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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怪人，与城市格格不入，变着法儿与城市“对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怀念乡村，留恋农耕，渴望原生态的风景。

《无土时代》是著名作家赵本夫继《天下无贼》之后创作出一部长篇力作。小说的人物形象极其生动，又借鉴悬疑小说的某些特征，故事悬念叠生，非常好看。时下的长篇小说普遍思想匮乏，而《无土时代》是继王小波《黄金时代》等三部曲之后再次展示出思想锋芒，对全球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进行了尖锐的反思，对当下经济过热、国土流失，生态失衡等社会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追问。

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8年2月
   
    本夫写作历史不短，出手却算不上快，但无论快慢、不分长短，其作品一部是一部，鲜有粗糙应付之作。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天地月亮地》还是出版于十年前，因此，当编辑将本夫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送来终审时，我是十分重视的，毕竟又是一部“十年磨一剑”之作，单凭这一点就令人肃然，现在还能有几人能为一部小说的写作而潜心十年呢？再看本夫新作的标题——《木城的驴子》，不禁又生出几分隐忧：“木城”不说，还要加一“驴子”，太土！在当下这个以时尚为时尚的日子里，又有几个人会去关心驴子一类既倔且累的劳什子呢？
   
    带着这种将信将疑的心态开始读本夫的长篇新作，没想到竟能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原先心存的隐忧也随之荡然无存。本夫以“木城的驴子”为之命名也许有他的深意，但我想用一个“洋气”点的书名完全无伤于作品的寓意和厚重。于是，趁本夫来京公务之际，携责任编辑连灌他三杯，一番“恩威并重”下来，终于说服本夫放弃了那只“驴”；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部《无土时代》。
   
    我之看重《无土时代》，首先是因为它好看。按理说，犯不着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好看而一惊一乍的。但现在又确有许多长篇小说不好看，甚至是比较难看，加之又有一些专业人士为这种不好看戴上了许多理论光环，将不好看简单演绎成“深邃”、“陌生化”，于是生硬的艰涩竟成一部分长篇小说竞相追逐的时尚。而《无土时代》则不为所动，整部作品悬念丛生，情节细节环环相套，不读到最后（甚至也无法跳着读）你就无法知道情节及人物命运的走向。在这里，悬疑小说的外壳，象征、荒诞、夸张等一连串现代小说的技法被本夫自如而自然地糅成一体，让读者在既紧张又自然的状态下一气读完。
   
    我之看重《无土时代》，更是因为它好看之余还耐看。尽管现在一部分小说不好看，但市面上也的确不乏好看的小说，遗憾的是这部分小说又仅限于好看，完了也就完了，看看无妨，不看也罢。说白了是失之浅，失之于平。而《无土时代》则不然，读完之余，为人物事件的荒诞一笑之余竟又平添几分沉重，好玩之余竟还不能不再琢磨琢磨。这是一位作家的功夫与功力。本夫的这部长篇新作其主题无疑是立体而丰富的，你完全可以从多个视角去解读，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态、比如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生态，比如城乡的和谐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或永恒的母题，作家触及到不难，也确有许多作品在触及，难就难在如何艺术的表现。本夫的处理我想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就是笔者在这个专栏中不只一次地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对现代小说写作而言：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作品都会存有致命的遗憾。
   
    好看而耐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土时代》却有效地做到了。在我们这个年产长篇小说千余部的国度里，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因而更显其珍贵。

文：李红强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在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创始者”始终是鲁迅众多称谓中响亮的一个。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序言中，鲁迅确实提出了这一概念，也将王鲁彦、骞先艾等一批青年作家归入此类分别评点。那一时期一言九鼎的评论家茅盾，同样称鲁迅叙述了乡土中国，刻画了“老中国的儿女”。深感与乡土文学甚至鲁迅对全景中国表现的不足，１９３０年代茅盾亲自出马，推出了长篇小说《子夜》，集中于资本家在股票市场的搏杀，力图证明“城市”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存在，并且与乡土世界存在天然的差别。《子夜》让来自乡村的吴老太爷手捧《太上感应篇》死在城市的声色之中，既是对“老中国儿女”的嘲弄，又何尝不是一种标定：城乡已经出现巨大的分野。
也许有些偏见，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正是《子夜》的出现，为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标定出了“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的二元分野。１９５０年代以后，身为文化部长、现代文学最重要作家的茅盾，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子夜》潜在的二元定势自然成为当代文学规划中的原点。在此后的历史中，尽管１９８０年代“先锋文学”显赫一时，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青春文学”显示别样的意味，但“城乡分野”作为文学的主题依然长盛不衰。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何种生活成为文学题材，而是在文学的表现中，一切矛盾或天然差别应该形成怎样的美感。２００８年年首，一向“野狐禅”的贾平凹推出了《高兴》，稳健厚重中不乏浪漫的赵本夫推出了《无土时代》。出版至今，两部小说都获得了诸多的美誉。而美誉的理由之一，是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将关注的对象定位在“城乡”，尤其是《高兴》关注农民工进城中的身份转化，《无土时代》关注城市精神生态的变异和农民工对城市的改变。自２０世纪新文学以来的“城乡分野”在当代两位重要作家中的接续，既提醒我们某一传统在文学中所具备的强大传承能力，同时再次带来一种拷问：在几乎贯穿２０世纪整个文学的主题下，《高兴》与《无土时代》是否有新的美学奉献？
城市与乡村显然是一对巨大的矛盾。２０世纪以来的城乡之别、文学流派，都围绕这一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基本上保持同一个悖论两种态度。所谓的同一个悖论，指文学常常以淳厚的道德批判城市中人的“异化”。以此为基础，则采取两种态度：要么在现代文明的城市映衬下，乡村成为愚昧的代表，茅盾批评鲁迅以及乡土文学刻画“老中国的儿女”，即是如此。或者在城市中人“异化”的对立面，乡村寄寓着灵魂和精神的源头，沈从文、汪曾祺、阿城乃至后来的“寻根文学”，即属此类。
贾平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作家。２０多年前阅读他的《浮躁》，最深刻的印象是贾平凹的古典修养和语言叙事中的诗意，那是一个从生活中摄取了无限活力同时又气韵飘逸的贾平凹。１９９０年代的《废都》开始直面城市，以破败的诗韵写出了城市精神的流逝。《高兴》则从《浮躁》、《废都》的高峰中走向了谷底，作者精神的自卑造就了小说从整体到细节的“不自然”。刘高兴因为卖肾给城里人，从而自认为与“城里人”天生相依，处处以城市人的习惯为习惯，以城市所谓的文化为文化，而农民工作为城乡“夹缝人”自有的个性却不见踪影。城里人影子般的刘高兴，几乎完全掏空了生活中“农民工”丰富的内心。
２００６年，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让赵本夫的名字为世人关注。其实，赵本夫这些年苦心经营的是《地母三部曲》，赵本夫真正的小说追求仍然是“寻根文学”的流风余韵。作为《地母三部曲》的前两部，《天地月亮地》和《黑蚂蚁蓝眼睛》，早在１９９９年，就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南京作家群，赵本夫可谓成名最早的其中之一。１９８１年，那篇短篇小说《卖驴》让他早早就进入了文坛的中心。但是，这些年来经常为公众报道的南京作家其实是苏童、韩东、朱文等所谓的“先锋”之类。“地母”系列中的《无土时代》延续了赵本夫的本来之风，以荒诞的浪漫、坚定的“干预”主张，关注现实人生。《无土时代》呈现给读者一座城，一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其中的现实之城。但是，小说真正的人物却以“城市生态”的名义离经叛道，出版社社长石陀在现代化的办公室室内始终一身蓝衫，每一个夜晚举一把铁锤去砸马路，原因是让水泥下面的土地显出来，让土地上的植物长在马路上；农民工天柱成了城市绿色队队长，全身心关注的是让城市所有的绿地以及每个旮旯里长出小麦、玉米、瓜果之类的庄稼。小说的荒诞与作者的“主题先行”明显得让人苦笑：“先锋文学”消失后２０多年，以《卖驴》成名的赵本夫竟然仍跟在“先锋文学”的身后去重复——不仅重复那种“刻意荒诞”的写作方式，而且重复“主题先行”的心理定势。
真正可叹的恰恰从这里起步。无论是《高兴》还是《无土时代》，文学化的“城乡”二元对立各自深置其中，左右互博，或城市或乡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写作仍然成为批判的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城乡矛盾，应该进入文学的舞台，但并不能等于文学的全部。它们为文学提供了诉说的材料，作家仅仅停留于让那种矛盾、对立或裂痕进一步紧张和加深，算不得什么本事。以美感为生命的文学，似乎更应该成为天空之上的一双眼睛，将整个大地收入视野，去发现那种宗教般的均衡美感。
宗教精神的缺乏对中国作家造成的极大限制和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可以站在乡村的道德去批判城市的腐朽，又能从城市的理性文明去对乡村进行深切的反讽。但是，怎样才能对生活中这两大不可分割的生命体共同悲悯？文学又怎样让它们融合无间，共同组成生命展示的统一世界？但丁的《神曲》让生命在天堂和地狱中各自历练，其根本的理由却在于：生命无罪，无论天堂或地狱都是生命的舞场。
由此来说，《高兴》或《无土时代》，似乎是作家对农民工、生态之类话题的新关注，真正的意义却在于：它们以自身稀薄的价值，告诉我们２０世纪以来新文学传统深藏着危机，当代作家的精神境界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