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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以其对老京城的细腻掌握，写尽京味百态。斯人斯时皆已远去，成为史册里的一页陈迹；昔时的京城沉入记忆，今日的北平背负了更多斑驳历史，翻开《四世同堂》，老舍邀您重新呼吸当年的空气。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小说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祁家祖孙四代的活动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伟大历程。全书如一幅巨大生活画卷，气度恢弘，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是一部感人的现实主义杰作。

文：丁聪
出处：1980年第1期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好事！
    胡<SPS=1376>大姐要我给配些插图。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起来，我跟这部小说，还有过一段渊源：1946年，《四世同堂》在上海《晨光》初版时，赵家璧兄曾找过我，说老舍先生要我给画插图。当时我没敢答应。原因是我没到过“北平”，对北方的生活情况不知道，而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专为搞插图而跑一趟“北平”。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遗憾。
    没想到时隔三十多年，在老舍先生被逼含冤逝世十年之后，这个为《四世同堂》画插图的任务，依然落在我头上。这是令我欣喜的。
    老舍先生是写小说的一代巨匠，最擅长刻划人物。他用辛辣幽默的大手笔，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喜、笑、怒、骂，生动地把小说中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以至他们的精神状态、内心世界，揭示得入骨三分，令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给人以无限的艺术享受。我惧的是：如果画得不好，对小说的精神理解得不对头，把小说里描写的人物具体形象化了以后，反而破坏了读者在自己头脑里构成的想象，就象我们在看有些《红楼梦》的人物图象时，经常会感到不满意一样，因为每个读者的头脑里，有他自己想象的林黛玉、贾宝玉。所以，这个任务是相当艰难的。
    由于我对老舍先生的一贯敬仰，画《四世同堂》的插图，也是偿我的风愿，我打消个人的顾虑，不揣浅陋，大胆地答应下来。虽然期限比较紧迫，但我还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挤出一切空余的时间，一口气突击画了出来。现在看看二十幅完成稿，感到离要求还是很有差距的。看来，水平的提高，总是要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光是想一下子提高是办不到的。
    在重读这部小说时，我是有些感想的：
    为什么象这样一部煌煌巨著，解放三十年来，在国内竟没有得到重印的机会？是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教育意义吗？
    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平民的苦难生活。在“国亡城破”的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要接受严峻的考验和被迫表示做人的态度。社会渣滓、跳梁小丑、狐假虎威的衣冠禽兽，必然会乘机泛滥，一群群跳出来群魔乱舞一番的。但这批败类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总是爱国的、正直的、善良的。中华民族是有着优秀的道德传统的，不然，这个大国怎么能延续几千年。当然，谁也不愿在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当奴隶、作马牛的，他们“惶惑”、“偷生”，忍受着饥饿和耻辱，难道因此就能责怪他们不挺起身来反抗吗？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负统治之责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朝时，天天“戡乱”、“剿共”，贪污腐化，搞法西斯专政，把个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可是当敌寇一旦入侵，他们却拍拍屁股溜了，溜到大后方去当“抗日英雄”了，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掷在沦陷区受苦受难！老舍先生对善良的人民，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对认贼作父、出卖亲友、诬陷好人、道德败坏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则予以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公之于众，叫人人唾骂！作者爱憎分明的态度，是十分感人的，也是教育了人的。他们既然是真实地生活在那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不可以写这样的典型呢？虽然，这是旧社会的事情，但让生长在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了解一下他们的父兄以至祖辈曾经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非人生活，我看是更能激起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至于小说中的丑类，他们的阴魂，也还没有散去，象冠晓荷、蓝东阳、瑞丰、大赤包那样的嘴脸，在四十年代时，我见过，在林彪、“四人帮”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也见得不少！我在画这些人物时，并不感到陌生。
    我是这么猜想的：没有重印这部小说，跟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文艺界的极左思潮有关系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不是工、农、兵，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城市平民和几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历尽了艰苦复杂的残酷斗争，可是，在有些人看来，其中并没有什么高大的“英雄”形象，到顶不过是些所谓的“中间人物”。所以，我猜想，象这类的小说，过去是排不上队的。
    今天《四世同堂》能重印出版，我以为不仅是恢复了一部小说的生命问题，而是突破原来的小说禁区，实现了“双百方针”的大事情。党中央提出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提出解放思想，在文艺界开始出现了民主空气，极左思潮受到了批判，这个形势是很鼓舞人心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好事，一件大好事！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

文：曹书文

    《四世同堂》无疑是老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收获，其所取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主要应归功于作者文化视角的选择上。小说在抗战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作者理性与情感上不同的审美选择又决定了其对小说中正反人物不同的审美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同时又带来了一定的艺术局限。                                                                       。

    《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以几个家庭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他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因此老舍在作品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众所周知，"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文：王学太
出处：读书 1980年第9期

    老舍写的《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最近出版以来，受到读者欢迎。可是这本书解放以来曾经受到不应有的冷遇。三十年来，它从未出版过，一些文学史中也很少提到。看来不仅仅因为书中有个别地方提到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这些并没有渗入到艺术描写之中，因之也是无关宏旨的。我以为出版社不敢问津和评论家很少涉及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描写北京下层市民和群众的精神状态时，着重表现了北京人某些共同的弱点。这就使人们感到棘手，不免要认为这些是歪曲了劳动人民和诬蔑了群众。这正如人们对鲁迅一些小说的态度。鲁迅先生早年热心于“国民性”的探究，他很注意分析中国人民沉重的精神负担、揭示国民的弱点，以期使这些得到纠正和治疗。《阿Q正传》、《药》、《风波》、《示众》……就着重描写了存在于劳动人民和群众的精神上的病态的一面，例如愚昧、狭隘、怯懦、麻木不仁等等。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写，一是由于这些是当时的现实，而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二是鲁迅先生热爱人民，他希望自己指出的问题，能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是在作启蒙工作。可是一些评论家，特别是近二十年的评论家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某些既定的框框出发。或说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群众的积极方面没有足够的认识，还说“国民性”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点。或说鲁迅之所以这样描写群众，目的在于揭示辛亥革命不彻底，因为它没有发动群众。这两种说法一是婉转地批评鲁迅，一是颠倒了事情的本末。正因为当时群众精神状态如此，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把群众发动起来(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这些说法都没有从经济角度和历史角度考查这些落后现象形成的原因，不敢指出我们的民族(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由于长期处于狭小的生产规模里，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再加上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存在着一些毛病，有些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掉。好象只有自负中华民族文明是世界第一，或者“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的老病，夸示于众”，才算爱国。鲁迅都要受到婉转的指责(由于鲁迅的威望还没有敢打他的棍子)，《四世同堂》受不到重视自然也不在话下了。
    老舍先生描写的北京人的弱点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是有一致之处的(江南的未庄和北京的小羊圈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缩影)。我们首先要辨清“国民性”和北京人的性格有没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没有可能有些共同的精神状态——当然这叫“国民性”也好，叫“民族性”也好。人的精神状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一个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带有阶级性，但不能排除他们有些共同的以资联系的东西，否则这样的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不仅和经济利益关系比较远的思想、精神状态是这样，甚至从阶级斗争引伸出来的，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道德观念都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他们的道德观念“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构成德国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的，而且是各个阶级的——基础的却反而是被压抑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故步自封，希望别人也能故步自封。”由此可见，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精神状态上、思想意识上有些共同点，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有些共同的弱点、毛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李泽厚同志论孔子的文章，谈到由孔子首创而逐渐形成的文化结构，给广大人民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严重印痕，给中华民族以严重影响。他指出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所揭示和斥责的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和“精神文明”之中，这些不只是某个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统治下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况的问题(这是老舍先生在写作《四世同堂》的当时朦胧地感觉到，但没有用科学语言而是用艺术形象说明的)。李泽厚同志的见解值得重视。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强调了一下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对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很有必要。它增强了我们民族自信心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可是这又发展到另一个偏向，不许文艺家描写在人民群众身上依然存在的历史负担，甚至连主张要写点“中间人物”都要大挨棍子，文艺家除了在群众和劳动人民脸上涂些虚假的金彩以外还能干些什么呢？这个灾祸也殃及解放前的作家乃至古代作家。要写劳动人民就得高大英武敢于反抗，善于斗争，否则就是歪曲人民，是表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理想化人民”。敢于直面现实的知识分子因此受厄(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先生就因为指出中国人民有个提高质量的问题，被宣布为仇视六亿人民)。林彪、“四人帮”不许人们在文艺作品揭示我们民族、群众的弱点，其目的在于保留这些弱点，愚弄群众，从而顺利地实现封建主义复辟的野心。他们自封为人民群众的当然代表，打着维护群众的幌子，来镇压敢于讲真话的人。正如鲁迅所说：“托言众制，压制乃烈于暴君。”我们想一想《药》中夏瑜死时的寂寞，再回忆一下张志新烈士牺牲时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有点不寒而栗吗？十多年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现在到了“大彻大悟”的时候了，我们的文艺家们不是除了“歌德”之外就无事可作了。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我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之中，革命的战争是洗涤剂，它冲刷了我们民族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在灾难中、在敌人压迫下，许多人逐渐地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四世同堂》中也表现了这一点。连谨慎了一辈子的祁老人都强硬起来。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通过许多苦痛，他懂了这样不见得有好处，他也硬了起来。他横眉立目怒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可是和平时期如何改造“国民的弱点”，的确是个重大课题。鲁迅先生当年提出要用文艺形式“改造国民性”是个伟大的理想，但不可实现。因为精神素质的根本变化还要依赖经济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那么今天，有了人民的国家，有了要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实现自我教育，使民族的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更进一步推动四个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从民族的重新自我认识开始。《四世同堂》塑造的许许多多各类型的人物形象为认识我们民族的过去——特别是北京人的过去——提供了一面镜子。这对我们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的今天还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文：王行之
出处：读书 1980年第1期

    一九三六年，《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开始连载的时候，老舍先生写信给编者说：“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当时，很可能有人讥笑这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因为，那时候，只有把自己的儿子叫作“犬子”或“小犬”，才配算是“谦虚”。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和实践证明的却是：老舍先生说的是老实话，“骆驼祥子”这个中国洋车夫，后来成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的“国际名人”。
    祥子的成名，没有什么秘诀在内，无非是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老问题：文学创作重在写“人”，写社会中真实的人，写有生命的活人。多少中外名家名作的创作经验，说明的都是这句“老生常谈”。老舍在他的《老牛破车》中，也发表过一段精彩之极的“旧说法”，他说：“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这是老舍关于小说创作和文学特性的真知灼见，更是他自己的创作追求的自白。
    看看老舍一生所写的几十部短、中、长篇小说和几十部话剧、戏曲剧本吧。尽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有高有低，正象十个手指头不是一般儿齐；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眼睛紧紧盯住笔下的人物，把人物创造视为作品中心的创作特色，却是始终如一，很少例外。即使在老舍先生为“赶任务”而匆匆写出的作品中，也仍能看出他对人物创造的注意和努力。至于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好就好在人物写得真，写得活，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今年春天，因北京人艺重新公演而再度轰动文坛的《茶馆》，在短短三万字的篇幅内就写出了几十位出入“茶馆社会”的“老北京”，深刻地反映了祖国黎明前的三个黑暗时代。老舍擅长塑造人物的这等神力，教人没法儿不佩服。最近，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时重印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艺术享受，因为，在这部洋洋八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里，我们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特长，写出了比《茶馆》人物更细致、更丰满的一代北京人。书中那条住满了活“人”的“小羊圈胡同”，就颇有点儿象是赫赫有名的“大观园”。是的，《四世同堂》的人物创造，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红楼梦》的笔力和神韵。
    三教九流的人物写得多，是《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特色之一。一般来说，长篇小说之“长”，常常长在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或一家一事，细细地叙述其来龙去脉，成长、发展和演变。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把时代的、社会的诸多有关因素带进来。象老舍自己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牛天赐传》和《离婚》，顾名思义就是以一人、一事为主的。写好这类单线索贯穿的长篇小说当然很不易；而且，大手笔也常常是把笔触伸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在广阔的天地里写出人物群像来的。但是，相对的说，象《四世同堂》这样一骨脑写出一条胡同各家各户(实为各行各业)的沉浮兴衰，为沦陷时期的“北平”老百姓们立传，遇到的困难毕竟要更多一些，作家的生活阅历是否深广，艺术表达才能是否精湛，都将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弄不好，就会心有余而力不逮：要么，书中的人物虽有姓名而无生命，事件的叙述淹没了人，所谓“人物”只不过是些形象模糊的影子；要么——干脆写不出来。
    然而，人物众多、热闹非凡的《四世同堂》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只要读过这部书，就好象也在“小羊圈”里住了好些年，那么多胖的、瘦的、村的、俏的、贫的、富的、贤的、愚的、高的、矮的……，七个大门里的几十口子男女老少，都成了使我们感到兴趣的老熟人。起码，教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人物有：“四世同堂”的“老人星”祁老者，被日本人逼得投河自杀的布店掌柜祁天佑，正直善良的中学教员祁瑞宣，贤妻良母“小顺儿的妈”，匹马单枪和日本人死拚的爱国诗人钱默吟，一心想巴结日本人的下台北洋官僚冠晓荷，女光棍兼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大赤包，唱大鼓书出身的姨太太尤桐芳，后来当了女特务的摩登女郎招弟，老年间的搬运工人“窝脖儿的”李四爷，眼神不济可心眼极好的李四大妈，给洋人“摆台儿”的丁约翰，会耍狮子的棚匠刘师傅，京戏女艺人文苦霞，说相声的方六，沿街叫唤“转盘儿话匣子”的程长顺，被日本人砍了头挂在前门五牌楼上示众的车夫小崔，小崔的吵架对手兼生平第一好友的剃头师傅孙七，因受日本人侮辱而气死的农民常二爷，江湖好汉金三爷，窝囊废书生陈野求，无聊浅薄的小汉奸、干巴瘦猴祁瑞丰，一身肥肉全无心肝的胖菊子……还有李空山、蓝东阳、高亦陀、牛教授等大大小小的各类汉奸。这么多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在别的书里我们还很少见识过。人海茫茫，世途惟艰。《四世同堂》创造出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了时代面貌，可以说再现出一座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城。
    是的，我们在《四世同堂》里，能够看见一座黄沙<SPS=0817>漫、苍凉滞重的“北平”城。“北平”人婚丧嫁娶的礼仪，“北平”人四时节令的酬酢，那么深远的文化传统，那么多采的旧京风物，这一切，老舍先生都表现得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单从这些方面看，哪一部“北京风俗志”赶得上这《四世同堂》呢。当然，这绝不是一部方志书，小说中的风土人情愈是写到浓烈处，我们愈是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阴影，愈是感受到“北平”人民的亡国之痛。原来，写风俗仍然是为了写人物。
    注重写人物和善于写人物，从作品的艺术效果看，当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时会横亘着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君不见古往今来的文坛上，不少人写出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终其一生却留不下一个值得人们记忆的人物。多少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里，无声无息，随着逝水东流了。只有《四世同堂》这样写出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作品，才永葆青春。
    前述《四世同堂》中的三教九流人物，他们不是书中某个中心人物的所谓陪衬者，在各自的地位上都是主要的角色，谁也无法代替谁。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一样，错综复杂，互不重复，一人有一人的相貌，一人有一人的性格，一人有一人的行为，一人有一人的语言。这些人，每个人的出场都为我们的视野开辟出一块新天地，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能闪烁着艺术创造的光彩。
    比如，女汉奸大赤包儿这个人物，在我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中，就是不会被别一个人的艺术光芒所遮盖的“这一个”。
    此人外号所以叫做大赤包儿，因为这个快五十岁了的老女人专门爱穿红衣服，厚厚的脂粉藏不住脸上的皱纹和雀斑，很象是北方夏天的一种小瓜“赤包儿”，经儿童玩耍揉弄之后，皮儿皱起来，红皮下露出了里面的黑种子。大赤包儿的气派大得很，一举一动都颇象西太后。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个子比丈夫冠晓荷高出一头去，还因为她比丈夫更早地巴结上了日本人和大汉奸，当上了在她看来是光宗耀祖的“新朝”官儿——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大赤包儿的一部升官发财史，就是她无耻、贪婪、暴戾、狠毒、奸诈、残忍，外带泼辣、干练等独特个性的大展览。大赤包儿串门子，大赤包儿过年，大赤包儿逛北海，大赤包儿打麻将，大赤包儿和小崔打架，大赤包儿欢迎日本特使，……这都是她历史上的大关节目，由老舍先生幽默、辛辣的语言艺术写出来，真是好看煞人。这里只讲一件小事吧。那一次，冠晓荷想去日本人那里密告紧邻、爱国诗人钱默吟，却又犹豫辗转听来的消息不真切。此时，大赤包儿发话了：“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地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这段话，在她称霸“小羊圈”，以“北平第一个女人”自居的全部霸业中，算不了什么。但就是她的这几句话，把钱默吟一家害得家破人亡了。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在她身上概括了国难时期应运而生的许多恶人的特点，形象的认识作用就跨越了时代。从她的为人行事中，我们必然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期间的许多人和事。
    大赤包儿和她的丈夫冠晓荷，是“人”中的丑类，小羊圈的居民们都用憎恶、愤恨的眼睛瞪着他们所居住的“三号”。但是，三号并不就是清一色的汉奸窝，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两个受到邻里谅解的人物：个子瘦小眉眼很俏的姨太太尤桐芳，后影儿很好看面孔不怎么样的大小姐高第。这两个人物谈不上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可她们决不是大赤包儿夫妇的同类。象尤桐芳，她的身世，她在冠家的地位，她和邻居们的关系，她一心要杀死几个日本兵报仇的决心等等，都很值得人们同情甚至于尊敬。然而，这个人的为人行事，又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姨太太。
    同样，“四世同堂”的五号祁家，是全胡同的人们都敬佩的好人家。老一辈的祁老人、祁天佑、天佑太太，是忠厚善良的老实人，他们的形象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自己的祖父、父亲那一代人，这里暂且不说。单说少一辈的祁瑞宣、祁瑞丰、祁瑞全三兄弟吧，老三瑞全是个爱国者，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他第一个逃出“北平”去参加了抗日的军队；老大瑞宣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亡国之痛的磨难，既要担负全家的生活重担，又时时受到汉奸们的排挤和迫害，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始终坚守住内心深处的民族气节。就在这个家庭里，偏偏出了个一心要当汉奸、而又一直得不到汉奸赏识的祁瑞丰。这是个老婆被汉奸抢去他都感到无所谓的卑污小人。他也生活在祁家，在气氛上似乎不谐调，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小羊圈”的其他人家，比如那个不愿作汉奸而终于作了汉奸的牛教授，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里，就涉及到《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真实，发人深思的真实。在老舍先生笔下，人物不是机械地复述作者政治见解的傀儡，生活不是为图解某种观点而人为地去简单化。他把生活、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如实地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进行再认识，加深对生活的理解。老舍先生是一位充分信任读者的鉴赏力和理解力的大作家。
    我认为，《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这种真实感，是极为可贵的。我所说的真实感，不仅指的是书中那么多的细节真实描写，不仅指的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那些浓厚的人情味，还指的是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四世同堂》全书几十个登场人物中，没有一个鹤立鸡群的“英雄典型”，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中的某些人，曾把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的身上。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表现“北平”人民的悲惨遭遇，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们阅读《四世同堂》时在感情上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正是如此。书中所写的是眼泪，是痛苦；而在我们的耳畔，却响起“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脑际想到了我党领导着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为拯救祖国、拯救人民进行着伟大的斗争。要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联想力，因为这是历史事实。须知，我们不能要求文艺作品——而且是“一部”文艺作品，把生活的一切方面写尽。如果有谁想看抗日战争期间的英雄故事，尽可以去读别的作品嘛！《四世同堂》专门记载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页痛史，我们同样感谢作者。至于《四世同堂》的人物口中有关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之类的极个别词句，这是特定的时代、生活打在人物身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什么奇怪。事实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一方面表现了“北平”普通老百姓对国民党“打回来”抱有希望，一方面写出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弃保定，丢南京，武汉撤退，广州失守等事件，“北平”人民盼望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幻想逐个破灭。这既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也含有极为深沉的讽刺、批判意味在内。
    也许就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吧，《四世同堂》这部书，自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一九四九年将它的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印到四版之后，在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新中国的出版界对《四世同堂》持冷淡态度，一直没有重印它。在此期间，国外不仅出版了英文译本，日本的铃木择郎先生也将《四世同堂》全书(包括第三部《饥荒》)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这种怪现象的出现，难道是光彩的吗？！
    现在，《四世同堂》终于时来运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而且，这次重印，只是以老舍先生的工整手稿为底本，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错别字和衍、漏之处，至于长期以来被误认为“不合时宜”的字句，则“不删、不改”，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好！我为出版界这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常作法鼓掌喝彩，为广大读者终于能够读到老舍先生的艺术杰作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