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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四岁半的小女孩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

多年后，她成为著名歌唱家。

她的生活是六七十年代那动荡迷人的时光的缩影。
时光的碎片，被她的作家丈夫捡起，拼贴出一部流动的梦境般的作品。
她的身体就是音乐。

她和她的影子就像转瞬即逝的生动的象形文字，面对这幻影，我们混乱无序的生活好像不存在。
历史，她的和我们的历史消失了，把这个昙花一现的痕迹留在了舞台上。


本书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歌星、影星英格丽·卡文的人生。从1943年她是一个小女孩，为身为纳粹的父亲的军队在圣诞夜献歌开始，以意识流的风格，通过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讲述了半个世纪的故事，探讨了艺术的奥秘，表现了记忆的混乱无序和生活的真实面目。本书获得2000 年龚古尔奖。

文：金龙格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在写出获得2000年龚古尔奖的《英格丽·卡文》之前，让-雅克·舒尔只出过两本反响平平的小说，而且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人们只知道他出生于1941年，是马赛人，25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一个字，得了个“懒鬼作家”的绰号。大作家、龚古尔奖评委米歇尔·图尔尼埃断言：“这是一本不会陈列在书店的新书橱窗的书。”可是老伯乐也有相错马的时候。这本书当年就在法国销售23.4万册，还在《读书》杂志年度“二十大好书”中排名第二位。

　　“要当心啊，这本书非常危险。你要是打开它，就会一头扎进去，再也出不来。它用魔法迷惑你，使你陷入流沙泥潭，用甜言蜜语哄骗你，就好像一种乡愁，但这个家乡却是你不知道的，除了让－雅克·舒尔，可能也没人参观过。”法国《读书》杂志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个回不去的家乡，乡愁弥漫的，是作者的青年时代，是影响深远的整个六七十年代。

　　在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一个矛盾交汇时期：一方面，这是二战之后繁荣发展的30年的一部分，社会秩序稳定，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精神危机越来越深刻，1968年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危机的全面爆发。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股现代主义潮流，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给文化带来了新的繁荣。而战败的德国在1954年的世界杯夺冠后，德国人重新扬眉吐气。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渐渐沉淀。《英格丽·卡文》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梦幻的时代。

　　《解放报》的评论说：“《英格丽·卡文》有很多种读法——六七十年代纪事、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它最成熟之处在于整个的统一性，仿佛多种材料的完美糅合，让人完全看不见缝合的痕迹。”

　　作品的主人公英格丽·卡文1938年出生于德国小城萨尔布鲁克。歌德描绘这座小城说：“景色宜人，房子全都刷成灰白色，高低错落有致，给人变幻无穷的印象。”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一所营房里，她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还有他们的指挥官——她的父亲，在“元首”的画像的目光注视下，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这是她第一次登台献艺，那时她才四岁半。她父亲指挥一个海军基地，有空时坐在钢琴边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英国的轰炸机来了，炮弹让这座小城和她家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漂亮小姑娘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她的皮肤出现可怕的变态性反应，全身都是伤口，裹着毛巾和绷带，就像“一具长着一副金嗓子的干尸，一个有活动关节的布娃娃”，常常疼得彻夜难眠。她在音乐的旋律与疾病中长大。成年之后，她主演的音乐剧《把世界停下来》取得巨大的成功。她和情夫住在慕尼黑市郊的别墅里。

　　也是在这个时期，法斯宾德带着他的剧本《卡策马赫尔》找上门来，请她出演里面的一位小城的歌唱家。两年后的1971年，她向他求婚。她和他一起合作拍摄了《四季商人》、《一年十三个月》等多部电影。这段婚姻结束后，她来到巴黎，在科克托的一部电影中扮演女王。在蒙梭大道5号，伊夫·圣·罗兰直接在她的身上为她裁剪出一条美妙典雅的裙子。他说：“一条成功的裙子应该给人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她在巴黎穿着那条裙子初次登台，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后来她与本书作者让－雅克·舒尔住到了一起，两人相依相伴，直到现在。

　　这部作品以英格丽·卡文的生平为线索，以“小说”的形式，通过她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英格丽·卡文、法斯宾德、伊夫·圣·罗兰、马扎尔、夏尔，他们是战后那一代年轻人的代表，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方面，作者像传统的小说家一样将他的人物放进一个动荡缤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特殊外部环境来发掘并展示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世界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音乐、电影、时尚界的风貌。另一方面，作品对于主要人物英格丽·卡文的描写采用了传统和现代并用的实验手法，通过切分节奏、瞬间场面、短暂画面、倒叙往事的闪回镜头、组镜头、特写、镜头的推移等电影表现手法，更像是在拍摄一个女人，而不是在描写一个女人：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女人，一个极度时髦、酗酒、吸毒的女人，她的姿势，她的心情，她的神态，她的烦恼，古怪行为，她那无法抗拒的魅力和忧伤。那是一个令人怀念、向往、感叹的业已消失的时代的影像。小说从头到尾都充满对她的大量描写，从那个穿着有绒球的毛皮大衣的四岁半的小姑娘，到现在魅力四射的歌星。在聚光灯下，她“时时刻刻充满活力，表演富有创意，就像一个有活动关节的木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是活的”；在舞台上，她“像斗牛士一样沉着冷静、像佛家僧人一样轻松专注、像妓院的组织者一样充满活力”；她“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符号语言、引诱的技巧，可以随意地用一个小手势或者一个声调让观众哭泣或者发笑”。

　　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法斯宾德，这位德国电影神童无疑对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产生过巨大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英格丽·卡文是在1971年嫁给法斯宾德的，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这位德国电影史上的怪才导演37岁便英年早逝，更使他充满神奇色彩。

　　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则是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书中有几处提到伊夫·圣·罗兰，他就着英格丽·卡文的身体裁剪衣服，“在裙子里仿佛注入了灵魂”。早晨五点钟，他在一座公园的湖边，“柔声地和蔼可亲地同鸭子说话，鸭子在他身边围成了半个圆圈”。艺术大师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夏尔则是作者舒尔的化身。他自嘲是“一个脸色苍白、穷困潦倒、冒充高雅的胡格诺派犹太人”。在永无止境的空虚之中，他在干什么呢？他读报纸，剪报，把它们归类，丢失，见一些上流社会的人，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穿着和精神特征。他附庸风雅地跟在他们后面，就是为了截取他们昙花一现的“风雅”。他迷恋卡文、法斯宾德和马扎尔过的豪华生活，“可卡因，来来往往的女孩子、妓女、优秀女演员，所有这些钱在转手，女孩也一样，桌子的一角是填好的支票，床底下是成箱的美金，床上是女孩……”他就像个窥淫癖者，成为他们古怪人生的永恒观众和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作品还用同样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了法斯宾德的婚礼和葬礼。他和英格丽·卡文举行婚礼的时候，穿着白色礼服，非常正式，但在午餐祝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幸福和玻璃杯，是多么容易破碎。”而新娘呢，唱了一首老歌：“一切都随风而去，一切都烟消云散……”而法斯宾德的葬礼则更富戏剧性“他的尸体在解剖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演员和生前好友，却一无所知地对着空棺材举行追悼仪式，这像是死者本人导演策划的一部最后的电影。

　　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顺序的限制，割断了逻辑衔接的故事情节，仿佛法国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一部手法随意的电影，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反复的镜头推移，通过镜头语言来构造文本，并用纪录的视角描述故事。在空间处理上给人的感觉也是随心所欲。现实、梦境、想像、幻觉、潜意识交错呈现，文字组成的画面穿插在文本中，一个回忆唤起另一个回忆，一个细节引出了另一个故事，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从一段引文到另一段引文，全都是碎片，被切断的句子。正如《新观察家》说：“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书的最后部分，舒尔最终立起了一个形象：一个歌手，一个女人，这同时也是小说本身的形象，就像一组流动的拼贴画，神奇的，同时又是犹犹豫豫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走近英格丽德的歌声与生活，走近法斯宾德、圣·罗兰和舒尔，也就是走近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梦想。”

文：张媛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你可以想象一个美貌的女人，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德国女人，她站在歌剧院舞台的聚光灯下引颈高歌，声音在空气里如蝴蝶翅膀般震颤。你见她身材颀长，穿着一条动人的黑色缎子长裙，那是伊夫·圣·罗兰在她的身体上直接剪裁的，伊夫·圣·罗兰说：“一条成功的裙子应该给人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 你看到无数仰慕的目光，你是这无数人中的一个，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向何方，但你不知道自己能否叩开这个女人的心门。
“她的身体就是音乐。她和她的影子就像转瞬即逝的生动的象形文字，面对这幻影，我们混乱无序的生活好像不存在，历史，她的和我们的历史消失了……”
多年以后，在一本古怪的小说里，你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的句子。
多年以前，你爱上这个女人，她成为你的妻子。你一直爱她，所以你想了解她的一切，即使当你们已经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你也还觉得自己对她了解得不够。你认为她代表着艺术的奥秘，你也想通过她了解艺术的一切，或许“她”和“艺术”，在你看来就是一回事，了解其中一个就通晓了另一个。
然而你发现，最困难的莫过于了解身边的人，就像泰戈尔说，“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你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永远没有把握，一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你还在说：“不可能用文字把这副已经变成音乐的肉身的神奇魅力写出来……”
你老是在窥探她，收集她的一切片段，她的天赋，她的痛苦，她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你写她曾经是的那个小女孩，你写她古怪的前夫——导演法斯宾德，写她对音乐的热爱，写剧院里那些光彩照人的时光。
你的小说，开始于歌唱，亦结束于歌唱。小说从北海之滨的平安夜开始：１９４３年，四岁半的美丽小女孩“一只手抚摸着西伯利亚兔皮大衣的扣眼上吊着的那只白色毛皮绒球，风帽翻下来，把脸遮住了，膝盖上盖着狼皮，赶雪橇的马车夫在黑暗中高高地举起鞭子”。四岁半，第一次登台，在德军的军营里唱《平安夜，圣善夜》。你当然爱那个天真的小女孩。你也爱在苦难中成长的她：二战后期，小女孩因轰炸受伤严重，几乎完全被毁容，痛苦的皮肤病变伴随着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你也爱成年之后身为歌唱家和影星的她，爱她曾经有过的放纵生活。你带着古怪的幽默感写她吸毒的幻觉，写她前夫法斯宾德留下的概述她一生的小纸片，写法斯宾德那场荒诞的葬礼，写她无拘无束地在大街上放声歌唱……结尾：“她的手向她周围的一切张开，向周围的一切，包括什么也没有的空间张开，仿佛在说：我终于唱完啦！”
你嘲笑自己，你在书中名叫夏尔，一个长着红棕色头发软弱虚荣的犹太人。书中的你想着给她写部传记，可总是写不出来，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儿，到处碍手碍脚。
你其实心里抱着壮志，要在这不大的篇幅里面探明这个女人和艺术的魅力，说清那个生机勃勃的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奥秘。天知道，你有没有实现这抱负。你偷偷捡起一片又一片时光的碎片，抚平，拼贴。你也许并没有成功，但你仍拼贴出一幅流动的长卷。这长卷弥漫着她的香气，她绕梁三月的歌声的余音，弥漫着乡愁，那是对一个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动荡、动人的时代的眷念。
你叫让·雅克·舒尔，她叫英格丽·卡文。２５年来，你苍白如同她的白色裙裾，你懒散如同她弃置不用的香水，你号称作家，可是半个世纪只写了这一本小说。在这本小说里，你不可救药的恍惚风格，令整个法国读书界陷入流沙。你被一些评论家捧上天，又被另一些认为根本不值一提。你的小说得到了２０００年龚古尔奖，直到现在，这还是最出人意料的获奖作品之一。

文：罗豫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4月

    恕我孤陋寡闻，如果不是法国作家让－雅克·舒尔以小说《英格丽·卡文》荣膺2000年的龚古尔奖，恐怕这辈子都不太有可能听说英格丽·卡文这个名字。巴黎、纽约也好，香港、上海也罢，绝大多数影星、歌星和他们身上的服装一样，最时尚，也最容易被遗忘。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英格丽·卡文几张容颜渐衰的照片、几首听起来很难有什么共鸣的歌曲，仅凭这些，实在难和小说中那个神采斐然、华贵神秘的女人对上号。

    然而对号入座是一个强大的磁场，稍一放松警惕就要被吸走。站在磁场中心放眼望去，文学只是润色过的八卦、剪裁过的花边、历史的嫁衣。很多时候，阅读外国文学不可避免的文化背景差异，往往会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益处。就此而言，那些荷尔蒙水平不会被异邦文化符码唤起的人，对一本小说永恒文学价值的认定，一定最有发言权。但2000年龚古尔奖的评委们似乎不这么想。当时，评委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古安在谈到评委会的评审意向时说:“2000年，评委会想要评出能够见证即将逝去的世纪的书……”乍一听，还真不知道这是在评什么。其实，女人引领时尚、时尚引领女人的法国，认英格丽·卡文为那个“逝去的世纪”的吉祥物，就像此前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老江湖”君特·格拉斯，都不该算作意外。

    《英格丽·卡文》是舒尔二十五年来唯一一部作品，在这之前，他也只出过两本小说。不过能得到“懒鬼作家”的绰号，原因恐怕不止于此。懒到直接拿自己的情人和她所在的演艺圈轶事来写小说，名字都懒得改，也算名副其实了。写法倒一点儿也不纪实，叙事是意识流方式，像极了那些用废报纸拼贴起来的现代艺术。至于他所使用的胶水和点缀，似乎正是那些最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逗到“二十世纪法国”上的名词标签:战争、废墟、舞台、时装、香水、戛纳、巴黎、制片人、妓女、精神分析……法国上流社会那些恶癖满盈的演员、导演、交际花、贵族，也纷纷在英格丽的传记中跑龙套助兴——英格丽在舒尔的笔下真是众星捧月，热闹非凡。这还不够，舒尔对她的描写也是不吝笔墨，上至眼影下至裙摆无不大肆铺陈。舒尔当然不回避英格丽的童年磨难和古怪性格，但他已经站到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边界上，再往前一步，就是公然的雕饰了。

    舒尔还算守住最后一步。小说获奖后，巴黎媒体对英格丽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舒尔的兴趣，介绍和专访频频见报。英格丽·卡文敢对记者说:书出版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对那些想了解我身世的人说，去看这部小说吧，那里面没有谎言。对于一个当年大红大紫、如今年老色衰的女人，这本书的确是最好的礼物。作为情人的舒尔，这是最大的成功；但对于作家舒尔，是最大的失败。一个“懒鬼作家”，要是没有遇上英格丽·卡文，恐怕未必会与龚古尔奖有缘。二位彼此间投桃报李，也许会成为一则另类的“文学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