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强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的自杀让人们再次关注自杀问题，一时间有赞扬的有惋惜的有不同意这种选择的，各种意见纷繁复杂。余虹教授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诗性的，大概是他长久沉浸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思考中不能自拨，最终做出的“自主”选择吧。这种诗性自杀的现象值得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深入探讨。我在这里谈的不是诗性的自杀，而是发生在中国的日常性的自杀，前者无疑已经引起了众多讨论，而后者却鲜有人关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关注的正是后者。
中国的自杀学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作者吴飞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曾写过《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细致分析了欧洲古典时期、基督教时期和现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自杀现象的论述。而这本书却是谈中国式自杀的，论述的笔调也不是学究式的，而是“札记”式的，文字朴实平易很容易进入。它收录的四则札记曾在《读书》上发表，现在读来算是“第二次握手”了，而再次读来又有新的触动。
作者在文章开篇揭露的数据或许会让很多人触目惊心：２００２年，客居中国近２０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１９９５～１９９９》，文章披露，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这是美国公布的自杀率的两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或许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将高自杀率归结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心理失衡，与现代发达国家并无两样。但事实上，中国式的自杀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６３％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多数国家那样至少有９０％”，而且，西方大多数国家自杀的人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而中国式自杀的人集中在女性、农村，自杀的主要方式就是喝农药！我对作者的发现感到亲切而震惊。亲切的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从小便耳闻目睹身边的农家女因为赌气喝农药的事（我觉得“农家女”的称呼比“农妇”要更显出对农村女性的尊重），震惊的是，我没有想到农家女自杀率居然如此之高，居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
对于农家女的自杀，很多人可能会高傲地谴责其愚昧无知，感叹她们对生命的不爱惜，我之前也如此认为。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灵，谁会如此不在乎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呢？她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我们需要做的是耐心地探究她们选择自杀的心理，而不是先入为主居高临下地做出轻率判断。中国人往往相信“命”， 但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是注定式的，有“顺”的时候，也有“背”的时候，命运是变幻莫测的，但人却可以用后天的方法来顺应或规避“命”，遇到“背运”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加问一句：有没有“破”的方法？所谓“祸福在天，命由己造”，或者可以说，中国人是格外重视对自己心性的控制的。对心性的涵养和控制在“过日子”中得以实现，“自杀所追问的问题，既是一种过日子的道理，也是对做人之道的一种思考”，“自杀是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作者将“过日子”和“做人”这个动态的命运展开的过程归结为家庭生活，他的洞见很有启发性：“爱”与“恨”，爱是家庭的主旋律，爱在不断的冲突和矛盾中得以维持，只要有不同的人就一定有差异冲突，否则便不会有爱，没有“撒娇”“嗔怒”之类的矛盾，就不会有真正的人间之爱。而一旦“怨”变得认真就能变成“赌气”，赌气超过一定程度就可能造成自杀。作者归结于此，不管确切与否，至少给了我们探究“农家女”自杀心理的启发。
我特别喜欢作者“理解自杀”的说法，我们需要的是对她们心理的平等耐心的理解。面对自杀，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是粗暴的。我们不能把自杀者视为“非正常人”和道德的破坏者，“中国的自杀者往往并不是游离于社会常态之外的人，而恰恰是对某些社会规范和道德过于认真的人”，我们不能将他们视为社会的毒瘤避而远之。也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自杀学研究显得值得我们格外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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