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方 出处:文汇报 2008年4月
友朋书信大多是讲“私房话”的地方。1920年12月,弗洛伊德给好友普菲斯特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是慨然自许:“吾到道不孤,处处有进步”,同时又悄然抱怨:声称自己专业上“乐趣不再,反而麻烦常有。”其实,这封短信如同一个“谶语”,死死缠绕着弗洛伊德一生,岂止那一年“麻烦常有”,弗洛伊德毕生的命运“马车”都在剧烈颠簸中穿行,阳光和阴霾同时笼罩在他的头上,大凡天才,其个人境遇注定不得安宁,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英国漫画家斯迪曼颇有感叹,1979年出版了一本图画书《弗洛伊德》,有一幅代弗洛伊德自嘲的画面,就是老弗满心的疑虑和懊恼,并慨叹:“何苦呢?早知道就安分点,当个精神科医生就好了。”
但是,历史对弗洛伊德是慷慨的。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思想“坚果”,弗洛伊德本人也登上了20世纪思想与学术“巨人”的圣殿。
弗洛姆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1980年)一书中总结了弗洛伊德的“三大发现”:一是无意识理论,二是释梦的技术和对于神经症的解释,三是关于“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的揭示。或许,这些评价都没有他自己给出的超然、精到,在弗洛伊德眼里,他的工作同哥白尼、达尔文一样,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次“革命”,而且是最后一次革命,哥白尼把人类所在的星球从世界中心移开,达尔文则揭示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并无根本不同,也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弗洛伊德则发现人并不是自己行为和精神的主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的支配。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波林因此认为:如果不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和他的学说,几乎就无法书写心理学的历史。
弗洛伊德也是19世纪与20世纪中经历世道人情变故最多的人,长寿(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使得他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血统让他一生都遭受欧洲大陆的身份歧视与迫害,学术的“山阴道”上也是波谲云诡,先是坐卧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随后是接二连三的合作者、朋友学生举“叛旗”离开(有人缘此批评弗洛伊德不善于“团结”同道),许多还留下激愤和怨懑,让人感叹学术竞技场犹如“名利场”,不是只有真理与谬误的争锋,而且上演了太多师友间忠诚与反目、大师的赞颂与谩骂、学说的膜拜与批判,交锋中的掷气与宽容等一幕幕“悲喜剧”。
可不是吗?即使在精神分析学说创立100多年之后,大批判的枪炮声依旧不绝于耳。2005年,由法国著名编辑卡特琳·梅耶尔集合欧美十余个国家四十多位专家学者撰稿,出版了洋洋60万字的《弗洛伊德批判》,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发起了“排炮”般的轰击,由于该书“火力猛烈”,很让一些读者过瘾,因而入选了本年度法国第八畅销书。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刊印了中译本,让中国读者也能及时目睹这场“学术暴动”。
我想,该书的畅销大多缘于作者的颠覆性结论,一方面从实证的立场出发,揭穿当年精神分析经典病例陈述的不确切性、虚妄性,甚至涉嫌作伪。比如作者对狼人、鼠人、多拉等病例的“索隐”甄别与情境“拷打”,对于患者所述的早年所遭受的性侵犯事实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同时也对弗洛伊德的泛性理论和依据的实证材料、方法提出了挑战,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具有明显的“暗示”和“先入为主”的弊端,违背生物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随机性与统计学原则。同时列举了大量“弗洛伊德”之后70年对于精神医学发展的负面学术影响和恶劣的个体治疗后果,试图从实证案例、学科价值、认知方法上宣告精神分析已经是“穷途末路”。面对这场发生在书卷里的“法式大批判”,不过是对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的“笔墨讨伐”,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法式大餐”与“法式革命”,总是有些偏激与浓烈。不过,即使“万炮齐轰”,精神分析学说也未必“土崩瓦解”,“全军覆没”。无论批判是激愤还是温宁,对于弗洛伊德和他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说都是一种“复活”。肯定也罢,反对也罢,终将把时代与思想的聚光灯重新吸引到大师和经典头上。
其实,为什么弗洛伊德必须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家,而不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依旧是一个悬题。一切针对弗洛伊德的缺席审判都应该接受这样的“反诘”。因为,一旦前提条件打开了,结论会迥然不同。此外,该书对于“精神分析”方法诟病最多的是“谈话疗法”,但是即使是被夸大疗效,但是总比医患之间的“失语”更人性,更合理。如果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要承受一门完全依赖机器报告心理缺陷的“失语心理学”,和完全依赖药物调摄心理疾病的“生物心理治疗学”,那还不如干脆宣告医学心理学已经被“裁撤”,归并、还原为“医学的生物学”。
如同斯诺爵士在1962年那场著名的“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所断言的那样,20世纪(何止20世纪,21世纪也同样存在)的一个根本矛盾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冲突”,这两个世界几近“分裂”。同样,科学的心理学与人文的心理学也必然是一对处于同一屋檐下的“冤家”,虽然已经争吵了一个世纪,但是争论远没有结束,还将年年岁岁争吵下去。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不过是一架摇荡的“秋千”,我们不能将真理的指针定格在某一个“极点”(尽管当下心理学的天平偏向科学主义),而是任凭它荡来荡去,争来争去,学术才有活力,思想才是一口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