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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1992）是尼尔·波斯曼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童年的消逝》（1982）和《娱乐至死》（1985），2004年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个三部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技术垄断》警告世人，美国正在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
　　《技术垄断》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约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和其他学者一样，波斯曼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他认为：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技术垄断》认为，“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术、广播和电脑等五个阶段。在技术垄断到来之前，信息控制机制帮助人驾驭技术，这些机制有：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到了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闸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驭、难以把握了。
　　《技术垄断》揭示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的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它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异同，它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它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去拼死抵抗技术垄断，并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文：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3月

美国媒介理论家、批评家波斯曼（也译作“波兹曼”）的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英文书名副标题为Ｔｈｅ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直译就是“文化对技术的屈从”。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１９９２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鉴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时常表现出对技术（尤其是新的ＩＴ技术）的迷恋，很少对于科学技术进行反省，这部书对于此领域的学者、学生，更有阅读的必要。这个领域的人可能知道麦克卢汉，但未必知道芒福德、埃吕尔、梭罗。
技术也是一种文化，但文化不能处处靠技术，特别是不能屈服于人为“提速”拉动起来的技术。文化不应当向技术投降，理性的文化要引领技术的发展幅度、速度和方向。

一个没有过时的古希腊故事

我个人觉得，波斯曼的《技术垄断》在写作上要比他的《娱乐至死》更好。《技术垄断》第一章从柏拉图的《斐多篇》（Ｐｈａｅｄｒｕｓ）的一个故事入手，兼顾了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个故事只涉及两个人物：发明家修斯（Ｔｈｅｕｔｈ，在这里角色相当于技术开发者）和法老塔姆（Ｔｈａｍｕｓ，在这里角色相当于技术用户），谈到了我们面对新玩艺应有批判态度。故事说，修斯发明了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在内的许多东西。他向塔姆炫耀这些发明，并建议向埃及人尽快宣传、传播这些好东西（今天我们很容易找到类似的表述，比如对于“科普”、“技推”），以便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波斯曼，《技术垄断》，第１页）
以文字的发明为例，双方有几个回合的对话。推荐方（发明家修斯）说：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他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但是聪明的法老却说：你可真是发明家的典型，不过，“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紧接着法老深刻地评论了文字的发明，质疑了文字对于改善记忆的实质作用：“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记忆，可能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似乎应当为“发明”）的是帮助回忆，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担保书。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徒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法老真是个有主见的人物（这当然是指作者柏拉图聪明），他的言论即使放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仍然处处显示着智慧。文字当然是一项重要的发明，但是此发明有什么功能和影响，这件事就复杂了，确实不是修斯之类几个发明人说了算的。法老并没有全盘否认文字发明（或者其他某项发明）本身的意义、价值，他只是针对推荐者所声称的各项好处，一一加以分析、反驳。由于是辩论，免不了冒进一点，法老可能说得极端了一些。不过，针对如下两个提问：１．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吗？２．文字会强化人们的记忆吗？修斯为自己的断言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吗？没有。
波斯曼认为这则故事提供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第２页）的确，想想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想想几十年来我们经历过的技术变幻，我们不可能只收获某项技术之好（声称的好处，如方便、幸福、实用、效率），而不同时获得此项技术之坏（给人们和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如紧张、系统脆弱性、依赖性、非自然性）。对某项技术的全面评估，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特别是不能只看其发明者、推销者如何忽悠。今天我们不应当像培根那样、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一根筋地赞美科学、技术、理性，而不采用辩证法反省一下事务的另一面。
作为社会中一名理性的技术消费者、作为公司的一名技术研发专家、作为一名关心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技术哲学家、作为一名为大众舆论健康发展担负责任的媒介评论家，对某项技术的看法不可能都一样，也不应当一样。工程师、买卖人有权到处吆喝技术的完美、实用，但技术哲学家、媒介评论家更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赶时尚，帮人家吹喇叭，盲目推崇快、大（小）、强、高等单项指标。现代技术改变了“时间”的含义，使社会中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快，可是无论如何，“快速”本身未必是人们所期望的。“快快长大”也许是一些孩子期盼的，“快快死亡”恐怕不是多数人希望的。老子说：“静为燥君。”人类的理想王国香格里拉崇尚的是“慢慢来”。（参见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５页）向技术投降，一定程度上就是等于“找死”！

追踪到唯科学主义

《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此只需指出，不必细致介绍和评说了。
作者特别反对人文社会学术领域的“唯科学主义”潮流，他甚至认为谈“社会科学”本身就不恰当。“技术垄断”的社会里，一切好像都得听专家的，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样的魅力”，如精神分析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股评家、水利专家，甚至还有育儿专家、交友专家等，他们对于外行、门外汉（妇），似乎显得更有文化、更掌握真理。真的如此吗？不全如此，甚至经常不是这样。专家说、电脑显示、权威人士透露等等，似乎成了记者稿件的流行写法，但这与事实、与知识、与真理有何关系？迷信专家，实际上是迷信专家所掌握的所谓技术。而迷信技术在深层上是迷信技术背后假定的科学。波斯曼引述了萧伯纳（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ｈａｗ）的说法：“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第３４页）此时，科学技术的确成了唯一有权威的新宗教。以宗教类比科学技术，并没有贬低科学技术，不过，这个类比确实很管用，确实很有启示意义。“如果我们认定了一种宗教是真的，难道就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宗教都是假的不成？”（《消失的地平线》，第７７页）唯科学主义的毛病主要不在于它自诩某某是真理，而在于它宣布某某为唯一的真理、宣称科学是真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神。
波斯曼暗示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型社会官僚主义盛行的一种思想基础。在现代社会，社会运转的每一部分都涉及技术，一旦出问题，责任立即可以推到技术或者技术系统身上，而当事人可以不负责。当机场停止办理登机手续，那是因为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与你打交道的所有服务人员都可以坦然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银行取不出钱、转不了账，银行的工作人员会说网络有问题，与人无关。这与法西斯分子杀人犯的辩解有相同的逻辑。官僚主义的通常说辞是：这不关我的事或这是体制决定的、这是技术决定的。波斯曼在书中两处引述了阿道夫·埃希曼（Ｋａｒｌ Ａｄｏｌｆ 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１９０６～１９６２）的故事。在技术垄断社会中，官僚主义者的辩解可以模仿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辩解：“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一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是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第４９页）“我们甚至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埃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电脑，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第６６页）今天的社会上，不直接杀人但不干好事的官僚主义者到处都是，他们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技术垄断社会的现实。
不过，我也愿意指出，读他的《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还有另外一点印象：他的书并非严格的老套的学术著作，他的论证和修辞并不严格。此时，我试图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作一个价值判断。如果要作价值判断的话，我会说，真的喜欢他的著作（虽然要注意他不严格的表述），他的文字经常有闪光之处，给人以联想、启发。

面对技术：事在人为

作为学者的波斯曼，对于这样可怕的现实当然不满意，因此他不可能是技术决定论者。他也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但强调学者的参与、影响。
技术哲学家、媒介批评家关于技术说了许多许多，特别是说了常人未能深入领会到的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绑架”、“劫持”作用（江晓原教授的用法），他们还将继续说下去，也应当说下去，毕竟这种声音相对于主流的技术“驱动”声音永远是微弱的。
那么，作为个体的普通人，面对无处不在的技术怎么办？
这是个复杂现实问题。我想，没有统一的建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我个人而言，在可能的条件下，希望由自己选择使用什么技术，而不能赶时髦，不能只听技术专家和厂商的建议。我们要向阿米什人（ｔｈｅ Ａｍｉｓｈ）学习，针对自己的需要，尽可能采用传统技术、稳定的技术，而不是新技术，因为前者便宜，特别是一定程度上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对于信息网络技术，我的评价仍然是十分积极的，中国学者看因特网不能像美国学者那样看因特网，因为两个社会的制度不同、开放程度不同，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因特网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当前，因特网即使有一万个不是，但它为居住在内地的中国人提供了另类信息渠道，美国人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伟大的价值。当中国社会与美国一样“发达”（中性词）时，对因特网技术我们也许与美国学者会有相似的评判，但不是现在。

文：刘兵 出处：文汇报 2008年3月
   
    在几年前，就听说过波斯曼（一译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但直到几个月前，才有机会一读，一读过后，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随即将它推荐给了朋友和学生们。当然，这是因为作为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作者在那本书中有独特的见解和观点，那些观点，会给人们对于这个世界上一些问题带来全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看到波斯曼的另一本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
   
    也许，不同的人读波斯曼的著作的感受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同时关注和研究科学史、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的学者，我对《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这本书所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传播学者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对于科学技术本身，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相应地，对于媒体、传播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很有些另类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新看法。
   
    在此之前，也许是由于孤陋寡闻，我似乎还没有见到有传播学研究者以其传播学研究的背景和站在传播学的立场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功能表达出如此系统、独特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即使对于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关系的所谓STS（亦即“科学技术与社会”或“科学技术元勘”——在后者中STS缩写中的最后一个S应为studies）领域中的研究者，在可以发表某种与该领域的前沿研究的相似性的同时，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之所以会这样，也正是因为该书作者是从传播学（按照译者序中的说法是继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的背景和立场，来进行其讨论的。
   
    如果比较一下《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这两本书，会发现其间作者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两本书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论点，但同时，又有不同的侧重。如果说，前者更是从传播技术支撑手段的发展，即从印刷机统治的“阐释时代”向电视统治的“娱乐业时代”的转变中，讨论相应的社会文化及传播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则主要是就技术垄断（按作者的说法，即指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对于包括传媒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所做的反思与批判。波斯曼从其独特的视角中，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而在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技术垄断文化中，人类正面临着丧失传统同时也失去驾驭技术之能力的危险。
   
    从整体上看，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勘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是很有相通之处的，甚至于，（唯）科学主义，还是《技术垄断》一书中专门一章的主题，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隐含了人类多元文化（科学仅为其中之一元）并存之重要意义的思想。而在全书对于各种具体问题、具体事例的分析中，精彩之处也比比皆是。例如，像如今在科学主义的观念下，在科学领域之外的专家们（如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等），会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也即计量化的方法），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工作，甚至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成为不可能。又比如，作者谈到，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而今天我们则相信科学的权威，也是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再比如，作者提出，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然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知之甚少，但像官僚主义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够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够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在像涉及机器意识形态问题的“医疗技术垄断”和“电脑技术垄断”两章中，对于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医学领域中技术的“进步”和对医学本身的影响，作者更为关注的是其负面作用，以及对于医学之原初本质带来的变化，因为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而在对于电脑应和的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也同样分析的电脑之广泛应用而带来的弊端，提醒人们去注意和思考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作者指出，随着技术的这种发展，在一种隐喻（这又是后现代研究关注的特殊重要问题）的意义上，所带来了观念相继变化，开始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随后是，人几乎就是机器，而最后的结果是：人就是机器！
   
    如此等等，此书中精彩之处难以一一在此详细列出。总体上，作者似乎是一个有些怀旧、颇为传统的学者（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注重上），但同时他又在以相当后现代的方式解构着当代在技术发展影响下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神话”。以至于，如果不考虑作者的背景和身份，人们甚至难以想到这是一个传播学者的著作。
   
    当然，以上只是从《技术垄断》一书在传播学新发展的立场上对于科学和技术的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的极为支离破碎的提及和评论。而对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这种立场和视角所带来的变革和冲击，就恐怕要专门另写一篇书评才有可能谈及了。

文：□江晓原　■刘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3月

    □你还记得去年我们在北京开第六次科学文化讨论会时，有一天晚上大家热烈讨论的那个主题吗？——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判据，来判断今天的科学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或者说，科学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由“适度”变成了“太快”？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未能找到这样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真没想到，在本书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波斯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

    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波斯曼写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1992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是经过15年之后，我想这样的判断肯定需要修正了，因为今天早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这种文化。

    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对应:“工具使用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的“缓慢”时期；“技术统治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从“缓慢”经过“适度”然后开始走向“太快”；“技术垄断文化”自然就对应于科学发展“太快”的阶段了。

    ■我们曾在这个栏目中，谈过波斯曼的另一本书，即《娱乐至死》(书中将作者译为波兹曼)。其实，《娱乐至死》，加上我们现在谈的这本《技术垄断》，以及另外一本《童年的消逝》，成为其著名的“三部曲”。他本是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但其“传播学研究”中，却在相当的程度上，把科学与技术的问题与传播问题联系起来。他从传播学的特定视角，对于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与我们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有关讨论在有所区别的同时，又显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也带来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传播学学者那里，看到其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有益探讨。

    在这本《技术垄断》中，依然一样，不过，与《娱乐至死》相比，本书似乎要更接近于科学文化研究的主题——尽管其中许多事例还是与传播问题关系密切。

    而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书，让你想起了我们曾讨论和争论的问题。至少，从波斯曼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他是认为在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有些过快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传播学者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说实话，在接触波斯曼的媒介批判思想前，我虽然早已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但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所以，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是的，你说的问题，恰恰就是所谓的各种表面上有所不同的领域和主题的研究完全是可以殊途同归的。而且，恐怕只是像波斯曼这样的大家，才真正有可能做到这点。相反，更多的学者们，却囿于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无法突破自身。就仍以传播学研究为例吧。在我们所谈的波斯曼这本书所在的丛书的总序中，就提到了他属于继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学派，即媒介环境学派。尽管对于这个第三学派我们现在还接触不多，但在我直接间接的接触中，却感觉到，国内一些研究传播学的人，还只停留在经验学派的阶段，只关心那种传播形式、效果和机制的东西，而对传播的内容则少有关心。至于像波斯曼这样，能跳出原有的问题，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但我们在意识到了他的独特性之后，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他那些在我们这里确实显得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呢？

    □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事实上，我认为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难以接受的。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先前从未在他的思路方向上思考过。

    例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工作就会越有效，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可是波斯曼却从反面来看这件事:他认为信息泛滥是一种灾祸，人类文化的健康要求抵御信息泛滥，法庭、学校和家庭，曾是控制信息的三个机制，可惜，如今至少后面两个已经开始崩溃了，而“抵御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之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他表明，如今现代媒体向我们提供的所谓信息中，绝大部分都是对于我们当下生活毫无意义的垃圾。

    他20多年前的思想，到今天依旧完全适用。例如，最近的“艳照门”，所谓的“信息”不啻铺天盖地，可是这些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因此而去采取什么行动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只是“知道”而已。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媒体塞给我们的，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毫无意义。

    ■以“艳照门”为例，许多受众也许未必同意你的结论，他们会说这些信息正是他们想要的，是有意义的，甚至要主动去网上搜寻。所以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是:许多充斥于媒体的信息对于当下生活的意义，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只不过绝大多数受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阴谋”而已。

    这恰恰说明了，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地表现在那种与众　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