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西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8月
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一书中，詹姆斯·斯蒂芬指出，平等和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各人资质与所处环境不同，自由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最大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和自由主义要求自然平等权利的“逻辑”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而后者又潜伏着一条从激进民主导向革命共产主义的内在理路，由此伯尔基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古典自由主义正在孕育它的叛徒，而这个叛徒恰恰又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忠实的继承人。在一个不能结束压迫和剥削穷人，主要表现为资产、财富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权力分配差异的国度，资产平等分配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他们满怀着恻隐之心，将贫穷视作资产阶级的贵族特权的不平等特征，然后，这一诉求最终只能诉诸于暴力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摧毁他们头脑中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法典。
在这个过程中，卢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虽然仍非马克思眼中的伟大英雄)，他的“普遍主权”学说实际上暗含着两个方向:一种是平和的资产阶级道德模式，它们固守着传统，在一种无伤大雅的层面上“作为现实法律、政府架构以及社会团体个人关系的开场白”；另一种方向则让人感到不安，它所指向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未来，在这场风暴之中，道德平等和集中使得个体意识和个体生存黯然失色，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只能以攻占巴士底狱，解放犯人为其旨归。
另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仍然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鸿篇巨著《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名闻遐迩的“权力分配”学说，它后来成为自由主义政府的绝对第一原理。在强调独裁必须让位于权力的多方干预，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的同时，孟德斯鸠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极力强调自然环境对个人、国家、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自然代替了神圣天意，被认为是历史的决定性主宰。马克思的“冷漠”建立在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基础上，唯物的基本要求就是将“社会”视作一个“没有人或没有个体”的社会，这里，一个布置着经济交易、生计关系、物质生产及其组织的舞台粉墨登场，但是看不到人，所以当爱森斯坦提出他要将《资本论》拍成电影时，听众们惊呆了，而野心勃勃的爱森斯坦终究也没有拍出这样一部“经济”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电影作品来。
正是在孟德斯鸠的意义上，马克思开始思考一种历史学说，并将人们谋生的手段——经济——视作一种社会形态的基础。而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更重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脱胎于亚当·斯密——一位用火眼金睛发现“看不见的手”的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不仅促进着个体的自然自由，而且预示着日后马克思关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名决定论。根据斯密的看法，放任放行才是获得个人幸福的一种有效手段，他所注意的绝非卢梭所谓更高类型的“社会道德”，而恰恰是“文明个体的自身利益”，然而，也正是斯密提出了“劳动是第一价格”，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没有很紧密的联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柱。
在马克思主义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异化能力，这种异化能力不是致力于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导向一种实践的道路(革命)，反而更多地是将它的对立面——自由主义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根基——异化为它的掘墓人。乌托邦学说中的小农意识和神话般的幻想从来不是马克思热衷的对象，而且乌托邦诸学说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似乎一直在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使得他们那些并没有太多说服力的小说更像是一场可笑的梦境。傅立叶思想中的“性革命意识”(更多地可以视作是一种个性解放的极端表现)和马克思的集体意识之间留下了一条深深的鸿沟，傅立叶这位超现实主义者们崇拜的偶像一直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但是当这位先驱与神经质的安德烈·布勒东、弗洛伊德和60年代的性革命结合在一起时，他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象征。
必须看到，马克思所毕生追求的个人解放是以个人融入一种革命的集体中为其代价的，他对傅立叶关心的性/个人问题不感兴趣，他总是在寻求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抽象为一个阶级的逻辑进路，努力追求“共同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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