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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国近代史巨作。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　
（本书内容）扎实有价值……地图非常实用，图片珍贵，而每章后的参考书目对学生、助教及从事研究的学者都有相当的助益……是教授中国历史科老师的重要参考书。
　　　　　　　　 ——《历史学：新书评》（Histopy：Revew of New Book）
本书是目前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好的一本通史—一资料丰富且翔实，广泛吸收大量研究，写作清晰而深入。目前还没有一本能超越这本书的成就。
　　　　　　　 ——《视角》（The Penspective）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I.C.Y.Hsu的这本书一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受全国各大学欢迎的著作……我想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地理、编年和各种各样的人名事件，而是试图对这段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动机进行刻画……这是一本研究精当、写作精良，读来令人愉悦的书。
　　　　　　　　　——亚马逊网络书店读者评论
　 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历经的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徐中约

本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文：沈宇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一

　　或许我们可以饶有趣味地来打量明末这场尚“奇”的运动，想象它若未被八旗南下而打断会走向何方？从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的叙事潜藏着中国近代化的因子：商品经济急剧扩张（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我国以及白银的货币化）、思想与宗教生活走向开放（三教合流，王学末流走向“狂禅”以及耶稣会士来华带来的西方科技）、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的界限浮动消融……

　　比较政治、艺术史博士白谦慎关注的是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徐中约的重点则很明显地落在日益兴起的满洲人一方。1600年的时限是权衡两派观点的折衷，欧洲沉沦在烧死布鲁诺的愚昧中，东印度公司才刚成立，努尔哈赤还没有建立“八旗”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急遽坠落毋庸置疑，但如果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全面评判和深刻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变化就变得非常困难。

　　传教士的到访不值一提，他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士大夫，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被视为淫巧奇技，少有王徵那样的知音，生命的太多时间也耗费在政权更替中，卜弥格为此客死异乡。而多少能够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的事件被人用放大镜看了又看细细端详，“礼仪之争”、“尼布楚条约”、“马戛尔尼使华”不外如此。徐中约选择的则是少有人关注的“两度遣使赴俄”和“对外贸易的广州体系”，前者牵涉到自近代以来一直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俄罗斯，后者则隐隐地出现在鸦片战争的缘起。

　　二

　　历史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莫名其妙的。马戛尔尼并不是日不落帝国的使者，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成绩尚极为有限，远没有显现出未来几十年后的那种有资本有实力撑腰的霸气，大清王朝也一向怀柔远人，努力端正朝贡的世界体系，即使以“西洋缅甸道远，贡无定期”来解释洋人的忽然出现。巴麦尊在得到“割让香港岛”———一个未来不可限量的小岛———的草约后仍大骂义律：“你违背并藐视了给你的训令……从头到尾将之视为废纸……你居然同意撤出舟山……获得香港，一座几乎没有任何房舍的荒岛！”也就不难理解了。

　　接下去的历史事件都非常明晰地被表述，无论是太平天国、同治中兴、义和团还有百日维新，参考书目中也随处可见费正清、魏斐德、孔飞力，芮玛丽、柯文等大家的洞见之作。徐中约对历史人物大抵怀有善意的理解，即使是洪秀全和汪兆铭。不因为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就陷入旧式农民起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的路子，也如实指出洪秀全后期迷失原初目标将宗教凌驾于民族革命之上，拒绝援助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狭隘执念；不苛责汪精卫作为不掌握实权的浪漫文人型领袖的意气冲动，又不隐去其与侵略者媾和的一桩桩事实。

　　在中国，无论海峡的哪侧，孙逸仙的革命先行者形象也渐次被制造完善，他根植于“反清复明”以来的反抗传统，亟待打破乱治更替的封建循环、建立共和民主。从幼年听村老讲演太平天国、誓为“洪秀全第二”，到执业澳门广结人脉，再到上书李鸿章遭冷遇、坚定推翻满清统治的决心，以往附着在孙文身上的种种故事都刻意地将之表现为一个崇高的完人，全然忘却以设身处地的心态来体会当事人的况味、以收敛的春秋笔法写史引而不发。徐中约则兼容并蓄，“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新闻将广州起事称为‘起义’而非‘非法叛乱’。孙受宠若惊，命令以后的起事均应称为起义”，“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首领）。由于拥有这一头衔与身份，1904年，他作为‘孙大哥’为美国洪门组织热烈欢迎”，时时不忘提醒孙也是个凡人，历史的进程并不全是冠冕堂皇那般华丽。历史人物和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焦虑，面对种种遭际，他们的抉择固然会牵动历史的神经，但对他们而言，只是当下的平常，猜测与慌张皆是。纵览全局的读者以后见之明来观照历史，诚过于失真，也无法在中国发现历史。

　　三

　　此书的简体字版将副标题定为：1600—2000中国的奋斗。重新站上世界舞台、成为联合国创始五大国之后的五十多年时间便显得尤为重要，惜同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简体字版一样，清朝、民国、1949年以后三足鼎立的均衡被打破，奋斗的历程变得一马平川。

　　第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开始于两枚原子弹的投下，既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战也拉开了几方争夺日军撤离后地区利益的大幕。国共美苏政治角力的白热化是内战的枪声，美国错误地以美式的处事思维来对待中国问题，既希望存在一个统一的能够抵挡苏联渗透的中国，又不想忤逆国内将士重过平静生活的情绪、不愿过多干涉。国民党政府在金融问题上也被美国拖累，罗斯福总统实施的白银购买计划，大大抬升了金属价格，而中国是当时惟一实行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外流导致国内流通不足，只得放弃银本位代之以不兑现的纸币，国民政府对于刺激经济复苏无计乏善，滥发货币又不加以约束，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循环最后尽失民心。蒋介石对民主党的这一做法很失望，指望着愿意向中国提供大规模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共和党人杜威能当选，岂料事与愿违，杜鲁门在大选中获胜，美国失去了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后，虽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在抗美援朝、日内瓦及万隆会议上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姿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更让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这与美国态度的缓和一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回了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的到访，中日恢复邦交，让中苏交恶后的世界情态变得多极化，台湾方面的反应也不怎么明智，一度禁止日台之间的航空往来，但时至今日台日、台美的关系还是以非官方的协会形式存在。

　　“政策制度”、“民族抗争”和“求生之道”三条线索很好地描摹出近代中国发展的脉络。不过视角逐渐拉近的同时，写史的难度也在增大，徐中约自身的立场很难让他对时政化的历史保持端平的态度，更何况有些历史事件的后果远不是几年就能显现出来的，而徐中约固执地把叙述的时限在一次又一次的修订中延伸至最近的2000年，国人则更激赏“留待后人评说”的态度，这恐怕是个不小的遗憾。

　　全书的尾声是在香港回归的隆隆礼炮中响起，这与封扉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军炮轰天安门的照片———一个新兴的帝国向古老王朝发出的挑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美关系正是本章“中国的崛起”的重点，最后展望未来的“21世纪初的中国”一节，强烈的调和色彩像极了舞台上迸出的那句“中国不能亡”，吊诡的是闻者却欣慰。

采写：张弘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近日，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徐中约的名著《中国近代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本书英文本的初版1970年在美国问世，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加州“共和奖”，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完成第六版。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建社500周年（1478－1978）发表的文告中，列举了几十本名著，本书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史》仍是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必读的教科书。

　　通常我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而这部近代史却是从1600年到2000年，长达400年。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学界对此有多种意见。大多数主张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有人以明清之际为起点。本书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外交的发展进程做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尽管时间跨度长达400年，实际上，本书重点描述的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段近代史，即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的中国。正是在这10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徐中约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鉴于他在海外汉学界的重要地位和本书在海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前教授、文学院前院长郭少棠，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茅家琦，两人在徐中约生前都和他有交往。其中，郭少棠曾为本书繁体版作序，而茅家琦是本书审校者之一。

　　徐中约在寻找一个新的史学出路

　　●受访人：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前教授）

　　徐中约教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香港去美国念历史的，师从费正清、杨联升、赖肖尔、兰格和叶理绥等人。其中，费正清和杨联升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一个是研究社会史的。和徐中约先生一起在哈佛求学的包括余英时先生、周策纵先生等，他们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跟随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读书，然后留在美国发展。他们是二战以后中国人到美国汉学界发展的第一批人中的代表。

　　如果要讨论徐中约先生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一定要把它放在史学史的角度，否则没有什么意义。徐中约先生那个时候学术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要改变美国汉学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美国汉学界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他们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的冲击。这是一个挑战，他们站在西方中心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中国好的。用汤恩比的“挑战与回应”这个理论来看，文明的发展是要经过挑战和回应的，它的背后是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你不能回应这个挑战，你就会被淘汰。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也是根据挑战与回应这个理论来替清朝———中国跟西方接触的时候来定调的。西方的帝国主义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是来冲击中国，让中国回应，然后有一连串的发展。徐中约研究中国历史，然后接触中外关系，是希望改变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中，与其他国家具有同等的地位，但他并不是完全反对费正清这个说法，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费正清的这种观点是有意义的。徐中约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认为西方中心论的汉学观点是需要修改的。不是说西方对我们有利，就忘记了它们对中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费正清汉学中心的研究用了一个王朝概念，自汉唐以来，中国建立了所谓“天朝”的观念，朝贡体系的制度。整个社会、历史环境都变了，中国还不知道。所以，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进入中国，中国没有找到、看到一种好的路来跟西方新的力量来接触，碰到了这样的困难。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从一个宏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视角去讨论中国在清朝的时候走进国际社会所碰到的困难。他是以通史的方式写出来的。

　　西方研究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发展很快，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冲击非常大。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写通史，写大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更倾向于微观历史，走向小历史，走向本土历史，走向另类历史，比如社区等等。因为后现代的理论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每一个时间、空间的历史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所以你一定要走到那个时间、空间去了解。第二点，后现代最大的特点是，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文本）与作者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徐中约与这本书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由于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要改良费正清的观点。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海外华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费正清这个很大的权威之下写出来的，这样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

　　要评价这本书，我前面已经提到，要放在史学史的角度。第二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史学家通常不会轻易去写一本通史。因为通史要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他早年在中国，后来到美国，海外一些学者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想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普遍的，在中国还是以唯物史观看历史问题，而其他地方是以不同史学的理念，不同史学的位置来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可以综合的、调节的可能？这是徐中约的另外一个意愿。因为在后现代史学中研究有一个潮流，英文叫做netotiation（谈判），就是说，研究历史有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因为史学研究是相当有主观性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自己的主观标准。所以，讨论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谈判、协调。徐中约这本书提出来的是一种谈判的，希望大家去寻找一个可以协调的，对于中国近代史观念的评价，当然，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来看，成功不成功很难说。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在这个经典的书里面，他要尝试去寻找一种综合、协调的想法。这是他主观的意愿，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跟他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寻找一种新的出路。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人物评价」

　　徐中约兼有实证和思辨之长

　　●受访人：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京报：虽然徐中约先生在海外享有盛誉，国内读者都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茅家琦：徐中约1923年在上海出生，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5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做过历史系主任，长期在这里工作。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为“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改革开放初期他回国探亲，我在南京大学接待过他。

　　新京报：有学者称，《中国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具体所指是什么？

　　茅家琦：徐中约的本科是在燕京大学念的，当时燕京大学的历史系是很强的，尤其注意实证，考证。徐中约在燕京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训练，基础打得很牢固。到了哈佛大学以后，又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研究方法的训练。他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徐中约既有良好的实证功夫，又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

　　在内容上，他在海外看的书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看了很多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所以，在内容上，徐中约结合了中国和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徐中约的经历对其史学风貌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近代史》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茅家琦：作为一本教材来看，它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分析问题比较实事求是，没有极端的地方。另外，它吸收了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内地1949年初版的同类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这些看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求实。作为一本教材来看，它无疑是极其优秀的。如果把它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来看，他的学术创造性就没有那么突出。

　　我在这本书中讲过，徐中约基本是一个进化论的信仰者，但是他也肯定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二，因为内地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不同观点，他赞成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又主张近代史教科书应该从明清交替时期写起，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背景。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国内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认为是“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又与国内史学界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致吻合。第四，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论述上，作者力求全面和实事求是，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对于同治中兴和义和团运动的评述都是这样。

　　新京报：在摆脱西方汉学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方面，徐中约先生做了哪些努力？

　　茅家琦：他接受了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但又不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背景，所以近代史要从明清交替写起，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对近代史的影响。他不是从概念和框架出发，他有他自己的框架，但是是从事实出发的。

　　新京报：在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各地学者受地域局限所具有的固有观念的束缚，你认为徐中约先生是否具有同样的局限？为什么？

　　茅家琦：从《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来看，徐中约对于各地学者的近代史著作都有研究，但是他纳入了自己的理解、分析和思考。我认为，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和内地学者比较接近，只是讲法上有些不一样。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徐中约先生所表达的“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他的调和是否成功？

　　茅家琦：我认为，徐中约先生在本书中表达出来的一些个人观点，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京报：徐中约先生说，“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如果以一位史学家对另一位史学家观点的看法而论，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徐先生是否过于乐观？

　　茅家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同意徐先生的这个看法。但是，从现实政治问题来看，很多问题就很难讲了。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这个主导性的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挑战-回应”模式。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对历史的更深入考察，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动态的变化和中国人作为主体的主动奋斗，认为不应过多强调被动反应。徐中约的这本著作（其英文标题《现代中国的兴起》也许更适合）无疑也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这也有助于说明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维度都指向悠久的远古；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

文：经盛鸿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2月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著名旅美学者徐中约教授的名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中文简体本译本。全书约85万字，共分29章，另附参考书目、索引、历代纪元表、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以及精美的插图、地图等，体制完备，装帧精致，为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与教材中少见。而全书论述的内容，上从清朝的建立，下迄21世纪初，约400年的历史，自成体系，别开生面，功力深厚，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计秋枫、朱庆葆两位教授的译文文采斐然，又经茅家琦、钱乘旦两位史学大家悉心审校，使该书成为当前史学出版物中的精品，令读者耳目一新，余味无穷。

    本书的作者徐中约教授1923年生于上海，1946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此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专攻中国近代史，论著多种，在西方学界很有影响。本书第一版于197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风行欧美，在1971年获得美国加州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定为“名著”。到2000年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了六版，内容也不断充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约请专家，根据第六版译成中文繁体字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又出版了这本中文简体字本。

    徐中约教授作为一位长期生活与工作在美国高校中的华人学者，由于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的差异，其书论述的中国近代史，在结构、分期以及论述与批评的标准和方法上，都会和我们大陆读者习惯常见的有关论著不完全一样，从而引起我们阅读本书强烈的兴趣与新鲜感；但同时，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始终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表达“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因此时时流动着作者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从而引起我们深深的思想共鸣。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丰富学养的卓有成就的大学者。香港中文大学郭少棠教授评价本书是一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取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本书第16页)因此，本书不仅为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份比较与参照，而且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思考与认识。

    首先，本书给我们大陆读者的第一个新鲜感觉，可能是它判定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和我们常见的有关论著不同。徐中约教授将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定在“清朝的建立”，他认为:“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构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第2－3页)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作为一个有三十年教龄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就深感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必须先向学生讲清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讲清鸦片战争前数百年间中、西方发生的巨大变化，才能使学生明了庞大悠久的中华帝国为何败于“蛮夷鄙国”，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传统的教材对此的论述往往失之简略。本书将清朝史纳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就弥补了这个缺陷。而本书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21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更符合近代史的完整涵义，而且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能发挥历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其次，本书对这约400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对这期间许多重要的史事与人物，作出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例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的概括性论述，既十分有作者独到的个性，又很贴近历史的实际:“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第9页)本书的副题就为“中国的奋斗”。作者的这个见解，不正与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所认同的以“振兴中华、追求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十分接近么？作者的这个见解是本书之灵魂，是本书之纲。

    再如对乾隆朝的分析，作者一方面赞许“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同时指出“就在这个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后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像这样简明而精彩的论述在书中很多。

    如对当前海内外史学界热烈关注并争论激烈的“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大陆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本书这样评价:“‘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第208页)对这样一场复杂的运动分析得如此准确、深刻而又生动。

    再如对1949年国共内战的结果，本书这样写道:“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30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大可能改变它的方向。”(第510页)短短数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

    最后要指出，本书的语言文字与修辞十分讲究，有文采，准确，有力，传神，达到很高的水平，这里既有原作者的不凡的功夫，又有译者驾驭汉语言的高超能力。这在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教材中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