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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满也 出处：乌鲁木齐晚报 2007年12月

《水浒传》写的就是一群强盗的故事，其中的一百单八将，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家中藏有“丹书铁卷”的前朝皇亲国戚，也有官高位显的本朝官吏，还有家财万贯的地主富豪。看起来是在讲革命的正义与非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盗匪思想的顽固宣扬，他们没有理想、没有道德，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接受朝廷招安，通过暴力手段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跻身到主流社会中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曾经有意识地正面肯定《水浒传》，把“逼上梁山”的故事描述成官逼民反的历史镜像，这在《水浒传》诞生后的六七百年里，是个特例。在民清以前，《水浒传》一直是被主流社会封杀的一个小说读本，《水浒传》正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叙述立场，与统治阶级利益相矛盾，所以才有了“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的说法。

为什么“少不读水浒“？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水浒传》所鼓吹的侠义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盗匪思想，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有着很大的破坏性；二、《水浒传》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极端暴力革命，这种“替天行道”的侠义理想，其实是一种乱世思想。

譬如武松，他在《水浒传》里，就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人物。武松原本是一个无业盲流，“景阳岗打虎”一举成名，当了阳谷县的捕头，又遇到了失散多年的胞兄武大。武松如果这样走下去，就会越来越像一个庸人，恰恰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样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风流男女，改变了武松的人生轨迹，使武松成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恶魔。血溅狮子楼、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人无数，血债累累。尤其血溅鸳鸯楼这一节，为泄个人私愤，杀死了张都监一家十八口人，包括张都监家里的养娘、仆人和两个孩子，连张都监无辜的老婆，都被他割下了头颅。

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人，居然作为英雄人物的代表，在民间被推崇和喜爱了好几百年，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戏曲节目数不胜数。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古代的人伦道德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有自暴自虐的倾向。

个人英雄主义，是侠义思想的一个基础。在古代中国，仕途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像施耐庵、罗贯中这样的隐士，科考不及第，仕途不得志，做官无望以后，他们也会寻找一种个人情绪的表达方式，于是有了以“侠义精神”为道德准则的小说方式，他们的侠义情怀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不符合社会伦理的、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新的价值取向。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文化群体的集体意淫。

“侠义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人群，对于“侠义”思想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且在《游侠列传》为侠义思想大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水浒传》所宣扬的侠义思想，有鼓励民间以个人方式在社会上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倾向，掺杂着传统的绿林帮会、秘密结党及江湖义气等匪盗成分，《水浒传》不恰当地渲染，误导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大家往往被书中的江湖豪情所感染，对他们滥杀无辜、噬血成性的匪盗行为却熟视无睹。

侠义是一种规过向善的精神，但侠义精神终究不是人间的大道。今天，我们回头再看《水浒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除了对白话小说的文学力量表示足够的敬畏以外，也对书中狭隘、偏执的暴力革命思想提出怀疑。

再过几百年，当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以后，回头再看《水浒传》，我相信多数人会惊如噩梦，为我们祖先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感到羞愧。《水浒传》，几乎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部罪恶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