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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残雪解读了《浮士德》和沙翁的十部悲剧。
本书中残雪解读了《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十部悲剧。单看书名似乎很难看出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然而在进入残雪的文字之后，看见反复出现的这样一些字眼：“生命与死亡”、“肉体与灵魂”、“人性与世俗世界”、“黑暗与光明”，看见残雪惯有的那种肃杀的文风，便觉得“地狱中的独行者”与这本书如此地和谐。

我这本书要描写的，是艺术家的灵魂。你可以将其看作作家的艺术自我，也可以看作解读对象中的那些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主动下到地狱，经历恐怖，经历对自身的制裁，为的是获得解放。由于采取了这样一个视觉，我对西方经典文学的批评就站到了同我们以往的批评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在我的批评里，不存在那种所谓“社会”，“历史” 之类的外部的，表层的东西，一切对作品的解释，都是基于艺术本身的规律，基于我在特殊视角中对于灵魂，对于人性的探讨。当时之所以采用这个书名，是为了让人一目了然，领略新型阅读的本质。

文：河西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3月

　　每一次阅读《哈姆雷特》，令我感到憎恶的不是通奸的皇后、下毒的叔叔或谄媚的大臣，而是那位装疯卖傻的王子。为了一位蒙冤受屈的亲人，他宁愿伤害所有爱他以及他爱的人——也许在他看来，从一而终比母亲得到任何的幸福都来得可贵。

　　这真可怕！受到虚无缥缈的幽灵的蛊惑，王子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计划。没有人理解他，他的兄弟、爱人、母亲、叔叔，没有人在伤害了他的父亲之后还阴谋谋害他惟一的儿子。

　　那些罪人都愧疚着，为他们曾经犯过的罪，他们希望百倍地补偿给他们的孩子——未来的王。但是哈姆雷特毫不领情，他是多么固执，即使他的叔叔成为雍正或乾隆似的明君，这位《大义觉迷录》的主角也不会放弃谋反的努力。

　　在残雪看来，哈姆雷特这些异常的举动都源自于那位向他告知真相的幽灵。他并非外在，更多的是哈姆雷特内心的体现。当他在没有任何旁证的基础上认同于幽灵的叙述时，哈姆雷特就在从世俗之人蜕变为一个天堂中的圣徒。他用一种不同凡俗的眼光审视着芸芸众生，他是多么苛刻，他们身上那些小小的瑕疵，在他眼中都被放大成为不可原谅的过错。杀人偿命本是天经地义，但是因为他叔叔一人的罪过，却搭上七条性命，让整个王国为之心碎，那么这样玉石俱焚的复仇意义究竟何在？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很明显的，虽然他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歌德却从一个时间的维度来看待哈姆雷特“缺乏理智”的行为。他注意到了哈姆雷特的两行独白：“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他说这句话是哈姆雷特全部行动的关键；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因为“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言下之意，自然是说哈姆雷特志大才疏，空有远大的志向，却无法按计划实施自己的复仇蓝图，结果造就了一场空前的宫廷惨案。

　　对于哈姆雷特的远大抱负，残雪在《地狱中的独行者》里也有类似的看法：“先王的幽灵正是王子那颗出窍的灵魂，王子用彻底的理想主义塑造了多年的最高理念的化身。”但奇怪的是，他的理想主义是以疯癫的形式来表现胡来的。

　　诚如歌德所言，“时代脱节了”，在莎士比亚笔下，时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扭曲。这个群体在英国文学史上基本上都是一些可怜的龙套角色，从来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他的胡言乱语而获得这样多出场的集会，疯子以从未有过正面角色登上历史舞台。

　　在福柯看来，疯癫必然会导致文明对它的惩罚，米诺斯·福尔斯在《飞越疯人院》中的狂想即使在21世纪都无法实现，疯癫在丹麦王室的自相残杀中，既有天人之间对立的因素，也不可否认，疯癫才是哈姆雷特延缓在得知真相后没有立即付诸行动的最大障碍。莎士比亚需要一些篇幅来表现疯癫的言行，并使疯癫得到应有的惩罚——美丽纯洁的莪菲莉亚并未因为她的疯癫而得到哈姆雷特的原谅，直到她溺死。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期，威尼斯商人的市侩已经让我们领略了高利贷主的嘴脸，而疯癫也逐渐成为被隔离、被禁闭的对象。福柯写到，1575年（正是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英国每个郡至少都建立了惩治流浪汉的教养院，在这里，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教养院中，受到比麻风病人更严厉的排斥。福柯说：“疯癫最终被打上非存在的耻辱烙印，难道不是由于禁闭的作用而使疯癫实际上从古典主义视野中消失的吗？”这一切似乎都是与资本主义文明化的进程息息相关的。从哈姆雷特开始，从拉辛的《奥瑞斯忒斯》到萨德的《朱莉埃特》，从尼采到阿尔托，疯癫正在成为文明努力要将他们抹去的对象，与此同时，古典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一个幽灵，一个疯癫的幽灵，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上空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