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写出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小说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非常耐看，是这些年不多见的好作品。《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北京各大学开始南迁为情节主线。

小说总体不离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事关人类命运前途，作者笔下不时流出带有些哲理的感慨。如在众人议论日本侵略军的被俘士兵时，孟弗之说：“他们也是人，但是在法西斯政策驱使下已经成为工具，被‘异化’了。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将‘人’还原为人”，乃是涉及为民立命的大问题，古今有多少哲人为之耗费心思呵！书中还用了很多笔墨写那时的青少年，今天都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个个文明聪颖，活泼天真，有教养，有理想。他们的对话、神态，在谈笑嬉戏之间，在敌人的野蛮轰炸面前，往往流露出父辈熏染的影响。我很喜欢这些片段的描绘。例如一群小青年在生物学教师带领下到山野采集植物标本那一节，即是既见情又见景的好文章。

《野葫芦引》是写知识分子的，也主要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尤其是写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大关节上的操守，写他们怎样坚韧不拨地、忠诚地守护着教育这块事关子孙后代的神圣“阵地”。总之，是一部为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

宗璞的文风很有她本人的特色，风格即人，一看便知是宗璞的，不是任何其它人的。全书都是短句式，读起来可以“上口”而没有滞碍之感，这是得力于她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

  文：杨柳
出处：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7月

    2000年荷花盛开的盛夏，宗璞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东藏记》。

    这部小说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第一卷《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其间甘苦，难以言说。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的艰辛。她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多年来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因此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九十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又遭遇视网膜脱落的厄运，虽未失明，却已无法阅读和用笔写作，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这对于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是何等困难！然而宗璞呕心沥血，一点一滴、一勾一划地塑造着她心爱的“野葫芦”。她说，“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说起《野葫芦引》的开头，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忍不拔、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给了她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深刻的心灵感受，也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和萌动的灵感。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宗璞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七十年代末，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宗璞激情勃发，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野葫芦”的种子在她心中发了芽，长了枝叶，小说的人物也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有了灵性。考虑再三，宗璞决定放弃英国文学的研究课题专心写小说，从1985年春到1987年底，她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1988年宗璞60岁生日时，《南渡记》即将出版，父亲冯友兰为女儿拟了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上联说的是家学传统，出于河南唐河的冯氏家族，书香门第，世代绵传。冯友兰先生的姑姑是一位早慧的女诗人；他的妹妹，更是冯沅君“五四”时期的一代才女。女儿宗璞承家学渊源，散文与小说都颇有成就，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大家闺秀式的作家。生长于美国的孙女，用英文写作也很有文采。冯友兰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他的哲学头脑和文学修养给了宗璞很大的影响。下联即是说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这部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1990年7月，94岁高龄的冯老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深知因为全力照料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宗璞的长篇小说写作已经中断了几年，这一年他给女儿的寿联说：“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词句之间，饱含着骄傲、满足和喜爱、期待之情。这是父亲对女儿最后的嘱咐。当年11月，冯友兰先生西去，宗璞大病，又一次入院手术。直到1993年秋天，才能够拿起笔来，继续写她的《东藏记》。因为体力不支，写作时常中断，后来视网膜脱落，最终只能用口述的方式继续创作。冯友兰先生曾经对女儿说，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这“至精至诚的心劲”正是父女二人一脉相承的写作精神。冯老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说，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他是拼着性命写完了这部书。

    父亲的坚韧执著，给了宗璞极大的影响，几度严冬酷暑，且战且行，《东藏记》写完了，《西征记》又开始，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他们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圆“北归”之梦。但宗璞的梦远远不止于此，她的“葫芦”里藏了什么样的奇花异草，谁能知道！何况那是个“野葫芦”，更何况还只是个“引”。宗璞在艺术的世界里倘佯，她的心里不断地孕育着新的人物和故事，构筑着新的七宝楼台。也许还有各式各样的“葫芦”，还有别的什么“记”———数十年断魂碎魄、绝梦铸心，中国读书人的事情哪里写得完！“人道是锦心绣口”，但说无妨。“正题”之外，自幼喜爱的武侠和言情小说，也早令宗璞技痒。“托破钵随缘走”，相机过一把瘾，也未可知。

    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4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前她从未写过长篇小说，1982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对宗璞说，你现在到了可以写长篇的阶段了。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八年抗战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众生之相，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一一纳入“野葫芦”中，将小说经营得玲珑雅致、气韵悠长、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东藏记》出版以后，北京的读者、作家、评论家曾聚集一堂，畅谈该书。年过古稀的宗璞由衷地说，“我要继续写下去，写到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出去呢，若停了，可怎么甘心！希望我的身体争气，不辜负大家的关怀。”

    “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祝宗璞心想事成。

文：王蒙
出处：北京日报 2001年10月21日

宗璞抱病写下的《南渡记》、《东藏记》这两部小说，读后令人起敬。作者的风格一贯是细腻的，但这两本书却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这一代人与继承自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是有它的生命力的。说下大天来，对于国家、人民、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命运的关心仍然是一种优良的传统，以身许国仍然是值得敬重的。

同样是回忆，同样是自我，有的就成为江河湖海，成为高山峻岭，成为一个世界一个宇宙，成为一个开阔的轴心；有的就只是那么一点琐事那么一点欲望，那么一点生理反应，那么一点蚊子嗡嗡嗡，那么一点阴沟里花瓶里内衣里的小小操练，何其不同也，着实可叹。

作者写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文学画廊中并不多见，能见到的也往往是一点轻薄讽刺而已。从正面写，远远要比幽它一默要困难，但是作者的此书确实显现了真正的高雅而不是伪贵族的吹嘘做作。其实中国的文学当中压根儿就没有像样的贵族，有贵族也是叶广芩式的或漫画式的。有的人自命贵族或自命清高则更像小市民，如果不是更糟更矫情的话。

这两部小说写得十分俭省，那么多人物，那么多事件，在作者笔下精当有致。夹一点独白，再加一点散曲，中西合璧，兼美并收。另外通过笔墨的转换不但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也拉开了一点与所写对象的距离，避免了过分的煽情和絮叨，绝不纠缠。这使我对作者的认识更加清晰：真是大家风范呀！虽然有时候我会觉得作者对她笔下的人物爱得有余而解剖得不足，觉得描写的空间还可以更充分地展开，但是话说回来，心地宽仁而吝惜笔墨，这也是作者的一贯风格。

我有时候惊异，这些生活的直接经验应该来自作者儿时的记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儿时生活对于他（她）的写作是多么重要。是的，文学是民族和群体以及个体的记忆的一部分，没有这种郑重的文学，人会变成失却记忆者。往事是今天的一个根，一个原素，只有趋时的无可救药者才只把目光投向眼前的浅层次肥皂泡。

我是一贯对文学现状抱理解和同情态度的，但是对于这两本书的忽略，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也禁不住学着那些愤世嫉俗者或者被叫做“愤青儿”者发问：“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评论到底怎么啦？”

从《野葫芦引》中索隐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原型

采写：张弘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2月

　　《南渡记》、《东藏记》出版，尤其是200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在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书中诸多以西南联大教授为原型所描写的人物，至今仍是读者和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有趣话题。在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联大人物再一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之际，本报采访了做过西南联大研究，并且对宗璞小说比较熟悉的清华大学在读博士刘超，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西南联大校友许渊冲，钱钟书研究专家范叙仑等，请他们谈谈书中的人物索隐。

　　「索隐之联大人」
　　●刘超（清华大学在读博士）
　　孟弗之原型应为冯友兰
　　《野葫芦引》中的主角孟弗之（孟樾）的个人遭遇和很多观点，都和冯友兰先生很像，孟弗之的年龄比冯友兰大四岁。———准确来说，孟弗之有点像冯友兰和钱穆的综合体，因为钱穆的《国史大纲》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南渡的经历和他写的那些诗词，基本上是冯友兰。
　　白礼文原型应为刘文典
　　小说中写道，甲骨文专家白礼文堪称奇人，虽有些古怪爱好令人难以容忍，学问却无人能及。爱抽鸦片，有名士风度，爱骂人，在书中写到他“再大骂一阵老蒋”。在《东藏记》中，校长和教务主任因其爱抽鸦片，不遵守纪律没有和他签约。
　　刘文典精于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对《淮南子》、《庄子》的研究都有很深造诣，得到过胡适、陈寅恪的称赞。因为当面冲撞蒋介石被抓，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因为爱抽鸦片，不遵守学校纪律，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提出解聘，其后，西南联大没有和他续约。
　　江昉原型应为闻一多
　　小说中的江昉穷治《楚辞》、方正激进，在小说中力主开除白礼文。
　　闻一多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成为民主斗士，被云南地方军阀暗杀。
　　梁明时原型应为华罗庚或陈省身
　　小说中的数学家梁明时身患残疾、自学成才。从身体特征和自学成才的经历来说像华罗庚。
　　华罗庚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从小说中提到梁明时研究的课题，以及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来说，又比较接近于陈省身。
　　尤甲仁、姚秋尔有钱钟书、杨绛的影子
　　书中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尤甲仁学贯中西，在中文系和外语系同时开课。夫妇两人茶余饭后常对身边人事说长道短。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一位名叫钱明经的教授想试他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节，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钱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钱明经就想，“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东藏记》中还描写这对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钱钟书与杨绛于1935年7月结婚，婚后一同到英国牛津求学。1938年从英国回来以后，钱钟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住在上海霞飞路父母处。钱钟书很博学，记忆力也很好，也爱批评人，这些特点也和尤甲仁很像。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写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就是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
　　关于《野葫芦引》
　　《东藏记》是著名作家宗璞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1993年开笔，写作历时7年。她的第一卷《南渡记》是1988年出版的，小说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对北平知识阶层的巨大震动，刻画了他们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气节和品格。《东藏记》继续《南渡记》的故事，描写了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师生们艰苦的物质生活和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
　　「作者表态」

宗璞：小说就是小说，何必索隐？

　　新京报：您说，自己写小说常常“拘泥于史”，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
　　宗璞：“拘泥于史”对我来说确实比较费心，具体来说就是尽量不要弄错大的史实。因为我写这一段时间很准确，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事情也应该准确。比如，我在《东藏记》里面写贵州独山失守，出版时错印为“贵阳独山失守”。后来就有读者来信说贵阳并没有失守。这样大的史实是不可以错的。曹雪芹就很聪明，《红楼梦》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写起来多自由。
　　新京报：您童年时和全家一起辗转到昆明，后来在联大附中就读，这些经历和《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情节是什么关系？
　　宗璞：小说里面肯定有一些作者的亲身经历，比如海上风暴，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人物肯定不完全是按照真实的来写的。
　　新京报：我们都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不能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画等号，但是，作家刻画人物一般会有一个原型。您在《东藏记》里面写到，一个爱抽鸦片的教授，去一个土司家里，学生一学期没见到他。主任江昉没有续聘他。读者认为主任是闻一多，您怎么看读者的这种“对号入座”？
　　宗璞：用什么样的人物为原型来写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自己的事；至于表现出来的人物，那就是公众的了。大家尽可以评论，这个挺有意思的嘛！这种索隐式的阅读也是读者的阅读趣味之一，像《红楼梦》就有很多读者进行索隐式阅读，猜测里面的角色对应的原型是谁，成为一种学问。但这只是一种读小说的方式。大多数人读小说还是要看小说的文本。小说本身是一个艺术世界，人们在其中遨游，在好小说中人们可以得到一个世界，何必去索隐。
　　新京报：有读者认为，书中关于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描写是赘笔，没有会更好。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宗璞：作为《东藏记》中的人物，尤甲仁、姚秋尔夫妇这样的人是很有趣的。我觉得，有了这两个人物，书中的人物形象在整体上更加丰富。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物，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绝对不能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画等号。知识分子群体是形形色色的，不能写得太单一。广播电台播出《东藏记》时，这两个人说的是天津话，很有趣。
　　小说里头有作者的所感所思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小说能够流传下去，研究小说原型就变成一种趣味了，读者只要从阅读中找到乐趣就好。千百年后，原型已经消灭了，可是这个艺术形象却保存了下来，有人猜是谁是谁，这是一种娱乐。
　　「读者索隐」

孟弗之原型应是冯友兰

　　●孙郁（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
　　宗璞《南渡记》、《东藏记》我以前读过，当年我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力荐了这部小说。我感觉，里面的主角孟弗之原型应该是冯友兰先生，因为孟弗之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基本就是冯友兰的话。还有一位潦倒、爱骂人、抽鸦片的教授白礼文，原型应该是刘文典。
　　「读者索隐」

尤甲仁、姚秋尔原型应是钱钟书、杨绛

　　●范叙仑（钱钟书研究专家）
　　《东藏记》中写到家住“刻薄巷”的尤甲仁、姚秋尔教授夫妇，我认为原型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因为钱先生很博学，以照片式的记忆力而著称，同时，他又很爱批评人，连他父亲都批评过。这些特点和尤甲仁很相似。
　　但是，钱钟书绝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在《管锥编》里面引用别人的东西很多，但他实际上是引用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
　　「读者索隐」

不同意书中对尤甲仁、姚秋尔的描写

　　●许渊冲（著名翻译家，西南联大学生）
　　《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像我的两位老师冯友兰、钱钟书，以及杨振宁等等。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些人物具体的对应关系。当然，小说中的形象不能和现实人物等同起来，但我不同意作者在书中对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