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750——1950的中国》作者汪中求对话
文：陈杰 出处：文汇报 2008年4月
提到《细节决定成败》的作者汪中求先生大家不会陌生。汪先生在掀起了一场细节的“革命”之后，市场上关于细节的论断可谓是层出不穷，处处讲细节，时时讲细节，使得人们对细节的关注达到了高峰。从大众对细节的追求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可是当我们沉浸在时代进步带给我们的优越条件中时，我们依然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从历史中审视问题的意识。
不论是研究历史的史学家，还是才高八斗的小说家总是对清朝的历史情有独钟，这恐怕要归功于大清王朝不论从哪一方面都能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1750——1950的中国》是汪先生继《细节决定成败》后著的一本关于评说中国近现代两百年历史的著作，书中以经济问题为叙述重点，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从清朝后期经济步步衰退，原因究竟何在？带着此疑问，笔者采访了汪中求先生，就书中一些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
陈杰：您从04年推出《细节决定成败》后又提出了“精细化管理时代，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被誉为“扎在当今社会浮躁病穴上的一根银针”。既然您是细节的提倡者，为何又将方向转至历史方面了呢？
汪中求：我想先说明一点，《1750——1950的中国》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之所以写这本关于中国两百年历史的书，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唤醒大家的危机意识。在我对1750～1950这两百年的历史粗略的梳理时，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颔首。然而，更要紧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善，但是，总结历史，反思过往依然是必要的。我一直提倡的观点是：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我们在取得成绩后就沾沾自喜，哪怕是一些小小的松懈，也都可能会给我们以后的发展埋下祸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何传基研究员的研究指出：中国2001年综合年代差与美国差约100年、与德国差约80年、与日本差约50年。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给我们列出了一张中国与其它强国重要科技成就产生时间比较表，表中显示中国的计算机、集成电路和卫星比美国落后十几年之久，就连日本，这几项技术也排在中国之前。作为美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还有一点更刺激的对比没有说出来：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59年了，到了应该找原因的时候。胡适1961年11月就曾做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仅题目而言，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大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段话：“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1750——1950的中国》。
陈杰：历史上清朝曾有过非常辉煌的一页，“康乾盛世”正是辉煌的写照。有种说法是：一个朝代走过盛世，那它必将迎来衰败，大清王朝似乎也没有例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就衰落了，你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
汪中求：今人谈起中国的衰落，往往从鸦片战争说起。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落后缘起于1840年，那就错了。固然，《南京条约》之后，不仅接二连三地割地赔款，而且各国列强纷纷仿效英国人在1843年提出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帝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亦已尽失。一个比一个更加严苛的条约，在经济上也使这个所谓的大国负债累累，仅一个《辛丑条约》赔偿打进家门口的外国人白银4500万两，连利息复计，中国39年间赔款总数达9822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总计不过8000万两。穷国亦战败，战败更加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广，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勤劳，可以说，“中国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但日本学者福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面记载的马嘎尔尼的日记，就不认为大清王朝“无所不有”了，马嘎尔尼的日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其实，马嘎尔尼也不全对。即使有才干的人上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在甲板上指挥，也不能保证它不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证明了以上判断而已，这与时任“船长”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节俭的个人素质，其实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陈杰：人们常说凡事有因就有果，历史也跳不出因果的圈子。大清帝国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衰落，你既然认为衰落不是起源于鸦片战争，那么大清的衰落应该追溯到哪里呢？
汪中求：军事、经济的落后，自然源于体制的落后。而大清帝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确地起自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就像今天的读书人读到的奇书《红楼梦》一样，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断于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是乾隆盛世的骄傲，另一方面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正是“盛极而衰”的暗示。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凭着文学的描写和议论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尔就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中国，他认为的中国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一直视自己为中央之国，其余皆为外化。因此对外的情况就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试图去获得精确的信息或作详细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对外国的文字记载，也往往混杂着大量荒唐的臆测，同时充满着不屑一顾的语言。”直到当过大使的郭嵩焘才有更为深刻一些的认识，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所以说，当时中国真正的大患是没有见识，与世隔绝。虽然这时我们的大清朝正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发深重，与正在觉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从此差距日远。面对历史我们无力改变，在我们走向精细化管理的今天，回顾历史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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