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邝海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2月
早就听说过乔治·霍格的大名，但对他的生平和心路历程我还不是很了解，感谢詹姆斯·迈克马努斯！他上世纪８０年代在中国工作时得知了乔治·霍格的事迹，经过多年搜集整理，将乔治·霍格的真实故事编写成了此书。当然，也要感谢出版社赶在电影《黄石的孩子》上映之前买断了该书在大陆的版权，使得我今天得以先睹为快，亲炙到他电光火石般的传奇人生！
１９１５年，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受到母亲凯瑟琳和阿姨缪丽尔·莱斯特的影响，乔治·霍格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１９３８年初，２３岁的乔治·霍格跟随他的姨妈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没多久，他便被聘为美国合众社驻上海特约记者，并启程前往汉口采访。当时的西方战地记者以采访到延安的“老红军”为荣，到汉口以后，霍格也选择了继续西进，并在史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对延安进行了采访。后来，阴错阳差，霍格进入了当时共产党主持下的“晋察冀边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从郑太铁路一路西进，最后到达陕西宝鸡，在这里，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国的真正使命，开始参与“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又简称“工合”，英文“ＨｕｎｇＨｏ”，大概是“团结协作”的意思。它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于１９３８年发起的一种生产救国团体，目的是把逃到后方的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以增强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工合”往往利用比较容易移动的工具或机械，活动于战区之间，以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为主，因此也称为“游击队工业”。由于“工合”在刚开始有国民政府的支持，再加上大量宣传、介绍，国外的捐款大量增加，所以发展得相当快，美国媒体还赞扬“工合”是中国民主的先锋队。可好景没过多久，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的亲共立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猜忌，“工合”开始遭受打压。可就在这时候，霍格却开始参加“工合”的工作，这又是为什么？
霍格没有在日记和信件中太多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但作者以纪实体披露的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首先，霍格对美国媒体将“工合”捧成“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大胜利”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报道过于夸大事实，造成了事物本身的扭曲，为了弄清楚真相，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身体力行。其次，“工合”本身是“游击队工业”，这种“游击战”的生活立足于守卫乡土，不但“正义性”无可非议，而且还能有效地化解他生命哲学里“和平与战斗”的矛盾。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霍格的书才“从不提及中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政治斗争，或者跨国的战略冲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这种写作与主流媒体不相干，所以，我把他称为“游击队写作”。
除了“游击队写作”外，霍格还热衷、并献身于一种高尚的“游击队教育”，这就是１９４３年，他被任命为双石铺培黎合作技术学校的校长。该校的前８位校长都是外国人，都没能把这些没文化的农村孩子和被日本侵略者从沿海地区赶出来的富裕家庭的孩子真正融合到一起。 但霍格采用英国公立学校的分组自治和分工协作规则，成功地把这些孩子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日本人向西推进，国民党的部队也不断地骚扰学校，霍格决定把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到甘肃一个叫山丹的山顶小镇。山丹离双石铺有７００英里远，而且还要翻过海拔１２０００到１６０００英尺的高山，而大多数孩子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有一些还更小。冬天已经来临，霍格找到一些马车，每辆车用５匹骡子拉，上面装了很重的东西——孩子们、书、机器和食物。他们在１９４４年元旦的早晨出发上路了。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在这个２０年来最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骡车，互相帮衬着、搀扶着走向目的地。在长达１０周的长途跋涉中，虽然有几匹骡子和马车掉下了悬崖，但只丢了两个孩子——一个死于心脏病，另一个后来自己找回来了。在兰州，霍格用骡车换成了卡车，此时离目的地山丹还有一半路程。霍格最后在１９４５年３月带领已经精疲力竭、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子们到达这个小镇附近的一座古庙。
四个月后，在重建学校之后，霍格在跟学生们打篮球时伤了腿并发展成破伤风。当人们赶往兰州寻找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时，孩子们正尽一切努力抢救他们的校长，但最后还是没有救过来……
很显然，霍格是在用生命实践“游击队教育”，这种热情既来自于他血统中的英格兰“绅士”传统，也来自于他生命哲学中的和平主义理想，但更多的似乎是来自于他对人性的“向阳性”始终充满着信心。如果说，“游击队工业”守卫的是乡土性，“游击队写作”守卫的是独立性，“游击队教育”则守卫的是自然德性。在当校长的那段岁月里，霍格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抛下昔日的冷漠，显示出自己的尊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不能同意某些人对霍格“国际主义者”的简单归类，因为他的人生布满了悬疑和不规则性，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他只是战争年代里坚守内心光明世界的“游击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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