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一个变革的时代，一群过河的人，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一部民营企业和创业人生的心灵史、生死书！地产界思想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第一次系统梳理出书。著名漫画家聂峻为此书创作插图30余幅。柳传志、王石等强力推荐。
　　冯仑自言：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纵横生意江湖20年来，第一次系统梳理出书。
　　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21世纪后又进入创富时代，冯仑是一个亲历者，他所创办的万通公司也伴随着其他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也因此，冯仑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民营企业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王石为什么成功？牟其中为什么失败？冯仑通过近距离观察给出了颇具特色的企业家素描。此外，关于幸福、关于金钱、关于伟大、关于女人……冯仑均用他鲜活麻辣的语言进行了解读，书中精辟的语言展现了典型的冯式风格：不麻辣、不深刻、不性情，就不是冯仑。

文：刘淼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冯仑的《野蛮生长》奔着劝人学好而来。当然，商人们都是“狡猾狡猾地”，按王朔的说法，“让我们都学好了，你们好使坏”。其实本书没那么假道学，对于许多当年创业时期的一些龌龊之事，冯仑并未刻意隐瞒。柳传志所言“有情有性，无忌无讳”，此书可谓恰当。在这本充分强调”价值观”之重要性的书中，冯仑通过一个个颇耐人寻味的“段子”，对于包含世情百态的各种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何谓社会之价值观？古曰“大同”，今语“和谐”，道理相仿。“和谐”二字拆开看为口、禾与皆、言，意为人人有饭吃，人人皆有言，何以达成此目的？经济社会之不断发展必不可少，而这应当仰仗于交易环境公平，法律制度健全。

　　改革开放之初，法制不健全，民营企业若要生存，健康发展，谈何容易。近几年来，有关民营企业“原罪”清算之争甚嚣尘上，而责任是否全在民企头上？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根本没有《公司法》，股权分配自然无从谈起。而刑法一一八条将“投机倒把”列为刑事犯罪，试问当年走过来的企业哪个无此”原罪”？当时民企之所以产生“原罪”，应当是法制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改革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断不可因制度缺失迁罪于民企，如今制度逐步健全，当务之急万不是清算法律缺失时代之“原罪”。而应进一步健全法制，避免今日之民企再度陷入当时之“无序”状态，当务之急则是保证私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每次揪出一个贪官似乎都会倒下一个民企，民企被看作勾引夏娃吃下苹果的毒蛇。但商人们往往是最理性的，作为跟钱打交道最多的一个群体，在制度不健全、私产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里，惟有通过打通权力阶层来寻找“安全感”，而此种安全感若能通过良好的私产制度予以保障，商人们自然更倾向于守法。同时，类似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也可渐次迎刃而解。君不知，万通公司曾参与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在已中标情况下最后因国内行政审批繁琐而导致信用证延误7天，从而错失良机，着实令人扼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项目的出让方，美国人拉里，则因之前买下世贸双塔99年经营权，扣着这块地不开发，待价而沽。尽管美国各大官员天天在媒体上谴责这个“大发国难财”的犹太人，此人也过于表现出了犹太人“惟利是图”的一面，但由于他严格遵守法律，美国政府拿他也毫无办法。

　　何谓企业之价值观？有人说“基业长青”，也有人讲“从优秀到卓越”。在当初混沌状态下闯出来的基业若要长青，必须尽快摒除创业阶段之“原罪”，消除一切在制度不健全时期养成的经营习惯，依法办事，并在企业内部建立利于运转的机制，用制度管人，也即王石语，“不做制度看不到的事情”。

　　民营企业发展三十年，多少曾一时风光无限的企业陷入“原罪”之中不可自拔，折戟沉沙，而万科、万通等企业能够屹立二十余年不倒，其相对健全的管理制度功不可没。惟有健康的制度，方能避免民间企业家消除创业初期难以避免的道德劣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吊诡。

　　从优秀到卓越，冯仑给出的答案是走专业化经营之路。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一家公司不可能面面俱到，四处出击，因此应当认准某件事，坚持做下去。作为企业家则应胸怀大志，须得做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方能成其伟大。万科公司成立不过二十余年光景，已在向全球住宅公司第一高峰冲刺；联想成立不过二十年，已向全球第一PC制造商进军。除此以外，企业还应当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承担起确定范围内的公民义务、社会责任，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弱势群体、社区等付出更多关注。

　　冯仑将民营企业家按照年代进行划分，他属于位居八九十年代的“二代”企业家，这一代人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难免具备强烈的英雄情结，冯仑坦言“自古以来伟大的事业必要委屈三分之一的人”，这比之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固然好上许多，然随各项制度逐渐规范，此种“委屈”，实在值得为今后创业者所戒。

　　有趣的是，此书推出与胡紫薇“价值观”事件的时间不分先后，相映成趣，到2008年年终，价值观一词成为年度流行语似乎已可预见，以真性情写就的《野蛮生长》，作为民营企业二十年发展的一个样本，能否跻身各媒体“年度好书”之列，值得拭目以待。

文：胡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3月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冯仑自述

话说古代有一位齐国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东邻很富裕，可惜富家之子很丑陋；西邻家境贫寒，但年轻人却生得仪表堂堂。母亲左右为难，便对女儿说道：两家各有长短，你愿去东家，就露出左手，愿往西家，就露出右手，自己拿好主意吧。不料姑娘一下子把两只手都露了出来。母亲愕然，女儿说：我愿东食西宿。
官商勾结的传统，在中国的商业史上造就一大批所谓“红顶商人”——就是和官吏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商人。他们东食而西宿，以钱换权，以权弄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胡雪岩。
在《野蛮生长》里，冯仑花了很大的篇幅写官商结合，并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他还津津乐道地写如何投资于个人的政治前途，通过这种投资，来获取经济利益。例子当然少不了胡雪岩，但让人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他用赞赏的口气写袁世凯对李莲英的投资，作出结论说：“真正有效的投资实际上是投资于极少数人，而且时间要长，又要隐蔽，不为人知。”“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
我觉得，说严苛一点，冯仑的核心论点是说，从企业的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要想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冯仑无疑是他那一代企业家的佼佼者，但我不得不说，他不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商人。难怪在和田溯宁、高红冰等互联网企业家的一次相遇中，田直言不讳地说：“冯仑这些年怎么没进步？”老实说，看冯仑，觉得中国企业真没希望。
整本书里，我认为写得最出彩的是牟其中，或许因为他是中国企业野蛮生长的典型代表。冯仑说，老牟给他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他把道德感归结为一种简单的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因此，老牟的情形就变成了一种对个人道德指向的批判。牟其中之没有道德感即是说，通常大家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我以为这样就把道德感简单化了，牟其中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制度性的“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它具有以下特性：
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行政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权贵经济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等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有些官员的家族还是其密友们的家族，均能使自己的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冯仑大谈什么“关系网的规模经济”，提倡发展高层次、大权力的关系对象（因为这样你所需要的关系数量就会少）；“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认真结交一个县令比跟十个州官混熟脸要强得多）；遵循所谓“１０－３０－６０”规律建立关系网（重点做极个别的人的长期投资，因为遇到危难而能帮助你的人不会超过１０个）。这些建议可谓字字珠玑、语重心长，可它们除了增强官商不道德结合的上述特性以外，还有什么旁的用处吗？
寻求政治庇护，开展特权竞争，对社会整体而言，有其固定的机会成本。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当很多企业主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于追逐经济特权时，他们投入企业经营的改善和产品与服务的改良的时间与资源必然会减少，社会的明显损失就相当于如果这些企业精英把同样的时间与资源投入生产性的活动所可能添增的经济效益的总和。
但追逐特权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些活动会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显著的伤害。对于一个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开放性的经济体系，过度的特权竞争活动不仅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穴也就等于生活品质的下降?雪，也必然会增加产业的额外成本负担，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必须承受土地与房租成本的上涨，以及承受公共建设在质上的缺陷与量上的不足之苦，而且还可能要为政府的贪污浪费负担高额的赋税。在国家层面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可靠的法律保障，如果寻租猖獗，如果不能建立平等的竞技场，资金就会逃之夭夭。
追逐经济特权现象对一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的问题，还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官商结合必然会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累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商情结。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反击的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官商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公权力就难以有效行使，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穴ｕ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ｂｌｅ?雪的社会。这对企业的经营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我不否认，冯仑是少数对中国企业生长有认真思考的企业家之一，这从他首创“原罪”一说就可看出来。负罪感作为一个动机因素，特别是针对领导者而言，常常不会得到公开的宣扬。它可能暴露过去的失败和罪责，而没有几个公众人物愿意承认这些东西。然而像冯仑这样的角色榜样的价值是，他们会提醒失败之举和未偿的债务。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对痛苦在生活当中的作用是这样说的：“如果某样东西要想长留记忆深处，必须是被灼烫上去的；只有那些永远刺痛的东西驻留在记忆中。”经历过“野蛮生长”，冯仑无疑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改头换面，强化道德伦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
反抗成功的富人生活带来的舒适和道德日常磨损而导致的麻木不仁，这是我们要向冯仑致意的地方。然而，他的“反省日”还需要增添更多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当下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暧昧的群落，还没有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更未能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这类群体的精神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实利主义人生观所占据。我在冯仑的书中通篇看到的都是这种人生观，因此，我要说：
希望冯仑的书不会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人生指南，希望冯仑成为过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