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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世界》被世界众多著名学者赞誉为是西方的《围城》。书中描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种种离奇现象，学者们的眼睛不在仅仅盯在书上，而张大眼睛在世俗社会中寻找满足。他们满世界飞来飞去，表面上为了学术交流活动，实际上是追逐名利，寻欢作乐。小说巧妙地穿插了许多文学典故，新潮理论，对人性、宗教与人生，婚姻与爱情等古老命题做了入目三分的透析，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江晓原　■刘兵

    □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小说《小世界》又出了新译本，新书想必你也已经拿到了。十五年前，《小世界》第一个中译本问世，我最初并未注意到，还是你向我推荐的呢。记得当时我正在为我的《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一书编索引——那时可是要用手工编的！这活儿非常无聊而且痛苦。我编一会儿索引，读一会儿《小世界》，如此交替进行，一周后索引编完，小说也读完了。有趣的是，我们两人当时不约而同都为《小世界》写了书评。前些天在上海召开的《小世界》新译本研讨会上，我们两人当年的书评都被出版社找出来印在会议的资料中了。

    老实说，我当年读《小世界》时，对各种后现代的理论和玩意儿几乎毫无接触。虽然对于戴维·洛奇在小说中采用的类似“圣杯传奇”的结构，对于人物名字中的隐喻之类，我倒是有一点点相关的知识背景，但我完全没有将这些拼贴、隐喻之类的技巧与“后现代”联系起来。十五年过去，这期间我对“后现代”有了一些了解，也接触了更多的西方现代小说，现在再重读《小世界》，上次那种“惊艳”的兴奋感不见了，这让我略有点沮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此次重读——如果你重读了的话——的感觉。

    ■这次读了一些，但没有读完。不过此前我可是读过不只一遍。这已是我见到的第三个中文版本了。第一次读也颇有你说的那种“惊艳”之感。因而对作者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当作家出版社又推出戴维·洛奇系列著作时，就一本不漏地全买了回来。

    最初我曾向一些朋友大力推荐了这部小说，不过，对于推荐对象还是很有些选择的，因为我觉得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喜欢这部小说，但能够喜欢它的人，肯定与自己有某种共同的欣赏趣味。后来的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你问我重读此书的感觉，我想，在不那么“惊艳”这点上我们是共同的。但经过这些年对后现代的接触，也派生出另外不同的感受，即对其中一些内容理解得似乎更多了一些，有了更多的意会，因而，我不会为读后感觉的不同而沮丧。

    □你说的三个版本我也都有。仅这一点，我也不应该为不再惊艳而沮丧了。

    《小世界》里充满了智慧的洞见，最近洛奇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构思《小世界》，一度为寻找一个故事结构而绞尽脑汁，“(后来)当我想到关于亚瑟王、圆桌骑士和圣杯的传奇时，局面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熟悉的学术环境确实与这些传奇不无共通之处。”这段话让感到十分鼓舞——我二十多年前成为“金(金庸小说)迷”中的一员，就是“因为我熟悉的学术环境确实与这些传奇不无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说，洛奇借用古代骑士传奇构造了他描绘当代学术生态的《小世界》，金庸则借用当代文坛(当然也可以包括学术界)的结构和机制构造了他的武侠世界。在意识到古代与当代的某些“同构”这一点上，洛奇与金庸是相通的。当然，无论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世界，还是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其实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但是洛奇上面的话表明，我对于当今学界生态环境的感觉，至少和他的感觉是类似的。

    ■在我的感觉中，阅读《小世界》倒是可以加深对于后现代的理解。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作者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将各种后现代的要素巧妙地融入其中，大量运用各种象征、隐喻的手法，将整部小说化为一种对后现代理论的阐述，当然这种阐述是隐含在故事之中的。

    除了学术意义上阅读、理解和思考之外，人们也会对小说中的不少情节会心一笑，这些情节表面上看似荒谬但却与现实颇吻合，如那些教授们穿梭在会议中，对学术研究随心所欲地胡来等。这恐怕也就是你说的对当今学界生态环境的同感吧。这是一种与关注情节背后极强的学术理念不同的阅读方式。

    但在两种阅读方式之间，似乎又有某种关联，就像对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的后现代理论一样，也许后现代观念本身也同时意味着对于自身的反省和解构。

    □《小世界》确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许多学界趣事。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就有一位“扎普教授”，他是×国人，有几年时间里，在我遇到他的所有学术会议中，他永远都做同一个演讲——关于某个古代仪器的复原。那时还没有流行PowerPoint，演讲时要用透明薄膜做投影，这位教授将薄膜做成A4尺寸的幻灯片——有硬质的边框保护，这样薄膜就可以反复使用而不损坏。这当然还算不上“对学术研究随心所欲地胡来”，但在我们当时看来，也就够夸张的了。

    在当年那篇《小世界》书评中，我曾说“中国的扎普教授们已经成长起来，更多的柏斯们则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现在看来，我们这里的情况“发展”极快，竟已出现相当荒谬的情景，比如学术上的“量化考核”导致学术泡沫弥天而来——出版了无数专著，发表了无数论文，召开了无数会议，提升了无数教授，扩招了无数博士……总而言之，许多场景已经极具反讽意味了。不止一个中国学者曾表示自己打算写一本当代的《围城》或《儒林外史》——因而也就是写一本中国版的《小世界》。这种想法其实相当普遍，只是通常我们都没有洛奇(或钱钟书)那样的才华，所以至今也未见有人写出来过。

    ■尽管我们学界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小世界》中虽有夸张但却体现了其最荒谬之处的描写如此一致，但在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中，学界毕竟还只是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也上演着与此外的大世界里其他小世界类似的剧情。洛奇以后现代的视角描述的小世界的种种境况，其实只是在后现代的有色眼镜下看到的一个具体的圈子内形形色色的场景，倘若将这样的写作延伸到其它领域，恐怕也会写出一系列的《围城》和《小世界》。

    这样的思路也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作者不是一位出色的后现代学者，他是否还能对学界作出如此入木三分的描述？也许能，但肯定会不同。我们经常讲理论如何抽象、脱离实际，但在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理论融入文学写作的实例。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有力例证吧。

（文：江晓原;刘　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3月）

　　看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世界》，乐得在床上打滚，英国人的幽默呀。《小世界》刚拿到的时候，厚得让我绝望，干脆撒手玩了两天，逃学心理又犯了。小说讲的是英国学术界，一个有发达资本主义基础的江湖，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有趣，非常讽刺。一开始有些卖弄学问似的，好的小说开头未必好，快成定律了。

　　一副西方学术界的群像谱。他们中，有家庭生活不甚幸福的斯沃洛教授，给自己安排了许多出差。斯沃洛教授没什么能耐，就是运气好的令同行嫉妒。参透人生的人会相信，运气来得比实力重要。很多人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是因为想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的努力能控制的，是很可怕的。因此就有嫉妒斯沃洛教授嫉妒到得了忧郁症的登普西，整日对着一台可以实现人机对话的电脑倾诉人生（所谓会对话的电脑，就是会说一大堆废话式的反问句）；有追求出人头地的扎普教授，非常脸谱化的美国人，保守，信奉当时美国文艺批评界流行的解构主义，拿着一份讲演稿，大小会议通吃。经历过一次绑架事件后（而他的女权主义前妻还和绑架者讨价还价），发现如果以死亡为终点回溯，解构主义就是个屁；有过着百万富翁生活的女教授富尔维亚，在解释如何使两者和谐起来时说：“既然无论我和我丈夫是穷还是富，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崩溃’这一历史进程，那我们还不如富一些，因为这是我们惟一知道如何怀着尊严去扮演的角色，而要穷得有尊严，像我们意大利的农民一样，是不容易学会的事情。”

　　小说中穿插了很多文学典故，精神和结构来自亚瑟王和圆桌武士的故事，对文艺批评的看法，和对人性、宗教、婚姻和爱情这些人生古老命题所做的独到分析，洛奇自己就是文学批评家，但他的幽默才最令人绝倒。两个知识分子坐夜航班机，看见引擎着火了，俩人就琢磨，这喷气式飞机，夜间飞行是不是就应该见火光？生怕空中小姐嫌他们没见过市面，谁都不言声。人们发现飞机着火急疯了，而机长不停地带领飞机做俯冲运动，希望以此扑灭火焰。斯沃洛教授去土耳其参加会议，接待的人说，这里时有枪击案发生，于是在从机场到酒店的一路上，他不断地莫名其妙地突然弯下身子躲在驾驶座后面。学校请他就文学和历史，或文学与社会，或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做个报告，但电传翻译错了，于是他准备了一个“文学与历史与社会与哲学与心理学”的演讲稿，搞得土耳其人以为他很博学，实则讽刺万金油般的学术态度。

（文：苌苌 出处：新京报 2007年2月）

文：刘绪源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在新版《小世界》的腰封上，醒目地写着：“当代英国讽刺奇才戴维·洛奇经典名作，幽默、冷峻、亦庄亦谐的西方《围城》……”读一些评论文章，也多有将它比作《围城》的。这两部书都写大学教授们的生活，都动用讽刺笔调，在人物刻画上也都入木三分，令人叫绝，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也可发现，它们其实还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结构上，《小世界》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悬念和巧合用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怕留下编造的痕迹。但由于人物性格、心理上的真实，人们对于这种情节上的巧合也就一笑了之，不予细究，有时还会觉得作者很聪明。而《围城》基本上是直线发展，不作太多故事上的编织，给予读者的是很自然的人生铺展，其好处是真实，缺点则是容易让人疲劳，但同样由于人物写得生动，更由于那讽刺的刀笔时时出人意料，便使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这就把情节上的弱点轻轻地掩过去了。

　　在叙述的语言上，或者说，在讽刺的运用上，二者也是不同的。戴维·洛奇更多地是通过人物对话和故事本身，来实现他的讽刺。虽然文中也有心理分析，但直接体现在他的叙述和分析上的讽刺与幽默，其实并不多。大概，只有正文前面的“引子”部分，那近千字的篇幅，算得上是由作者直接出面的讽刺文字吧：

　　现代的会议和中世纪基督徒的朝圣相似之处在于，它让参与者得到以一本正经地致力于自我提高的印象的同时，还能够尽情享受旅游的一切乐趣和消遣。当然，会有作为补赎的任务需要履行——也许要提交论文，而听别人宣读论文则是少不了的。但是以这个借口，你可以去新的有趣的地方，遇见新的有趣的人，和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今天的与会者比起过去的朝圣者来说另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们的费用通常由他们所属的机构支付……

　　这样的文字(译文)，的确很像钱钟书的《围城》。但仅此而已，书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叙述了。也许，那常常在某一节开头时出现的模拟飞机发动时的声音：“忽忽忽忽咿咿咿咿咿……”还多少有点相似之趣。

　　在《围城》里，作者则不仅在人物的对话与动作中悄悄地布下讽刺的意味，更在描述中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笔墨意趣，冷嘲热讽，嘻笑夸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时而如显微镜探入心灵暗部，时而又以长焦距展示让当事人避之不及的真相，令人忍俊不禁地发现，那一笔笔的写法总在自己意料之外。所以《围城》的叙述文字，本身都精辟耐读，充满神来之笔。

　　钱钟书的写法，可能和中国画的追求笔墨趣味有点暗合。钱钟书的笔墨不能学，相反，戴维·洛奇的写法倒是可学的。这并不奇怪，从来的文学，都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李白不可学，杜甫则可学，而后者决不低于前者。从这个角度说，我相信，《小世界》的重新翻译出版并作大面积推广，对于中国的讽刺小说的发展，定当大有裨益。

文：黄梅 出处：《读书》1995年第6期

    “另有一位现代权威断言说：‘解译即再编码’。”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教授兼文论家戴维·洛奇在论文集《巴赫金之后》(一九九○)中煞有介事地引述道。然后他在注释中交代说，此权威并非他人，乃是他本人的小说《小世界》(一九八四)里的美国人士莫里斯·扎普教授。
    大约是没有尽兴，他把玩笑开到了小说以外。
    进了《小世界》，扎普先生运气不佳。
    扎普是读者在《换位》(一九七五)中就已经结识了的老熟人，他是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精明强干，把学问当做买卖来锐意经营。不过，他作为交换学者到闭塞的英国鲁米治大学任教，进入了相对平和并注重人际联系的环境，便出乎自己意料扮演了一个较为关心他人、较为富于责任感的角色。和他对换的英国教书匠史沃娄热爱文学，和学生关系密切，但从未拿到博士学位，多年没有出版过什么学术著作，默默无闻地授课养家，可算是清寒一儒生。但这个老实人到了美国后却身不由主地介入了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婚外恋情，忐忑不安地“个性解放”了一遭。两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体验了对方的角色。作者对两个人物的态度基本是等距离的，小说的讽刺笔调是温和幽默的。
    在《小世界》里，扎普仍一如既往地为职业名利心所驱动，“奋发向上”；而史沃娄仍在居家度日，并模糊地渴望浪漫的感情经验。两人最后都发现自己误读了人生。扎普顺应时潮，由奥斯丁专家一变而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家；但一日忽然被绑架；绑架者一次次向他的前妻索要赎金，而那位女士则不屈不挠地压低价码。扎普在随时可能“撕票”的威胁中心惊胆战地旁听这场讨价还价，于是恍然明白“死亡是你不能解构的观念”，和绑匪谈条件时，容不得玩什么“意义的含混”或“所指的延异”之类的阐释游戏。有了这番经历，小说收场时他有点大彻大悟，表示对解构主义失了望，也不再想追求出人头地。另一方面，史沃娄似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却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充当浪漫故事的年轻主人公了。
    尽管都是误，但两种错法却不完全等值；小说对两个人物的处置方式也不尽相同。像洛奇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们或多或少是类型化的，是某种人生态度的化身、某种话语的载体。公平地说，较之《换位》，《小世界》对扎普的刻划要更刻薄、更闹剧化、更跳梁小丑式。他没有机会像在《换位》中那样，对某个孤单的妇女产生几分真诚的同情，或协助医生出诊，或非功利地参与学校事务；除了露骨地追逐名利并享受其物质果实以外，他几乎一无所为。实际上，对这个扎普来说，不论奥斯丁研究还是解构主义，都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成名，就等坐收红利，成功地申请资助、不断晋升并得到种种的优惠待遇(如他这一年夏天在意大利住高级别墅、免费享受豪华生活，等等)。他到处参加会议，带的是同一篇发言，仅仅“稍加调整”。宣读论文只是报销费用的必要步骤。所以，既然有一篇“适应性极强”、能行遍欧洲(如他自己所说的)的现成东西可用，又何必再去殚思竭虑呢？(200页)
    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决定参与竞争、谋求一个令众人垂涎的位置。有消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设立一个年薪十万美元而无任何具体责任的高级文学批评职位。在涉及钱和职位之类的事时，扎普们从不在阐释游戏中瞎耽误功夫，相反却对所指和指涉物深信不移。扎普立刻断定这职位是“和他的抱负相称的目标”，马上行动起来，给负责为该职位遴选候选人的某泰斗写信索取后者的一次“精采的”会议发言——尽管大家原来都私下议论说那次发言不怎么样。“这马屁是不是有点拍得太过分？不。学术界的另一条法则就是：吹捧上司绝不可能过分。他是不是该提一提他对教科文职位的兴趣？不，为时尚早。提出实质性问题的时机会来的。现在不过是轻轻地，预备性地触动一下那位大人物的记忆。”这段话虽是第三人称，但却显然是在直接转述扎普的思想活动，保持了他本人的语言风格。他坦称自己是在拍马屁，并把阿谀奉承命名为“学术界的另一大定律”，乍听来不无自我讥讽之意。但实际上，他不仅丝毫不觉问心有愧，而且颇为自得——他为自己在有利可图时能恰到好处地吹捧、而且还能用奥斯丁式的机智笔法来对此略加调侃而感到双份的得意。这种沾沾自喜的情味从“轻轻地，预备性地触动”等词句中充分地流露了出来。不过，在随后一句话(“莫里斯·扎普舔了舔信封，用他那指节上满是汗毛的拳头压了一下，把信封口粘好。”)中叙事跳出扎普的思绪，把距离拉开了。对一个明察秋毫地注意到了他手指上的汗毛的冷眼旁观者来说，上述思想活动所展示的精神境界恐怕就不那么值得自我庆贺了。
    洛奇的叙事安排不仅这样讽刺了扎普的行为，而且每每把他置入可悲可笑的滑稽境地，毫不介意“可能性”或“可信性”，恶作剧般地把绑架之类海外奇谭式的遭遇一股脑栽到他头上。
    被漫画化的不仅有扎普本人，还有他的言论。书中的事件发生在七十年代末。那时在美国的文学批评界结构主义刚刚行时就成了明日黄花，而解构主义则炙手可热。德里达、拉康、巴尔特和福科的名字漫天飞，能指、所指、挑逗、拖延(延异)、游戏、编码、解码等一批结构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术语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在教师授课、会议发言以及学术刊物中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即《小世界》发表的时候——就简直有点泛滥成灾了。扎普按说属于捷足先登的赶潮人之一。但洛奇不肯分派给他一星半点的真切感受和独到之见。他逢会必谈解构，说文本性有如脱衣舞：“舞女挑逗观众，正如文本挑逗它的读者，给人以彻底裸露的希望，但又无限期拖延”。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名言：“解译即再编码”，以此宣传一个常被引述的解构主义观点：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不可弥合，意义总是在一次次的再编码过程中逃逸。这番言论从内容、意象到使用的语汇都是典型的二道贩子倒卖的套话。因为，自罗兰·巴尔特论脱衣舞的小文流传到美国，“脱衣舞”已是躲不脱要时时晤面的常见词；在文学讨论中肆无忌惮地涉及性和性器官也成了一种学术时髦。扎普的发言是对某一类文章的夸诞的戏拟：它不含对任何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和品评，只是一堆浓缩的术语加耸人听闻的性比喻。不过，说不定，暗中借助性词汇的潜在的“脏话效应”来冒充“先锋性”，制造轰动(小说中曾两次用夸张嬉笑的笔调将听众的反应陈述出来：一回是一些听众嚷嚷着拂袖而去：另一回有一个年轻人当场昏倒)，正是扎普们的目的？
    作为对照，作者选用史沃娄充当了“老派”观点的代言人。史沃娄和扎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人生渴望几乎谈不上“追求”)虽然模糊，但较多是精神上的，而非功利性的。他在外省二流大学熬年资当上了正教授，系主任，甚至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不时有机会到国外讲讲学。他很看重这些机会，但却不曾曲意谋求。这位精明度远逊一筹的史沃娄在小说中的待遇却比扎普优越得多。虽然他也常有尴尬事(如经不起诱惑和女学生发生越轨行为等)，但这些没有被当成重点事件细加描绘。相反，他和一位少妇在海外邂逅相爱的“艳史”的讲述权被交给了他本人，听来满真诚、满浪漫的(可以想象，如果换一个角度，他的这个故事可能显得不大光彩)。他的运气好得令人羡慕：一出差就能逢遇音讯久绝的情人；出版商忘记及时将他的样书寄给评论家，结果他却能因祸得福，正好适应某权威的一时之需，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得一篇极好的评论；最后又因偶然原因而上台充数，和各位学界大牌教授(包括扎普先生)平起平坐，一道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上做重头发言。
    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史教授得以在会上把约翰逊博士的观点从书箧中翻出，说批评的作用就是帮助文学，而文学的功能则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他还在自己的唯一的专著《哈兹利特和业余读者》中引用哈氏的文章《学者的无知》中的一段话来借古说今：“如今的批评家，无不是从最晓畅的字句中拷问出千百种意义……他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要公道地对待作者，……而是向自己致敬，显示他自己熟知所有种种议题和种种批评的来龙去脉”。对史沃娄的观点，作者采取了无感情色彩地撮要转述的叙述策略，文辞简洁平淡。叙述通过史沃娄之口把这些人们曾经熟悉的，或凭借常识就能充分理解的见解带回“对话场”中，有如提示，点到辄止。作者对扎普们的言论极尽夸张讽拟之能事，另一面却把时下并非显学的传统见解推到了前台，在聚光灯下小露一面。
    两相对比，作者的处置中包含了委婉的一抑一扬。
    扎普追名逐利并非出于他个人特立独行的选择。他和他的同道们的思想取向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商业化有内在的关系。
    这种商业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今的学术界本身的体制和构成与某些商业经营十分地相像。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一书的最后一章“一种生意”中评论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学研究界(主要包括大学和出版界)的明星制度，谈到其中的竞争，以及一些明星学者和明星理论等如何被“炒热”，变成招徕的商标。这实在和影视界或足球俱乐部的情形别无二致。《换位》中说扎普教授的行业“像华尔街一样浸透着自由企业的精神”，乃是实情。在美国大学，学生选课被堂而皇之地称为“选购”(“shopping around”)。另一方面，生存于这些学术系统中的学者教授们也就随之而“化”，一言一行、一思一谋不免也都如做买卖，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或那套行话来谋求更高的职位、薪金和声誉，待价而沽。“理论热”与此不无关系。著名的女权批评家伊·肖沃尔特曾说及：由于‘就业市场日渐萎缩”，文学研究疯狂地制造艰涩的术语，设置研讨课和研究生院，产生一批尽可能少读作品而专攻理论的精英，以此为凭取代较为老派的学者。理论家兰特里夏在一次访谈中也说：“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在文学批评界引起注意，出版著述，变为显要人物，方法之一就是使自己被视为某些运动的先锋人士。……这的确是一种生意：有某种买卖交易在进行之中。”
    如果说此种态度和生存谋略本身属于一种主义或话语，那么它不是什么太新的货色，不过是彻底世俗化了的个人主义罢了。它抛弃了班扬或爱默生牌号的个人主义中有关信仰和理想的“累赘”，把自私自利的物质追求视为理所当然，津津乐道地沉溺于其中。如扎普所公开宣布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售价，我的价格就是一年十万，而又没有责任。”由此，小说相当尖锐地揭露了所谓的“新潮”和这图谋实利的个人主义话语和行为的某种共生关系，虽然这联系不是必然的和一成不变的。对于做学术买卖来说，只要有利可图，被“炒”的对象是什么并不重要。但商业的本性是要人们弃旧图新，而满是新词语(其作用多少如醒目的招幌)的新的(或貌似新的)理论或流派又比较容易被“炒”热推销。所以无论是商业化的机构，或是商业化的个人，都易有逐“新”之好，不尽新潮也就总能滚滚而来。自然，若是风水流转，有一天，某些老调反而显得新鲜有趣，当然也照样可能被捧成时髦，也会有人趋之若鹜。
    正因如此，在这个热热闹闹的信息／话语市场上，各种思想和体系都在不断地被阉割被歪曲。许多学说就其本义是(或有可能的)有补于考察旧说、探求真理或帮助受压迫的阶级或群体的。但在实践中有时却简直南辕北辙。在《小世界》里，那个勾引了扎普的意大利女教授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住在超豪华的宅第里，热衷于连喜欢享乐的扎普都不堪忍受的性游戏；扎普的前妻是个“女权主义”者，但她主要的“成就”只是通过写小说渲染扎普的莫须有的性虐待发了一笔大财；在竞争联合国高级职位的人中有位莫测高深的研究阐释学的德国教授，结果却发现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剽窃者。和这些人比较，扎普的表现绝非最极端，受到的挖苦也远非最严酷。可以说，小说中嘲讽的对象与其说是某些理论本身，不如说是它们的变质和堕落。
    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作者植入了“追求”主题。小说开篇不久就引入圣杯骑士的话题，让一个人物出面说：“人人都在找自己的圣杯”，后来又一再地回应，把那些在世界各地穿梭、忙于参加各种会议的专家学者称为“寻求冒险和荣耀的游侠骑士”。不过奔走于各地的碌碌学商们心里念的大抵不是“学术”：有人是为了扩大知名度；有人是为结交圈内的朋友；有的想找出版商；有的想谋好职位；有的是为享受一次公费旅游；还有的指望来一点短暂的不伤筋动骨的风流韵事。因此深知其中三昧的扎普教授才精辟地说：“对任何会议来说，食宿条件是最最重要的”，并在他主持耶路撒冷会议时把学术内容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大得人心。
    这些人的追求很实际，也很渺小，因而有“小”世界之说。场景虽然熙熙攘攘，倏然变换，但稍作冷静思考就可看出，小说所涉及的人物和背景环境的范围和类型极窄，甚至不包含《换位》中的那种两国校园文化的对比。这些人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但其实都是和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讲圈内的行话，似乎对圈外的万事万物失去了真切的兴趣。而且，让这帮学者为之“拼杀”的十万年薪，按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即使按十年前的标准，也“并非国王的赎金”——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明星或大经理律师们挣什么等级的钱。区区十万，就让精英们丑态百出，可笑之余也有点可悲。的确，在某个意义上，心界小，世界也就必然小，喷气式飞机和其他现代技术似乎只是把全世界都变成了美国校园，是对异质世界的压缩和同化，而不是对心胸和眼界的扩展。在《小世界》中洛奇以旁观者的态度随流扬波，奉献给了我们一出闹喜剧，向自己仍然依恋或珍视的东西讥嘲地打上问号，对自己未必理解或喜欢的东西半是无奈、半是抨击地插科打浑。
    也许世界真的很小了，和美国尚隔大洋的我们也已无法回避那渗透一切的商业化。我们是该庆贺学商扎普们加速语言流通的贡献呢，还是该忧虑并抵制语言和思想化为商品后的堕落呢？洛奇没有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