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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既是经济与社会评价，也是公共政策、社会立法和社区规划的核心观念。然而，我们普遍运用的人均收入之类的经济成就指标，充其量是生活质量粗糙的测量标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生活质量概念的内容、范围和实用性，以及使其具体化与实用化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本论文集中，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起而应对这一挑战，并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部论文集考察了以能力概念替代收入和效用的研究路径的努力，也考察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有关人类兴盛的理论，亚氏理论为以能力为基础的对生活质量的评估提供了视角；考察了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和效用作为利益评价标准；探讨了它们在像纠正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确定医疗的优先权和提高生活不平这样重大的实际问题中运用的可能性。本论文集对于我们理解与运用生活质量这一观念大有助益。

文：卢周来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狄更斯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曾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路易莎老师问她的学生西丝朱浦，“比方说我们的课堂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５０００万英镑，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呢？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西丝回答说：“我没有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这个答案与５０００万这个数目字的计算无关。”结果路易莎老师批评说：“这是你的错误！”
Ｍ·努斯鲍姆与阿玛蒂亚·森在他们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生活质量》的导言中，就引用了狄更斯讲的这个故事。故事中的路易莎老师，就像今天的某些经济学家，“他们仍然以人均收入这个粗放的尺度来表示人类的福利状况”，而她的学生西丝反而敏锐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还应该知道这些资源是如何分配的。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是被少数人占有，既使是总量再大，人均再多，这个国家也称不上繁荣，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更谈不上生活幸福。
当然，即使是在知道了人均收入基础上了解财富分配状况，是否就可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呢？仍然是不够的。那么，哪些因素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的生活状况呢？《生活质量》这本论文集中所收录论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作为“世界发展经济学院”一次讨论会的成果，书中收录的论文不仅仅来自经济学家，还有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他们的看法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这一复杂的问题。
传统主流经济学在衡量“生活质量”时常常使用两个标准：在宏观层面上，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活总值这个标准；在微观层面上，则常常使用个人效用最大化标准。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人均收入这个标准并没有考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状况；而效用即个人满足程度这个标准则因其主观性，缺乏可比性，否则就会出现亿万富翁吃鱼翅燕窝还不如穷人吃一个热馒头效用程度高这样的事。因此，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看来，人均收入与个人效用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两个标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与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自己“狭隘的看法”不同的是，阿玛蒂亚·森注意其他学科领域的进展尤其是道德哲学领域的进展，并使之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使经济学回归古典传统”。在如何衡量生活质量上，森提出了一个富有创见性的概念：“能力”。在森看来，衡量国民的生活质量，当然不应该只看人均收入，还应该看社会平等程度。但社会的平等并非仅仅是财富的分配状况，而更应该是一种“能力指向的平等”。森所谓的“能力”是指国民具有的“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所必需的功能组合”。通俗地理解，森的观点是，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要看他是否具有能力来实施与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关的“功能性活动”。为此，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不仅仅是再分配政策，而更应该是“针对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即在对那些能提高或保护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养老与失业保障、贫困救助等——供应上实现均等化，使那些因外在的个人无法主宰的因素造成的无能力者变得有能力，使那些本来就有能力的人因无后顾之忧而更奋力前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显然，与传统主流经济学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相比较，在宏观上，森更为强调平等；在微观上，森强调每个人实现其有价值目标的能力。而且，在森的理论体系中，宏观与微观又是相通的：即平等本身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状况，而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化，实现“能力的平等”。
在《生活质量》一书中，森的上述思想受到了论文作者的认可、论证、应用和补充。在书的第一部分，几乎所有论文作者都认为，森提出的“能力”、“功能性活动”等概念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效用、收入”等概念相比较，更能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二部分论文则集中讨论了传统主流经济学衡量生活质量标准的缺失；妇女始终是我们社会中的弱者角色，以森的观点审视，恰在于女性与男性相比较，在我们社会中更缺乏实现有价值目标的“能力”，因而书中第三部分论文集中研讨了性别平等与女性生活质量问题；政府如何依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寻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更为恰当的政策及其评估，则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论文所讨论的中心话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之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可以从《生活质量》一书中受到某些启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之上，政府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最快”。在某种程度上犯了该书中所批评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即把总量与人均收入本身，就当成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以为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ＧＤ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但事实是，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使得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并没有同步。正因此，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各级政府也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而实现公平的路径并不仅仅是分配，更应该是通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实现“能力指向的平等”。这样的平等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与此同时，对比《生活质量》一书中的观点，中国经济学家也应该对自身的思想与观点进行一次清理与反思。过去几年间，中国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较为窘迫的境地，与其不关注微观百姓生活而只关注表征效率的宏观数据有关，这其中，向森学习，以博大的胸怀吸纳哲学与社会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学研究更紧地贴近现实、符合常识，是中国经济学实现“突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