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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是卡夫卡最具特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某城堡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主人公K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K；它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 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很无奈，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 本书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

文：骆晓戈
出处：天涯之声
  
     女人是什么？是战品，是权力的延伸，是和领地一样的财富，还是人？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描写Ｋ冒充土地测量员，企图让政府批准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安家落户，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无法进入城堡的经历，叙述了K 与弗丽达的情感线索。K与弗丽达的相识到产生爱情确是异乎寻常的，在乡村酒吧间，K是一个外乡人，企图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弗丽达则是酒吧的女招待，K 很快发现弗丽达不是普通的酒吧女郎，她可以用鞭子抽打一群汉子，这些男人是当地长官克拉姆的随从，弗丽达从一个看牛栏的女孩，爬到酒吧间的这个位子，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是官克拉姆的情妇，K 在弗丽达的指点下，从门上的一个小“看见”了克拉姆的尊容，而且弗丽达“特批”他愿意看多久便可以看多久。K 和弗的爱情从一开始关系便是不一般的，他们作爱居然是躺在长官克拉姆的房门前“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板上的垃圾中间”。

    卡夫卡的《城堡》是一部性别立场非常鲜明的品，作者从情节一展开就将突出的表现他对专制、力和性的长久的思考和凝视。有人说《城堡》中的K 似乎是一个性无能者，甚至推论卡夫卡是不是在性方面的缺陷所造成，我认为这是对卡夫卡的一个“误读”。K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当他意识到他将在这个城堡附近安家，娶弗丽达为妻，他马上得考虑他的工作问题，他应该找到长官克拉姆，他假如不能拥有正常人的生存的权利，他便会失去爱的权利。甚至他发现弗丽达跟他离开酒吧到乡村小学后，离开了克拉姆几天，便在他的怀抱里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他由此不安。决定去找往城堡送信巴纳巴斯，在巴纳巴斯的家中发生的事情则比弗丽达离开了酒吧跟着K“私奔”更为严重。

    巴纳巴斯的姐姐阿玛丽亚将他父亲长官得罪了。阿玛丽亚与许许多多乡村姑娘一样对权力和金钱有着本能的向往，可是当权力的象征索尔蒂尼派人送来一张征召她的纸条，上面全是下和粗野的话，阿玛丽亚激怒了当场将纸条撕得粉碎。于是悲剧在这个家庭无休止地展开了，也许索尔蒂尼并不在意这件事情，一个权力的象征者在专制的社会里，女人几乎说得上唾手可得层出不穷，可怕的是村民的经验，他们一旦得知巴纳巴斯家得罪了长官，他的父亲，一位乡村一贯信誉很好的鞋匠没了客户，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走了。手下干活的伙计走了，他们的父亲在冰雪里坐了一天又一天，等着城堡的老爷，希望女儿有机会弥补“过错”，直至全身瘫痪。甚至另一个女儿卖身于城堡老爷侍卫随从任意蹂躏，一切能努力都努力了，希望仍然很渺茫。就在K到巴纳巴斯家之后他的未婚妻弗丽达离开K，弗丽达在学校的临时所呆不下去了，返回了酒吧间。K终于发现他为了安家，娶弗丽达为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一切都是徒劳。

    这样卡夫卡的《城堡》与男权文化彻底划清了界限，当一个人在专制社会里得不到起码的生存权利时，性对于她或者他同样没有人的尊严。更谈不上爱情这种神性的感情。只有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利用与被利用。拥有女人和拥有牲口、扩疆土，掠夺财富同等的意义。卡夫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揭示了这一切的悲剧所在，他久久地凝视过了久久地思考过了专制下性与权力的交换关系。
   
    应该说卡夫卡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人道主义理想光芒的，专制制度下女性的不幸，同时也是男性的不幸，他的性别立场表现为一双性的结合，他从双性平等的立场出发既能体验女性的受凌辱而能自拔的困境，也很希望男性能够与女性携手共进，努力建立平等互助互爱的男女关系。当他在揭示麻木的村民时时事事将性与至高无上权力结合时，他觉得自己都被摧毁了。所以在他弥留之际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无疑这也证实卡夫卡的不朽，他与那个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确是势不两立的。

    由此我想到众多的所谓文学，床上戏往往是作为“卖点”出彩，那些众多的宣称自己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学家们，在描写那些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风尘女子时主角一出场就爱得死去活来，爱得轰轰烈烈，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真正爱他们笔下那些不幸的女性，还是让这些红尘女子强打精神粉墨登场乔情表演，以迎和打着饱嗝喷着酒气的权贵们的胃口呢？作家的性别立场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专制下的男权文化的尾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再“误读”卡夫卡的。

──论卡夫卡的悲剧精神文：漏室主人
出处：易文网
  
     弗兰茨·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为我们塑造了许多典型和难以言尽的象。通过这意象，他向他自（他是没有“读者”的，因为他不是专业作家，他的小说是他自己阅读而不是出版的）展示了他对社会、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卡夫卡，一向众纷纭，因为他的作品，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读他作品的“入侵者”以深刻的启迪。下文将要论将是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一种悲剧精神，一种社会的悲剧，一种人生的悲剧。

    《城堡》是卡夫卡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主人公Ｋ踏雪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子里，他想尽办法进入城堡，但始终没有成功。这部小说和《审判》一样，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这些机构的运作体制下的无数办事处和大小官吏。而Ｋ的身份，一个普通的土地丈量员，似乎在这些官僚机构的中间有永远走不尽的路。

    在村长的家里，Ｋ领教了城堡的真正权力。这种权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一系列曲里拐弯的复杂行使过程。这个过程被记录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翻也翻不出来。谁也不会去问。正是这种昔日的权力行使导Ｋ了竟然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这就显出了一种荒诞。Ｋ极力抗争，而村长却用他冗长、繁琐而又清晰的叙述，将来龙去脉告诉Ｋ，为的是打消他脑子里一切可能有的幻想，指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过一种异乡陌路的忧郁生活，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现状也不会有所改善，而且还得小心翼翼，避开危险。而事实的确如此，在Ｋ任何一次努力之后导致的只有闹剧或迷惘。每一次结局之后，城堡依然屹立不动，所有的通道前途莫测。不过Ｋ依旧充满了精力，他不再为他的最终的结局“死”焦虑不安他打起了过一天算一天的小算盘。有时还沾沾自喜起来，于绝望中又生出许多希望来。在最后，我们还看到他在那么多的努力遭到失败之后，还在等待时机要作新的崛起。

    《审判》中，主人公Ｋ是一个在命运前努力挣扎的人。他在被宣布逮捕之后，努力调查事情的“真相”，也就是就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他不得不陷入一场和法庭，也就官僚机构的拉锯战。但自以为聪明的Ｋ的每一次所作的努力，似乎都陷入了“法庭”精心准备的圈套里。最后，他的死刑也是“莫名其妙”。在这样的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是没有了解法律，也就是上层建筑的真相。虽然同向法律的大门开着，只为他一个人，但是，没有命令和先例允他进这个大门。他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一切的努力将化为泡影。

    在《城堡》中，Ｋ在命运的挣扎中有了很大的反叛的性格。而且他不是单纯的被骗者。他从自己的强大对手那里学会了骗人的伎俩，而且，还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但当Ｋ改掉了自己身上的些浅薄、虚荣、不切实际的习气，老老实实将自己看成一个小人物，老老实实地为渺小的目标而奋斗。那目标就隐到云雾后面，几乎看不见了。

    卡夫卡从灵魂上说是具有浓烈的反叛气质的。他也十分明白这种反叛精神将不容于社会，他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都十分不幸，他和他的小人物们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因为如同“蚍蜉撼树”，就算《城堡》中Ｋ的找到了那种沾沾自喜的生活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和自我安慰，更是死刑前的欢歌，是人类最无奈的声音。

    也许完全就不应该有进城堡的想法，也许永远不应该问审判的原因，卡夫卡在他的另一个短篇中为他自己制造了一个栖身之处，“地洞”。

    “我造好一个地洞。”

    地由一个大的城郭储藏室和许多地道组成。造了这么一个地洞，是为了躲避外界的敌人，为了有一个藏身之处。“我造好一个地洞”，这句话暗示了地洞对于卡夫卡而言是个不一般的场所。任何生物必须以不同的创作方式为自己建造一个栖身之所，而人则需要建构一个精神之所。

    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他的文字就成了这样一个“精神家园”，他在他的小说中生活，小说在他的生活中永存。当他将不久于世的时候，显然希望他的小说能随他而去。因为他认为，这个他自己的“地洞”只能容于他一个人。他把作品当作只有自己理解，不允许别人进入，因为“但堪信任只有我和我的地洞了”。他提心吊胆地生怕别人会发现甚至毁了他的家园，因为“蛐蛐”的声音似乎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在他一个人的“地洞”中他越发孤单了。

    如果地洞贞德能够让他诗意地栖息，那么这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但是他面对的只是不停挖掘和修整。所有的工作——苔鲜装置，迷宫，城郭储藏室，壕沟的挖掘等等，全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在壕沟的尽头是真正的虚空。由此决定了他的命运，只能是表面上漫无目的的挖掘和修建。

    在这里，又一层永久的矛盾突显出来，那就是他自身的矛盾。他的现实的“肉身”和他的“精神家园”的矛盾。卡夫卡承受了一种艰苦的工作，他写作，并且把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方式。而他的精神家园只是一个无底洞，耗去了他的体力和精力，而一事无成（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只愿毁去他的手稿）。卡卡的命运也就是就如同那只不知名的小虫一样，在地洞里无休止地劳动。  

    至此，我们已看到了卡夫卡的命运的双重悲剧。其一，是个体与整体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形成的悲剧。其二，是他自身内部造成的悲剧。在这两个剧中，就注定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性。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十分强烈的情感冲突，有的只是冷静的思考。在这种看似十分“理性”之下，层层揭示出来的悲剧就是一种荒诞的效果了。卡夫卡揭示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荒诞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荒诞精神。

——读《城堡》文：曹文轩
出处：左岸文集  

1

    卡夫卡的《城堡》好读，但不好懂。因为它的含义太多，且又藏得太深。这含义多到竟然没有了含义，深藏到竟然不可追索的地步。可是读书的姿态是既定了的，一律的，不可更改的：一定要从中琢磨出什么来，挖掘出什么来。如果不是一般的消闲式读书。而是研究性质的读书，那更是要不屈不挠地从书中捕捉一些东西的。这有点像钓鱼人的欲望，既然已走到水边，就一定想钓起一些鱼来。如果说读书就是读完为止不需要再说些什么，那么所有的批评家都得丢掉饭碗，世界上也就少了许多思想和学问。倘若局面果真如此，时间一久，恐怕也不得了：读书人少了引导，少了入书的诀窍，就再也不会读书并且也不再想去读书了。这么一来。写书人的饭碗也会丢掉的。
    但，《城堡》确实难懂。它肯定不是一部一看就明白，一看就能将它看穿并将其内涵搜索殆尽的那种畅销书。“一流的作家”与“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供人思索”与“供人消遣”，从《城堡》这里可以看出，它们真是两对具有天壤之别的概念。看《城堡》，各人会有各人所得，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每读一次也会有不同所得。卡夫卡简直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有人怀疑他是上帝身边的人)，他的作品竟然成了无法穷尽的矿藏。在他去世后的70年间，这些作品竟然年复一年地为我们创造着精神财富。他养活了多少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们的出色阐释，又使我们多少次目睹了精神之光耀?


2

    《城堡》中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感到迷惑和无从掌握：主人公K被城堡聘请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谁也不清楚这一聘请的决定究竟是由谁作出的；城堡似乎承认他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这里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在等待中终于得到了来自城堡的信，信中对他的测量工作大加赞许，然而困扰中的K实际上根本未进行过什么测量工作；他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这一点连K本人都表示怀疑；他要进入城堡，却被不可思议的力量拒绝在外；他发现了走向城堡的路，然而他同时发现这条路又拐到了另一边，他永远也不能走近它；……《城堡》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的(与几乎没有对话的《百年孤独》正相反)。这些对话雄辩滔滔却又含糊其词。它把我们一会儿拉到这里，一会儿又拉到那里，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来回转动，完全丧失了判断的信心。像整个作品的情节设计一样，这些对话都遵循着“肯定(是)——否定(不是)——肯定(是)”以至往返循环的公式(K与客栈老板关于希伐若的对话，K与弗丽达关于女房东的对话，K与巴纳巴斯关于城堡的对话)。我们在这似乎无休止的反驳中，终于劳累，心中只剩下一个苍老的疑问：到底是还是不是?答案是：或者是或者不是。答案抑或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K最终也未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他到底能否进入城堡，也无法判定。人们设想：卡夫卡如果将《城堡》写完了就好了。因为那时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根据卡夫卡现有的思路来推断，这个明确的答案是不可能有的。《城堡》与《诉讼》、《美国》一样没有写完，大概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残缺、未定，这可能更是卡夫卡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喜欢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秘主义(无怪乎一些批评家从神谕学和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他的作品)。
    目的地是否存在和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是《城堡》的一个基本思考。这座绕飞着乌鸦的城堡，显然是一个象征，而非实存的物质性的一处所在。《城堡》与《诉讼》是对应的。后者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有罪而遭缉捕。作品的整个结构倾斜于躲藏与逃离。而前者的主人公却是竭力地显示和逼近。K朝思暮想、处心积虑地想到达城堡，为此，他甚至寡廉鲜耻、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是以极大的耐力和倾其所有心智去求索和进攻的。卡夫卡揭示了人的一个基本心态：憧憬。人总以为有一个目的地。人有生存的勇气和生存的幸福感，正是因为人抱有目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边用诗的想象去描绘目的地的优美和神圣，一边充满激情地对走向目的地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加以歌颂，即便是失败了，也会给予追求本身以高度评价(“过程高于一切”、“于过程之中充分领略到了生命的快感”云云)。现实主义也是冷峻地宣扬目的地和对目的地加以美化的，并悲壮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抵达目的地。K的憧憬是执著的。他忍受了一切几乎忍无可忍的境遇。直到精疲力竭，也未放弃憧憬。然而《城堡》同时使我们产生疑问：果真有目的地吗?那个似乎可以看见的城堡，到底是存在还是心灵幻觉抑或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片映在洞穴里的影子?K本人就产生过疑问。他“看不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看得越，就越看不清楚”。假设这个城堡确实存在着，第二个题便会随之提出：人可以到达目的地吗?《城堡》没有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它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诗化、英雄主义的崇高，也抛弃了现实主义的悲壮。我们的K陷在一片无可奈何之中。他的体力和心力皆无法使他胜任这一追求，憧憬变成了压抑中的叹息和绝望。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个世界是按另一套意念和运作方式在运行的，而人类的意和运作方式与其一点也不重叠；人类永远找不到通路，目的地只能像K的城堡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城堡》无限，自然不会被区区两点说尽和囊括。


3

    卡夫卡对“战争与和平”、“阶级冲突”、“国家利益”、“金钱拜物教”、“爱”这一类通常的伦理的、政治的问题始终兴趣不大。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我们对《城堡》大概很难进行历史主义的批评与研究。
    196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西方评论家鉴于东方阵营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拒绝卡夫卡的现实而发出呼声：“我向社会主义世界呼吁：将卡夫卡的作品从非自愿的流亡中接回来，发给他一张永久性的签证!”几十年过去之后，今日之世界，大概已再也没有一块领域拒绝卡夫卡了。因为卡夫卡是无法拒绝的。他不是一个政治角色，不是某种制度的信奉者，也非某个阶级的代言人。他已飞越到我们这些聚拢在各种旗帜下而各执一端并争斗不休的凡夫俗子的顶空去了。他向我们诉说的一切，是那些超越了意识形态之差异的话题，是关于“我们”、“世界”、“人类”的共同话题。他不想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更不想去解决一个国度里才有的特殊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只要对人生、生存、存在有一定深度的感受，都能进入他的世界，并能在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
    他的沉思纯粹是形而上的。
    《城堡》是对世界高度浓缩后的一则寓言。


4

    在经过形而上的沉思之后，卡夫卡看到了遥远的黑暗中的隐形因素(正是这种种隐形因素决定了存在的形式和人类的命运)。当他要将这一切揭示出来时，他发现了一个困难：传统的艺术构思(依照生活的样子来进行结构)十分虚弱，无能为力，至于说深刻性，更不可企及。作为一个由德国文化熏染而成的人，卡夫卡选择了演绎性的艺术构思(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具有强烈的演绎色彩，这是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哲学家的一个根本原因)。《城堡》的基本框架是虚拟的，城堡以及K对城堡的憧憬、进攻都是假设，从一个情节到下一个情节，是推演出来的。它没有将初级意义上的真实作为唯一的真实。它丢掉了物理主义的真实观，而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破坏、变形和重组，并通过纯粹的想象，创造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某些关系。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真实。它不能返回到现实中来接受检验。因为，它的真实性是一种抽象的真实性。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发现这样一座走不进的城堡，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发现那样一个顽梗的、莫名其妙的K。从哲学角度讲，《城堡》的基本框架又是真实的。它把隐藏着本来无形的框架，拉到了现实世界中。将无形变为有形，用不存在的形象去显示存在的抽象——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寻找到的并热衷不舍的一条途径。因为只有这条途径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沉思之后欲要达到的深刻。
    然而，《城堡》又不是一则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虚空的寓言。大概是他第一个创造了这种新式寓言。他居然在虚拟的框架里填满了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细节。从K一进入村子的那一刻开始，卡夫卡就在尽一切可能地去制造真实的氛围，为所有的人抹去“寓言”的印象。K在客栈里被轰起的情景、K与弗丽达在肮脏地面上交合的情景、K以及弗丽达和助手们在乡村小学校脱了衣服睡觉第二天早晨面对上学的孩子来不及穿衣而仓皇藏起的情景，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细节，是完全生活化了的细节。这就是现实主义批评家们要将卡夫卡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原因。


5

    当时间过去7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城堡》，还依然觉得它是那么的结实，那么的不可穷尽，那么的像一部神的话语录；然后再低头回看中国新时期文学，仅仅才过去几年，就有那么多作品(这些作品还曾轰动过)倒毙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我们会怎么想?无限期的存活与瞬息间的死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城堡》的回答：我抛开了世俗的态度，我穿过了现实的表面，我放逐了实在的时空，我甚至否定了时空，我认为，具体的、特定的时空并不重要，我要抓住的是那些不易断裂、不易了结、不易与时间与境况一起衰竭的恒定和永远，我必须活在今天，活在明天，活在明天的明天，城堡得永远存在，K不能死。
    死亡的作品已不能作答了，因为它们已经死亡，只能由我们代它们倾诉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现实的表层上所发生的一切牵引住了，我们太在乎“当前问题”、“敏感问题”了，我们总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并且是我们确实经历过的时空，我们若失去“某年某月某地”的交待就会大为惶恐，我们总是脱不了世俗的念头，我们总是想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个个中国主题而却无一个世界主题，我们总想让小说去解决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两大主题：“房子”和“粮食”)，我们太形而下了。
    卡夫卡以他的日常形象和他的《城堡》等作品向中国作家区分了一个作家的双重身份：知识分子与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要对民族、国家、现实给予关注，无论是好感还是不满，他都应当利用集会、沙龙、讲坛以及其他一切机会去表现自己的那份良知和那份责任感(如果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理应关心粮食问题和房子问题)。而当他作为一个作家出现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应想到，文学要到达的不是这样一些极容易断裂和消失的层面(中国总有一天会解决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的)；文学应作更多的形而上的沉思。

文： 高年生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一年，著名英国作家奥登就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在文学的田野上默默地耕耘，以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广泛地影响了当代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母亲是个气质忧郁、耽于冥想的家庭妇女。卡夫卡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一九○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但不久便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于一九○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自一九○八年起，他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病逝，只活了四十一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居民是斯拉夫人；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地利人，也不是捷克人。作为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不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的父亲性情暴烈、作风专横，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当做惟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并涉猎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思想影响，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一九○八年开始发表作品。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随笔、杂文、格言、书信、日记等。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生前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洛德焚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再版。后世的读者应感谢独具慧眼的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份遗嘱，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使这位旷世奇才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流播世间。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自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研究卡夫卡的热潮，在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卡夫卡学。时至今日，声势越来越大。本世纪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流派如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某种特征的渊源。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了解比较晚。六十年代中期，大陆曾翻译出版卡夫卡的少数作品，但仅供内部参考，广大读者无缘得见。“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卡夫卡也得到重新评价，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卡夫卡也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有一些作家已开始有意识模仿卡夫卡。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夫卡的作品将会在我国赢得愈来愈多的读者的理解和赞赏。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都是未竟之作。在这三部作品中，《城堡》篇幅最大，也最富有卡夫卡特色，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布洛德甚至称《城堡》是“卡夫卡的浮士德”。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的故事。作品寓意深邃，内容怪诞离奇，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谬、常人与非人并列在一起。有人称它是一部“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有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城堡》的读者读了头几页往往会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而这并不是因为书中的语言晦涩——卡夫卡的文风倒是明白晓畅的一 ，而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离奇，人们间的对话是如此怪诞……”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极其离奇而荒诞的事情。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K早晨出门，大约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已降临；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算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却是一大群官员，他们的人数恐怕要比他们管辖下的村民多出好几倍，他们整日忙忙碌碌，办公室里一捆捆文件堆积如山，文件不断地掉到地上，只要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收到一件无关紧要的申诉或无足轻重的申请，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得成年累月地运转起来；巴纳巴斯自愿为城堡充当信差，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在公事房等待任务，一等就是几年，也没有接到过一次差遣；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给K发来两封信，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动手工作，后来发现，这些信都是旧的，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便抽出来的；城堡秘书比格尔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处理公务，传讯当事人；K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城堡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但他却无法接近城堡一步；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坚决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可他们却发热病似地去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玛丽亚的姐姐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去，委身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

这些事情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却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反常。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故事情节在外表的荒诞性之下具有深刻的寓意，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寻求进入城堡之路，以求得灵魂的拯救，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不可能强行取得的，最后K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

城堡是权力象征、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近在咫尺，但对广大人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是极权主义的预示；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堡》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

K的奋斗是为了寻求真理。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公正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种种障碍，无论你怎样努力，总是追求不到，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K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局外人”，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认可。他自始至终是一个“陌生人”。K的这种处境是现代人命运的象征。人不能不生活在社会之中，但社会不允许、也不承认他是社会的真正成员；

《城堡》反映了卡夫卡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城堡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对立和冲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评说只是人们所作的诸多评说的几种可能性。

未来世代还将不断地评说下去。每一种评说，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很难加以单一的概括。卡夫卡作品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获得答案。意味深长的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完。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欧茨指出：“对许多读者来说，卡夫卡还是一个永恒的谜……要‘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解开’人生的真谛。应该如何解释卡夫卡，如何超越卡夫卡笔下典型主人公的立场，如何去认清《城堡》本身的秘密！——看来这一切都是难以做到的……”①不过，从某个角度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卡夫卡是一个揭露旧世界的天才，他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梦魇般的世界现实。布莱希特称卡夫卡是“一位先知式的作家”。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说：“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①卡夫卡自己也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1922年7月5日给布洛德的信）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卡夫卡作品中惊人的预言性：“卡夫卡的梦魇世界……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欧洲战后的现实，也为人们重新评价卡夫卡提供了基础：“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失望，对过去空想的摈弃……命令主义、生产的自动化、受官僚全面控制的世界的景况，这一切在卡夫卡未卜先知的预言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在中国，经历过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卡夫卡作品中貌似荒诞不经的事情便有了新的领会。布洛德指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小说中关于某一类型的人对于世界做出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其准确与细致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由于每个人都能觉察到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类型的成分——正像他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所以卡夫卡的《城堡》超越了书中所写人物的个性，成为一部对每人都适合的认识自我的作品。”②正因为卡夫卡所揭示的东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流传如此广泛。有人说卡夫卡“归根结底是最可理解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年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