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昌勇 出处:文汇报 2008年4月
我们的大学,在人类大海里航行的、对一切灵魂和一切事物都怀着无限兴趣与警惕的情智之舟,她有着怎样的命运——过去、现在与将来?我们用一些思考和文字来表述她,尤其是如此惊天动地的20世纪,苦难而幸福,曲折而伟大。
——《舟行纪·前言》
如何纪念一所大学的百年?记得2005年底,我在与诗人喻大翔教授闲话时,多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有一天,也不知道是谁先提出的,由他用诗来为100年的同济构筑一部文字的传记。由他来创作,我当然也有把握,因为笔名荒野的他,虽然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知名,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已有几百首诗歌行世,诗集《永远的藩篱》(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就是他当年与诗神结缘的凭证;他主编的《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与《朦胧诗选》当年一样风行。随后,喻大翔沿着百年的同济路,南下西进,穿行于历史的隧道,风雪不能遮掩,岁月不会遗忘,体味、积聚、升华,在三个季度的转换后,一首4000余行的长诗诞生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作为“百年同济文史书系”中最独特的一种——《舟行纪:同济百年诗传(上部)》。
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歌的国度,长篇史诗古来就不多。用长诗来刻画一所大学的前世今生,由一个教授诗人用诗家史笔,独撰一部百年大学史,可能在大学史上,也是开创性的了。
从1907年创校到1949年,从暴风雪到太阳露出地平线,战争、迁徙、英雄、传奇,留下了数不尽的大学叙事,但作者认为,一切的焦点还在人:
那些爱国的人、勇敢的人、忧患的人、学术的人和同舟共济的同济人。真的,当我看到的材料渐多,接触的历史渐深,摸到的脉搏渐粗时,想写一部小小诗传的念头,也就渐渐有些沸腾了。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为了真理与自由,不少同济人在可以回避厄运时,却义无反顾去赴死,用青春之身去承受大苦难,这种黄钟大吕般的人格力量,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不能放下诗笔的缘由。(《舟行纪·前言》)
这部诗传是用“同济人”串起来的,它写了一座大学历史链条上几组不同的人物:从创始人埃里希·宝隆,到蔡元培、周均时这样舵手级的人物;从黄胜白、宗白华到罗绮园、刘铨法这样的学子;从费提克、贝伦子、欧特曼、史娄纳、史图博到冯至、杨晦、石声汉、陈士骅这样的教授、名师,都令人感到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追求的几代知识分子对一所大学的执着与深情。但最令作者热血沸腾的,还是像尹景伊、殷夫、陈雨苍和周均时等,为了一个目标,为了高远的理想,而将所有现实利益都置之度外的人,这才是人文生命的浓缩。在如磐风雨的黑夜,在生死一瞬的关头,最能得到验证。诗传用整整一章的笔墨写了同济的校友诗人殷夫,这是全诗摹写人物中最长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节:
这故事讲起来万分忧伤!
这青春之树叫人无限景仰!
你描绘彼岸
造一艘大船
却总在逆流中拼折生命的桨!
诗前引了殷夫《在死神未到之前》一诗中的两行:“只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才救得你们自己的生命!”这构成诗作极大的艺术张力。记得作者后来对我说,把诗人殷夫放在同济历史之河,他才有了比此前更深一层的理解。
《舟行纪》在诗艺上作了不少探索,让大学激情而又理性地讲述着自己痛切而又光荣的历程。换一句话说,这部诗传,不再只是中西传统的剧诗,或者纯粹的叙事诗,而是以叙事为主,把抒情和议论乃至学术都糅合在一起了,这符合一座大学历史演义的需要,也是作者可喜的追求。讲述,是必要的时空故事,这是史性;激情,是必要的诗者襟怀,这是诗性;理性,是必要的学术价值,这是大学,也是大学史诗的命定。诗人艰难地选择了诗、史、情、理的融会,可以说这种探索是成功的。
从《舟行纪》的前言,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诗歌体式上的创造欲望。诗传试图将中外新旧诗体作最大可能的荟萃,以打破在一部诗作里,新旧不可通,中外不可融的惯例。写创校者德国人宝隆,用了十四行体,歌德的抒情体,甚至还有国内诗人甚少注意的但丁《神曲》体,因为这些题材不但与一个异国的友人有关,与基督教有关,还与死亡及其天堂有关。纪念被誉“升入天堂的文化使者”欧特曼教授时,《神曲》的独特三行体再一次出现,可见诗人有意摹写带给诗集的整体创意。在其它许多地方,如写宗白华采用小诗体,写冯至夫妇时多首用十四行体,写楚人陈雨苍时用的楚辞体,写植物学家、词人石声汉用的宋词体等等,真可谓是中外诗体的大观园。初看确实有些杂乱,但仔细体味又确实是丰富的值得玩味的苦心实验。
喻大翔还是国内汉语象形诗的首倡者,也是成功的实践者。我赞同他的说法:“根据某一首诗的主要意象及其意义指涉,来结构诗的外形,以求该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真正达到完美的统一”(《舟行纪·前言》)。写黄胜白上山采药并象征攀登不止的山峰诗;比喻医、工、理三科发展和命名《水青冈》的树形诗;十分“井”字形的《啊井》诗;出乎意料之外的名曰《兵工者》的手枪诗,真正做到了形之于象外,意之于之象内。这些源自外国具体诗和台港图案诗的“象形诗”在《舟行纪》得到成功的发挥。
著名学者黄维粱教授在为这本诗传作序中说“《舟行纪》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他认为这对同济而言是“一座诗的记功碑”。
当然,诗传的取名正在于同济之“同舟共济”的意象和百年旅程之苦难与坎坷,光荣与梦想。
大学之舟永在逆流而上,同济大学也不会停泊在一个码头,愿《舟行纪》的下部,有更漂亮起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