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1.《水浒传》概况与施耐庵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赏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二回柴进在皇宫内御屏风上所见“大寇”姓名，由原来的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变成了宋江、辽国、方腊①，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袁小修在其《游居柿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三期；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三期。

2.《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3.《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臂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１０８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１０８个人的性格，真是１０８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１０００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清代著名小说理论家　金圣叹　
    《水浒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文学和演唱的范围。根据记载：历代强盗和造反者都喜欢借用《水浒传》英雄好汉的绰号；近代２０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也是从《水浒传》得到启发的。这是令人吃惊的。     --日本汉学家　木村英雄　　
    《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本汉学家　仓石武四郎　
    《水浒传》是１４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这部小说首次通过现实主义形式反映了反对地主和专政的压迫的中世纪农民起义，是一部具有丰富形象的画廊。     --《苏联大百科全书》　　
    在５００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理性语录，乃是几部白话小说，《水浒传》就是其中的一部奇书，是我国文学的正宗。     --胡适

文：李木生

    有些书，可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水浒传》就是。这是一坛酒，从明代至今天，浇着天下人的块垒。难怪金圣叹这样说："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轻轻地、轻轻地翻开，便有电掣雷鸣，瞠目震耳。

太平与官贵

    《楔子》里写洪太尉误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妖魔"之际，正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之时"。岂知这个"太平"，已是天下纷乱的开头，太平里正孵着北宋的灭亡。

    这个"乱"字是怎样从"太平"里孵出的？只因官的一个"贵"字。《水浒传》开头就把这官的"贵"谱活活画出。受朝廷重托去请张天师祈禳瘟疫的洪太尉，才走了"三二里多路"便"脚酸腿软"，起了怨言："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荫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受这般苦！"官贵必民贱。官何以显贵？官骄显贵，官尊显贵，官富显贵，官侈显贵，官霸显贵。当官的骄尊富侈霸，做民的岂能不水深火热，当牛做马？官越贵民越贱，物极必反，泰极否来，载舟的水就要覆舟了，升平的歌舞也就成了葬礼的序曲。和洪太尉同朝的大臣范仲淹的那句名言，颠倒一改，似可做专制体制下官吏的真实写照了："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

佛　性

    佛，不管是作为哲学还是作为信仰，都离不开"慈悲"二字。《水浒传》一回回读下来，便觉得八百里水泊上有佛性弥漫着。那些看似杀人喝酒吃肉的英雄，哪一位不是尝尽了人间的苦头，又对弱者苦者难者善者怀着感情之人？哪一位不是惺惺相惜、生命相倾之人？谁能说在阶级情、民族情之外就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类之情？梁山英雄身上的义气所包括的牺牲精神，不也是一种高尚与博大吗？

    在这佛性弥漫的水泊梁山上，鲁智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他救了流落异地的穷女子金翠莲，救了赵员外的女儿，为了朋友林冲妻子受辱，他又要打不可一世的高衙内三百禅杖。全不要报答，也压根儿不想报答，甚至不计较生命的得失，只管"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金圣叹语）。他对待林冲的情义，尤其让人铭怀。野猪林里，从薛霸风声飒飒的水火棍下救起林冲之后，鲁达有一段向林冲叫着说出的话，话中有几个字，催人泪下--"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及至林冲问他今投何处，鲁达又是："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一个"忧得你苦"，连着三个"放你不下"，其情如瀑，凿石裂空。

一百单八将之外

    在那样的社会，好人，贤能，一个个屈在小人、庸才团弄之中，报国无门，没有生路，突然有一个可以藏龙卧虎的八百里水泊，突然有一位知冷知热、怜才惜才的"及时雨"，怎能不引得天下英雄风云际会于此？眼看着好汉们越聚越多，真是让人痛快，让人叫好。痛快之后，叫好之后，有时也会神凝水泊，抚卷长思：八百里水泊，毕竟小了点，一百单八人，也嫌少了点。为什么非要局限于一百单八人呢，不是应该多多益善吗？后来众英雄的风流云散，招安固然是其主要原因，而一百单八人的局限，不能不说是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第六十六回，有几行闲笔，却不能等闲视之。有一位叫韩伯龙的好汉，积极要求投奔梁山，让旱地忽律朱贵引见宋江。书上说："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起事创业时盼英雄如旱苗望云霓、巴巴结结、吐哺握发的"及时雨"，一旦初具规模、兵强马壮，竟也渐渐忙得没空"接见"前来投奔的新兄弟了。这真是让人悚然心惊！更让人痛惜不已的是这位前来投奔梁山的好汉，不仅没见上"公明哥哥"，反落个被李逵一板斧砍掉脑袋的下场。

    且不说水泊梁山已经失去了多位英雄--王进露面便不见了踪影；和孙立一样武艺的好汉栾廷玉，在三打祝家庄的战斗中被杀了；和武松一样本领的头陀被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夫妇大卸八块，只遗下那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常常半夜里啸响……

    《红楼梦》、《水浒传》，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双峰。一个是美女成群，儿女情情透千古；一个是好汉如云，英雄气气贯长虹。只是《红楼梦》可以有金陵十二钗、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水浒传》为什么就不能有又一百单八将、再一百单八将？

    如此说来，招安就招安了吧。真的让他们当上了皇帝，也好不了哪儿去。一个腐朽了的制度，任谁进去，也只能是个"鬼打墙"，走个三百六十度的怪圈，又回到欺民压民榨民怕民、与民对立甚至虐民杀民的位置上。洪秀全与他的子孙们就是铁证。

2007-08-26 《中华读书报》报道：

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梁山泊不能代表农民起义！还有，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知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水浒传》的许多“定论”作了颠覆性重新诠释，在学界引起争议。  

连内部也严重分配不均

一直以来，梁山好汉被认为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但是，周思源要问一句：“劫富济贫了吗？”周思源称，晁盖、吴用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本是不义之财，是可以取，但最后晁盖、吴用等把这些不义之财瓜分了，主人改变了，不义之财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但过去大家显然没有重视“生辰纲的下落”。而且，这种劫富不济贫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现象。晁盖上山后马上有一次抢劫，派了几百人下山，抢了20多车财物，一半留在仓库里，另一半中的二分之一给当时山上十一位头领平分，其他二分之一给七八百小喽啰平分，头领所得是喽啰们的70倍。“也就是说，不但劫富没有济贫，就连梁山内部，也存在严重分配不均的现象。”周思源强调。

至少有43位不是好汉

梁山108将中至少有43位不是好汉。周思源说：“把李逵树为农民英雄的杰出代表，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亵渎，李逵是一个典型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理无理都要杀人。有些论著也注意到了李逵滥杀无辜的问题，但是他们轻描淡写地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李逵简单、鲁莽，甚至在农民起义当中难以避免的弱点，这些看法我是不同意的。”

逼上梁山不是农民起义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逼上梁山”，就是指被腐败官府、黑暗势力迫害，实际上真正属于这类的只是个别案例，以林冲为代表的，零头都不到。周思源分析了其他三种“逼上梁山”的情形：由于自己犯了事，无法存身，被迫上梁山的，以晁盖、吴用等人为代表；第二种是所谓义气感召上梁山，这是最多最复杂的；第三种则是最恶劣的，被“逼上梁山”。周思源同时指出，晁盖、卢俊义、宋江、吴用等并不是农民阶级，只不过犯了事，被迫入伙，不能代表农民，也不是聚义。

受招安，没委屈宋江

一直以来，水浒学界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主义。但周思源提出，自己新解“水浒”最大的颠覆是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宋江为什么必须受招安呢？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的，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对英雄好汉的想象，于是写宋江受招安，一点都没有委屈宋江。

周思源承认，虽然《水浒传》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仍然是一部无可否认的伟大的艺术巨著。


■反对声音：“劫富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

周思源对《水浒传》的颠覆性“新解”，在学界引起争议，诸多知名学者认为，周思源的所谓“新解”其实有失偏颇，不少观点还有待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认为，农民起义的队伍向来龙蛇混杂，梁山泊108将算不算好汉要从总体上看，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汉主要代表什么阶层的利益，“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斗争的性质了”。

文：石昌渝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编者按

　　《水浒传》成书何时，学界和社会民众公认为元末明初。“元末明初说”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等学者发现了《录鬼簿续编》，因“罗贯中”的身世被确定，此说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者石昌渝先生抛出新论，认为基于对《水浒传》文本的解读和对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认识，“元末明初说”不成立，《水浒传》成书时间应在嘉靖初年。石昌渝先生此论一出，学界掀波,赞者有之，驳者亦多。本报特邀石昌渝先生撰此文，以答客难。

《水浒传》成书时间献疑

　　“元末明初说”因“罗贯中”身世被确定，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水浒传》成书何时，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说、或者有所保留地说：元末明初。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小说“编次”者罗贯中的生活年代。最早著录《水浒传》的高儒《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自序）所署撰者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其人，在据称是明初贾仲明所著的《录鬼簿续编》中有记载。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罗贯中既然是元末明初人，《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仔细推敲，会发现做出这个结论的逻辑链还是有些脆弱的。《百川书志》和《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是可信的，只是那个长于“乐府隐语”的“罗贯中”是否铁定就是这个写作《水浒传》的罗贯中呢？其一，这里不能完全排除实为同姓同名、或同姓同字之两个人的可能，元代姓名相同者多有所见，如作《录鬼簿续编》的贾仲明，元末明初人，但《元史》就记载元初还有另一个贾仲明（名居贞），做过江西省参知政事，卒于圣元十七年（1280）；其二，通俗小说作者署名伪托现象是为常见，何以见得这“罗贯中”不是托名呢？要判定作《水浒传》的罗贯中就是《录鬼簿续编》说的罗贯中，应当还要补充举证。

　　其实，关于《水浒传》成书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明嘉靖年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成书在南宋，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成书在元代，明末金圣叹还伪造了一篇“元人施耐庵”的《水浒传叙》，有清一代人们都相信元代成书说。“元末明初说”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等学者发现了《录鬼簿续编》，因“罗贯中”的身世被确定，此说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我之怀疑“元末明初说”，主要基于对《水浒传》文本的解读和对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认识。

怀疑“元末明初说”

　　《水浒传》主题思想与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有明显隔膜。且从小说发展历史进程看，《水浒传》成书时间定在元末明初，至少有三个问题难以解释。

　　第一，《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与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有明显隔膜。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它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是写人世还是写神魔，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宋江等人的故事从北宋末年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文献来看，不同时代的传说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南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称宋江等人为“太行好汉”，而不称“梁山好汉”，何也？当时太行山是北方抗金武装的根据地，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南宋民间流传，重点在太行山的抗金斗争。元刊《宣和遗事》虽然还保留了一点太行山传说的痕迹，但重点又回到他们如何聚义以及招安后征方腊。主题的这种转变不难理解，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不会容忍有汉民族主义的宣传。元杂剧演述宋江等人故事的作品有30多种，以现存的六种剧本观之，它们的主题不在“官逼民反”，而在“替天行道”。都是搬演宋江三十六人下梁山除暴安民，其中尤以捉拿奸夫淫妇的故事为多，《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大妇小妻还牢末》皆是，《水浒传》卢俊义妻与管家私通并合谋陷害卢俊义就是这种类型的小说新版。但卢俊义的故事显然不同于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人被逼上梁山的主题。有论者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现实，这样说似乎有点牵强。元末农民起义与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在阶级斗争的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却有两个显著的时代特征，一是以秘密宗教明教、弥勒教为精神纽带组织和团结民众，二是打着反元复宋之类的汉民族主义的旗帜。至正十一年（1351）起义的韩山童就自称宋徽宗九世孙；明玉珍起义宣称“胡元运去”，要“复见中华文明之化”；后来朱元璋率军北伐更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水浒传》写梁山聚义，其中根本没有民间宗教和民族反抗的内容，与元末历史实景对不上号。再者，元末农民起义之群雄无不称王称帝，刘福通据亳州立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陈友谅据江州自称汉王，国号大汉；明玉珍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大夏；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找不到根据。

　　第二，从小说发展历史进程看，《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定在元末明初，至少有三个问题难以解释。其一，元代白话长篇小说，以至治（1321—1323）刊五种全相平话为代表，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还相当朴拙和粗糙，它们与《水浒传》决不在同一级别的水平上。一部像《水浒传》这样在主题、情节、人物和语言如此成熟的作品出现，不可能是孤立突兀的，在它的周围还应当有一批虽然可能在思想艺术上远不及它，但在体制、叙事方式和规模上与它相当的作品。比如珠穆朗玛峰就不可能平地拔起，它是由周围的群峰簇拥着。自然生态如此，文学生态亦如此。其二，假定《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在它身后，从洪武初年到正德末年、嘉靖初年的150年间，没有白话长篇小说出现，在产生了《水浒传》这样伟大的作品之后的150年，小说创作却一片空白，这也不大合乎历史一般逻辑。其三，以《水浒传》这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问世，尽管解释它在很长时间没有付梓刊印，都是传抄流传，也不会在150年间毫无影响，我们在嘉靖从前的文献竟找不到它的一丝踪迹，岂非咄咄怪事！历史上小说开始以抄本流传的情况有的是，如《聊斋志异》、《野叟曝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但它们被传抄时就已享有盛誉，文人的笔记不乏记载。《水浒传》在嘉靖以前的文献中竟无一点点记录，如何解释得通？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对“元末明初说”进行一番认真的考量，探索《水浒传》成书的真正年代。其实怀疑“元末明初说”的大有人在，上世纪日本学者狩直喜在《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五期（1910）上发表的《水浒传与支那戏曲》指出，明初“水浒戏”与《水浒传》差别太大，“水浒戏”的作者肯定未曾读到过《水浒传》，由此主张将《水浒传》成书时间从明初往后推移。上世纪80年代，学界曾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展开过一次讨论，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认为成书在嘉靖初年，根据有五：一、书中不少地名是明代建制，二、书中未反映宋元应有的民族情结，三、述及《水浒传》的文献均出嘉靖之后，四、嘉靖以前的白话文技巧尚未发达到产生《水浒传》的成熟水平，五、《水浒传》所写关羽刮骨疗毒情节本于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五条中的第二、四条是分析推断，不是直接证据，第三条可以作为置疑的根据，第一、五条可以作为证据，但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地名和刮骨疗毒文字为后人修订的可能，总之这五条还未能根本动摇“元末明初说”。

成书应在嘉靖初年

　　从“子母炮”、“广泛使用白银”、“土兵”、“腰刀”等数件有时代痕迹的事物，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嘉靖初年。

　　关键还是要在《水浒传》文本中找到成书的时间坐标。这样的研究，历史学家吴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范例。他曾考证《金瓶梅》的著作时代，说：“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在《金瓶梅》第七回发现孟玉楼谈话中有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的话，皇帝向太仆借马价银子并不是明朝向来就有的事情，它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考明史，那是万历十年以后的事情。过去学界都说《金瓶梅》创作于嘉靖年间，作者是王世贞，吴晗的考证推翻了旧说，肯定《金瓶梅》成书在万历十年以后。这个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问题是要在《水浒传》文本中找出作者不经意而流露出的时代痕迹。这有时代痕迹的事物，我提出有“子母炮”、“广泛使用白银”、“土兵”、“腰刀”等数件，综合这些例证，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嘉靖初年。

　　梁山一百零八将中“轰天雷”凌振是火炮专家，原是政府军官，后来投诚上了梁山。他操纵的火炮中有一种叫子母炮，一个母炮里有多个子炮。这子母炮不是作者杜撰，它是真实存在并享有盛名的先进火炮。它的形制不同于单管火炮，母炮有巨腹，腹壁开有一长方形口，以便装填进子炮。炮弹预先装填在子炮内，发射时将子炮填入母炮之腹，子炮之弹通过母炮炮膛射出。炮弹发射后，将子炮从母炮炮腹中退出，再装填上另一枚已含有弹丸的子炮。如此，子母火炮可以高频率地连续发射，其原理与现代火炮相同，性能大大优于旧式单铳火炮。子母炮是从葡萄牙海船传入中国的，故又称“佛朗机铳”。传入时间，据《明实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以及《明史》，是在明正德末年。明朝政府下令仿制各种型号的子母炮。名曰“无敌大将军”、“佛朗机式”、“子母炮”、“子母瓶”等等，则是在嘉靖八年（1529）。由此可证，《水浒传》成书不会早于正德末年，最大可能是在子母炮已广为人知的嘉靖初年以后。著录《水浒传》的《百川书志》成书在嘉靖十九年，故而判断它成书在嘉靖初年。

　　除了子母炮之外，“广泛使用白银”、“土兵形同舆皂”、“腰刀为通用兵器”几个具有明代中期标识的事物，也证明《水浒传》成书不可能在元末明初。

　　“广泛使用白银”是《水浒传》描写的生活常态，人们口袋里常常揣有碎银子，碎银子便于小额交易，说明那个时代白银已经货币化了。例如第三回写走江湖使枪卖药的李忠，鲁提辖向他借点钱资助受欺凌的金老儿父女，李忠从怀里摸出来的就是碎银子，这大概是他街头卖艺卖药所得，白银已完全货币化了。白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从来就是货币呢？当然不是。白银固然天生就有货币的资质，曾长时期作为货币的绢帛，不能随意分割，随意割裂会损坏它的使用价值，也不宜久藏，久藏会腐朽，白银既可随意分割，又可久藏。它又比铜钱优越，铜钱常常被民间私造，私造钱掺有杂质或重量不足，在流通上麻烦多多，而白银数量单位瓦片自身重量相等，虽有掺假者，但成色容易鉴别，并且单位重量的价值比铜钱高得多，故便于携带和转移。白银固然具有货币资质，但它要成为货币，前提是必须要有保证市场流通的白银数量。历史上中国并非产银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市场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以中国的银产量是不能满足市场交换的货币需求的。白银的货币化，据经济史家的研究，大约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又据中外学者研究，从嘉靖到明末，“全世界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向了中国”，正是巨额白银的流入，才保证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地位。《水浒传》描写“广泛使用白银”，足证那不是元末明初的情形，而是明代中期社会生活的写照。

　　“土兵形同舆皂”。土兵在《水浒传》中多处被写到，武松打虎后出任阳谷县都头，他从县衙住处搬到武大家，侍候他、帮他挑行李的就是土兵，武松还想让土兵到武大家中听从使唤，潘金莲反对，说土兵“上锅上灶地不干净，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可知土兵形同舆皂。这土兵阳谷县有，郓城县也有，他们归县衙都头统辖，巡察地方，缉捕罪犯，同时还做都头的勤务，类似皂隶仆役，完全不是如高俅率领围剿梁山的作战部队。这种状态的土兵是哪个时代的产物？元代兵制中无土兵，明代有土兵是从成化二年（1466）开始的。成化二年进士、曾任兵部郎中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绥守臣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骑，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合者。……于是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后来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里也有同样记载，并说内地民壮（土兵）在正德末年王阳明尚能用以平叛，“沿至今日，竟列舆皂之中，捕挐民犯，虚费工食，毫无所用”。《水浒传》所写内地土兵恰似这种情形，这种情形的土兵，不会出现在成化二年之前。

　　“腰刀为通用兵器”。《水浒传》中亡命江湖的英雄，总是挎着一把腰刀，提着一柄朴刀，腰刀在小说中是官兵和江湖好汉们常用的兵器。这种兵器的形制，小说没有具体说明，但却描写了使用它的情形，如第三十一回武松血溅鸳鸯楼用腰刀格斗，从那格斗杀人的动作可以想见，那腰刀不是匕首式的短刀，而是有较长刀身、配有刀鞘的短柄兵器。腰刀，不能顾名思义地说它是别在腰间的刀，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它是一种特定刀制的名称。戚继光（1528—1587）在《练兵实纪》里对腰刀的形制、造法和如何装备军队作了详细说明，它是一种短柄刀，刀身长三尺二寸，刀身略弯呈弧线。古代作为兵器的短柄刀是有演变的历史的，宋代据《武经总要》，只有“手刀”一种，形制是刀身直，前锐后斜。元代则有“环刀”，形制是刀身微曲，轻便犀利，便于骑兵使用。此刀从中亚引进，所谓“效回回样”。元刊《宣和遗事》和元刊《武王伐纣平话》都只提“环刀”，而没有腰刀的踪影。腰刀是明代才有的兵器。成化年间（1465—1487）刊印的《说唱词话》十三种中述说了许多兵器，唯独不知有腰刀。戚继光对腰刀情有独钟，作了详细说明，可见是把它作为先进的和主要的兵器来对待的，腰刀在社会的普及使用，虽比戚继光时代要早，但不至于早到元末明初。以《水浒传》把腰刀作为通行兵器来写，它的写作时间大约应当在明代中期。

　　白银的货币化，土兵的皂隶形态，腰刀的普遍使用，这些都是有时间标识的，尽管不能划定它们出现的确切年月，但可以断定它们在元末明初是不存在的，可以断定它们出现在明代中期，而子母炮出现的时间是比较具体确实的。综合起来，我以为《水浒传》成书应当在嘉靖初年。

　　考证《水浒传》成书，还不能不弄清楚“成书”的概念。因为《水浒传》的题材经过长期累积，有学者就认为《水浒传》是集体创作，何时成书根本是说不明白的问题。题材的长期积累是事实，《水浒传》文本中也含容着宋元口传时代的一些元素，但《水浒传》在本质上是文人的创作，决不是历代和各地传说本子的连缀和增删，它是作者主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并灌注着个人情志的独立创作，它在思想艺术风格上的统一便是明证。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方能讨论成书的问题。其次，“成书”所谓的“书”是何本子？我认为是百回本。《百川书志》著录为百卷本，即百回本，今存有万历间容与堂刊百回本，拿这个本子与嘉靖刊《京本水浒传》残叶比较，其文字差异甚微。可以断定容与堂刊百回本大体上保留着嘉靖初刊本的面貌。所谓“成书”，就是百回本《水浒传》的写成。应当指出，在这百回本之前还有可能存在叙说宋江等人的话本，而且也许不止一个本子，但这只是可能，没有版本依据，这只能是一种推想和假设而已。我们讨论成书的“书”，应当明确是指百回本的《水浒传》。

　　有人也许还会质问：这些证据有没有可能是版本流传中为后人所改动的呢？毕竟我们见到的都已是万历时期的版本。这种可能性当然应当考虑进去。我在选择证例时，有意避开在成书过程问题上有争议的招安以后的部分；考虑到现存版本有繁本简本不同系统，我的举证一定是繁本简本所共有的文字。具体到所举的每一个证据是否有后人改动的可能，我认为不可能。子母炮与凌振“轰天雷”的绰号连在一起的，有凌振就应有火炮，而且这子母炮曾令宋江吴用大惊失色，它是有情节的，不像一个地名可以轻易更改。使用碎银子在叙述中是有动作描写的，与使用纸钞的动作不同，不能轻易置换。

　　我的“嘉靖初年说”提出后，引起学界同行们的注意，同意者有，反对者有，已有数篇反驳文章发表，讨论还在继续。《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关系到对《水浒传》的正确解读，亦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历史关键点的书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又必须澄清的学术问题，讨论是必需的，我相信争论会引导我们弄清历史的真相，求得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