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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他既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也是一位成就突出的学者。除创作了一些风格特异的小说、诗歌、散文之外，他还撰写有《谈新诗》、《杜诗讲稿》等著作。

《废名讲诗》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废名讲新诗”，一为“废名讲旧诗”。两个部分均以成集者为主体，其他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集外文，一律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所属部分之后。本书所收废名著述，多据其手稿整理、排印，其中《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甫论》、《杜诗稿续》（即《杜诗讲稿》后三讲）、《杜甫诗论》是首次公诸于世。

文：眉睫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3月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废名研究渐趋热门，许许多多学院派学者以及民间读书人都参与了进去，从不同的角度对废名其人其文进行了全面评析，深度与广度均较以前有了大的改观。最为突出的两点是：一、确立了废名现代诗化小说创始人的地位，对废名小说的价值、影响做了公允的评价；二、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废名有了被重估的可能，例如有人说诗人废名是“李商隐以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又有人说废名诗论成为一些当代诗人“危机时刻的诗歌选择”。在这一大的趋势影响下，废名的散文及佛学著作都开始受到重视，甚至有人花十年时间编纂全集性质的《废名集》。

　　就一般而言，对废名作品的研究，学界进行的顺序大致是：由小说而诗歌再散文，之后佛学再及晚年讲稿。废名小说研究已经烂熟，目前正受关注的则是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废名。武汉大学陈建军先生今年推出的《废名诗集》、《废名讲诗》成为研究废名诗歌及诗论的最新最全蓝本，笔者深信，在此二书及即将推出的《废名集》出版之后，学界将持续一段较为长久的“废名热”。

　　这本新出的《废名讲诗》，主要分作两大部分，一是废名讲新诗，二是废名讲旧诗。废名讲新诗主要是新诗讲义《谈新诗》一书及其他一些有关新诗的散篇（另收有《新民歌讲稿》之一章），这些以前均已面世。废名讲旧诗主要包括《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诗讲稿》（包括《杜诗稿续》）《杜甫论》、《杜甫诗论（未完）》及一些有关古诗词的散篇，以上著作中，《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诗稿续》《杜甫论》、《杜甫诗论（未完）》均系首次问世，编订者依据手稿或铅印稿校点整理。

　　《废名讲诗》的出版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大略如下：

　　一、首次全面整理并出版废名的晚年讲稿，让世人有了了解废名晚年著作的一个窗口。那么，在此书出版以后，废名晚年的其他讲稿，如《新民歌讲稿》、《鲁迅研究》、《美学讲义》等著作的问世也将会有更强有力的呼吁。

　　二、首次将废名的新诗诗论与旧诗诗论合订一册，让世人能够全面了解并能比较的了解不同时期废名的诗学思想。

　　三、废名对杜甫的研究在当时虽然受到一些关注，但年深日久，且因著述未得整理而渐被遗忘，此次《废名讲诗》出版，为学界补充了全新的材料和信息。

　　另外，依笔者之拙见，《废名讲诗》也存在几个小小的问题，大致如下：

　　一、在总的编排体例上，不宜将散篇置于《谈新诗》或《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等之后，而应按照时间先后，将讲新诗和讲旧诗部分的散篇放在前面。

　　二、《杜诗讲稿》主要包括废名生前已经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的《杜诗讲稿》和未曾公开的《杜诗稿续》，而《废名讲诗》将二者合并在《杜诗讲稿》中，未在目录上予以标示。

　　三、《废名讲旧诗》部分的散篇中有几篇也是关于杜甫的，不宜将它和其它谈古诗词的并在一起，宜将其附于《杜诗讲稿》（包括《杜诗稿续》）、《杜甫论》、《杜甫诗论（未完）》之后。

　　四、《废名讲新诗》中的《诗及信（二）》一文的标题其实作《诗及信》即可。《诗及信（一）》是鹤西致废名信，《诗及信（二）》是废名致鹤西、卞之琳，因当时同发于一刊，编者做了处理而已，今天只编废名的著作，无需沿及当年的标题，否则不知情的读者会疑惑《诗及信（一）》在哪里呢！止庵先生编《废名文集》时即直接将标题处理为《诗及信》。

　　五、废名关于新诗的研究文字最早见及于1933年或1934年2月1日废名致胡适的一封长信中（见笔者《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原载《博览群书》2007年第2期），此信前半部分专讲废名的新诗观，后半部分涉及温庭筠的词、莎士比亚的戏剧、陶渊明的诗，可谓新旧诗之谈合璧于一文。这封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最早且较全面地申述了废名的诗学观，与其后废名在《新诗问答》、《谈新诗》中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可惜，《废名讲诗》未将此信收入，而只收入价值并不高的废名致鹤西、卞之琳的信而已。

　　六、废名晚年有《谈谈新诗》一文，发表于1958年1月26日的《吉林日报》，在此文中，废名坦白地说：“我的诗我后来都毁了，我凭我的良心认为它毫无价值。”将以前的新诗价值全盘否定，这不得不值得读者关注，而这也应是废名新诗观的一大变化，虽然是时代原因，而非作者学养的原因。可惜，《废名讲诗》也未将此文收入。

　　七、《新民歌讲稿》是废名晚年唯一一部关注白话诗歌的著作，此时废名将新诗全盘否定，而乐于讲新民歌，可谓一大时代特色，要想研究废名晚年的“变与不变”，不能不关注《新民歌讲稿》。可惜，《废名讲诗》只收入《新民歌讲稿》中业已发表的《谈诗的形式问题》一章（且以散篇形式并入其他散篇的做法也是不当的）。而此书的代序《废名讲诗——〈杜诗讲稿〉和〈新民歌讲稿〉》是将废名晚年最有影响的《杜诗讲稿》与《新民歌讲稿》并在一起考察的，可见《新民歌讲稿》不能被忽视，而作者鹤西先生自称受废名“最深远”的影响，且是废名当年的挚友之一，他的观点不能不重视。

　　八、笔者一向关注的废名诗论的传人朱英诞在废名南下之后，在伪北大继续开讲现代新诗，现存有《现代诗讲稿》，40年代末废名重返北大还特地赞许了朱英诞这一业绩。据笔者所知，《现代诗讲稿》也即将出版问世，其中大概收录有废名在课堂上的一些笔记，至少会有许多观点是直接引用废名的观点的。当然，这也是《废名讲诗》无法揽入的。如果，朱英诞的《现代诗讲稿》能提前出版，涉及废名诗歌及诗论部分，笔者认为可以作为附录收入《废名讲诗》。

　　尽管有如上所说的不足，《废名讲诗》装帧精美，收入大量废名的照片、书影、手迹，大多是首次披露的，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编订精细的学术著作！

文：止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3月

　　前些时读新出版的《废名讲诗》，有些想法；顷阅眉睫《谈〈废名讲诗〉的选编》（载2008年3月5日《中华读书报》）一文，无意中得着一个题目。《废名讲诗》系陈建军、冯思纯编订。冯君为废名哲嗣，近来致力于整理出版令尊作品。陈君多年从事废名研究，有《废名年谱》行世。眉睫则是热心介绍废名的年轻学人。三位与我或曾谋面，或尝通信，可以说彼此都是“废名一派”。

　　《废名讲诗》汇编现存废名这方面的著述，都四十余万言。其实此外一些题目，可能更有意思。1929年至1937年和1946年至1949年间，废名在北京大学任教，讲过陶渊明、庾信、杜甫、李商隐、温庭筠、《论语》、《孟子》及英国文学作品等。废名曾为黄裳写过有关李商隐《月》的一段话，据说录自“玉溪诗论”，也许就是废名当年所编讲义，可惜这些讲义一概未能保存下来。

　　眉睫文中提了几条意见，有的不无道理；但他先说“依笔者之拙见，《废名讲诗》也存在几个小小的问题”，后说“尽管有如上所说的不足”，“问题”既出于“拙见”，不能断言“不足”。这让我想起近来有关批评的种种纷争，大多涉及批评的标准或前提问题。《庄子·徐无鬼》提到“各是其所是”，又提到“公是”。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批评者与其他读者之间，须得建立一种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大家在同一前提下说话，此即“公是”。被批评者或许自具标准，但他要能自圆其说，此即“各是其所是”。无论如何，不能以批评者的“其所是”替代“公是”。“公是”的对立面，是胡适所谓“丐辞”：“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仅凭一己之见做出判断，同样属于“丐辞”。——此乃题外话，不过未必多余。

　　说来对《废名讲诗》，我也有点意见，但只能讲，假如我来编这书，是如何编法。《废名讲诗》分为“废名讲新诗”和“废名讲旧诗”两部分，我大概不会这么分类，因为其间颇有夹缠，很难区别。譬如归在“废名讲新诗”里的《谈新诗》，其“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和“以往的诗文学与诗”两节都讲到旧诗，后一节更以温庭筠的两首《菩萨蛮》和李商隐的《锦瑟》、《月》、《城外》、《题僧壁》、《过楚宫》、《板桥晓别》等为例，详加分析。可以视为《谈新诗》纲要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有关旧诗的议论也占很大篇幅。另一方面，归在“废名讲旧诗”里的《中国文章》却引用作者自己的新诗《梦》，《谈用典故》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而《谈用典故》这篇文章压根儿不是谈旧诗的。更重要的是，废名诗论的核心就根植于新旧诗之间的对比，如其所云：“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样做，就怎么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谈新诗·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他并无意离开这种对比关系，分开来去“讲新诗”或“讲旧诗”。

　　假如《废名讲诗》非要分类的话，我大概会以1949年为界，编作前后两部。废名此前所作相当纯粹；此后则未免驳杂，只看那些题目就能知晓，如讲《诗经》标举“古代的人民文艺”，讲杜诗强调“难得的杜甫的歌颂人民”、“难得的自我暴露”、“生活是诗的源泉”，等等，总体思想要皆如此，虽然涉及某一首诗的具体感受，仍不乏精彩之处。现在按“讲新诗”、“讲旧诗”分类，每一类中将前后文章混编一起，读者或许会感到自相矛盾。假如按照年代分开，当能明白不同时候作者有其不同的“自”，或者说后来他几乎没有“自”，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于废名1949年后的转变，我觉得能够理解，但理解并不等于是认。此种现象当年普遍存在，以废名的《谈新诗》去比后来的《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诗讲稿》等，有如以刘大杰的前后两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相比，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与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相比，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与其《西方美学史》相比。其间得失，不待辞费；而废名变化之大，似乎较之各位尤著。就中原因，自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然而中国不止一代知识分子曾经自觉“改造思想”，以至普遍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却是我们迟早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