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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在江声与钟声中，音乐家克利斯朵夫成长，反抗进取、成名……这是一部昂扬奋斗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书；冲破狭窄天地，迈向更高的境界。海潮的篇章，恢宏的蕴涵，使这部长篇超越主人公个人的历险记，而成为人类的一部伟大史诗。十年积累，十年命笔，小立逐卷发表时，已誉满全欧，罗曼·罗兰（1866-1944）亦于一九一五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书早在一九三七年傅雷先生即已着手译介，一九四六年出骆驼版全译本，一九五二年出平明版重译本，半个多世纪来，累计印数百万余部，一代名译哺育了几代学人。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泳是不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战迹。它是千万娄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

文：柳前
出处：读书 1980年第12期

    我终于买到了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的新版本。我用了四个星期日和一些夜晚的业余时间，把它们又重读了一遍。
    想起我读这部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的世界名著的经过，有一些事情实在难以忘怀。罗曼·罗兰在他的原序中说他希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读者“人生考验”中的“一个良伴和向导”，我在重读中，却觉得好象又见到了一个被迫断交二十多年的挚友。虽然直到今天，蒙在这部小说上面的历史的灰尘还没有全部拂去，虽然书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曾经和我国的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起受难，而且至今头上还戴着不甚妥贴的帽子，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初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1956年，正在大学一年级读书。那时有几部名著是根本休想在图书馆借到的。只要有一个同学借出去，就回不来了。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排号”，而且是长长的一大串，有时一个学期也轮不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一部“热门书”。我很着急，想买，又买不到。正巧这年寒假我到姨母家去度假，在姨父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书，便抱着读起来，还做了不少摘录，并且在日记里随时记下了一些感想，可惜这些东西后来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罗曼·罗兰在扉页题辞中说他的书是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当时大约因为还没有受过苦、遭过难，所以对书中的内容并不完全理解，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是被它唤起的那种热爱生命、勇猛向上的青春热情。我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好象都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柔和的轻纱，身体里也好象注入了一股力量，常常会突如其来的涌出一种想要立即去做点什么的激情。克利斯朵夫那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立不羁、刚正不阿的性格使我钦佩，他和奥理维生死不渝的友谊也使我羡慕，我还记住了高脱佛烈特舅舅的话：“明天是永远有的。一个人应该做他能做的事……”。
    十年浩劫开始时，我正在一个省的重点高中教书。这个学校有点名气，升学率高。根据“十七年成绩越大罪过也越重”的逻辑，根据“知识分子里牛鬼蛇神占百分之六十”的估计(这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公开讲的)，我自然不能躲过那把“横扫一切”的大扫帚。我的姨父在一个城市里做文化局的领导工作，更是首当其冲，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我们有好几年不通消息，彼此不知死活。和姨母再见时，姨父还没有“解放”，而我也是一个脱了好几层皮的人了。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自己的书。我告诉她我在得到“勒令”后老老实实地把所有“有毒”的书和二十多本读书笔记、日记本都交了。我借了一辆架子车，盛夏的太阳晒得我头晕，汗水滴在那些曾经耗去了我那么多的心血的书本上，我的心里竟没有一丝反抗或不满的意念。我当时一定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读了那么多的毒草，并且想用这遵守“勒令”的积极行动来赎罪。姨母告诉我说，那年秋天，抄家的闯入他们楼上的一位老同志的家，把他的书从阳台扔下去，堆成一座山，然后让他自己点着火，再让他和他的老伴儿戴着高帽跪在那里看着，烧不完不准起来。书山烧了一下午。傍晚，院里好心的老门房悄悄对姨母说：“你们那些书趁早处理了吧，要不，老林那高血压，跪在那儿看着，不等烧完就报销了。”于是，两位老人就在当天的深夜，把他们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满满五架子书，一本一本地塞进炉洞里烧了，其中自然也包括那套我向她要了好几次她也没舍得给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姨母当时是笑着告诉我这些的，可是我看到她眼里有泪水。
    从这以后直到这次重读，我再没有看到或谈到过《约翰·克利斯朵夫》。
    二
    现在重读这部十卷集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实在可怜。
    克利斯朵夫从小就对人的尊严有明确的意识。他对无理地、粗暴地侮辱他、剥夺他说话、写文章的权利的大公爵说：“我是人，不是您的奴隶！”他写信给那个用门第和金钱观念拆散了他和弥娜的初恋的贵妇人说：“我可不是你们的仆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的心灵的人，我都看做象块污泥。”这些，我不是都读过吗？怎么一下子全都从脑海里消失了呢？
    我记起来了：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和当时批判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及政治运动相配合，出现过几个高潮。克利斯朵夫早就被作为个人奋斗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典型、作为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来对待了。原来初读时留在脑海里的美好、亲切的形象，早就被涂成了一个大花脸，我还怎么能记起他当时用来捍卫人的尊严、对抗专制和邪恶的思想武器与精神力量呢？那些连环套一般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没完没了的“交心”、“亮第三层思想”、“脱胎换骨”、“挖思想根源”、“狠斗私心一刹那”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是苦苦地回忆自己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什么人说过一句什么什么话，“攻击”过什么什么人。而且上一次交的“红心”说的话，到了下一次就会给你出其不意地从会议记录里、从你的档案里、从不知什么人的小本子里抖落出来，变成了“黑心”，变成了“根源”，而且还得你自己给自己分析归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起码也得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或“格格不入”。唉，我们写过多少万字的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或自我批判啊！那时怎么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人呢？
    现在，总算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有了一点清醒的认识。在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里，在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方式都几乎等于没有的物质基础上，就成天价喊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结果，难道不是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那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吗？而这种“主义”对人的美好天性的摧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镇压之空前的残暴与野蛮，是大家都已经领教过了。知识分子无疑是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应该进行批评、教育的，但绝对不应该是那样的改造法与批判法。高尔基说过：“并不是人为了革命，而是革命为了人”(《论罗曼·罗兰》)。可是“四人帮”搞的那些“革命”，却在千方百计地、花样翻新地害人、整人、否定人、扼杀人。在那些年代里，人们似乎渐渐地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会思想”这一人的本质特征退化了，嘴巴也几乎只剩下了一个吃饭的职能，大脑被时新的、流行的政治标语口号充塞着、主宰着，连“明天”也似乎不再出现，因为它与昨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人，不知道什么是他能做的事，不知道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别人的、现成的思想和结论在自己的脑海里跑马。“自我”，从人的意识里消失了，只剩下了本能。阿Q就是一个靠本能生活，只是在临刑前的一瞬间才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好在我们比阿Q幸运，在经历了一场对人的浩劫之后终于获得了人的觉醒。
    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十分清晰地感觉到这种觉醒。
    三
    我没有能力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出全面的评价。这部罗曼·罗兰用二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巨著，反映了他前期世界观中的矛盾，也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所以他在卷十初版序中说他写的是“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他希望“生在今日的人”能够踏在他们的身体上向前，能够比他们更伟大、更幸福。《欣慰的灵魂》中的主人公安乃德与玛克，就突破了克利斯朵夫的局限，积极投身于变革社会的群众斗争，表现了罗曼·罗兰后期的思想飞跃。问题是过去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与思想批判中，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加以澄清。
    例如个人奋斗问题。“奋斗”前面冠以“个人”，似乎就比不奋斗还坏。可是试问：人活在世上，不奋斗行吗？克利斯朵夫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常常要饿肚子，小小年纪肩上就压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重担，不奋斗能活下去吗？能由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大音乐家，为人类创造出精神财富吗？罗曼·罗兰后来在《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中说：“在我的概念当中的个人主义，是超越出虚无主义的自私自利主义范围的”，他说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是人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在于为公众的事业服务”。罗大冈同志的“译本序”说：“克利斯朵夫式的个人主义，出发点在于通过个人奋斗给人类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对于促进人类的互相友爱与团结有所贡献。”这究竟应不应该叫做个人主义？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我想不通的是难道它比无所作为、坐享其成，甚至比借害人以营私还值得批判？罗曼·罗兰说：“要生活，就必须行动”；“我创造，所以我生存”；“如果他停止创造，即使是一刹那，他也会死去。因为空虚会张开两颚等着他。”(《内心的旅程》)这种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难道不应该提倡？有人会说：我们主张集体奋斗。可是当一个人还没有找到集体奋斗的道路以前，难道就只能束手待毙？总不能批判个人主义连“奋斗”也给批掉吧？可事实是过去就偏偏作出这种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掉的事情，把有抱负、有作为也当作什么“积极的个人主义”批掉了。理由之一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结果呢，懒惰懈怠、碌碌无为、浑浑噩噩的混世主义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吃社会主义”成风；“小河满”的清福没有享到，“大河”也快干了。
    雨果说过：“我现在可以对飞逝的年华说：流逝吧，一直流逝……在我心里有一朵采摘不去的花儿。”(《爱伦娜致龙沙》)。人道主义理想是罗曼·罗兰心中一朵采摘不去的花朵，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坚强信念。克利斯朵夫的被我们说成是个人奋斗而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进取、勇猛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斗争精神，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人道主义理想。高尔基就曾经热情地肯定了罗曼·罗兰虽屡经挫折但仍然保持着对于人的美好信念。他说：“在我们今天这种粗野的日子里，谈论人道主义被视为讲傻话”；“大家都说，罗曼·罗兰是唐·吉诃德先生。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对于一个人所能讲的最好的话”；“我羡慕他对于爱的力量具有坚强信心。”(《论罗曼·罗兰》)这些话，都是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个角度讲的。在现实中碰了壁，暂时还不能实现的理想，不一定就不是美的。只要它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符合人民的愿望，总有一天是可以实现的。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继承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无疑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应该一分为二。不过，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觉得它并不象过去批判的那样坏，那样一无是处。这大概因为有了可作比较的对立物即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动乱年代里非人性(兽性)的泛滥与肆虐吧？人性总比兽性好，人道主义总比封建专制主义好，这个账，是很好算清楚的。怪不得有的同志说：如果要在封建专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宁肯要后者。当然，历史不会再回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去，这话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平等和睦的同志关系，对于人性的复归的一种盼望之情。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过：“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六七页)好在人们已经明白了过去“四人帮”极左路线搞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此也就能够相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在清除打扫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之后，这些正当的要求、美好的愿望，是不会成为泡影的。
    八○年暑假于郑州

文：成柏泉
出处：读书 1980年第8期

    最近，高兴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了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故人重逢之喜。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之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无不遭到禁锢的厄运，《约翰·克利斯朵夫》自然逃不脱他们的魔掌。现在，日月重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大书连同它的同名的主人公，又回到我国广大的读者群中间来了。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幸读到了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副题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1979年2月出版)，提供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的创作历程和他一系列作品的时代背景。我国学者运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法文资料，独立地对一个法国作家进行研究，写出厚厚的著作，除此书外，就我所知似乎还只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那可是距今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而广大读者是殷切期望我国学者能多写些这类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出来的。
    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论罗曼·罗兰》中有专章论述和分析这部小说，并且有一节就是专门评论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因为我也是中国读者之一，所以对这一节提供的情况和所下的论断，饶有兴味。据《论罗曼·罗兰》作者在这节中说：“多少年来，这部有错误观点的外国小说，在我国青年读者中间产生过不良影响”。又说，“一股歪风邪气随着这部小说渐渐扩散，污染我们社会的健康气氛”。对此，我也想从读者的角度，谈谈我所了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我生也晚，不大清楚《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中译本是谁译的。我所知道的是，敬隐渔曾经译过这部大书的片段，登在三十年代初的《小说月报》上。敬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收养的一个孤儿，送往法国读书，同罗曼·罗兰相识。敬并且是《阿Q正传》的法译者，罗曼·罗兰之知道鲁迅，也是由于敬的关系。敬不幸早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未曾继续下去。1935年，郑振铎主编出版《世界文库》，宣布了规模宏大的计划，预告许多大部头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如宣称《一千零一夜》等的“将谋全译”云云即是，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这部巨著。那时“约翰”尚译“若望”(黎烈文把这音译成“哲安”)，译者是郑伯奇；但是《世界文库》这个计划并未实现，郑伯奇大概也没有真的动手翻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没有经过什么宣传，忽然不声不响地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列为该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这个译本出来，一下子受到了读书界的欢迎。从此，克利斯朵夫的名字“约翰”这个译名也被确定了下来，得到人们的认可。法文的Jeana，同英文的John一样，是个普遍的名字；但是象John那样，把Jean译成“约翰”，则是傅雷的首创。而且有趣的是，翻译界虽然承认这个译名，却只限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应用，别的地方仍用音译，如新近逝世的萨特，他的名字也是Jean，就照法文发音译作“让”了。傅雷早期的译文，有掉书袋的癖好，我记得这第一卷中就有象“行尸走肉”这样的中国成语出现(当然这比在有的译文中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或“不管三七二十一”之类的句子，还是要高明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二、三、四卷，是在抗日战争中、太平洋战争前在上海陆续出齐的。当时虽然交通困难，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书运进了内地，在桂林、重庆等大城市流传。那时在青年读者中，谁藏有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套，无不视若瑰宝，争相传阅。
    《论罗曼·罗兰》中说：“1946年，这部小说的全译本分四大册出版于上海骆驼书店，不久就成为上海的畅销书，风靡一时。”这是误以抗战胜利后，骆驼书店(生活书店的外围书店)据商务版重排本作为傅雷中译本的初版了。其实，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已在中国读者中“风靡一时”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读者中风行，决不是以它的情节的曲折离奇，或渲染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取悦于时。这部小说虽然只是写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生活场面，却是广阔无垠，气势宏伟。罗曼·罗兰笔下所创造的这个天才音乐家，刚正不屈，嫉恶如仇，容不得半点邪恶不义的事物。小说中描写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同周围丑恶的、不公正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和斗争。但是罗曼·罗兰也并没有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高大”的英雄，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七情六欲，充满矛盾、苦恼；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艰辛备尝。中国的青年读者正是从这里感到了他们同约翰·克利斯朵夫有着感情的联系，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全国解放前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有一共同倾向，就是强烈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思想苦闷，寻求出路。党的领导和解放区是他们向往所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了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的鼓舞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革命斗争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尽管书中是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个人灵魂的“净化”来描写的)，无疑对于促进青年读者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参加革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应夸大，但是也不能一笔抹煞。《论罗曼·罗兰》中说：“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不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我很愿意相信，确有这样的读者。但我也相信，只要是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他就最懂得阅读一切的优秀文艺作品，既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也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两本书中同时吸收向上的、积极的因素。与罗曼·罗兰同时代齐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艺术趣味可谓是纯“资产阶级”的了，他就很称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访问苏联的时候，恰逢这部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他赶到死者床前表示哀悼，并且亲了死者的额头。虽然纪德后来从苏联回去后发生了令人非议的“转变”，但我相信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因此，《论罗曼·罗兰》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改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这样就更为全面了。
    当我们谈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时，不能不提到这部书的译者傅雷。就象我们谈到《毁灭》或《死魂灵》时，总要提到鲁迅一样。对傅雷的译文，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大家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其中，他倾注心力最多的是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还从来没有一个翻译家曾经因为不满自己的旧译而重新再译一次，而且又是一百多万字的大书。只有傅雷这样做了。解放后，他全部重新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就是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重译本”。解放初期，党的政策允许并支持私营出版社存在。平明出版社就是以出版译文质量较高的世界文学名著，得到读者的信任，如《契诃夫小说集》、《安徒生童话全集》、《苦难的历程》等都是它所出版的。《论罗曼·罗兰》中说：“在全国解放后，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于1953年重印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指的“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即平明出版社(后于1955年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这里需要有一个补充，这不是简单的“重印出版”，而是一个新的译本，即译者傅雷郑重标明的“重译本”。《论罗曼·罗兰》中说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这部翻译小说。”这情况完全属实。我只补充一点，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中译本(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也是“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的”。《论罗曼·罗兰》接下去又说：“国家出版社隆重地再版这部外国小说，没有批判性的序文，连出版说明也没有，这就可能导致读者发生这样的错觉与误会，以为这部宣扬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论的外国小说是完全正确，值得肯定的。”《论罗曼·罗兰》作者要求书前应有序文，我很赞同；但是“批判性的序文”必须实事求是，倘若你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读者自有抵制的办法，根本不看你的序文，反而浪费了排工、纸张。
    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学翻译史上，有几个人的名字将是不会被遗忘的：林琴南、伍光建、鲁迅，连同傅雷也在内。他们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所译的大量文学作品，给了社会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没有傅雷的辛勤劳动，我国读者恐怕不可能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读到它的全译本。尤其使我们感到痛惜的是，这位自尊心很强的、具有惊人的认真负责精神的翻译家，在十年动乱的一开始，面对林彪、“四人帮”这伙封建法西斯暴徒的恶行，义不受辱，含冤而死。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当然，一个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是决不会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的，他只能以自己悲愤的结局作为抗议。
    新中国成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进入了新的时代，它所起的作用当然同解放前有所不同了。新社会的读者是不是也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身上取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呢？《论罗曼·罗兰》对此也有一个分析：“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势不两立的严重地步”。“有人在提高认识之后，在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的根源时，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给他们的消极影响”。“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人，拿克利斯朵夫当作知心人，捧着这部小说当作个人主义的教科书。有些人本来不爱好音乐，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开始爱好音乐，自命清高，对于‘庸俗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这里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读者的消极作用，我认为强调指出这点，帮助青年读者增强免疫力，是很必要的。但是我还想在指出这点的同时作一些补充，就是这部小说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十年的封建法西斯黑暗统治之后，也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做一个象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正直的人，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的人，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青年因为讲了点真话，对现实有所批评，因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确实是受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感召，这不是更加证实《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是有积极作用的吗？
    照我的看法，凡是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它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永远超过它所含有的消极因素。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象斯大林所严厉批判过的苏联拉普派那样的狂热分子，才会采取打倒过去一切文化的愚蠢手段。如果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和那些庸俗低级的作品科以同等的律法，不加区别，那恐怕必然导致简单化，粗暴对待。《红楼梦》里所宣扬的色空观念和泛爱情主义可谓不少了，但是这并不能盖过它对今天读者仍然具有的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的积极意义。
    我完全同意《论罗曼·罗兰》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必须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艺术至上主义等等加以批判，《论罗曼·罗兰》的特色，除了它的详尽地介绍有关的资料之外，就是它的批判性。但是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批掉了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来代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一点不难：有，当然有东西代替，我们有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革命的集体主义，有无产阶级的艺术观，等等。可是林彪、“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号，以遂其封建法西斯专政之私，把这些全搞颠倒了，是非美恶全被颠倒了。在他们那里，批掉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换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掉了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换来了吃大锅饭、磨洋工、浑浑噩噩的混世主义；批掉了艺术至上主义，换来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愚昧无知至上主义。整个社会的思想全被搞乱了，其后果的严重性愈来愈显示出来了。
    本年五月九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这则电讯报道，牡丹江军马场中学教师阎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阎强的信说：“我们把儒家‘仁、义、礼、智、信’批掉了，拿什么代替呢？总不能用‘坑、<SPS=1260>、拐、骗、诈’代替吧！把‘温、良、恭、俭、让’批掉了，总不能用‘奸、懒、馋、滑、偷’，‘打、砸、抢、抄、抓’代替吧！但‘四人帮’时期，就是这样。”阎强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真及时！
    这样看来，为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还必须进行大量的、艰巨的教育工作。林彪、“四人帮”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今天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甚至要从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最起码的待人接物礼貌开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也是历史的惩罚。当前我们既然面临着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道德大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存在反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也存在反封建专制思想的任务，那么象《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能够提高人的精神情操的文学作品，对青年读者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暂时还不能就此同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罗曼·罗兰“告别”(《论罗曼·罗兰》的代序题为《向罗曼·罗兰告别》)。同时，今天世界上既然存在着社会帝国主义和大大小小的反动派，在他们奴役下的人民群众丧失了基本的做人的权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罗曼·罗兰鼓吹的“人道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不仅没有“破产”，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斗争口号。那么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应按照它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不宜笼统否定打倒。
    以上所说，只是对《论罗曼·罗兰》这本大著中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一节，做了些补充。我对这本书，充满敬意。所说如有不当，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前有罗大冈序，所论就较《论罗曼·罗兰》为正，没有《论罗曼·罗兰》的那些缺陷。应当说，这是很可喜的。

文：王元化  
出处：财经 2005年第22期

　　 复旦同学来读书，读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是我年轻时最爱读的，并且不知读过多少遍。这次重读，和以前最后一次读它时，相距有四十多年了。

　　 目前我的感受和从前不同的是，我不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做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明，因为我不再有年轻时的那种狂热的激情了。我十分服膺莎士比亚说的：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才成为人。人的认识、人的理性力量，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有限的。克利斯朵夫也是有缺陷的。

　　 过去我爱读的是这部书的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节场”。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和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我是多么倾倒于克利斯朵夫啊！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

　　 可是，这次重读，我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我想罗曼·罗兰只是把这种反潮流、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当做青年艺术家在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时段。虽然罗兰是含着同情的理解去写这样一段精神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我们都去学他。罗兰在他的剧作《群狼》和《爱与死的搏斗》中，都明确表达了他并不赞成狂热、激进和偏激的观点。

　　 这次重读，我发现罗兰用了一种特殊笔法来写这部书。有些地方我不太喜欢，因为太理论化了。虽然这些叙述体现了作者生活感受的特点，并显示了作者的内在胸怀。

　　 例如，当克利斯朵夫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奥里维以后，奥里维像维吉尔引领但丁游地狱一样，向他步步深入地去揭示法兰西社会的潜在的深层。过去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法兰西，只是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而没有见到真正的法兰西精神。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两人在这方面的对话，虽然饱含着深邃的哲理，对我们不能说没有启发，但读来却让我们感到冗长沉闷。这不是文学的形象语言，而是哲理的逻辑语言，我们读但丁的《地狱篇》就没有这种感觉。

　　 重读时，我又发现，从前已经感到但没有进一步去体会的这部书写法的另一特点，就是它像一首宏伟、深厚、具有复杂内容的交响乐。我相信罗兰是个很博学的人，尤其擅长音乐。我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总感觉到有一种节奏感、音乐感在跃动。时如款款流水，时如汹涌激流，极富于变化，引发出人的各种复杂感受。

　　 比如在“反抗”这卷中，少年克利斯朵夫自从被愤怒的大公爵从宫廷乐师的位子上斥退后，我们感到书中的一切都显得骚动、杂乱，有如发出了兵器的相击声，像一场逼人而来的暴风骤雨。可是急转直下，突然出现了平和恬静、春光明媚、草木青葱、众鸟欢鸣的田园风光，使人感到安详、轻松、平静。这就是克利斯朵夫终于抛弃了一切烦恼，找到了一位敬重他、深爱他的音乐，而从未见过面的苏兹老人。这难道不像在有冲击力的快板之后出现的慢板吗？不知谙熟音乐的罗兰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做了这样的结构安排。

　　 另外，这次重读，我最喜欢的是第六卷“安多纳德”。这一卷似乎是游离在全书之外、可以独立存在的一卷。安多纳德这个人物在前两卷就反复出现过了。这种写法也像交响乐的写法。一位教音乐的友人告诉我，这称之为“主题的再现”。

　　 安多纳德在上一卷和克利斯朵夫在剧场偶然相遇，接着就消失了。第二次再见，是驶往相反方向的两列火车的车厢窗口，他们认出了，但是来不及相互招呼一下，火车就开走了。过了很久，第三次再见，是在喧嚣、嘈杂的巴黎大街上。他们又偶然见到了，都挣扎着企图走向对方，但被车马人流冲散了，像两个流浪星球似地接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这样的主题出现了三次之后，紧接着，书的第六卷就是“安多纳德”。我读到这一卷所感到的女性美、人性美、人间的爱，是我在前两次读这书时很少感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在中国青年中曾发生巨大影响，可是，也遭到过蛮横无理的批判。长期以来我们把人性、人道主义当做反动的东西加以唾弃。这部书中描写人性和人道主义伟大的篇章，如“安多纳德”及其他关于爱情、友谊、亲情的章节，都被指为资产阶级腐朽感情。记得何其芳曾这样批评过，后来在六十年代他改正了，承认这些都是好的，但却遭到姚文元的批判，使用的竟是与他过去同样的语言，指斥这部书里所描述的无非是爱情、友谊、亲情，而这些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货色。这一段历史我至今还记得。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性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性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巨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导引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

　　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

　　只有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个激昂慷慨的、天赋着巨大意志力和崇高目标的性格才能经得起他所遭遇的无数困厄，抵抗一切卑鄙和可憎的、渗透在社会机构的每一个细胞中的机会主义。只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创造的企冀，一种健全而精力充沛的肯定人生的动力，才能支持约翰·克利斯朵夫，使他能克服逆境。当小说展开到具有史诗规模的气象，囊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勇的生活和沉痛的经历时，在那些年代中使作家激动的社会问题的冲击也越来越扩大了。

　　在开始几卷中，罗兰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以及其中典型的虚伪与伪善，同时摧枯拉朽地抨击着腐化与颓废的法国艺术，把一切毫无生气和病态的东西暴露得体无完肤；然而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主题却是团结一切理智正常的普通的男男女女，号召他们阻止欧洲和欧洲文化的毁灭。他警告人们：随着大家日益滋长的麻痹和意志力的销蚀，危险也在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呼声，号召知识分子们鼓起勇气，集合起来，保卫生活。

　　罗兰在鼓舞人们团结一致并振作精神力量时给他们指出什么目标呢？那时他只提出了相当空洞的宗旨，说迫切地需要打击自私自利，并赞美着爱的幸福和自我牺牲的欣悦。

　　“不要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争论不同的见解。这些事情是完全无用的。无论你的国家是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又有什么关系？主要的它应该生活！一切颂扬生命的就是美好的。只有一个敌人，追求逸乐的自私主义，才会玷污生命的源泉，使它涸竭。歌颂力，歌颂光明，歌颂产生果实的爱、自我牺牲的欢乐和行动……干吧，行动吧，团结起来！

　　严格地说，我们在这些话中发现推动过易卜生的同样的精神动力。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点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些话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他们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走错了方向，而那正确的道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却是陌生的。

　　奥里维对这个紧要问题的看法跟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差无几。他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互相容忍与同情，这只有当生活本身建立在一个健全与和谐的基础上，并且在一个能发动全国力量的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奥里维却说到一种“超党派的、强有力的、智慧的权力。但是唯一能超出党派分歧的是能够从自己身上而不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的权力，不是依靠乌合之众来支持的权力（犹如目前的政府那样）……而它固有的价值是以它对人民所作的服务来衡量的：如辉煌的军事胜利、纯粹以公共福利为指归的专政、以理智为最高的准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力来抉择……有利的时机一定会涌现的……只要有幸运和天才就行了。让我们等待并希望吧。”

　　其实，唯一能够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因此在一个研究并了解社会斗争的理论的人看来，改造生活并不靠运气的偶然好转，并不需要等待魔术般的敕令来惊醒法国沉睡的力量。这种敕令确实存在着——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被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国最优秀的心灵所接受的理论。事实上，那时罗兰思想中触目的矛盾就是：他融会贯通了自己祖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理论中最新、最进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约翰·克利斯朵夫本能地感到了法兰西的真正文化与艺术，可是在他彻底理解之前，他先看到了法国的人民月p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些人并不是法国的商人、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并不住在时髦的地区或聚集在沙龙里，一面温文尔雅地谈论音乐，一面大做其生意经。不，他们都是法国的普通人——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缝衣妇，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真正的音乐使她受到怎样深刻的感动；或音像西杜尼，那个替人家帮佣的姑娘，她在他那场重病后看护着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西杜尼以及她天生的健全的常识、她的纯洁的道德和“巨大的生命力”；西杜尼把所有她的积蓄都给了父亲和妹妹，她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过任何快乐，并且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她的清峻自持的人生哲学；她是法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既勤恳而又淡漠，既反抗而又驯顺”，“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来支持那忠诚的勇敢”。这个法国人民的女儿以她对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忠实、天性的淳朴与自豪引起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敬仰。真的，她确实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约翰·克利斯朵夫想称赞她的道德时，西杜尼答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别人完全一样。你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法国老百姓呢。”

　　“真的，”罗兰写道，“现在他才开始懂得法国的老百姓，他们似乎是为了永恒的生命而诞生的，他们跟自己的乡土血肉相关；就像这些土地，他们看到了那么多征服者、那么多国王都如烟云过眼，而他们是万古长青。”

　　“我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把它献给一切国家的自由心灵，那些受苦、战斗而胜利的人们。”这是罗曼·罗兰给小说的最后一部第10卷所写的题词。换一句话说，他把小说呈献给那些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人，他们保持了精神的纯洁，不肯背叛自己的良心去适应“节场”上腐朽的世界，而且保持了忠实与诚挚的天性。这是一场为了人性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的可憎泥潭中；主要的应该是维持人们的人性，帮助他们维持人道、理智和良心，不要丧失真诚和荣誉。

　　这部小说很可以称为20世纪初叶人类伟大的忏悔录；在那些年代中，政治投机和无耻的腐败渗透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活和文化的每一方面，正直的人们在这种腐蚀的氛围中闷死了。作者用现实主义手腕描绘了“日薄西山”的一代的悲剧，同时力求真实，为了不辜负那些热情的诺言：“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无论它的罪恶、它的道德、它那深刻的悲哀、它的狂妄自大、它的英勇努力以及它在一项超人任务的重担下所感到的彻骨的筋疲力尽；整整一个世界——道德、美学、信念、人道——都必须改造。我们得重新做人。”

　　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

　　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我想是可以的，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

　　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

　　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