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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本书系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小说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对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怨怨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颤的真实感。

文：吴声雷

    文学的看重启蒙的成分正在迅速消褪，世俗化与民间化倾向不可避免地到来。当现实的“媚俗”时代到来之际(此“媚俗”一词取自米兰。昆德拉，但已抛却其社会学与政治意义，而仅取其美学意义)，文学也正悄悄地从历史深层挖开“媚俗”的沟渠。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乎“媚俗”本身，而在乎如何处理“媚俗”与“崇高”的关系。这里的“媚俗”不含贬意。从二十世纪艺术领域看，“媚俗”与“崇高”同居一体又互相争斗是具有世界性趋势的争斗。这样的时代也许是又一个轮回的开始，文人的参与世俗，势必能提高世俗的品格，且自身又获取粗野，从中吸收生命的养料。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一个“史”的发展规律，即艺术形式都从民间起源，经由文人参与走入贵族化，最后由于过分贵族而失去生命力，轮回重新开始。这样的时代要求作家们掌握好“崇高”与“媚俗”的尺度，不仅仅是接受市场规律，艺术趣味与美学的要求也不可忽视。比如，《白鹿原》与《最后一个匈奴》等市场上看好的作品，即吸收了魔幻与传奇等民间色彩强烈的部分。《白鹿原》中关于白鹿的神异的传说，风水宝地，圣人白鹿书院院主朱先生的种种神化故事，神魔风习与欣赏趣味，其间的可读性、传统性极强。《最后一个匈奴》中几个主人公传奇般的一生也增强了可读性，而由传奇造成的某种迷离飘逸，其实是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者的着力于将这种传奇，与地域的、历史的真实氛围相契相合，将趣味性、文学性与历史认识充分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媚俗”的手段是可取的。可惜的是，两书的下部，这种成分逐渐隐退，以至消失，不仅造成趣味性的减弱，同时也显示了不能整体地把握历史的弱点。魔幻与传奇是非历史的，但却是文学的更真实的历史。它能以情念化的虚构去讲述更为完整与深刻的认识，使文学的真实获得了有别于其他一切真实的品格。中国作家的一大特点是专能讲史，但形象的把握能力并不强。历史的追溯与神奇一进入现代便统统湮没于故事和事件当中，历史的厚重感仅仅想凭大量事件的堆积来表达，效果可能会恰恰相反。
    当代文学一方面由“崇高”倒向“媚俗”，一方面是理性力量的退化。当代文坛的“新写实”是追求“原装”生活的，不动声色的表现的，只“显现”着的。然而理性的精神并未泯灭，只是转化了表现的形式，如同中国哲学的或宗教的禅，成佛不再需要上山入寺，于日用生活、劈柴担水之中尽可领会佛意。从主流文化(士文化)，迈向百姓日用，从对这市民日用的描绘中，不动声色地表现理性，这是更为中国化的文化选择。这里所要关心的只是不要“媚俗”得太过，理性虽隐而在，可做为背景，而不要成为僵死的道具。《最后一个匈奴》就是理性意识极强的作品，这种书在当代人群中仍能畅销，足见即便到了所谓市民社会，人们的理性精神仍然未能泯灭。作者能以新的理性来重新审视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这场革命，并追溯其种族的环境与文化的神秘历史发源，传奇的故事因有理性的支撑而飞腾，又不失其“矩”，传奇不失为现实。这是显性的文学理性意识。
    《白鹿原》的理性意识比较隐晦，暗藏于叙述之中，作者以场景、故事、人物的传统方式，外加魔幻来构造全书，以中国传统家族的兴衰为其表现的中心。对儒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态度隐含在叙述的人物与家族的命运中。这可说是隐性的文学理性意识。
    对于历史与理性的态度，是两部书的相异处，但理性的未泯，深沉的思索的强化，无论显隐都表览无余。这是当代长篇小说理性精神的展露。
    像《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作品出现在今天，无论对于文化，对于商品大潮下的文学，对于读者层的了解和作家的自我再认识，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方维保 出处：名作欣赏 2007年第7期

　　当新文化的欧风美雨冲荡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梦魂牵绕的情结。是做孝子贤孙，还是做逆子贰臣?现代性思潮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一开始就被置于不得不面对的二元选择之中。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和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都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那个短暂却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转型期，他们有着共同的题材背景，这就是关中文化。关中文化虽然在近现代以来已经沦落为边缘文化，但在中国民族的悠久的衍播史中，正是它铸就了中华文化基本的价值和内涵。因此，关中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解析以关中文化为表现内涵的《浮躁》和《白鹿原》，我们也就能窥视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主体在面对二元选择时的文化倾向。
　　《浮躁》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作家出版社)，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反思在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那就是它的对传统宗法制的文明的义无反顾的批判态度。作品中的主人公金狗几乎是秉持了创作主体的意旨，充当了传统文明的反叛者和摧毁者的角色。
　　作品首先展示了一幅宗法制血缘社会的图景：林游山区、州河之畔，与世隔绝，这正是宗法制社会得以存在的理想境界。它控制在通过“革命”而获得权力的田、巩两个家族的手中，乡长田一申事事处处从家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他的“公务”；田家的对头巩宝山书记(地委)虽然时时有冠冕堂皇的“工作”，但最终着眼点却是要在故乡与田家争一高低。家族之间的血缘纠葛成为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的一股汹涌的暗流。当田、巩两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又会如当年一样联合起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维护共同的利益。家族势力笼罩和控制着州河这一片当下的中国。但正是这种控制和压抑催生了反控制/反压抑和反家族力量的诞生。下层受苦的杂姓之子金狗就目睹着这一切长大，并发誓“报仇”。他聪明好学，具有特别的才干，他在州河管理运输队，将几十号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当记者，结果成为全地区的名记者。但无论是当运输队长还是当记者都不是他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这一切来将田、巩两家“扳倒”。为此，他不择手段，贿赂田一申当上了队长；假意与田一申的侄女结婚，当上了记者。当上了记者后，他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就利用田、巩两家的矛盾，在其间两头作伐“挑拨离间”，使他们彼此争斗，来削弱他们的力量。他的计划几乎就要实现，田、巩两家也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但在宗法制的中国，凭着他的一己之力，只能使宗法势力受到威胁而不能将其彻底摧毁。当宗法势力觉察到他的于连式的目的之后，便迅速作出反应，几乎将他置于死地。他的反抗失败了。需要指出的是，金狗的于连式的报复，虽然也是在宗法制内部进行的，也具有宗法制的特点，而且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也是脆弱的；但它是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吁求相一致的(同构而异质)，代表了受压制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他的反宗法制的倔强精神还是值得欣赏的。作品还塑造了一系列反宗法制的下层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小水和石华虽如贾平凹的其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具有男性崇拜的痕迹，但作为反家族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的行为又具有了可歌可泣的品质，特别是美丽而聪明的石华甚至为了救出身陷囹圄的恋人金狗不惜以身受辱。
　　作品的另一人物是金狗的杂姓兄弟雷大空(他的故事形成了作品的另一条线索)。与金狗相比他走的是另一条“复仇”的道路，他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做生意发大财，名震乡里，使杂姓人家扬眉吐气，也使田家为之惧怕。他又与巩家的女婿合伙做生意，与之同流合污，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他期望着有朝一日，将一切披露于天下，将田、巩两家彻底打翻。他的手段更具有“水浒英雄”的特征，而他的失败也比金狗更惨，最后落得个尸抛荒野的下场。金狗和雷大空的双双失败，让我们看到：严密、血腥的宗法势力已经渗入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血液之中，公开的专政工具与隐秘的黑手党手段相结合，能够抵御和防范任何外来的进攻。金狗与雷大空这“一文一武”的两种反抗都失败了，但他们反抗家族势力的“浮躁”行动却使州河“活泛”了起来，使田一申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或许就是长篇小说《浮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与贾平凹的这种对待传统文明的“浮躁”姿态不同，陈忠实选择了回归。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于一九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它以关中文化为象征域，通过具有符号性的人物以及命运，演绎了中国宗法制文化在近代历史语境中的命运。
　　通观《白鹿原》全篇，白鹿原的脊梁式人物应该是白、鹿两族的族长白嘉轩。
　　当记忆中的白鹿神灵没有向他显圣之前，他一连娶了六个老婆个个命赴黄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半子只女，还落得个“毒刺钩女”的臭名。如黄土地一般忠实厚重的白嘉轩尝尽了做人的尴尬。断子绝孙的沉重压迫，似乎在吁求着存活于生命原初的白鹿精神的早日复归，生命的转折就在这样强烈的生存焦虑中于一个白雪覆盖大地的早晨出现，命运之神引导白嘉轩发现了一块紫气蒸腾的风水宝地──白鹿精灵的隐身之所。他的深潜的智慧受到空前的启发，他以狡黠的智慧买下了这块干瘠的土地，靠种植鸦片，买了地，置了屋，又娶妻生子。家业人丁旺盛。随着祠堂的重修，族规的再整，白嘉轩牵引着白鹿原渡过了自己历史的苍茫，进入到了一条秩序整严的浩荡洪流之中。
　　如果说百事躬行的白嘉轩是白鹿原上混杂了儒家思想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实践性的代表的话，那么朱先生则是它的理论象征和精神先知。这位饱学的关中硕儒是位极富传奇性的民间隐士，丰富的学识使他在咫尺陋室内即了悟天下大势，无形中把握住了天地人物的脉搏，进入了一种类似道家的无为而为的自由境界。他凭着自己的灵性，毫不费力地诱导白嘉轩发现并占有了那块白鹿托身的土地，且在上面种植了美丽的罂粟花，为白嘉轩重振白鹿原打下了经济基础；而当鸦片泛滥灾害一方，他又义无返顾地充任禁烟首领，并从自己的内弟开始。他仁慈爱民，在两军对垒千钧一发之际，只身说退重兵；在饥馑 遍地百姓灾难之时，公正无私地赈济灾民，悉心倾听和佑护每一个回头浪子。他为白嘉轩拟定的白鹿氏宗族族规，犹如一部魁伟的民族道德法典，支撑了白鹿原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天空。正是这位精神领袖与白嘉轩的成功合作，才创造了白鹿原最近的也是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才使白鹿精神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放异彩，发扬光大。
　　但就在白鹿原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就已经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白、鹿两家各自的祖先。虽然说白氏家族因从事传统的农业经济而在“重农”观念下被视为正统，然而因从事商业、服务业而受“抑商”观念压制的鹿氏却从未放弃对前者的颠覆。鹿子霖是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争执中的极富意味的人物。他比较具有创造性地继承了祖辈的“商业文明”性格，并被作者倾向性地赋予了该种文明所“应该有”的一切劣根性。鹿子霖，贪图财富。他为官一乡时便不择手段地鱼肉百姓，聚敛钱物；他遇事逢迎拍马，在总乡约田福贤面前恬不知耻地摇尾乞怜；他纵欲无度，几乎睡遍了白鹿原上所有他看得上的女人，甚至包括他的儿媳和侄媳；他缺少稳定的人格，好大喜功，贪财好色构成了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于白氏家族及其所代表的田园思想有着本能的厌恶与仇恨，多次聚集族人向白嘉轩夺权。还利用侄媳小蛾诱使族长继承人白孝文堕落；购买白家的房产以羞辱白嘉轩；指使乡里恶棍迫害白姓乡邻。中国农业时代的价值观念使鹿氏一族处于无权地位，而夺权斗争，则使得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然而，他的一切狡猾计谋和恶劣行径由于与天意相左和不符合作家的“正义有偿”的生活信念，最终都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他不但挫折于白嘉轩，失尊于田小蛾，而且为外姓人田福贤所轻视。他的生命甚至在完结之前都未能完成一次悲剧的搬演，而只能充当无意义的陪斩的材料。命运之神无情地嘲弄了他终生的挣扎。尽管如此，鹿子霖的寡廉鲜耻就像撒旦与上帝的对立一样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白嘉轩所象征的宗法制价值堡垒，并在后人无尽的不齿之中引导白鹿原走向纲常人伦的浇漓。白孝文县长的枪声在宣告了他失败的同时，却也铸定了他生命过程的价值丰碑，因为白孝文的行为正是他的翻版。

　　如月有盈亏，潮有涨落一样，白鹿精灵的气数和白嘉轩的铮铮铁骨毕竟挡不住鹿子霖所体现的利欲文明的洪流，换不回颓势浩荡的文化沦落。作为理想主义的白鹿精灵化身的朱先生，在一个即将改朝换代的金色黄昏悄然飘逝，他所制定的字字如金的族规，他所编纂的公正不倚的滋水县志，以及他所提倡的顾念黎庶的仁爱精神也随之逃逸。白鹿精神的现实化身的白嘉轩也老了，世事的沧桑摧残了他的肢体和鲜活光亮的生命鳞斑，也捣毁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辉煌家族的梦想。人间的残杀和倾轧如拂不去的乌云遮蔽了本来晴朗的人性，白鹿也不再佑护原上的生灵。于是，战争屠戮了原上无辜的人民，尸殄四野，血流成河；家族内讧亵渎了古朴的民族精神，败坏了世风民情；冤魂游荡招来了瘟疫横行；天灾连年致使民不聊生。白鹿原走上了它重新湮没的路程。
　　唯有的两颗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希望之星就在这纷乱和肮脏中陨落了。那个天真活泼的白灵，她的正直、灵动、独立的个性以及聪颖的品格都使得白嘉轩和朱先生对她倾注了特别的钟爱。她在白鹿原的文化传承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她深受姑父朱先生和父亲白嘉轩所代表的正统宗法观念的熏陶，真正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她的开放式性格又在不知不觉中把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新思潮纳入自我价值体系之中。她与鹿兆鹏在“革命”中的结合，在白鹿原的文化语境中也是意味深长的，他们的关系不但将泯除白、鹿两族的仇恨，而且将具有整合这两个姓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作用。这些都决定了，只有她才能够把日趋僵化的传统文化带向现代化，使之在世纪更替中不至于被淘汰。可以说，白灵是传统文明和白嘉轩、朱先生生命走向新生的唯一希望。
　　另一个能给白鹿精神描金画彩的则是黑娃。对于传统文化精神来说，他是一个归来的浪子。敏感的个性和父亲寄人篱下的地位都使他过早地孕育了叛逆的性格，偷娶财主的侍妾田小蛾为妻，参加鹿兆鹏组织的武装起义，上山当土匪等行为都把他塑成了一个不容宗法正统也不为宗法正统所容的“盗跖”式的人物。他极为憎恨白嘉轩挺直的腰板，并不仅仅是为了白族长不准他和妻子小蛾进祠堂，而是因为它压抑了他的生命个性。但就在这憎恨中却将对立面的品质内化并将它作为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因此憎恨中蕴藏着惊人的崇拜。正是因为这种崇拜和敬服的引导，他才在反反复复的人生激荡之后，重新回到白鹿原，如当年的白嘉轩一样拜在了朱先生的门下，把自己的野性改造为威严的家族徽号。真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了。这时候，在他打折了白族长那宗法精神的腰板之后，他完成了重新建构这座价值殿堂的过程。他不但具备了朱先生的儒者的气度，而且还有着白嘉轩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这是个朱、白精神的理想结晶体，传统文化的嫡传后人。然而让读者和白鹿原人扼腕叹息的是，他也不能不最终在新的历史画面开展之前淡出。
　　既然固有的精华丧失殆尽，新生的特质又夭折于萌芽，那么后果就不言自明了。虽然老族长白嘉轩以他惊人的胆气和不屈的精神震服了冤魂的骚扰，惩治了淫逸的泛滥，遏止了灾祸的流行，但他却无力最后支撑起故乡在白鹿精灵远去后陷入败亡、家族走向沦落的命运。世道已经彻底沦丧，田园的美好与静谧已不复存在。白孝文县长的一声枪响，把自己的童年兄弟——那个弃匪从善的黑娃送入了地狱；解放区内的一场不明不白的政治内讧，让赤诚耿直的白灵死于非命；鹿兆鹏也在胜利之时不知所终。当朱先生和白嘉轩在千里之外遥见白灵化作野性犹存的白鹿消逝于苍茫天穹之际，朱先生那对宗法世界得以延续的最后一丝希望和老族长那仅余的一滴护道热诚，都被无情地击得粉碎。新的世界确确实实地到来了，但它却如一道闪电，在极其短暂急促的耀眼光亮之后，便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混乱。当白鹿原的悲剧在作家陈忠实的笔下落幕之时，那些承担着文化命运的人物——文化英雄们也就在悲凉的挽歌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白鹿原的“文化英雄”在历史的动荡中最终走向了失败，令作家和读者为之敬服和慨叹的白鹿原文明必然地走向了消亡，但它的消亡却引起了对宗法制文明的向往。因此，虽然白嘉轩残酷而狡黠，但他却肩起了为他所代表的文化充当护卫者的责任。
　　
　　人，是在文化中成长的。在我们的家园文化面前，是做孝子贤孙，还是做逆子贰臣?这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二元对立问题，但更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叛逆者有着启蒙的精神和叛逆的热诚，但文化母壤中长成的我们又怎能拔着头发离开大地呢。而传统文化的孝子贤孙，又必须面对现代化之下的失落与感伤。民族主义之下的伦理困境，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延伸到八九十年代。但假如把《浮躁》和《白鹿原》作一个历史考察，就会看出这样的困境已经处于一种消解之中。虽然从《浮躁》到《白鹿原》相隔的时间并不长，但回归的选择已经做出。从《浮躁》到《白鹿原》，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乡土创作面对传统实际上是走过了一个“归去来”的轨迹。

多年前读过《白鹿原》,有一种震撼力！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