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鸿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1月
读《乡村物语》，特别天长地远。就好像重回到生命之初，又展开生命之旅，细细回望、阅读那已然逝去的或正在逝去的岁月、天空与大地，当然，还有那与你的生命之源相联系的祖先、血缘与宗族亲人。
《乡村物语》最突出的地方是它对乡村的当代发展、生命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独特书写。从整体上看，真正构成小说基本人物元素和最能显现乡村生命方式的不是德林、卞十五，而是庄先儿与成为牧师的卞十七。如作者在文中所言，“在旱塬上有这么两种人，不论辈分，也不分年龄，他们一律被称为‘先儿’：一种是行医的，一种是教书的。可见人们对生命的珍爱和对学问的敬重”。庄先儿这样的人物是乡村的“一杆称”，是乡村的“良心、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以神秘的智慧维持着乡村的平衡与稳定，也使外部的历史、政治与宗教以这片土地能够接受的方式出现，他们，才使得乡村成为乡村，使土地更深地融入土地。小说对宗教的本土化书写也别有寓意，中国生活具有强大的胃动力，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会被揉搓、变形，并最终消化。卞十七那能变魔法的手和高超的治病能力迷惑了两户村的人，他也以这样的方式使基督获得了子民，使信仰在两户村得以传播，但作者也并没有誉美两户村的这些“子民”，因为两户村的村民是“最实际的”，宗教只是以最实际的方式赢得胜利，所以，“文革”期间，卞十七只能晒着太阳“无可奈何地回忆那早已无人问津的信仰”。
当代作家在书写历史时总有困惑，因为中国当代史是一致的，没有差异，作家很难使自己的书写更为独特。但从《乡村物语》给人的启发看，或许是作家没有进入他所要叙述的那群生命，因为如果从这一群体出发，一切都是不一样的，当代史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村庄，每一群体的当代史，有千变万化的细节。也因此，在《乡村物语》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化为“骂街”（小说第二章），它是“战争的行板”，却也是乡村革命起源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卞十五与德林站在吕家崖的崖垴上与崖垴下对骂的场景与内容令人喷饭，两人的穿着打扮也少了正史上的国共装扮，完全是两个粗鲁、无知的农民，父亲弃暗投明的原因及心中对战争的混沌状态都极其典型的道出了乡村对当代政治史的理解。
地域血缘，民风民情是乡土小说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考量一部乡土小说水平高低的基本条件。从《乡村物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极其熟悉乡村生活的作家，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民风、民歌和民俗的细致书写，它们与人物命运一起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风景，是已经属于植物、空气的那一部分。“食色性也”，也许，只有在面对并不十分发达的乡村，对“食色”的描写才更具有叙事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乡村最为基本的生活方式。在“乡下的食与色”、“种瓜点豆的欢乐”、“谷子发芽”等等章节中，作者都以戏谑但又温和的方式写出了独特的乡村情感。作者还特意模糊了小说的地域所属（虽然我们从他描述的“地坑院”与旱塬可以猜测出它属于豫中地带），这使得小说的根扎得特别深特别远，也拓宽了小说的界限，它或许是只属于一个区域，但同时，却也是与这一生活相关的所有人的故乡。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也是《乡村物语》的重要特征。在小说中，方言得到了自然的化用。乡土作家使用方言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怎么样把方言说清楚却始终是个问题。《乡村物语》通过故事自然地使用土语无疑使方言得到较好的阐释，不突兀，不做作，一切都浑然天成。
关于《乡村物语》可说的还很多，语言很好，非常细致，平原上的一草一木，一丝一缕，连最难分辨的灰尘、味道都被叙述出来。但又平中带峭，让人莫名心惊，冷气直窜背梁，如“祖传有道名菜：干煸劈柴”那一章关于人吃人的书写，前后半段截然不同的书写，但寒意却是一样的。如小说中的幽默，不是那种张扬而开心的大笑，而是让你慢慢裂开嘴唇，渐渐渗透入你的血液、心灵，然后是全身心的舒适，好象回到了故乡。当然，《乡村物语》并不是没有缺点，如对“地坑院”的描写，它与乡村独特生活方式与独特性格之间的必然联系并没有被书写出来，小说中许多地方也有过于明显的说教气息，等等。
很难将《乡土物语》归入到什么类，也似乎难以用一个明确的概念将它概括起来。有些小说，它没有开创什么先河，也没有突破既有的框架，它就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整体，那些似曾相识的气息、味道、大地、植物与人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陌生而久远的空间。这一空间一直存在于你的灵魂与精神之中，只不过，之前它未被发现。我想，安琪的《乡村物语》正属于这类小说，与植物、大地一起，与中国乡村一起，是最为恒久的存在，陌生而又熟悉，陈旧而又新鲜，它是属于血液里的一种事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如书的封面所宣称的那样，被称为“最乡土小说”也许是恰当的，因为在当代文学的视野里，乡土越来越奇，越来越幻，离民族生活的气脉越来越远，以致于我们找不到我们熟悉的“根”，找不到我们熟悉的“气”，找不到对于乡村在中国生活中的基本感觉与基本位置。《乡村物语》让我们重新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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