规矩。我曾经试图把它按通常的小说样式剪裁，缝缀，但边做边觉得很不舒服，手臂张不开，不自由，没有创作的快感，所谓作茧自缚，就是这样的吧。后来我想，何必庸人自扰，究竟是我在使用样式呢，还是样式在使用我呢？我需要的仅仅是自由，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自由伸展，自由表达，而且能够做更深入的掘进，什么样的写法我都可以用，至于它出来后会被人叫做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个事情。构造很有悬念的好看的故事非我所长，我不能弃我所长用我所短。另一方面是“文革”这个主题太复杂、太大了，如果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人物或者故事能够贯穿涵盖，让你做全景式的把握。所以最后我就写成了这样一个东西。毕竟里面有几个虚构的人物，姑且就把它叫做小说吧。我不敢说成功与否，但到底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吧。
南方都市报：你最初是怎样萌生了写这个主题的念头？
筱敏：说起来有十年了。最直接的原因是1995年的时候有个编辑跟我约稿说明年是“文革”发起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了，能不能写个东西。当时我心里头突然一震，想，居然已经三十年了！多么可怕！时间！那种感觉挺强烈的。当时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东西，完了以后还是觉得心里特别的重，像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压着，硌着，我觉得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对付的，就起了写长篇的念头。
如果没有人去清理，它始终都是一笔糊涂账
南方都市报：你想记录或表达点什么？
筱敏：就是说在几十年以后，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无论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对这十年的说法是非常含糊的，历史根本没有得到清理。因为含糊，致使有些记忆也是被修改了的，民间记忆随官方记录修改，个人记忆随集体记忆修改，弱小的没有话语权的个人往往会被强势的话语所裹挟，逃避给自己带来痛感和困扰的记忆。当时我觉得三十年了，我们竟然还是一笔糊涂账，而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果没有人去记录它，清理它，它始终都会是一笔糊涂账，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简单的符号被按在那里。一提起它，就是几个漫画化的场景，把本质上有很大差别的许多东西胡乱搅成一锅粥，然后就是一个词“浩劫”，就算交代完了。这实际上很不忠实于历史，也不忠实于我们自身的经历。虽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我至少应该做我个人的一点清理，提供我自己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大家都只遵循一个说法。
实际上在我动意写这个事情以后我也还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需要一个过程清理自己的思想，读一些书，搜集一些材料，至少我要了解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是怎么一回事，纳粹德国是怎么回事，苏俄是怎么回事，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比较，我前后写了一批随笔，都是关于这些题目，是为了这个工作做准备。这个过程比较长，确实也有十年之久。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中学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红卫兵”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大多是来自你的少年记忆吗？
筱敏：是，很多人物和故事是有原型的。比如立夏，她的原型就是我大姐，小说中的叙述者可以说就是我自己。1966年的时候我才十一岁，小学四年级，所以没有直接参加什么。但是颇有一些革命情结，书中的我就是那样一个心怀激情的旁观者，注视着，直到最后终于被卷入。我大姐那个时候高中一年级，她是1949年生的，非常有象征意义，“文革”起来的时候她正好是十七岁，跟这个国家刚好同龄。
独立的思想者，这是最有尊严的
南方都市报：书中的人物安排是怎样考虑到？比如小禾、立夏和高扬，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
筱敏：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立夏和高扬，这是造反派里的两种不大相同的人物，各自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大学生，他们有各自不大相同的境遇和造反的逻辑，最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整肃。小禾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虚构人物，他因为出身不好始终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始终以一个个人的思想者存在。
我自己更喜欢这样的人物——独立的思想者，这是最有尊严的。十年前我起意要写这书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叫《成年礼》，在里面我说到，整整一个时代都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匮乏知识。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整个社会非常的荒芜，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资源，他们完全凭着年轻人天生的叛逆性去反抗，路都看不见，那不可能走远。在那样封闭的社会里，与世界隔绝，像小禾这样的少年人被迫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无论他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在当时都已经是很可贵的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人物在那个年代真实存在过吗？
筱敏：存在啊，比如遇罗克，还有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当年他叫杨曦光，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很有影响，当时他就是个中学生。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观点其实也不算什么，比如说遇罗克，他不过就是说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改造好，也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冲击力了，可见当时的禁锢是多么厉害，在那种禁锢下整个国家连常识都不能允许。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小禾这个形象可能还更理想化了一点，他对巴黎公社的渴望，他对平等的要求，他自己独立办一份报纸，是那个社会难得的思想者形象。
南方都市报：但他们的思考有效吗？
筱敏：我的小说里头有一章写小禾怎样去想象巴黎公社。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资源非常少，几乎是没有，中国历史不知道，世界历史也不知道，书也很少。有一个巴黎公社，这也是偶然看到的世界的一个点。1966年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就以巴黎公社相号召，说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民主选举人民的公仆，要建立制度能够在这些公仆变质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这一个点就会使人非常振奋。我写小禾对巴黎公社的憧憬用的题目就是“一片明瓦”，就像老式瓦房里面顶上有些会有一块玻璃的瓦，它透出一束光来，我们就是通过那一片明瓦去张望外面的天空，想象外面的世界，我们很可怜，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那一片明瓦。但你真要沿着那束光出去，却是禁止的，根本是出不去的。
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有些受害者也充当过加害者
南方都市报：高扬这样的大学生初看是比较有想法，但后来就被卷进去了。
筱敏：对，刚开始他是有一些想法，但后来他的造反跟时势吻合了，他就有了个人的利害计算，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个人野心。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开始的时候也很单纯，但当他卷进去以后，为了要保持他的合法性和争夺正统地位，就会有一些审时度势的、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容易被利用。但后来“形势”一转换，他们就被抛掉，变成了受害者了，有些人进了监狱，总之被整肃得挺惨。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人出来指责，认为当年的红卫兵应该忏悔。你觉得没有人忏悔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后来都成了受害者？
筱敏：那也不都是，红卫兵和红卫兵其实有很大不同，“文革”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里戴红卫兵袖章的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人，即使同一个阶段也有很不同的人，不能都一锅煮了。我曾经写过一些随笔，有一个当年的老红卫兵看了不能接受，对我说，我们当时都是很无私的，很有牺牲精神的，很革命的！她忿忿然。我觉得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必须得到清理，历史必须有公正的评说，这是首要的。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有些受害者曾经也充当过加害者，这些都要理清楚。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即使忏悔也很难说是认真的。
文学本来就应该是慢的，总有不那么心急的读者
南方都市报：反思“文革”、反思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你这个年龄的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比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你有没有觉得这似乎成为这一代人的某种趋势？
筱敏：我觉得数量还很少，只有很少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多数我们这一代的人，并不做这些。人对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总怀有特殊的感情，即使那里所发生的都是噩梦，那也会追逐你的一生，纠缠你。有些人是能甩脱的，但我不能。从时间上说，我们要从过去的那种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回到常识，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思考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确实需要时间。不过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该出东西的时候了。我那时候十一岁，现在都五十多岁了，如果说比我更大一些的人，都六十多岁了，这个时候不写，什么时候来写？那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首印多少册，你希望它的读者是怎样的？
筱敏：有六千册吧，我已经很满意了。这本书需要比较慢的阅读速度。在这个时代要求读者慢慢地去看一本书，我想会是一个很奢侈的要求。但文学本来就应该是慢的。有各种各样的读者，总会有不那么太心急的吧？我不可能去争取很多的读者。写作的时候对我最要紧的是怎么样才能表达好。要是太过考虑读者的话，我的写作就很不自由了。让我高兴的是，书出来还没有多久，就有两个普通读者给我反馈。其中一个是下岗工人，文化也不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觉得写得好，不难读，都看得明白，什么象征啊寓言啊诗性叙述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这让我很高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原先我根本不敢期望这样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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