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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凭借其专业背景和渊博学识，讲述了张隶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让我们有幸与中国历史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借由信件、日记、家谱、诗歌、杂志和访谈，金安平女士为这个家族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缝年史。对于古老中罾及其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她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洞察力。张家姐妹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理性和对现代西方教育的信任，从母亲那里体会到为人处世的艺术。她们的保姆是一群来自合肥多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寡妇，有着自己的传统信仰和见解。四姐妹的情感和家庭、艺术与生活，让我们窥见=十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的真实面目和传统仕宦家庭的起落浮沉，也见证了这个古老国度在过去百年间的历史与命运。

文：段美乔（社科院文学所）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合肥的张家四姐妹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沈从文。沈从文以马拉松似的情书攻势，终于得以修成正果，与外柔内刚、单纯却又倔强的张兆和结成了一世姻缘。与张兆和的婚恋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深远。《边城》中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都留有张兆和的影子。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催生出美丽而神秘的《月下小景》故事集。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沉静自信，却又有些固执的张兆和：这个张兆和既是沈从文的避风港，又是他的缪斯女神，包容了沈从文那近乎孩童般的放纵以及极端的热情和天真，无论他的命运如何，都以始终如一的耐心，安静地等他回来。

　　然而在与沈从文相守一生之后，张兆和却给自己的婚姻下了个结语，“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张兆和的面孔曾经如此清晰，如今对于我们却如同雾里看花，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这又是怎样一个现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爱情故事？

　　藉由张兆和，合肥的张家四姐妹走入我的视野。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望族，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仅次于李鸿章的淮军第二号人物，官至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累积了大量财富。到父亲这一辈，张家基本退出政坛，以田租和商铺营生，在安徽合肥一带名声赫赫。父亲张吉友足跨新旧文化，热心于教育事业。四朵姐妹花，是当年无数男人仰慕的风云人物。大姐元和、二姐允和都是昆曲专家，小妹充和是中国的书法文物专家，张兆和当年曾经写过小说，出版过小说集。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如果愿意出风头，张家四姐妹绝对不会亚于林徽因，然而她们似乎并不太愿意成为焦点，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默默无闻。幸而，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安金平女士撰写的《合肥四姊妹》带我们进入四姐妹的私人生活世界。

　　金安平女士与张家四姐妹倾心交谈，将整个家庭的前世今生，上至一家之主，下至仆佣保姆，摸得透熟。这本书的写法颇为奇特，作者藉由信件、日记、家谱、杂志和访谈，在铺叙了“合肥精神”、“家族伦常”、“家庭气息”、甚至“保姆志”之后，从第十章开始，这才进入传主。这种写法让我想起了汪曾祺的小说，作者将笔力着重在生活氛围的叙写上，让生活氛围浸透了人物，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投射人物的人生际遇。四姐妹个性迥异——元和神秘自持、允和冲动激烈、兆和平实自制、充和则充满艺术气质——命运也自不同。但有些共同的东西，例如“娴静、礼让、贤淑”、“不出风头”、“保持低调”等等，这些中国传统士绅家族的女性美德却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这种理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反映出来。而从她们的保姆——来自合肥乡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寡妇——那里，她们获得一种“地母”似的秉性，有着“像大自然一样强壮”的精神力量，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和社会革命中，最大限度地保有自我。

　　在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合肥四姊妹》的故事不过是一朵小花，但它却有着更能拨动心弦的赤裸裸的真实。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故事出现，让我们的近代史不再只是内战和抗日，国民党或共产党，而是更多美好的生命故事。　

文：蔡登山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诗人周良沛在悼念卞之琳的文章中说：“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我这晚辈，看着说话做事，总是认真得不能不感到严肃的他，是没有勇气开口谈这些事的。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不想，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绘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于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褪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文中所说的张家小姐，就是张充和女士，也是沈从文的小姨子。

　　而国际著名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夫人金安平（Annping Chin）女士在《合肥四姊妹》中译本的序言中说，张充和女士及其夫婿傅汉思（Hans H. Frankel）曾是史景迁1960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她是透过张充和才写成该书的。在书中她写道：“卞之琳最近以九十高龄辞世（案：卞于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去世），大家都知道，他对充和一直不能忘情。他早就知道自己无缘成为充和的意中人，但还是给她写了许多信，直到充和婚后，仍然继续。他还搜集充和写的诗歌、小说，拿到香港去发表，事先并未知会充和。”而晚年张充和回忆当年，她觉得卞诗“缺乏深度”，人也未免“不够深沈”，“有点爱卖弄”。但卞之琳的友人及学生都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清的面颊又常常不加修剪”。似乎不像张充和所说的，金安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充和不仅善讽，还有很强的思辨力，这种女人岂能轻易放过卞之琳这种男人！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

　　前尘往事，对张充和而言，或许已是云淡风轻，但对卞之琳而言，却是情深一往！尤其是卞之琳诗句中所吐露出的真情，可说是“情到深处无怨尤”！而这在金安平的书中却简单地一笔带过。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为治史者的基本要求。当历历往事已化为动人的诗篇，似乎不能简单地视为诗人的自我多情，而对卞诗“缺乏深度”的揶揄，更是有失公允。因此笔者曾写了《记忆中永远的甜蜜———记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一段情》，虽然爱情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态度无疑是重要的。有的人会把它当作“记忆中永远的甜蜜”，有的人会把它当作“灵魂的惟一伴侣”，像顾颉刚之对于谭慕愚，可说是“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是天涯”，一段半世纪的柏拉图之恋；而徐志摩之于林徽音，虽最终男婚女嫁，但扪心自问谁又何尝不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呢？

　　最近偶翻黄裳先生的《珠还记幸》（修订本），在1981年12月11日卞之琳给黄裳的信中说：“……《八方》第四辑上所刊充和的两篇少作，是我得她本人许可而转去的。1937年秋冬间我刚到成都，从大学图书馆的旧报副刊上，抄录下她这样的散文二三十篇，她是知道的。去年在她家里谈起，我回国后找找，只仅存这两篇，纸破字残，我清抄出两份，她看后指出其中一处，“城隍庙”原系“城墙垛”的误排，在香港发表，未及更正，而且还新增了两处小错字。她当年在靳以编的《文丛》第一期上还有一篇《黑》，忘记了署名什么，你如能在上海什么图书馆找到此刊，把这篇短文复制一份寄给我看看，就非常感激了。”这信不但粉碎了金安平“事先并未知会充和”的法，还让我们感觉到诗人的深情款款，数十年如一日。这也难怪黄裳先生在提到这封信之后，写下的一段话说：“历久不衰的钟情，珍惜对方的文字留痕，千方百计地搜寻并张罗印出；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了。”

文：罗亦男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史籍艰深，世界轻脱。卷宗中去大海捞针寻故事，多少望而却步。戏说笔墨的史书解读版受欢迎，不是枉然的：都知道鱼翅好，但倘若不发好再加料处理，也淡然无味。

　　《合肥四姊妹》说合肥张家四姐妹故事，却没走拣选凉拌的路数。以十二章《兆和》为例，八卦些的人都知道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缘分中，胡适大有撮合之功；诸家温情小文、逸事集选，都会浮光掠影的提及鳞爪。但金安平女士考证得却细致周到。张兆和初见沈、二见沈、日记、书信、与胡适对谈，自己心绪的打磨，娓娓铺来。传说中皮影戏般的形象，被细节堆叠成浮雕。你称我三三，我呼你二哥，信笺尺素，缝得细密，于是简约的故事成了一幅动态俱全的苏绣。

　　我们都知道讲故事，尤其是虚构故事，并不太难，因此写小说的大师很有玩弄手段的爱好。轻脱飘逸的游戏文笔论史，占了自由潇洒的便宜，也不需太着力。难的是对往昔故事，横宽侧纵，都融会贯通于胸中，吐纳起来丝毫不乱，自有规章，这其实是很有些自讨苦吃的：说得不好，故事细节便冗杂得沉赘，犹如老夫子叨叨的训教。幸而这是本女人写女人的书，做学问的女人写起女人故事来，笔锋当然不至于肃杀，偏又温情慰藉，自然从容得体。或者是因金安平女士的海外背景，下笔时烟火气全消，她确是诚心想写几个女人的传记，因此会远道跋涉，去到合肥观看小姐们当初的闺楼，两棵梧桐，在故纸堆中拣选出保姆阿姨们的背景。因此，这本书似乎野心甚小———然而，其中无数日记、信笺、诗歌、杂志和访谈，梅花间竹、穿插如意，又暗示着，这甚小的野心下，书的不平凡处。

　　若要分段，书大致可分两大部分。前九章乃是四位女士———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家庭、时代、教育，是树根与干。此后四章，是四大片分别张开的枝叶。元和那作为昆曲艺人妻子的生活，允和作为斗士的生活，兆和那因为丈夫沈从文而闻名天下的小说家伴侣的生活，充和那作为学者的生活，时代将四个人推向不同的前端，而终于绘制出不同的样貌。这本是一个可以用来讨论时代、社会的大话题，然而，如此书卷首所引史蒂文生诗所语：“在那条河中，冥河此岸的远处，水的流动也充满愉悦。”四个女人的传记由另一个女人写出，最后浮华尽洗，这是难得的平和。

　　又或者，如金安平女士自己所言。这本书中，她尽力所求的乃是张充和欣赏的“悬”之境界。书法大家善用手腕表达“悬”，那是一种似有意似无意、凭虚凌空、自然而然的，富有中国古典意味的所谓“化境”：举重若轻是也。设想流水粼粼，其间波光流转目不暇接，仍不碍其平稳安静：你要读到的，就是这么一本书。

文：解启扬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3月

　　老实说，要不是看到“保姆”一章，我不太可能看《合肥四姊妹》这样的书。虽然这书有很多卖点：很多人对名门望族、侯门深院、大家闺秀怀着窥探性的兴趣，书做得漂亮，很多图片，张充和秀雅的题签，作者金安平又是史景迁的妻子，有折射的名人效应。

　　但毕竟已有《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等一堆书出版在前。十姐弟两度出版家庭刊物《水》，四夫婿（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比四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还有名，元和大龄下嫁昆曲戏子轰动一时，沈从文的爱情惊动了胡适，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电报“允”，充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的异国恋情……张家的这些逸闻也耳熟能详，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翻开这本书的理由。

　　全书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姊妹都单独一章，但对我来说，唯有干干们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内容。原来，张家背后还有很多家，四姊妹后面也有很多别的女子，她们怎么生活？怎么理解世界？没有人关注，但他们都曾认真地生过、爱过、活过，然后死去，无声无息。

　　其实这一章命名为“保姆”非常不准确，张家的“干干”和现代的“保姆”完全是两回事，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低贱为奴，但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母亲的角色，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负责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甚至负责教育，汪干干对她分管的宇和就“管头管脚”，吃饭不准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干干们各有特色，女主人陆英（四姊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动识字运动，兆和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强，坚持练习用九宫格写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了以便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要胡诌，免得丢脸。朱干干不久便能自己写信给孩子，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兆和结婚时，很在乎这个倔强清高的干干对夫婿的评价。

　　有的干干等于是《红楼梦》里所谓的“家生子”，她们跟随做干干的母亲，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夫死后并不以回张家为辱，或因此难过，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夫死后回来帮佣，金大姐帮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阴影，整个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争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日用家居用品。

　　主人对干干们温文尔雅、体恤关照，相处如同家人或亲戚。干干们对主人的感情，则被认为是“让人不解之处”，主人把孩子托付给她们，她们就视同己出，忠心耿耿。允和挨罚时，她的窦干干就哭天抢地，万分难过，一定要争取到“保释”，她离开张家后仍想念“二姐”，每每从箱子里拿出其衣物摸摸、闻闻，说衣服上有二姐的味道，二姐的事情是她向乡亲们炫耀的主要内容。宇和将去日本留学时，汪干干竟情绪崩溃，让宇和“吓了一跳”，不知道干干对他原来“有那么深的感情”。

　　总之，那是一幅和睦美满的画面，充分展示了旧式大家庭温情脉脉的一面，足以让习惯于批斗地主刘文彩、贫下中农的血泪控诉的人们惊诧错愕。在这里，一切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一种拟血亲的结构基础上，父慈子孝、主贤仆忠、姐弟和睦、夫妻恩爱。干干的感情，在传统社会的激烈批判者眼里，未始不是一种奴性，是“做稳了奴隶”，但它确实展现了一个亲情社会温柔的一面，对照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单向度的人们之间的陌生、冷漠、隔膜，这个旧式大家庭的柔情款款便格外令人神往。

　　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在这让人感动的温情下面，感受到某种无形的残酷。张家孩子和干干的男孩女孩们一起玩、冒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姊妹的角度，这让她们“失望”，觉得不该长大，以至于友谊结束。但在“奴隶的女儿”眼里，这“友谊”未必那么纯粹，她们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小姐们不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干干们的故事，是张家小姐们讲出来的，难以想象，如果由干干们讲述张家故事，和张家背后各家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和小姐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满意家长定亲，离家出走后再无消息，应该不久便窘困而死了。娜拉出走后能怎么样呢？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都没有给她预留下任何出路和空间。

　　除了这无形的残酷，还有无形的悲凉。悲凉之一，是很多干干对自己的角色非常认同，张家人普遍认为仆人是有人身自由的，但仆人并不这么认为。无条件的忠诚是所有干干的“美德”。张家人并不把金大姐当仆人，姊妹曾为这个童年玩伴取名“鹄志”，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典，可金大姐坚守自己“燕雀”的身份，终身把张家看作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她的女儿仍然为张家做事，1949年跟元和去了台湾，这已经是第三代了。

　　悲凉之二，是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对摩登事物心存怀疑”。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宇和在校演戏回家晚了，即遭讽刺：“表演，‘裱’什么‘眼’，还糊鼻子呢。”男主人对西方艺术的爱好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认为太丑、“不知羞”。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欣赏，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而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朱干干对于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因为看不起沈从文写白话小说，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她们认为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自由恋爱不能持久。可惜，张家的小姐都是先恋爱再结婚，她们很遗憾不能阻拦。

　　所有这些（包括书中其他章节的有趣内容：当时的学校教育、合肥的民俗、昆曲和书法的赏析等），对于一个治现代历史、民俗或思想生态的人来说，都是别有意义的鲜活素材。它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传统社会有些非常宝贵的东西，乃是现代社会遗失和缺乏的。怀着现代性的傲慢审视和批判传统社会是不公允的，也是无知和可笑的。第二，传统社会之为传统社会，终究有其落后的一面，不要在怀旧的柔情中忽略了那份隐性的残酷。第三，我不得不说，像“干干”这样的社会底层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和进步力量，她们纯朴、善良、甚至可爱，但她们太有限了。

　　最后我要说，我很喜欢全书讲真话的态度，比如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假装说元和或兆和的婚姻很幸福，也没有渲染她们的“高贵”。这是一个学者、而不是追星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