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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塞的散文清新，令人吃惊，表达出恰恰最无法表达的事情，无与伦比。
　　　　　　　　　　　　　　——斯蒂芬·茨威格，1932年
　　讽刺有更加辛辣的种类，如愤怒与怒火的宣泄，但另外一种更有魅力，这就是黑塞拥有的讽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能力的见证，能抛开自己，能觉察其本质而不内视，能认识自我而不沾沾自喜。这种讽刺是一种谦和形式，谦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越是有更高的天赋与内涵伴随，越是觉得可爱。
　　　　　　　　　　　　　　——纪德，《东方之行》法文版前言，1942年
　　对我来说，黑塞植根于乡土、德国与浪漫的毕生巨著属于我们时代最高、最纯的精神上做的尝试与努力，虽然作品有时表现出奇怪的孤僻，远离世俗时时而幽默、恼怒，时而神秘、急切。在与我同属一代的文人中，我很早就把已是高龄的他作为最亲近最可爱的朋友，满怀同情地陪伴他成长，这种同情既从相同也从相异中吸收养分。
　　　　　　　　　　　　　　——托马斯·曼，1947年

　　德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大厦添了不少砖瓦，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名字中国读者耳熟能详。可你听到过黑塞的名字吗？读过他的作品吗？黑塞何许人也？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赫尔曼?黑塞的传记。作者带你浏览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德国学者一生的传奇故事和心灵的轨迹，让你了解艰难的时世和对哲理的执着思索，如何成就一个诗人、散文家、心理学家、社会批评家、预言家、人道主义卫士、和平主义者……与独立的人格为友，与优雅的格调为友，与黑塞进行精神对话，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文：河西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和尼采一样，黑塞也是通过叔本华接触到印度哲学的。当他在那位悲观哲学的倡导者的指引下，将《蒲伽梵歌》、《佛语》、《吠檀多经》、《奥义书》和《佛陀》等等这些来自遥远印度的书籍似懂非懂地捧在手心时，他相信印度就是东方的全部。1922年，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叫《席特哈尔塔》，写的就是印度婆罗门的故事，说的是婆罗门青年席特哈尔塔出身显贵，可是却内心苦闷，厌恶俗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最后竟离家出走，成为了一名苦行僧，并在顿悟中领悟了佛教的秘密。

　　这本书为他的东方想像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席特哈尔塔就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化身。可是奇怪的是，他在给茨威格的信中写道：“他启程时是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

　　印度并未成为他想像东方的全部，当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人在一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向他朗读《诗经》时，一切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30岁时，他在父亲的书架上取下让自己的父亲为之着迷的《道德经》（他的父亲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老子的书），这个称为老子的神秘中国人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常常来到书架旁，这里有《易经》、《论语》、《庄子》、《碧岩录》、《聊斋志异》和《水浒》，在这个中国书角中，他说自己“倘佯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的宗教体验。

　　在这本《黑塞传》中可以看到，正是老子成为他写作印度故事《席特哈尔塔》时发生奇怪的精神转向的一个导火索。和博尔赫斯一样，在乌托邦与神秘主义的维度上，黑塞向往着那片没有被现代化文明所占领的田园圣地。现代文明的缺失成了他找寻解脱的一个指南针，在东方，自然与精神的统一，道家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理想都让他为之神往。

　　毫无疑问，中国书籍也成为他日后写作《东方之行》和《玻璃球游戏》的精神源泉。虽然生活在中立国瑞士，没有经历他的同胞们在纳粹德国铁蹄下的集中营屠戮，但是他内心的焦虑和彷徨并不比他们少上一分一毫。他反战，事实上对于现代工业的威胁有着特殊的警觉，并以东方——这最后的净土——作为抵抗现代化的最后一个法宝。

　　尽管他们都对中国典籍非常熟悉，黑塞和尤瑟纳尔、博尔赫斯描写东方传奇的不同之处在于，黑塞是个严谨的德国人，他像托马斯·曼一样对哲学和精神性更感兴趣，而不是异国情调的故事本身，所以他所向往的东方，不仅是马可·波罗意义上的奇遇，猎奇心态让渡于心灵的解放，更多的是哲学的安宁。在一个由儒、道、佛组成的万花筒似的东方，他想要做的是：就让自己在这幻想之国经历身体的洗礼和精神的精华吧，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圣徒——玻璃球大师。

　　没有办法，只要他是个西方人，他对东方的理解自然也打上了一种博尔赫斯似的印记，文字和故事仿佛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别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