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蒙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精神病人认定自己是一朵蘑菇，蹲在树下不肯进屋，下雨了也不肯进屋。于是医生也陪蹲在那里，并回答病人的提问说，自己也是一朵蘑菇。医生进屋，证明蘑菇也需要躲雨。于是病人随着进入室内。
不知道故事的原旨是否在于称道医师的“循循善诱”。我们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它一番。“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没有“我”之前和之后，“我”在哪里？“我”与“物”有什么对应的、等值的或相通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个本初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意识”就是“自我不安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万物，是没有这种不安的。解答不了这些问题，甚至使人无法心安理得地在室内避雨。
人与物、与自然界的分离来自人的自我意识，又构成自我意识的最初内容。自我意识使人确认了自己的不同于物，自己的有别于物的存在。自我意识又使人对“我”提出了无数疑难问题。难矣哉，自我意识！人是生活在物的自然的世界之中的，自然物比人更永久，自然界比人的活动范围更广阔，这很可能是一个原因，使人们热衷于从自然物中找到“我”，找到人的永恒的实体、本源、象征(符号)与归宿。如果找到了，“我”就不那么孤独和短暂了，这是人与物、人与世界、人与永恒的认同，这会带来多少满足与慰藉！
中外古人都倾向于首先把人与星星联系乃至等同起来。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中，女孩回忆祖母告诉过她，天上落下一个星星就是死了一个人。李白是太白金星下凡。诸葛亮观星相而知人事……等等。
而贾宝玉的对应物是一块石头，从大荒山青梗峰无稽崖来，到大荒山青梗峰无稽崖去。这样一个别致的象征实体，与其说令人悲凉不如说令人平安，平静。人和石，这是“我”与自然物的第一层对应关系。
石头包括了玉，而且是通灵宝玉。因为它已经过了神——女娲的锻炼，虽然无材补天，却已通了灵性。“宝玉者宝玉也”(《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宝玉就是“我”。石与“宝玉”，人的宝玉与物的宝玉，这就构成了“我”与自然物的另一个层次的矛盾统一。
贾宝玉衔玉而生，离奇的处理表现了宿命的先验性。当“我”与对于“我”来说是先验的存在——自然物联结起来的时候，“我”面对着的是无可讨论的宿命，“宝玉”是生就的。同时，这一情节也表达了与生俱来的对于“我”的寻找，与生俱来的给有关“我”的种种疑问提供答案的愿望。“我”的本质是玉，玉的本质是石。好不好？
而这种本质是假想的，虚构的。这就是说，“我”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我”又是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的。玉与石，其实不是本质而是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的符号。而符号是有衍生能力的。有了乾卦便可以生出坤卦来，有了乾坤二卦又可以生出其他六卦来。同样，宝玉有了玉，便衍生出宝钗的金锁，湘云的金麒麟，张道士给宝玉的、被宝玉丢掉又被湘云命丫头翠缕捡起的更大更有文彩的金麒麟。本是人所想象整理出来的符号秩序反过来主宰了(至少是干扰着)“我”的命运。这就是“金玉良缘”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宝玉与黛玉头上的情况的发生。“我”与自然物的关系安慰了“我”也干扰了“我”，这就又进了一层。
当然，“木石前盟”——宝黛爱情也是宿命，“还泪”的说法尤其奇警、浪漫、动人。“木石前盟”的说法除了表达一种赞美的诗情以外还说明：第一，宿命和宿命也是互相打架的。曹雪芹的宿命论高于其他的命定论的地方恰在此处。第二，宿命和人情人事是可以互相打架的——所以宝玉几次发狠摔玉。贾宝玉真心要清除这个“劳什子”，偏偏这“劳什子”又是他的“命根子”，几次丢玉的经验证明，众人也都确认，这“劳什子”一一“命根子”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第三，“木石前盟”虽然是宿命，但这种宿命没有得到符号的体现，没有认同与纳入符号秩序之中，甚至没有得到木、石化身的黛、宝的自觉，所以从表面上看，它是远远无力的。(从深处看他已赢得了双方与世代读者的心。)
而且，木是与石相对相知的，金则是与玉相配相应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其实也是石与玉的矛盾即宝玉自身的两种身份两种属性的矛盾的表现。宝玉是石——自然的，纯朴的，本初的；当然他倾心于黛玉这株草木。平头百姓总是自称“草木人儿”嘛。宝玉是玉，是“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公子哥儿，他无法不接受“金”的匹配。“我”与自然物的分离与认同，最终与“我”与“我”的分离与认同相关。对于“我”的思考，《红楼梦》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的。
把石头与“人”联结起来，另一部著名的中国长篇小说是《西游记》。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中国人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故事，以至人们声明自己并非六亲不认时会说“我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衔玉而生，复归大荒的故事远远没有这么普及，可能是因为《红楼梦》对“我”的思考太抽象也太超前了。宝玉与行者各方面都不同，但率性任性突破既有程序方面仍有相同之处。这不能不说是，当自然物真正是自然物时，确有自己的魅力，确有吸引“我”来认同的道理。
把人的对应物规定为植物，则有黛玉与草，晴雯与海棠与芙蓉，西洋故事中的精神病人与蘑菇等。
然而“我”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人与物的关系中寻找、认识、寄托自己。为了寻找、认识与寄托自己，还必需考虑“我”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我”与“我”的关系。
人皆有我，人皆是我。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镜子，不独魏征与唐太宗然。而我亦是人，我不但是人之人而且是我之人。就是说，第一，“我”是认识的主体，第二，“我”是认识的对象。“我”是我的主体，“我”是我的对象。“我”与自然界自然物、“我”与“人”的分离终于导致了“我”与“我”的分离，可以说这是自我意识中的一个迷宫，也可以说这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飞跃，一个境界，到这时，人对“我”的认识进入了新层次。
所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常常因人及我，从“聪明灵秀的女儿”想到“我”这样的“须眉蠢物”，从龄官对贾蔷的情感想到自己无法占有所有的情，甚至从秦钟身上也联系到自己不过是“泥猪癞狗”……
仅仅这样还不够。《红楼梦》里还加意出现了一个与贾宝玉一模一样又似乎颇不相同的甄宝玉。甄宝玉就是镜中的贾宝玉，也就是作为对象而非作为主体的那一个“我”。《红楼梦》五十六回明确写了贾宝玉对着镜子睡觉，梦见了甄宝玉。甄宝玉是另一个同样的环境中的同样的“我”。这个“我”并不承认贾宝玉的真我，而称贾宝玉的真我为“臭小厮”。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对象的“我”不相通，这实在是一个麻烦，一个苦恼。整个来说，甄宝玉在书中写得并不成功，贾宝玉外又搞个甄宝玉甚至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但具体这一回确实写得细致入微，惊心动魄，深入到人的意识的深层面中去了。何必是贾宝玉？练气功也好，从泥丸宫中跑出灵魂也好，“反思”“自我批评”也好，谁不想、谁没有一个隐蔽的愿望想从“我”中跳出来，客观地如实地看一看“我”呢？这样一种对于自我的超越与审视，难道不是令人激动的吗？
所以需要镜子。所以整个《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红楼梦》就是一面镜子。“镜子说”未必注定就是贬低文学，我以为人的创造物中镜子是最值得赞美的。它不但是光学的也是哲学的成果——使“我”观察“我”。甄宝玉是贾宝玉的镜子。贾宝玉又是曹雪芹的镜子。《红楼梦》是曹雪芹的镜子也是读者的镜子。反过来说，何尝不可以说贾宝玉是甄宝玉的镜子？乃至人生某些时候反成为文学的镜子？(我们不是爱说“读者反映”，“群众反映”吗？这不就意味着读者、群众、人成为文学的镜子了吗？)镜子对镜子，实像变虚像，虚像变更多更多的虚像，镜子本身也变成虚像，这叫作“长廊效应”，即两个镜子对照所产生的那最普通也最诱人的效应，似乎一下子就放眼到了无限无限的那个效应。这么说，曹雪芹写甄宝玉，就不是“添足”而是匠心独具，不可或缺的了。
当然，镜子的品位也不一样。贾瑞照的那面镜子浅露俗气，当属伪劣产品。曹雪芹不能免俗，却也从而映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汉字的整齐有序使它特别适合作辩证的对比与梳理，金、玉，真、假，木、石，人、我，阴、阳，兴、衰，色、空，虚、实……你永远探讨不尽，却又很容易自圆其说，自衍其说。说不定，这种“有序性”也会成为读书思考乃至做学问提见解定政策的一种易于自我满足的局限性。
再顺便说一下，许多时髦的洋思潮是有价值的，但杰出的作品——当然包括中国的杰出作品——价值更高。人们不可能从思潮演绎出杰作，人们却大可以从杰作中分析各种思潮或思潮的胚胎。一部杰出的作品如《红楼梦》，其思想意蕴是开掘不尽的。搞不出杰出的作品，不去认真研究和理解杰出的作品，只知道“玩观念”、“玩思潮”，未免等而下之。沦落到玩名词，就等而下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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