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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长篇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简称《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作。

　　三国故事的历史发展　《三国志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晋陈寿《三国志》是一部史书。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征引野史杂传 140多种，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记载,其中即有不少传说成分。同时的《裴子语林》、《殷芸小说》、《世说新语》诸书也辑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观看“水饰”，“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皆刻木为之”。唐初《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小注有“似刘氏重孔明等”语，开元间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解释这条小注，叙述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亦系传说。刘知几《史通·采撰》以为“诸葛犹存”一类事情,“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至迟在晚唐，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连儿童都很熟悉。宋代市民文艺发达,“说话”的“讲史”类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与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这时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金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改编为戏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包括元末明初人写的杂剧中的三国戏，现在知道的有四五十种，内容更为丰富，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都已具备。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至元年间刻本《三分事略》和元至治年间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这两者实际是一部书的两种版本。前者国内尚无印本。后者较为流传，全书约8万字,上图下文。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从基本轮廓看，它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叙事简略，文笔粗糙，大约只是供说话人使用的一个提纲。这类话本，可能不止一种。罗贯中正是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材料，付出巨大的创作劳动，写成了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的基本内容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 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 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全部故事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同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三国历史只是一个骨架，作品的血肉部分则主要是创作者（其中包括长期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人民群众、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所创作、虚构的，概括了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品所描写的“群雄角逐”，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互相争夺的关系，同时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尤其重要的是作品的这些血肉部分体现着群众的观点和情绪。罗贯中采用群众中流传久远的三国故事题材，一并接受了群众赋予这一题材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演义》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把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刘备集团放在中心地位。孙权集团虽然也是刘备集团争斗的敌手，但更多是作为刘备集团对抗曹操集团的联合力量。作品紧紧抓住曹、刘两个集团的矛盾这一主线，刻画了曹操和刘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描写。

　　曹操与刘备形象　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在《三国志演义》里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有诡诈、残暴的特点，民间传说把这一特点突出、夸大，在曹操身上概括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罗贯中依据民间传说又有所发展、提高，成功地刻画了曹操诡谲多变、心狠手毒的思想性格。作品在曹操出场时就介绍了他幼年诬叔欺父的故事。他口是心非、诡计多端的恶劣行径，越到后来越是变本加厉。他投奔吕伯奢庄上，吕盛情接待，他却怀疑吕不怀好意，杀死吕家八口；后来发现杀错了，索性连吕伯奢也一并杀死，说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正是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学。在同袁术作战,“相拒月余,粮食将尽”的时候，他命令仓官王□用小斛散粮，然后以“盗窃官粮”的罪名，砍了王□的头，来隐瞒军粮将尽的事实，稳定军心。他命令军士捕杀逃避敲冰拽船苦役的百姓,却又对“投首”的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为了防备有人暗中谋杀，他假托“梦中好杀人”,拔剑斩了替他盖被的近侍,又上床装睡。赤壁之战中，扬州刺史刘馥说他诗中有“不吉之言”，他“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事后却说是酒醉误会。在杀人之后，他又往往表示“极为悲痛”,进行“厚葬”,亲自“祭奠”，还要从优抚恤家属。曹操有一套收买人心、笼络部下的手段，利用伪善的面孔，掩盖他的罪恶企图与残暴行为。罗贯中也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用赞美的笔调，在与董卓、袁绍等人的对比中描写他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气度。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刻画曹操是个“奸雄”，在渲染他“雄才大略”的同时来表现他的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

　　同曹操相反，《三国志演义》对刘备无论在政治品质与道德品质上都加以美化。作品描写曹操对关羽是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收买，刘备对关羽是推心置腹，同患难、共生死;曹操对徐庶是以囚禁其母来迫其归附,刘备对徐庶是因其母有难而送其离去；曹操对张松摆出一副傲慢姿态，耀武扬威，刘备对张松谦虚恭谨，相待以礼。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刘备则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即使于己不利,刘备也不肯把“妨主”的卢马转送他人,不肯抛弃拖累行军的樊城十数万跟随他的百姓。因此，刘备得到了人们的拥戴。当吕布袭击沛城,刘备匹马逃难期间,“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新野的百姓称道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为了歌颂刘备，《三国志演义》还描写了刘备集团的内部关系。他们君明臣贤，互相信任、彼此了解、团结融洽的程度不但非曹操集团所能比,也远超过孙权集团。总之,《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位封建时代的理想仁君形象。

　　《三国志演义》对曹操的谴责和对刘备的歌颂，包含有封建正统观念,如指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可以名正言顺地即位“续大统”。这种观念与作品对黄巾起义的敌视态度，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不过《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的倾向，主要的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在不能改变现存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希望君主仁慈宽厚,而反对暴虐统治者。此外，同宋元时代民族矛盾中“人心思汉”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然而刘备形象不及曹操形象那样有现实基础，因而显得单薄、苍白。

　　诸葛亮与关羽　《三国志演义》从刘备众多的文臣武将中选取诸葛亮和关羽两个人物，着意加以刻画。

　　刘备对诸葛亮，自称“如鱼得水”，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付托以军国大事。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上有许多政治家的美德，而最显著特色则是他的足智多谋。他初出茅庐，第一次博望坡用兵，指挥几千人马杀退曹营十万大军,赢得关羽、张飞的敬佩。赤壁之战前后,作者特意让年轻有为的周瑜与他展开复杂微妙的斗争。周瑜才华横溢，精明干练，但嫉贤妒能，气量狭小。反之，诸葛亮却高瞻远瞩，沉着机警，料事如神。他巧妙地利用忠厚的鲁肃作掩护，避开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同时又顾全了协力抗曹的大局，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之战的前台指挥者是周瑜，而从旁策划、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诸葛亮。诸葛亮活动后期的主要对手是曹魏方面的司马懿。司马懿老□巨猾，见识手段比周瑜要高得多，诸葛亮早已看出他“深有谋略”。不过，比起诸葛亮来，他有时还是略逊一筹。诸葛亮不仅善于依据具体条件，事先作出周密的计划安排，而且在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下，能够随机应变，从容对敌，著名的“空城计”就是如此，以致司马懿都不得不承认“吾不如孔明也”。当然，作品表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在有的描写中含有一些神化的倾向。

　　刘备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关羽。《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同关羽、张飞的关系，着重表现他们的“义”。关羽有武勇刚强的特点，但作品主要是颂扬他“义重如山”。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古代产生过十分广泛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朴素的互助团结精神与平等观念。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就站在封建主义立场指斥《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关、张“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为“最不可训”。本来在民间传说的三国故事中，刘、关、张都出身社会下层，是锄强扶弱、与人排难解纷的好汉。他们萍水相逢，意气投合，结为异姓兄弟，很重视江湖义气。《三国志演义》已削弱了这些民间色彩，关羽身上的草莽英雄的气质也被“深明《春秋》大义”的儒将风度所冲淡了，而在“义”中又突出了所谓“恩怨分明”，特别强调个人关系。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因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而把刘备集团的这个敌人放走。历来封建统治者有意提倡看重个人恩怨的“义”，把关羽推崇到了很高的地位。

　　《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志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它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它最擅长于描写战争，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即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它所描写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陵之战，都表现了战争中优势与劣势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指挥人员是否明于知己，又明于知彼，以及有无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各次战争既有其特点，作品的写法也随之变化，或实写，或虚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是战争的辅助手段，而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却由此表现得有张有弛，疾徐相间，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在人物塑造上，《三国志演义》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到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并且注意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加以夸张渲染。曹操□诈，一举一动都好像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鲁肃忠厚老实，考虑问题总是那么单纯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么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等故事，都没有多少细腻的工笔描绘，只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国志演义》人物塑造的一个写法特点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同人物的环境经历缺乏紧密的内在联系，往往人物一出场就定型化。论者也有认为这是该书缺点。但对这个问题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而且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三国志演义》的巨大成就，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　现存《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分24卷,240则,每则有一个七言标题,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所作序。一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此后新的刊本不断出现，卷数、回目、引用诗词及正文均有改动。明末有一种“李卓吾批点”的《三国志演义》，把 240则合并成 120回。据明钱希言《戏瑕》卷三记，这个批本是叶昼托李卓吾之名而行。清康熙时，毛纶、毛宗岗父子进一步修订《三国志演义》,在对曹操、刘备这两个主要人物上,毛本更加深了曹的□恶和刘的仁德的刻画。此外，在回目、情节、文字各方面都作了加工润饰，并添上评语。这个修订本成为近代最通行的本子。

参考书目: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北京，195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
　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4。

（文：赵齐平）

文：王蒙 出处：读书1995年第2期

    读《三国演义》还是小时候的事。近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同名电视剧的片段，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么？什么英雄？争权夺利，好勇斗狠，尔虞我诈，就是英雄么？刮骨疗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么？这疼与死又所为何来呢？他们关心的唯一热点无非是争夺权力，特别是争夺那唯一的一把龙椅罢了。为了争龙椅，不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决堤放水，乘风放火，不惜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
    刘备火烧新野，带了一些老百姓避难樊城，就大仁大义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么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这种流离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个别地看，英雄事迹不无感人之处，例如击鼓骂曹，例如孤胆英雄赵子龙长坂坡救主子的儿子；但综观全局和历史，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中国已经吃够了这种争王位的英雄们的亏！
    赶巧前不久看了电影《西楚霸王》，对于巩俐、张丰毅等主演的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改头换面及其得失这里暂且不表。问题是秦皇出巡时刘邦与项羽的反应：“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国的有为之士以做皇帝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官阶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的可怕与可悲。价值标准的一元化贫乏化俗鄙化，价值＝权力的公式，使终极目标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如何能不争不斗不杀它个尸横遍野白骨如山？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看来似是天下定于“一”了，有利于统一与稳定，但需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乱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来争这个“一”了，焉能不乱？政治＝权力＝升官图；而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这个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战乱不断，发展缓慢，而终于在近百年显出了积弱来，即是说搞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对于“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来说，老百姓是太没有意义了。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么？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么？
    那个时候的政治呢？当然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一个是砍脑壳政治，一会儿就提溜一个一秒钟前的活人的脑袋进来，并以此为勇为豪气为人生最大快事。一个是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使计谋。而计谋的核心在于欺骗，说谎，谁善于欺骗谁就胜利而且获得智多星的美名，谁相信了——轻信了别人谁就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心理暗示实在太可怕了。
    三国里的计谋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谓连环计，使计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厢情愿，堪称愚而诈，小儿科而又不择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忠君报国；就是说汉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间谍来维持。这未免可悲可耻。这种伟大事业的伟大性与正义性也随之可疑起来。
    而被使计的一方，即董卓与吕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彻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个年方二八(周岁只不过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挥棒跳舞，说一不二，比校场操练还听话还准确；这能够令人相信么？如果说董吕两个人也曾经掌握权柄，赫赫一时，能是这样彻头彻尾的白痴么？何进中计一节也是一样地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国一个未接受过职业的色情间谍训练的十五岁的小女子在一千几百年前就能胜任这样一个极端狡猾极端残酷极端非人性的角色，这是多么地不祥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权力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叛徒的政治。整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第一部分叫做什么“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卖史。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吕布，没有好下场，不但快了人心，也体现了“三国”对于叛徒政治的否定。但是，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据说关羽张飞诸葛亮对于他都是忠而又忠义而又义的了，他对于谁忠义过呢？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然后又都叛变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与例如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要忠要义，一方面又有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叛变有理论。哪样对呢？全看“活学活用”了。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于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地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国内政治的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是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采，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采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屏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名”。成了典型共名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袁绍之子鉴于此，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的东西，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做“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屏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切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当此“三国”各路英雄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白白”啦，您！

文：李双华 出处：《名作欣赏（鉴赏专刊）》 2007年第10期
      
　　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开讲，“三国”热遍华夏。一时间，大江南北，“乙迷”遍地。在如今西方化浪潮席卷而来之际，本土文化却显示出特有的魅力，真是可喜可贺。但喜过之后，细心品一品，便觉得味儿不对。 “三国”热，热的是《三国志》，还是热的《三国演义》？热的是历史还是文学？历史与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有不同的评价方法和体系。易中天将历史文学串起来讲，借历史材料来揭示《三国演义》的真相，也许使人了解了一点历史，但却可能糟蹋了文学。
　　在《三国演义》的传播史上，一直存在历史与文学的纠缠。《三国演义》是一部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且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三国史料。即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加上早期版本的书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往往使人将它当作历史书来读。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的大抵只看小说，或者听说书，推崇三国英雄，拥刘而反曹；而文化程度高的除了读小说，还钻研历史，反而大有不以为然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程度低的人接受了一些不正确的历史，却真正看懂了小说；而文化程度高的人（包括一些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掌握了历史材料，自以为理解深刻，实际上可能并没看懂小说。
　　我们知道，尽管《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材料的历史真实程度很高，但毕竟还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史书。《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历史是实的，而文学是虚的；历史是自然发展过程，文学是价值判断过程。历史是散在的碎片，而文学是有机的构成。因此，尽管作者在《三国演义》中写了大量历史，但他还是在创作文学作品。被他写进书中的历史材料也成了文学素材，而不是历史资料。我们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分析它，定义它。所谓将历史素材作为文学作品背后的真相，用历史资料来揭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机，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是十分荒唐的。
　　具体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曹操等等，都不能与《三国志》中的刘备、诸葛亮、曹操等量齐观。一是历史人物，一是艺术形象。《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是自成体系的文学形象系统。历史上的刘备、曹操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小说里的定位则是基本明确的，刘备是一个仁君形象，而曹操则是奸雄。这种安排并不是给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而是代表一种伦理诉求。你可以批评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缺憾，艺术上的不成熟，但决不能以历史人物代替文学形象，硬说其实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文学作品的本文是一个自足系统。作者写什么，怎么写，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安排，都包含着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在阅读时必须悉心体察。
　　再说到情节。《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情节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我们此时也不能用历史材料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和行为。尽管要用开放心态读文学，但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出发，必须受到本文的制约。必须读懂其中的价值内涵，才能开放地鉴赏作品。比如三让徐州这一情节，小说借此极力表现刘备的大公无私，大仁大义。但在《三国志》中，刘备并未“三让”，而只有“一让”。且经陈登、孔融一劝便“遂领徐州”。且此一让也不是出于道义，而是担心驻扎在寿春的袁绍不满。有人便借此揭露刘备的假仁假义。其实，小说中之所以未按史实描写这一情节，正是出于艺术的考虑和主题的需要。小说中的许多情节是传说或者虚构，这都是小说主题的需要。对于历史事件，如果小说中的叙述与史书叙述得不一样，在进行文学鉴赏时，我们只能服从文学文本，而不是历史文本。若用历史事件作为文学文本的真相，将摧毁文学文本的审美架构，这部名著将不复存在。
　　《三国演义》有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其意义系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智慧，二是道德。在叙述过程中，通过展示乱世中的人欲横流，来张显伦理道德。在乱世中争雄称霸，需要智慧。《三国演义》首先吸引人的就是这方面内容。其实，更准确地说，《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许多智慧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应该叫计策、谋略，它遵循的是利益原则。它要解决的是在群雄争霸的世界中如何战胜对方，获取最大利益。这里几乎没什么道义可讲，能达到目的就行。一部《三国演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董卓固属狼子野心，而讨伐董卓的十七路诸侯也大都各怀鬼胎。袁术要称帝，袁绍想独霸，连孙坚曾慷慨地“以杖画地”，声称“奋不顾身”为国讨贼，斥责袁术不义，但当他得到了传国玉玺后，立刻揣在怀里，溜之大吉。这方面以曹操最为典型：刺董卓，举义兵，发矫诏组织讨伐军，一旦羽翼丰满，地位有利，所作所为较之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切的争斗当中，保护自己，获取利益是最高原则。所以，才有了一个经典的场面：曹操杀吕伯奢全家；才有了那句经典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这是一个鬼蜮世界，这是一个动物世界。可能世界的本相就是如此，但只要人还自称为人，他就不能自甘于这样一种世界。他就要站在某一角度或某种高度来反观这个世界，并力图超越这个世界，正像英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人性就是“不断地超过人所内涵的动物性的努力，并通过真正人性的东西，通过作为价值创造者的人的作用来完成此超越”。而文学就是展现人的这种超越性的途径。因为文学是人学，否则就成了动物学。所以，《三国演义》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伦理的世界。茫茫中原，狼奔豕突，在一片人心叵测的世道中，走来了刘、关、张，走来了诸葛亮。《三国演义》不仅写尽了权谋机诈，还写足了仁义道德。而仁义道德主要是由刘备集团来承当的。所以，就有了刘备的三让徐州，二辞荆州，携民渡江，马前摔子，白帝托孤；就有了关羽的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更有诸葛亮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说的感情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拥刘反曹”。刘备是仁君，关羽是义士，诸葛亮是忠臣。这是小说传达出的基本思想倾向，也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感基础。小说的美学架构就是建筑在这样一种伦理观念之上的。尽管叙述逻辑有瑕疵，艺术上也不尽完美，但它代表了人们对正义的向往，代表了人类寻求道德的本性，展示人的伦理本质。
　　然而，若用历史的逻辑来揭示文学形象，则很可能是另一幅图景：刘备让徐州是因为担心袁绍；辞荆州是因为时机未到；携民渡江是拉人体盾牌；摔孩子是收买人心；白帝托孤是在警告诸葛亮不得篡位。这就消解了刘备形象的伦理基础。消解了刘备，就消解了诸葛亮，也就消解了这部书的悲剧结构，最终消解了这部书的审美结构。拥刘反曹到了历史话语体系中便毫无道理。失去了伦理的支撑，这部小说就只剩下勾心斗角、权谋机诈了。眼下不是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书中的计策、谋略吗？用于商战，可以如何争取利益最大化；用在管理，可以如何采取手腕控制下属。易中天也从“三顾茅庐”中看出了营销学意义。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现代人太渴望成功了，《三国演义》中的智慧、谋略正好对路，而仁义道德却无补于事。加上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人们对那一套仁义道德嗤之以鼻，而对算计、谋略津津乐道，深恨自己开窍得太晚，几乎以为《三国演义》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甚至为里面的一个个丑恶行为开脱，居然能从书中经典恶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中看出曹操几分可爱的率真。至此，《三国演义》的伦理基础不复存在，这部名著变成了一部耍手腕、搞阴谋的教科书。
　　当然，各人阅读的出发点不同，如何理解也是个人行为，并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以功利的心态读《三国演义》，认为这才是所谓的正解，就存在相当大的危险。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三国演义》自古以来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人喜爱，不是因为里面的忠臣义士，而是其中的尔虞我诈、老谋深算甚得俺们国人之心。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古代史料已经证明古代大多数中国人是在伦理观念的观照下解读这部小说的。那就是另一种可能：如今中国大众已经跳出了古人的鉴赏方式，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而对尔虞我诈兴味无穷。我想，不论是哪一种结果，有自尊的同胞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一个津津乐道于搞阴谋诡计、一个认为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民族，一个以献身于道德为耻、认为没有价值的民族，一个纠缠于物质利益而没有超越意识的民族，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这不是无限上纲，更不是危言耸听。脱去了伦理外衣的《三国演义》就只能是这个结果。但脱去了伦理外衣的《三国演义》就不是原来的《三国演义》，就是对原著的恶劣曲解。
　　总之，要真正读懂《三国演义》，必须回归文学文本。《三国演义》的真相就在文学文本内部，而不在文本之外。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揭示真相，而在于给人以启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研究历史与鉴赏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认识体系，必须区别开来。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混淆视听。因为，同一种解释，在历史中可能是真相，而到了文学中则恰恰成了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