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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是一个对政治具有重大的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罕见的榜样……在学术界，森的声誉几乎无与伦比。
——乔纳森·斯蒂尔（英）《卫报》
世界上的穷人和被剥夺者，在经济学家中不可能找到比阿马蒂亚·森更有力也更有见地的斗士。通过表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应当以我们的财富来衡量，而应当以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述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巨变。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 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争鸣传统不仅影响了印度文学、文化、政治、科学与数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影响了构威其宗教多样性之基础的知识多元主义。知识多元主义包括属于印度教哲学范围之内的非正统见解，也包括印度的其他宗教经验，从佛教、耆那教和无神论在早期的盛行，到与外来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具有建设性的遭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理解当代印度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挑战，就应当充分认识其多元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和生生不息的传统。
森认为，通过互动进程，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外来观点也会对民族本体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往往将印度视为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性和无缘无故的神秘主义的地方。然而，印度具有怀疑主义和追求理性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数学、天文学、语言学、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俗领域的贡献之外，或许还拥有所有文明古国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文献。森还论述了印度丰富的知识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的侨底利耶与阿育王直至十六世纪的阿克巴所概述的经世治国哲学：印度在公元第一千纪与中国之密切关系的历史及其至今依然存续的重要意义：印度古老而严谨的历法：萨蒂亚吉特·拉伊的电影：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与莫汉达斯·甘地之间关于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论。
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李华芳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街头，如果一位男士不能身穿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经历过饥荒和战乱的阿马蒂亚·森一直铭记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这个“体面生活”的例子，后来在剑桥大学的特纳讲座中，森以《生活水准》为题，详细阐释了他个人的思想与斯密“体面生活”论述的关联。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这一概念原本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就跟斯密的“体面生活”的概念一样。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实际上表明，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是18世纪格拉斯哥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具体例证。

　　近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反思，而不是单纯拜倒在GDP这样的抽象数字面前。单纯的商品拜物教是斯密也反对的，罗卫东在《情感秩序美德》一书中通过对斯密不断修改《道德情操论》的分析指出，晚年斯密对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被异化而导致美德沦丧痛心不已。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使财富增长黯然失色。森的学术思想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到斯密的古典传统，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反映在他一系列对贫穷和平等问题研究的著作中，包括《贫困与饥荒》、《论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

　　总体而言，森认为GNP或GDP一类的数据描绘的增长画面经不起深究。印度由于其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总是有意无意被中国当成一个参照系来比较。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森由此总结到，数字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混乱的画卷。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对于贫富差距及不公正问题的结论是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总结的，首先我们应该以个人自由是不是扩展来衡量经济增长，其次公正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个人基本能力的拓展。

　　这本新出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对公正必须依靠基本能力的扩展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简单描述。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都是至关重要的。

　　将印度的争鸣传统置于森的整体思想框架，不难发现，争鸣传统对于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而民主可以极大地避免不公正的公共决策，从而也能极力避免对底层穷人的剥夺，例如避免饥荒造成大量穷人的死亡。这对公正平等而言，意义不言而喻。森指出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的总结是：“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而且在森看来，20世纪的伟大成就中最了不起的是“民主制度”。

　　从“争鸣-宽容-民主”的构架可以推导出对社会公正的促进，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沉默却是公正的大敌。允许争鸣，而不是迫人沉默，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提到“阿育王的同情”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自己的境况很好，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而感到难过。这种同情共感也迫使人们进行表达，而不是明哲保身。通过《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森实际上讲述的是印度人“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故事。这对当下中国，不啻于警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