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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军》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巴别尔的一部名作。这是一部流传了八十年的奇书，也是用青春的铁和花，锻打成的文学瑰宝。作者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1920年，二十六岁的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战争历时三个月。巴别尔目击了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1923年至1924年，他根据这次征战，陆续创作了三十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有战地速写，也有军旅故事，这就是《骑兵军》。这曲曾经震撼过世界、畅销欧美的苏波战争的绝唱，既是一个带眼镜的犹太书生有关文明与暴力、征服与反抗的记录，也是一部霸气十足、豪气冲天、剽悍粗犷的哥萨克骑兵将士的列传。
　　全书以三十五篇散记的形式，记录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苏波战争期间，在波兰的苏联骑兵军的故事，以骑兵军士兵献身革命事业为前提，着力刻画了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真实地再现了布琼尼领导的骑兵军鲜为人知的风貌，揭示了内幕。其中关于残酷的战争场景及普通哥萨克既英勇又消极的真实形象的描写，在原苏联引起极大争议。
　　巴别尔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高尔基说他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巴别尔作品具有巨大的生命力。１９７５年他的《骑兵军》重新出版，并陆续译成二十多种文字，震惊了欧美文学界。１９８６年，《欧洲人》杂志选出１００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作为令人佩服的短篇小说大师，巴别尔受到众多名家交口称赞：海明威认为比自己更凝练；博力・赫斯认为如诗那样美；辛西娅・奥捷克认为他是和卡夫卡并列的优秀作家。

——读《骑兵军》文：戴庆华
出处：《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二期

    前苏联著名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一生只留下薄薄的几十万字的作品。但是，就凭这几十万字，他就足以在苏俄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这位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称之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的著名作家，曾因为他的颇受争议的作品《骑兵军》而卷入了一场风波，既被热情称赞，也被恶毒咒骂和诋毁。

    巴别尔的文学之路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出道之初的1915年就结识了大名鼎鼎的高尔基。后者对他的写作才华大加赞扬和鼓励，并把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登在《纪事》杂志上。但高尔基也以其特有的艺术家的敏锐看出了巴别尔的缺陷：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最缺少的是进行文学创作所必需的生活体验，于是建议他“到人间去”。谨遵恩师教诲的巴别尔从1917年到1924年间，先后经历了七年的冒险生活，当过粮食征集队员，当过新闻记者，也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服过役，参加了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对波兰的作战。正是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的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短篇小说集《骑兵军》的基础。这些短篇小说从1923年起在《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陆续发表，1926年正式结集出版。

    小说一经面世就受到评论界的欢迎。1925年还在国外的高尔基如此评价巴别尔：“巴别尔是有才气和聪明的，从他身上可以期待很多东西，他生活经验丰富，阅历很多……他也有丰富的想象力，而这是艺术家的主要力量。”还有不少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连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也准备把作品改编成电影，只是因为俗务缠身而未能如愿。但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建立在其严酷的真实性之上的，小说不仅写出了骑兵的勇敢无畏，也写出了他们的狂野和残暴，使得战争的浪漫、恐怖和血腥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小说也激怒了一些人。这些人不仅包括一些不足挂齿的“拉普”评论家，还包括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列宁称赞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骑兵统帅”的原骑兵军军长、后来的苏军元帅布琼尼。

    布琼尼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内战中更是战功赫赫，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骑兵的代名词。布琼尼读到小说后非常生气，到处找机会痛骂作者，认为巴别尔的小说侮辱了红军骑兵战士。布琼尼1924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作者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毫无疑问，布琼尼的指责是蛮横无理的，他的指责立即受到《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的反驳：“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创作的基本内容。”

    1928年，布琼尼在某军事报再次发表文章指责巴别尔：“巴别尔没有到过前线，只是凭空杜撰，玷污了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骑兵军》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等等，这些人物都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而且，他的故事还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同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国观光，当他了解到布琼尼对巴别尔的谩骂后，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一文时借机为巴别尔辩护：“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高尔基还肯定了巴别尔作品中显示出来的人道主义观。

    布琼尼在读到高尔基为巴别尔辩护的文章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尽管他在信中坦承在文学上无法同高尔基辩论，但还是认为自己批评巴别尔“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信中他仍然继续对巴别尔进行指责和谩骂：“巴别尔长期呆在骑兵军的后院，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

    高尔基读到布琼尼的公开信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布琼尼》的信，认为巴别尔写得很成功，并继续为他辩护：“我在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针对布琼尼对于作家没有到过前线的指责，高尔基也作了有力的反驳：“为了熬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托尔斯泰也没有参加过同拿破仑的战争。”高尔基的信的结尾写得很不客气，他认为布琼尼根本没有批评巴别尔的资格：“骑在马上进入文学、坐在马上对文学说三道四的同时，您让自己也仿效胆大妄为和随心所欲的批评家。他们坐在没有学会的理论这一四轮车上在文学中东奔西闯。可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批评必须是批评者或是文化水平上高于文学家，或是最起码和他站在同一文化水平线上。”

    可以想见，布琼尼在面对高尔基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后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和愤怒的心情，但显然在文学批评上，惯于摆弄马刀的骑兵将军与杰出的作家高尔基远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据说官司打到了斯大林那里。但斯大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斯大林的态度算得上是明智的，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斯大林军事上的心腹爱将，一个是斯大林的朋友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不好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且，虽然斯大林的文学和理论素养都不低，但他毕竟是领袖，直接参与一场文学争论是不合适的。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显然，是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在争论中居于下风。但布琼尼不愿认输。1929年，他找了个名叫维什涅夫斯基的作家拼凑了一部歌颂他的骑兵战士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来对抗巴别尔的《骑兵军》，并亲自作序，对剧本大加赞扬。这个头脑简单的将军显然忽视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为优秀的作品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拼凑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这部剧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文学史记住了巴别尔和《骑兵军》，却很少有人知道曾有过一本叫《第一骑兵军》的剧本。

    在笔与战刀的较量中，居然是战刀败下阵来，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固然是因为高尔基与布琼尼在文学水平上不在同一档次，也因为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中无与伦比的威望。后者的作用也许更关键。高尔基作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朋友，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其影响和威望仅次于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为争取高尔基早日回国，斯大林甚至在全苏联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场笔与马刀的辩论没有发展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高尔基的辩护保护了巴别尔，使他的作品得以一版再版，也使这个饱受争议的作家一直活到高尔基逝世数年之后。高尔基晚年的作为受到许多人的非议，但保护巴别尔仍不失高尔基晚年生活中值得尊敬的亮点。在高尔基的推荐下，巴别尔不仅出席了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而且在会上作重点发言，随后还随苏联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作家大会。但是，高尔基的保护是有限的，在经过了如此波折之后，巴别尔不免对创作心灰意冷，除了篇幅不长的《敖德萨》的故事和两个剧本外，他几乎再也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来。

    在高尔基去世以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终于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恐怖活动”。次年1月，巴别尔被苏联专政机关秘密处决。

文：止庵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4期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俄罗斯的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名列第一。巴别尔最著名的作品是《骑兵军》(1926)和《敖德萨的故事》(1931)。《骑兵军》描写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与波兰之间的战争故事。作者自己1920年曾在该军任《红色骑兵军》报记者。巴别尔后被镇压，又获平反。他当年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在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发表，同样引起广泛关注。论家指出，日记“展现了巴别尔从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到半推半就的哥萨克的转变，从旁观者到灵魂发掘者的转变。”“可以说这是《骑兵军》故事的素材，但它本身就是一部战争杰作。”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许“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1920年7月18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嚎。”在《战斗之后》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针对“我”在战斗中的表现说：“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你没有装子弹，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

　　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骑兵军》中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两个主题都根植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斯洛宁还说：“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此种矛盾与冲突也萌生于日记之中。然而日记残缺不全，《骑兵军》亦为未竟之作——他曾计划写五十篇，因为受到布琼尼等人的攻击，遂告中止。据此对于日记与小说，巴别尔与柳托夫加以比较，好像难以断言什么，只是觉得其间多有差异罢了。日记是实录，《骑兵军》是小说；日记记载的是巴别尔自已，小说中的柳托夫则是他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为奇。

　　《骑兵军》最初版本计三十四篇，均写于1923至1926年间；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人》以及后来补写的《千里马》和《吻》，则增补进他生前和死后再版的《骑兵军》中。《他们曾经九个人》与《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描写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现更像是写日记时的巴别尔。C．波瓦尔措夫说：飞骑兵军》的成就不仅未冲昏他的头脑，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继续挖掘以往的主题和已经成熟的格调。确实，‘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继续伸展，比如《千里马》《吻》等小说，但它们只是尾巴，仅此而已。”(《“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依我之见，这两篇增补的“尾巴”不无深意。《千里马》更像是个寓言。“我”骑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过“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是以“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仿佛旨在说明，革命与哥萨克对“我”来说毕竟是两回事；“我”可能为后者所接纳，却无法与前者融为一体。

　　《吻》与此前诸作写法稍有出入，格调更接近于契诃夫。作为《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发的希望，而且为了不冲淡自己的幸福，他尽力不去注意我们对某些嗜血行为的夸耀，以及我们在意图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时天真的高谈阔论。”其实整部《骑兵军》所描写的对象——哥萨克以及企图与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后半句话里。接近结尾处说：“在那里，在储藏室，我见证了从龚希奥洛夫斯基伯爵城堡开始的吻之路，是怎样一段无法调头的致命旅程……”最后那位瘫痪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与这一家人曾经有过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它揭示了一个与《骑兵军》其他篇章截然相反的方向——这回柳托夫走向了巴别尔。

文：王 蒙  王天兵
出处：《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王蒙：我最近总算看完《骑兵军》的大部，当然，它写得很精彩，他能够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练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

    它暗合我的一贯主张，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善良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不论是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或者小资式地把人性搞得那样酸的馒头——sentimental，都是可笑的。

    在中国有一阵不许谈人性，后来又什么都是人性，还搞出了个“人性美”一词，未免有点孩子气和呆气。

    但对于我来说又不完全是新东西，苏联同路人作品中这类作品不少。例如《士敏土》，例如《第四十一》即蓝眼睛的中尉，甚至《铁流》、《毁灭》等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王天兵：您所说的那些著作，我都没看过，只有《铁流》和《毁灭》听说过，在鲁迅时代就译介过。可是，至少在西方，除了专家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都无人问津了。您曾多次表示过对苏联文艺的感情，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写过一段中苏恋情。既然您提到那些您耳熟能详的苏联文艺，能否稍微细致地分析比较他们的作品和巴别尔的差别？巴别尔经八十年未衰，2002年的新英译本还成为全美畅销书，难道这只是因为意识形态吗？

    王蒙：早年我读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的时候就为革命斗争的狂暴与野犷而震惊，里边一位“好同志”搞起女人来像是色魔或者强奸犯。《第四十一》里的蓝眼睛的白军中尉是那样文质彬彬，而粗野的女红军神枪手却爱上了他，最后又亲手处决了他，根据它拍的电影让我天旋地转。当然，巴别尔是天才的，他的描写精确直观，出神入化，所有的比喻都表现了天才，例如《我的第一只鹅》中所说的“月亮像廉价的耳环一样地挂在天空”，而在《意大利的太阳》中，他形容废墟里的断柱像凶狠的老太婆抠到地里的手指，蓝幽幽的马路，像奶头里流出的奶汁流淌……这都是匪夷所思。而且，他的命运更令人感动。

    你读一下他的《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吧：

    它，一九一八年，是骑着欢蹦乱跳的马……来的……还带了一辆大车和形形色色的歌曲……嗬，一九一八年，你是我的心头肉啊……我们唱尽了你的歌曲，喝光了你的美酒，把你的真理列成了决议……在那些日子里横刀立马杀遍库班地区，冲到将军紧跟前，一枪把他崩了……我把我的老爷尼斯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足足踹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

    这是一份革命宣言！是农民起义的圣经！是造反有理的替天行道！也是使一切温良恭俭让的小资大资酸文真醋吓得屁滚尿流的冲锋号！

    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牧民，老婆被地主老爷奸污，工钱被克扣。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他正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用现在的说法，则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比较一下这类描写与中国的土改小说，中国的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巴别尔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旗帜下的人性。中国作品侧重于写农民提高了觉悟自觉地与地主富农斗争，而巴别尔写的是大旗一挥，时候一到，花样百出，全自发地上来了。

    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真善美是不可分的，这也对，这是一种道德化的审美观，但也可以有别的思路。比如，王尔德的《莎乐美》，就把爱情与血腥放在一起审度，甚至是高度欣赏。再比如中国京剧《潘金莲》，其实是欣赏武松的杀人凶气与潘金莲的淫荡与末日恐惧、挣扎逃生，这一切都舞蹈化、技巧化、表演化乃至美化了。而京剧《宇宙锋》，欣赏的是疯狂的无顾忌的乃至反人伦的美，女主人公赵高之女将爸爸叫成我的夫之类，才过瘾呢。当然，赵小姐是为了抗婚，主题是进步的。恶也可以有一种形式美，这样的理论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没有。巴别尔“欣赏”或强调的是人的恐怖，历史的恐怖，幻梦与现实一锅煮的恐怖，这恰恰是例如美国人难以经验得到的。再说俗一点就是刺激，谁能写出比巴别尔更刺激的小说速写？

    三妻四妾是人性，终身不娶直到自宫也是人性。纵欲是人性，禁欲也是人性。救世主背十字架是人性，对不起，杀人也有它的人性根源，变态、疯狂，都有人性的依据。或者我们可以说，病理也是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性当中就包含着反人性的可能性、病毒或者潜质。我们的奋斗，人类的文明，正是要理解、疏导和克服病态与变态，或者是整合与超越它们，使人性往文明往合理方向走。

    以007与中国英雄比较，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好女色，而后者洁身自好，中国英雄以不近女色为条件，以坐怀不乱自诩。其他化险为夷，英勇不屈，大智大勇，言必行，行必果，舍己救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差不多，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又截然不同，而在相信自己代表百分之百的正义，敌方代表百分之二百的邪恶方面又是一模一样。布什总统也是如此，他称他的敌人为evil doer，干脆说就是“坏蛋”，十分简明，幼儿园的孩子都能接受。坏蛋当然是敌人，敌人当然是坏蛋，循环论证最复杂的国际问题，稚龄三岁就能完成。巴别尔的骑兵军也是爱憎分明的，不但要杀坏蛋，而且光杀不过瘾，所以要踹一个小时。

    哥萨克的魅力几乎胜过了水浒，也胜过007，因为一骑马，二爱（干）女人，三杀人不眨眼，四在大空间即草原或谷地上活动，具有良好的人类环境，五是真的，有历史为证。

    王天兵：巴别尔之所以仍然吸引当代的普通读者，令美国几代作家佩服，还和他比过去半个世纪流行的所谓“后小说”（Meta Fiction，卡尔维诺是这种小说的代表，但卡尔维诺曾赞美过《骑兵军》，以之为二十世纪的奇书。）的叙事更神出鬼没的小说结构，和他镶嵌着灿烂夺目的比喻的叙述语言很有关系。我很想听听您对巴别尔小说艺术和文字技巧的直观感想。我最喜欢您的《双飞翼》——一用文字游戏解构李商隐的《锦瑟》，二从政治和爱情的角度谈论《红楼梦》。您能否从这几种您精通的角度随便谈谈《骑兵军》中的任何一篇？也就是说，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谈谈您的观感？

    王蒙：让我们以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为例：

    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静静的沃伦……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山岗，将困乏的双手胡乱伸进啤酒草丛。

    写到这里仍然是平静的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的风景画描绘，但是您看下边：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你不吓一跳吗？而作者运用这样的比喻像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样的平稳。下面写骑兵过河：

    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真切的动感，实感，鲜活感。

    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

    野劲与反叛劲儿随笔尖外冒。深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到这儿，你仍然根本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后边写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噩梦——或是最浪漫的美梦，梦见了布琼尼的骑兵师长枪毙旅长，能够做这样的梦的男人有福了，有罪了，有祸了！孕妇用手指摩娑“我”的脸，多么善良的女人。

    女人请“我”挪一下，免得踢着她爹。而她爹是被波兰人杀死的，是死尸。“我”已经与死尸紧靠着睡了一段时间，应该做那样的梦。然后她讲述波兰人的残酷与她的爹的善良。

    又一段写景：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着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这样的描写你不觉得骇异吗？

    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还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写吗？

    王天兵：巴别尔1926年初版《骑兵军》的最后一篇是《拉比之子》，讲一个抛弃家庭参加革命的犹太王子，最后兵败，侥幸被从逃兵中认出，被拉上溃逃的列车，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那以拉比的空话填充的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即便这些革命了的贵族存活下来，也会和巴别尔一样被清洗。

    王蒙：知识分子选择革命或者不革命，但常常更愿意选择革命，由于理想主义，由于人文精神，在俄罗斯还由于他们的强大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化的激情。但革命也选择知识分子，要的是敢斗争，敢横下一条心，敢冲敢杀，永不动摇而又遵守纪律，说一不二的那种。不要那种哼哼唧唧，脑子与眼珠乱转，动不动玩什么个性呀独立思考呀的那种。

    革命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在骑兵军，主体是哥萨克，在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所长，所以知识分子整天想革命，真革起命来又常常狼狈不堪，必然的。

    文学性知识分子的革命带有原罪感和悲剧性。一个文学天才革起命来了，必有一方遭殃，不是革命就是文学天才自己。萨达姆也写小说，海牙法庭通缉的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是诗人，目前俄罗斯的最左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是原先的流亡作家。文章憎命达，包括革命和治国，太文学了就达不起来。但文学又天生地与革命合作，理想、批判、战斗豪情、爱与仇的烈焰、反体制（准无政府主义）倾向……没有悲情文学就没有壮烈的革命。文学在促进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方面成效卓著。

    再来真的，革命真成功了，有时候有一部分文学就难以自处了。

    所以鲁迅讲过，革命文学最热闹的地方，是因为革命并没有真的搞起来，真革命了，革命文学反而消停了。鲁迅还说，革命文学轰不走（军阀）孙传芳，革命军的大炮才轰得掉他。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看得清楚的是鲁迅。

    王天兵：巴别尔描写的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如《连长特隆诺夫》中的先滥杀俘虏然后英勇捐躯的哥萨克让我想起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虐囚。他笔下的战场真实性毫不过时。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确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如《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属于战斗传奇，是一种类型小说。

    我记得王朔十多年前在《我是王朔》中就曾说过等他老了，他要写战争，因为战争把人的智慧发展到极致。海明威也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一种经历过战争，另外一种没有。因为战争是最好的小说主题，它集中了最密集的材料，让情节加速，能把你花一辈子等待的所有一切浓缩进去。

    您写过人生百态，似乎还没写过战争，您自己对表现中国战争的文学是怎么看的？能否谈谈您对战争文学的思考？

    王蒙：我写不了战争。我不敢杜撰，我没有那么大出息。

    王天兵：您刚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参观回来。他们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文学艺术，现在在文化上似乎很黯淡。你对俄罗斯的前途是怎么看的？您是否能把中国和俄罗斯的昨天、今天、明天做个对比？

    王蒙：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是脱裤子放屁。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前”字的么？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莫斯科和北京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但是俄罗斯文化还是伟大的，哪怕这个文化无助于先富起来。人类文化不能够没有俄罗斯，就像不能没有中国与印度，法兰西与意大利，伊斯兰世界与美国。早晚俄罗斯还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

    王天兵：我记得有次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演，说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一要革命、二要爱情。巴别尔一生完全符合这两点，他毕生献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和三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当年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竟然和他曾经是情人。

    您现在还持有这种观点吗？

    王蒙：我说的是：对于青年人没有比革命和爱情的愿望更强烈的了，当然，绝对如此。而有些时候，革命的动机甚至超过了爱和性，这也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吧。现在出了一说，说是这首匈牙利诗人斐多裴的诗翻译错了，错就错吧，如果因为译错而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那就赞美这个错误吧。

    美国青年的遗憾和骄傲，恰恰在于他们缺少革命的经验，也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革命。当然，他们的健康的、讲规则的竞争的那一面，即费厄泼赖（fair play）很令人羡慕，所谓约翰好，我要更好，这是建设性的。

    王天兵：有人批评您的《我的人生哲学》鼓吹中庸的人生观。我最喜爱的仍是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把这篇小说和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做个比较。两篇都讲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加入新的集体，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两篇都涉及青春、涉及第一次面对冷漠严酷的生活，英文叫Initiation——《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在练哑铃时，叙述者有段旁白，云：别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儿孩子，但他已经觉得自己都二十多岁了，可还没经历过爱情、创造。《我的第一只鹅》，也可叫做《哥萨克骑兵中来了个四眼儿》，其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就嫉妒哥萨克师长“青春的铁和花”，最后，用靴子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我喜欢这两篇，都是因为它们让我觉得童心的复萌、本能的苏醒，变健康了。

    鲁迅先生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而读外国书，即便是颓废的，也会让你去做点事。又说：外国书中的痛苦是人的痛苦，而中国书里的快乐是僵尸的快乐。我在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感到恰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痛”。

    自从您在《读书》的《欲读书结》后我很少见到您那么精彩犀利的读后感了，在《万象》中的《笑而不答》是不同气质的东西。难道王蒙真进入了老年了吗？

    王蒙：第一，当然一年比一年老而不是相反；第二，我最近写的东西你再看一看吧，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我还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接触到此书，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它搞成？

    王天兵：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的小说叫《我的第一只鹅》。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我也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被瞧不起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主人公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两心相通时，文字祛毒滋滋带响。

    王蒙：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概念上思考：那就是中国的讲“改造”，要加入新集体，知识分子要加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改造，行吗？过去解放区有一本很肤浅的小说，浅得像假革命，同时是假小资，叫《动荡的十年》，写一个知识分子到了革命根据地，怎么样辛辛苦苦地改造，包括要适应长虱子，要视虱子为“光荣虫”，这也并不可笑，农民革命斗争的条件太苦。改造了十年，突然，从国统区新来了一位学生娃，当然是女娃，她一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主人公的改造十年苦功全废，他又动荡起来了。我年轻时就爱唱这首据说是根据莫扎特的曲子改编的歌儿，所以记住了这本书。

    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慢功，小火炖肘子，慢慢来，最后也是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是象征主义的爆发，而且这个说法的版权属于林彪，后来不兴这样说了。不像哥萨克，动不动一枪崩掉，一马刀斩首。如果在骑兵军，他或者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或者他临阵脱逃被处决，三下五除二。俄罗斯动不动三下五除二，让你没了脾气。

    现在的华人移民欧美，其实也要（逆向）自我改造一番，连说话声调都跟着台湾的国语变了，手势与笑容也要欧化的。

    王天兵：我从此迷上了巴别尔。他还有一篇小说叫《盖·德·莫泊桑》，无疑是根据他本人1916年初在彼得格勒的经历。主人公是个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而自命不凡的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他得到一个去铁厂当文书的机会，可以因此免除兵役。

    但是，主人公拒绝做一个文书。他庄严宣誓：

    尽管我只有二十岁，我已经告诉自己：宁愿挨饿、坐牢，或者当个流浪汉，也比一天十个小时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强。我的志向没有什么值得张扬，但我过去信守它，以后也绝不会违背它。我祖先的智慧已在我心中生根，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享受工作、战斗，还有爱。我们生当如是，舍此无他。

    十年以前，初读此篇的我，也和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对未来的抉择，除了生存的必需，正处于对写作、绘画、电影，以致一切艺术形式充满极端好奇，渴望破译艺术创作的秘诀，并因初步掌握技巧而兴致勃勃的习艺期，以同是二十多岁之躯，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捕捉着天寒地冻的彼得格勒的一个异邦青年的呼吸，感到热血沸腾。

    我曾一遍遍、一字字细读巴别尔，直欲将每个字嚼烂咬碎吞进腹中溶入血液筑成脊髓。巴别尔直截了当地把艺术和凶器、暴力、屠杀连接在一起，他的为文之道，实乃用兵之道。擒贼擒王、攻人攻心，而攻心之法，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艺术，就是这样和手艺、绝技，和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和致敌于死地连在一起。谁还有这等对文字的信念？

    还有您激情充沛地提到的那个巴普利钦柯——他钟吼雷鸣地向人类宣告了所彻悟的生活秘密——用枪子儿崩了你的仇敌，打不垮他，那也是孬种干的事儿。要想尝尝真活是什么滋味儿，就别饶了自己，就得将仇敌踩在脚下，活活踹死。

    在美国人中间，在做着白人梦的中国人中间，在满是调侃、玩世，所谓把生活当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天地里，我却感到沉闷、窒息。而巴普利钦柯，才是真正把生活当艺术的大艺术家。巴别尔让我重新自由地呼吸！

    现在，人民文学社终于出版了插图本《骑兵军》，让世人初步领略了巴别尔和骑兵的魅力。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安电影制版厂愿意拍摄电影《骑兵军》，但投资还没有落实。我渴望有识之士敢冒大风险，拍摄一部让世界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电影。

文：萧　夏  
出处：财经 2004年第23期

　　杰出的文学作品，通常只能亲手触摸，而无法借助转译。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一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骑兵军》曾出版过三个中译本，但都不如人意。这次出版的戴骢先生的译本，被誉为最好的一个版本，甚至包括英译本在内。但念及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读者可以体谅译者艰辛，也不妨视这次翻译为一次基于原作与汉语言的出色再创作。
　　评论则是另一层转译。文学通常借助于直觉、含混和不准确性，以包容丰富的意蕴，启发联想。相比之下，理性的分析是与此相关但又绝不相同的一轮工作。《骑兵军》简洁而又饱满的文字风格，非亲自阅读，不能把握。
　　巴别尔生在俄罗斯南方一个犹太人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后来参加苏维埃政权。上个世纪20年代，苏维埃对波兰发动战争，巴别尔作为战地记者加入了哥萨克骑兵军。《骑兵军》就是对这段生活的记录。这首先是一个境遇：一个以读书、知识为重的人，来到到处是杀戮和暴力的战场。
　　一篇小说叙写了这一场遭遇。《千里马》里，“我”主动下到一个最好斗的连队，但一直无法得到士兵的友谊。他不停地问连长，你让我树了敌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最后，骑兵连长说，“我可看透了，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出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太太平平”，“千万不要有敌人”，这里面蕴含着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期待。而暴力是无理由的杀戮，视人命如草芥。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以战争和杀戮为任的民族。在《家书》中，以一个士兵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故事。父与子处于敌对双方，父亲“一刀一刀”杀死了大儿子，二儿子千方百计捉到父亲，又将其杀死。叙述漠然、麻木，如同说一件日常小事，读来令人悚然。不动声色的讲述之后，是莫名的悲哀和批判。
　　但是，强悍、无惧死亡的哥萨克士兵，也是在张扬生命的力量。动荡的人生通常都有血性，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我”本来就为此而来，才会主动要求加入最好斗的连队。
　　于是，对于暴力的双重情绪——迷恋与抗拒同时侵入知识者内心，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张力和复杂意味。这种张力在有些描写中得到如此完美的体现，显出一种奇异的魅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但即使是如此完美的描写，也从未呈现为一种妥协。暴力引发的快意和痛
　　苦同时躁动不安，情绪热烈而矛盾。这种热烈和矛盾蕴于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更加动人心魄。巴别尔极少在小说中展露人物心理活动，也极少发表议论。凝固、简练，正如斧劈刀削。对于人的刻画准确、生动，绝无闲笔。也在这个程度上，巴别尔经常被拿来和海明威的“冰山文体”相比。
　　这样一个作家，只在出版了《骑兵军》等三本薄册之后，就被政治洪流吞没，1940年，巴别尔被斯大林政权枪决。了解这些以后感到的无奈和愤怒，也许是另一种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