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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培元  

　　苏联作家爱伦堡说他“就像徒弟对师父一样崇敬”巴别尔。当年，他作为记者长期住在欧洲，几乎结交过同时代欧洲所有大作家、大艺术家。他说与曾以虔敬心情读过其作品、比他年长许多的作家，如高尔基、托马斯·曼、布宁、安德烈·别雷、亨利希·曼、乔伊斯等人相见，“看他们就像看远山的峰顶一样”，而去见《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时，他竟“激动得像一个在通信过程中萌发了爱情的情人，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对象一样”。
　　据《骑兵军》（插图本）编者王天兵先生介绍，《巴别尔全集》英译本二○○一年在美国出版时，包括厄普代克(Updike)、佩雷（Grace Paley）、奥捷克(Oyzick)、罗斯(Roth)、弗兰荇（Francine）、布鲁姆（Bloom）等大作家在内的三代作家、评论家，竞相撰写书评。当他们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就看过巴别尔的《骑兵军》，并怀着对作者的崇拜、景仰而逐渐成熟起来。罗斯第一次读《骑兵军》时，吃了一惊，竟然从床上掉下来。从许多回忆巴别尔的文章、研究他的论文和他的新译本的书评中，可以发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作者或从与巴别尔初次见面的难忘印象说起，或由第一次读《骑兵军》的震撼与沉醉着笔；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谈论情人般的无比倾心和迷恋深情。
　　一九五五年版《巴别尔短篇小说集》英译本序言作者批评家垂灵（Trilling）说，三十年代初读《骑兵军》英译本，发觉这是一部具有伟大能量和魄力的天才作品，不禁感到了本能的震惊。《巴别尔全集》英译本二○○一年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以文笔谨严著称的女作家、著名文学编辑弗兰荇在为此书所写的评论中，一开始便回顾了学生时代第一次“遭遇”巴别尔时的情景，那年她才十八岁。巴别尔的简练，立即让她想起自己所崇拜的海明威；但她以为，巴别尔的文字决无海明威的“滥情和自恋”，却把暴力写得那么“性感十足”。她说：“（翻译巴别尔的）译者不仅要认识到、而且要能够再现巴别尔为他的奇特而雄辩的小说每一个字倾注的心血。倘非如此，就是犯罪。”几十年后，她还能大段背诵那些让她痴迷的文句。爱伦堡就说过，巴别尔不同于任何一个作家，他善于用两三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有时一句对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另一位美国女作家佩雷甚至认为，《骑兵军》虽薄薄一册，却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含量。如果说海明威写的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巴别尔则用他的炉火纯青的语言魔术，把整个冰山锤炼成了闪闪发光的钻石。
　　曾获得过欧·亨利奖、小推车奖（Pushcart Prize）等多种短篇小说奖的美国作家麦克唐纳德（MacDonald），与王天兵先生谈起包括大作家在内的一些作家时，都说是“不错”；提到奈保尔、库切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只是说他们是“好作家”而已。但当王先生向他展示为编辑出版中文版《骑兵军》搜集到的和骑兵军有关的历史图片，以及新发现的巴别尔谈创作的佚文时，他立刻眼睛发亮，兴奋地跳起来，飞快地跑进复印室，将文图立即复印下来，如获至宝地珍藏起来。
　　巴别尔多次表示，“人的幸福是主要的”；还对爱伦堡说过，“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为了在热天吃杯冰激凌”。不幸的是，命运给予他的幸福和快乐非常短暂——一九四○年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处决，至今不见尸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别尔赢得了愈来愈大的世界声誉，甚至成了让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敬佩、崇拜、迷醉的“作家中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的作者）曾与巴别尔一起度过一九二一年夏天，他说因为巴别尔的存在，那个夏天变得格外令人难忘，“我们都生活在他的天才的轻微的反光之中”。1964年爱伦堡在莫斯科举行的巴别尔诞生七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有哪一位作家，感受不到巴别尔真诚的和人性的力量，而不热爱他。”
　　巴别尔及其《骑兵军》，究竟有什么魅力，会让这么多人如此心醉神迷？
　　海明威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经历过战争的和没经历过战争的。因为战争是最好的小说题材，它集中了最密集的材料，让情节加速，能把你一辈子经历的所有一切浓缩其间。但这位以文风简洁著称、自视甚高的作家又心悦诚服地承认，有一个描写战争的作家比他更厉害。这个人，就是巴别尔。他曾对爱伦堡说过，“我从不觉得可以用字数来判断一部作品……但看完巴别尔，我觉得我还应该写得更凝练些”。
　　巴别尔一八九四年生于俄国南方城市、以民族大熔炉著称的敖德萨。他是犹太人，精通包括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俄语在内的七八种语言。少年时代就博览群书，除阅读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家外，还通读过狄更斯、莫泊桑等英法作家。十五岁就曾用法语写过小说，十八岁发表用俄语写的小说处女作，成为高尔基最赏识的少年天才。这个年纪轻轻的犹太书生，却经历了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战争：他二十二岁志愿到罗马尼亚前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四岁只身一人冒死从敖德萨到彼得格勒，加入苏维埃的契卡（克格勃前身）；然后又参加内战，二十六岁跟随布琼尼统率的能征善战、剽悍凶猛的哥萨克骑兵——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侵入波兰。《骑兵军》就是根据他在苏波前线的征战经历创作的。而这场战争极其特殊——这是在人类历史上驰骋了几千年的骑兵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马刀成了主要兵器。这也是二十世纪第一次输出意识形态的战争，是决定二十世纪欧洲命运、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场战争。苏军先败后胜再败，波军先胜后败再胜。东西方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由此开端。
　　已经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出名篇《敖德萨的故事》的巴别尔，终于通过哥萨克骑兵确立了自己真正的语言和风格——《骑兵军》包容了他终生推崇的托尔斯泰的悲怆辽阔，果戈理的明丽强悍，福楼拜所代表的法国文学的严谨精确，以狄更斯为首的英国十九世纪长篇巨著的恢弘博大，敖德萨原汁原味的俚语的幽默生动，犹太《塔木德》经卷的玄妙、言简意赅。所有这些，都因哥萨克剽悍粗犷的烈酒的注入而遽然化合、沸腾，使他的诗才、小说天才，突然在一九二四年宛如春天里绚烂的鲜花一般，绽放开来。苏联作家费定说，当时莫斯科的《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文学杂志的编辑部，被巴别尔的稿子“塞满了”，编者和读者“都被他迷住了”。年轻的文学作者和文学初学者们，对巴别尔简直奉若神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些“敖德萨的文学学徒”，众星捧月地围着他，如影随形地追随着他。《骑兵军》出版后，以其形式的奇特与意蕴的深邃，令世人震惊。巴别尔一举成名。他被称为“技法超群”的“文学的征服者”，“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连文学观念有教条化倾向的“拉普派”批评家，对《骑兵军》也极力赞赏，认为作品“具有惊人的简洁，擅长三言两语刻画丰满的形象，……语言无与伦比”。
　　更有意思的是，巴别尔和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同时发明了蒙太奇手法，而他的手法比爱森斯坦的更成熟。一九二四年在电影《罢工》中，爱森斯坦把屠杀工人的场面和屠宰场杀猪的场面交错剪辑在一起，第一次实践了他的“杂耍蒙太奇”理论。而《骑兵军》正成稿于一九二四年。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一开始描写骑兵夜渡，天风夜象之壮观，仿佛托尔斯泰笔下混茫壮阔的俄罗斯大地。紧接着的屠犹场面，又会让人想起波兰裔导演波兰斯基二○○二年的写实影片《钢琴师》。巴别尔用文字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拼接在一起， 堪称战争文学之“绝唱”的《骑兵军》，就这样在蒙太奇的变幻中，轰轰隆隆地拉开了帷幕。在巴别尔的笔下，血腥和暴力升华成诗和音乐。
　　欧美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骑兵军》学”。巴别尔的女儿说，他父亲的作品摆不满书架的一格，而研究《骑兵军》的专著却已有满满一书架。其实，巴别尔研究才刚刚起步。二○○四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巴别尔研讨会，议题是“巴别尔之谜”。至今，巴别尔的传记还无法成书，因为巴别尔一生尚有些经历不为人知。目前，国外至少有三位学者仍在搜集资料，准备为巴别尔立传。巴别尔上个世纪是一个谜，进入二十一世纪仍然是一个谜。
　　巴别尔很多未完成的手稿都散失了，他被捕时克格勃抄走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一九二○年在苏波前线写的日记，却被一位基辅妇女意外地保存下来。这给巴别尔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骑兵军》中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能在日记里找到出处。如七月三日的日记这样记着：“一个矮小的犹太人——哲学家。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店——狄更斯，扫帚和金便鞋。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自己在为真理战斗，其实都是在抢劫。”而到了短篇小说《基大利》中，“我”眼中的小古玩店变成了这个样子：“狄更斯呀，那天傍晚你的幽灵在哪里？要是你到这家小店来，便可看到古代镀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的罗盘、鹰鹫的标本、刻有‘一八一○年’字样的温切斯特式连珠猎枪和破铁锅。”小店店主、犹太人基大利对“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在哪儿？……共产国际……我们知道什么叫共产国际。我也要共产国际，好心人的共产国际，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册，每人都发给一份最上等的口粮。”小说的结尾则写道：“礼拜六到了。基大利——这位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去犹太教会堂做祷告了。”
　　尽管巴别尔曾对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我没有想像力，……我不会虚构。我必须了解一切，直到最末了的一条脉络，不然就什么也写不出来。”而实际上，对照一下《骑兵军》和一九二○年日记，就会发现，巴别尔具有惊人的想像力，他是艺术虚构和文学创造的奇才。他说过，写一篇最短的短篇小说，我也得像一个挖土工独自去挖平卡兹别克峰一样。 “每写完一篇短篇小说，我都会老好几岁。……有时我甚至累得失声痛哭。由于写作，我的所有血管都在痛。如果有某一句句子写不好，我的心就会痉挛。”像巴别尔这样对文学创作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圣的态度，对自己要求的标准之高近乎苛酷的作家，怕是不多见的。
　　在欧美，有许多巴别尔迷。有一个美国商人，叫托比（Toby Holtzman），酷爱巴别尔，他穷毕生之力收藏了和巴别尔有关的任何东西。只要世界上有一张纸片上印着“巴别尔”三个字，他都会像宝贝一样搜集起来。几年前，他把这份宝贵的收藏全部捐献给了美国以收藏俄苏文献著称的胡佛档案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骑兵军》（插图本）就得到了他和胡佛档案馆的特许，从中选取了巴别尔的肖像、《骑兵军》不同译（版）本的书影，以及和苏波战争、布琼尼率领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有关的重要历史图片一百余幅，堪称弥足珍贵。
　　《骑兵军》在欧美各国出版时，广受读者喜爱。一九六一年在波兰出版，第一天即售出两万册。别忘了，《骑兵军》写的可是苏维埃红军入侵波兰的故事啊。二○○一年新版英译本《巴别尔全集》，又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美国女作家、批评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二○○一年美国诺顿版《巴别尔全集》序言中说：“巴别尔和卡夫卡，同让每一根神经颤动。” 二○○三年版英译本《骑兵军》序言作者麦克·德达（Michael Dirda），则在刊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中写道：“这是一本传世之作。你会终生反复阅读，然后留给你的孙子；否则，就带进坟墓。”

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文：蓝英年
出处：读书 1995年第10期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纂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却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了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无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鲁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便同她恢复联系，并常到被人称为“虎穴”的叶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认识了叶若夫。叶若夫对巴别尔并无好感，但碍于妻子情面两次救了他。斯大林为转移人民因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把叶若夫当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命逮捕叶若夫。巴别尔受叶若夫牵连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
    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一九三三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等的情报。
    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互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即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的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道：“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手稿烧毁。鲁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申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一九四○年一月二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六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一九二八至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识。三四至三五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的、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一九一九年至二○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过。

文：王天兵 出处：学术中国 2006年6月
（此系列文章包括以下九个帖子）

巴别尔的《骑兵军》及1920年日记

　　作者简历：王天兵，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曾留美多年，现居旧金山湾区。著作有：《西方现代艺术批判》，《我这样画画》，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订有：《春醪鱼梦——王玉平画梁遇春》，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骑兵军》、《巴别尔马背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20年6月，列宁发动了苏波战争，他要饮马华沙，推动德国工人起来暴动，将革命传遍欧洲和全世界。

　　当时，苏维埃红军从两个方向进攻波兰：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方向进攻的是西方面军，在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至7月底进逼华沙城下。从基辅方向进攻的是西南方面军，由叶戈罗夫指挥，其先锋是哥萨克第一骑兵军，于1919年11月成立，下设五个师，共有哥萨克16,700多人。在1918到1920年的内战中，他们由布琼尼统帅，击溃了与之交战的所有白军。1920年5月，他们从内战前线转战千里，一举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几乎围歼了波兰军队，然后顺势突入波兰30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

　　26岁的巴别尔，化名柳托夫，作为敖德萨的俄国南方通讯社的战地记者跟随第一骑兵军入侵波兰。一路上，巴别尔的职责不只是战地记者；还包括填写战报；征用大车和马匹；审讯俘虏；传达命令等，同时他还在为将来的创作做准备。他在马背上、宿营地里、马车上；在枪林弹雨、饥寒交迫、人困马乏中断断续续地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包括骑兵军的方方面面——从军长、政委、师长、旅长、团长到传令兵和护士，从冲锋、战斗、行军到滥杀战俘，都历历可数——这就是他1920年的军旅日记。

　　红军开始势如破竹，但随着深入波兰，战线过长，后勤接济不上。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虽然将华沙团团围住，但他的战线并不严密。在8月初，红军最高指挥部曾要求西南方面军将哥萨克骑兵军调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当时西南方面军的政委是斯大林，他和叶戈罗夫不积极执行调令，而要向南攻克利沃夫，将战火烧到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整个东南欧，和图哈切夫斯基平分世界革命的秋色。

　　1920年8月16日，波兰领袖毕苏斯基亲率一支奇兵，从红军包围圈的最薄弱处侧翼突破，迂回到红军的背后。已成强弩之末的西方面红军立即土崩瓦解，不出一周，就全线溃败。而西南方面的哥萨克骑兵军也未能攻克利沃夫。在8月底，他们在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会战中被波兰枪骑兵击败。世界革命的梦想到此破灭了。

　　巴别尔参与了这次骑兵会战的全过程。1923-24年，巴别尔根据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和他的日记，创作了震撼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其中的人物和场景大都能从这本日记中找到出处。1926年结集出版后，轰动了俄罗斯，后曾连续重版8次，1927-1929年，相继出版了德、法、英、西班牙语译本。巴别尔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是他最早的读者，并赞美他比自己更凝练。鲁迅先生早在30年代就看过巴别尔的自传。

　　但自从《骑兵军》出版以来，他就受到包括军长布琼尼在内的骑兵军军官的攻击。高尔基为了捍卫巴别尔还曾和布琼尼公开论辩。《骑兵军》对战争失败的真实记录，也最终得罪了斯大林及其死党。1924年，随着斯大林上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严。进入30年代，大清洗开始了。在1934年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巴别尔赞美了斯大林的文笔，但呼吁作家要有写“坏”作品的权利，并称自己是沉默派大师。1936年，高尔基去世。1939年5月15日，苏联秘密警察以间谍罪被逮捕了巴别尔，并搜走了他的全部手稿。1940年1月27日凌晨，巴别尔被枪决，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还逐一枪毙了直接参与苏波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等高级将领。苏波战争的真相也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4年，巴别尔被平反昭雪，他的作品又重见天日。但直到1990年，巴别尔的全部作品才得以出版。他1920年的随军日记也第一次全文发表。随着德、意、法、英译本的相继问世，这部日记不但被当成20世纪作家手稿的重大发现，而且也被公认是一部文学经典。

　　过去十年，我在美国研究巴别尔，结识了很多西方的巴别尔迷，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和图片。200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戴骢先生翻译，由我编校的《骑兵军》插图本。2005年5月，台湾远流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红色骑兵军》。2005年底，人文社又出版了由我编校、由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巴别尔1920年日记的插图本《巴别尔马背日记》。这两本书中收录了珍贵的历史图片，从军长、师长、旅长直到普通士兵应有尽有，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文图并茂地还原哥萨克骑兵军在苏波战争中的原貌的书。

　　这里所收录的是我与中国的巴别尔爱好者们所作的相关对话共九篇。

　　2006年元月26日

文：王天兵 出处见8楼，此文与4楼载《书屋》文略有不同

　　我留美十余年，回国结识的朋友，凡年龄差不多的，都直呼其名，对长者则均敬称先生，而只有对王蒙，长我数十年，却直呼其全名，像平辈那样交谈。

　　我和王蒙相识，竟然是因为巴别尔。1999年初，我带着根据巴别尔的《骑兵军》改编的电影剧本，经沈昌文先生介绍，在北京认识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因为我感到他一定能理解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巴别尔，巴别尔18岁发表小说，20出头参加苏维埃。王蒙也是少共出身，19岁从文，是做着苏联梦长大的。王蒙也一直关注人文版《骑兵军》。正逢他从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访问归来，我们对巴别尔和《骑兵军》进行了一次笔谈。

　　王蒙:我最近总算看完《骑兵军》的大部，当然，他写得很精彩，他能够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练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 它暗合我的一贯主张，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善良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不论是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或者小资式地把人性搞得那样酸的馒头——SENTIMENTAL，都是可笑的。 在中国有一阵不许谈人性，后来又什么都是人性，还搞出了个“人性美”一词，未免有点孩子气和呆气。 但对于我来说又不完全是新东西，苏联同路人作品中这类作品不少。例如《士敏土》，例如《第四十一》即蓝眼睛的中尉，甚至《铁流》、《毁灭》等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王天兵：您所说的那些著作，我都没看过，只有《铁流》和《毁灭》听说过，在鲁迅时代就译介过。可是，至少在西方，除了专家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都无人问津了。既然您提到那些您耳熟能详的苏联文艺，能否稍微细致地分析比较他们和巴别尔的差别？巴别尔经八十年未衰，2002年的新英译本还成为全美畅销书，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不能接收正面宣传共产革命的文学了吗？

　　王蒙：早年我读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的时候就为革命斗争的狂暴与野犷而震惊，里边一位“好同志”搞起女人来像是色魔或者强奸犯。《第四十一》里的蓝眼睛的白军中尉是那样文质彬彬，而粗野的女红军神枪手却爱上了他，最后又亲手处决了他，根据它拍的电影让我天旋地转。 当然，巴别尔是天才的，他的描写精确直观，出神入化，所有的比喻都表现了天才，例如《我的第一只鹅》中所说的“月亮像廉价的耳环一样地挂在天空”，而在《意大利的太阳》中，他形容废墟里的断柱像凶狠的老太婆抠到地里的手指，蓝幽幽的马路，像奶头里流出的奶汁流淌……这都是匪夷所思。而且，他的命运更令人感动。 你读一下他的《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吧： “它，一九一八年，是骑着欢蹦乱跳的马……来的……还带了一辆大车和形形色色的歌曲……嗬，一九一八年，你是我的心头肉啊……我们唱尽了你的歌曲，喝光了你的美酒，把你的真理列成了决议……在那些日子里横刀立马杀遍库班地区，冲到将军紧跟前，一枪把他崩了……我把我的老爷尼斯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足足踹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 这是一份革命宣言！是农民起义的圣经！是造反有理的替天行道！也是使一切温良恭俭让的小资大资小文人酸绅士吓得屁滚尿流的冲锋号！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牧民，老婆被地主老爷霸占，工钱被克扣。比较一下这类描写与中国的土改小说，中国的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巴别尔侧重于写阶级斗争旗帜下的人性。中国作品侧重于写农民提高了觉悟自觉地与地主富农斗争，而巴别尔写的是大旗一挥，时候一到，花样百出，全自发地上来了。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真善美是不可分的，这也对，这是一种道德化的审美观。但也可以有别的思路。比如，王尔德的莎乐美，就把爱情与血腥放在一起审度，甚至是高度欣赏。再比如中国京剧潘金莲，其实是欣赏武松的杀人凶气与潘金莲的淫荡与末日恐惧、挣扎逃生，这一切都舞蹈化、技巧化、表演化乃至美化了。而京剧宇宙锋，欣赏的是疯狂的无顾忌的乃至反人伦的“美”，女主人公赵高之女将爸爸叫成我的夫之类，才过瘾呢。恶也可以有一种形式美。这样的理论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没有。巴别尔“欣赏”或强调的是人的恐怖，历史的恐怖，幻梦与现实一锅煮的恐怖，这恰恰是例如美国人难以经验得到的。再说俗一点就是刺激，谁能写出比巴别尔更刺激的小说速写？ 三妻四妾是人性，终身不娶直到自宫也是人性。纵欲是人性，禁欲也是人性。救世主背十字架是人性，对不起，杀人也是人性，变态，疯狂，都有人性的依据。或者我们可以说，病理也是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奋斗，人类的文明，正是要理解、疏导和克服病态与变态，或者是整合与超越它们，使人性往文明往合理方向走。 以007与中国英雄比较，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好女色，而后者节身自好，中国英雄以不近女色为条件，以坐怀不乱自诩。其他化险为夷，英勇不屈，大智大勇，言必行，行必果，舍己救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差不多，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又截然不同，而在相信自己代表百分之百的正义，敌方代表百分之二百的邪恶方面又是一模一样。布什总统也是如此，他称他的敌人为evil doer，干脆说就是“坏蛋”，十分简明，幼儿园的孩子都能接受。坏蛋当然是敌人，敌人当然是坏蛋，循环论证，芳龄三岁就能完成。巴别尔的骑兵军也是爱憎分明的，不但要杀坏蛋，而且光杀不过瘾，要踹一个小时。 哥萨克的魅力几乎胜过了水浒，也胜过007，因为一骑马，二爱(干)女人，三杀人不眨眼，四在大空间即草原或谷地上活动，五是真的，有历史为证。

　　王天兵：巴别尔之所以不但吸引美国当代的普通读者，而且令美国几代作家佩服，还和他比过去半个世纪流行的所谓“后小说”(Meta Fiction，卡尔维诺是这种小说的代表。卡尔维诺曾赞美过《骑兵军》，以之为20世纪的奇书。)的叙事更神出鬼没的小说结构，和他镶嵌着灿烂夺目的比喻的叙述语言很有关系。我最喜欢您的《双飞翼》——一用文字游戏解构李商隐的《锦瑟》，二从政治和爱情的角度谈论《红楼梦》。您能否从这几种您精通的角度，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谈谈您对巴别尔小说艺术和文字技巧的直观感想。

　　王蒙：让我们以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为例， “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静静的沃伦……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山岗，将困乏的双手胡乱伸进啤酒草丛。” 写到这里仍然是平静的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的风景画描绘，但是您看下边：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你不吓一跳吗？而作者运用这样的比喻像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样的平稳。下面写骑兵过河： “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真切的动感，实感，鲜活感。 “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 野劲与反叛劲儿随笔尖外冒。深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到这儿，你仍然根本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后边写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噩梦——或是最浪漫的美梦，梦见了布琼尼的骑兵师长枪毙旅长，能够做这样的梦的男人有福了，有罪了，有祸了！孕妇用手指摩娑“我”的脸，多么善良的女人。 女人请“我”挪一下，免得踢着她爹。而她爹是被波兰人杀死的，是死尸。然后她讲述波兰人的残酷与她的爹的善良。 又一段写景：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着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这样的描写你不觉得骇异吗？ 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还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写吗？

　　王天兵：巴别尔原1926年初版《骑兵军》的最后一篇是《拉比之子》，讲一个抛弃家庭参加革命的犹太王子，最后被从逃兵中拉上溃逃的列车，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即便这些革命了的贵族存活下来，也会和巴别尔一样被清洗。您是少共出身，对革命比任何作家都更敏感，可否谈谈革命和知识分子命运问题？

　　王蒙：知识分子选择革命或者不革命，但常常更愿意选择革命，由于理想主义，由于人文精神，在俄罗斯还由于他们的强大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化的激情。但革命也选择知识分子，要的是敢斗争，敢横下一条心，敢冲敢杀，永不动摇而又遵守纪律，说一不二的那种。不要那种哼哼唧唧，脑子与眼珠乱转，动不动玩什么个性呀独立思考呀的那种。后者有法捷耶夫的小说中人物美谛克与杜鹃山里的温其久子，还有真实人物王实味的命运为例。 革命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在骑兵军，主体是哥萨克，在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所长。所以知识分子整天想革命，真革起命来又常常狼狈不堪，必然的。 文学性知识分子的革命带有原罪感和悲剧性。一个文学天才革起命来了，必有一方遭殃，不是革命就是文学天才自己。萨达姆也写小说。海牙法厅通缉的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是诗人。文章憎命达，包括革命和治国，太文学了就达不起来。但文学又天生地与革命合作，理想，批判，战斗豪情，爱与仇的烈焰，反体制(准无政府主义)倾向……没有悲情文学就没有壮烈的革命。文学在促进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方面成效卓著。再来真的，革命真成功了，有时候有一部分文学就难以自处了。

　　王天兵：巴别尔描写的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如《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的先滥杀俘虏然后英勇捐躯的哥萨克让我想起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虐囚。他笔下的战场真实性毫不过时。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确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如《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属于战斗传奇，是一种类型小说。 您写过人生百态，似乎还没写过战争，能否谈谈您对战争文学的思考？

　　王蒙：我写不了战争。我不敢杜撰，我没有那么大出息。

　　王天兵：您刚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参观回来。你对俄罗斯的前途是怎么看的？ 您是否能把中国和俄罗斯的昨天、今天、明天做个对比？

　　王蒙：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前”字的么？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莫斯科和北京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 ，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像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和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但是俄罗斯文化还是伟大的。人类文化不能够没有俄罗斯，就像不能没有中国与印度，法兰西与意大利一样。早晚俄罗斯还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

　　王天兵：我记得有次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演，说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一要革命、二要爱情。巴别尔一生完全符合这两点，他毕生献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和三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当年，他竟然还是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的情人。您现在还持有这种观点吗？

　　王蒙：我说的是：对于青年人没有比革命和爱情的愿望更强烈的了，当然。不绝对如此。而有些时候，革命的动机甚至超过了爱和性，这也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吧。现在出了一说，说是这首匈牙利诗人斐多裴的诗翻译错了，错就错吧，如果因为译错而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那就赞美这个错误吧。 美国青年的遗憾和骄傲，恰恰在于他们缺少革命的经验，也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革命。当然，他们的健康的、讲规则的竞争的那一面，即费厄泼赖(FAIR PLAY)很令人羡慕，所谓“约翰好，我要更好”，这是建设性的。

　　王天兵：有人批评您的《我的人生哲学》鼓吹中庸的人生观。我最喜爱的仍是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把这篇小说和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做个比较。两篇都讲了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要加入新的集体，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两篇都涉及青春、涉及第一次面对冷漠严酷的生活，英文叫Initiation——《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在练哑铃时，叙述者有段旁白，云：别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儿孩子，但他已经觉得自己都20多岁了，可还没经历过爱情、创造。此段质朴无华，但打动人。《我的第一只鹅》，也可叫做《哥萨克骑兵中来了个四眼儿》，其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就嫉妒哥萨克师长“青春的铁和花”，最后，用靴子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我喜欢这两篇，都是因为它们让我觉得童心的复萌、本能的苏醒，变健康了。 鲁迅先生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而读外国书，即便是颓废的，也会让你去做点事。又说：外国书中的痛苦是人的痛苦，而中国书里的快乐是僵尸的快乐。我在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感到恰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痛”。 自从您在《读书》连载《欲读书结》后我很少见到您那么精彩犀利的读后感了，在《万象》中的《笑而不答》是不同气质的东西。难道王蒙真进入了老年了吗？

　　王蒙：第一，当然一年比一年老而不是相反；第二，我最近写的东西你再看一看吧，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我还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接触到的此书，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它搞成？

　　王天兵：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的小说就是《我的第一只鹅》。那时我还在美国读书。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读完我却感到变健康了。我也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一个被瞧不起的中国人。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也许，是因为在瞬间破译了生存的密码。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

　　王蒙：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概念上思考：那就是中国的讲“改造”，要加入新集体，知识分子要加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改造，行吗？过去解放区有一本很肤浅的小说，浅得像假革命，同时是假小资。叫《动荡的十年》，写一个知识分子到了革命根据地，怎么样辛辛苦苦地改造，包括要适应长虱子，要视虱子为“光荣虫”，这也并不可笑，农民革命斗争的条件太苦。改造了十年，突然，从国统区新来了一位学生女娃，她一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主人公的改造十年苦功全废了。我年轻时就爱唱这首据说是根据莫扎特的曲子改编的歌儿。所以记住了这本书。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慢功，小火炖吊子，慢慢来。最后也是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是象征主义的爆发，而且这个说法的版权属于林彪，后来不兴这样说了。不像哥萨克，动不动一枪崩掉，一马刀斩首。如果在骑兵军，他或者踩死一只鹅被接纳，或者他临阵脱逃被处决，三下五除二。俄罗斯动不动三下五除二，让你没了脾气。 现在的华人移民欧美，其实也要(逆向)自我改造一番，连说话声调都跟着台湾国语变了。手势与笑容也要欧化的。

　　王天兵：是这样。很多中国人在做白人梦。美国是一个讲礼貌但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主人公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我从此迷上了巴别尔。

　　现在，人文社终于出版了插图本《骑兵军》，让世人初步领略了巴别尔和骑兵的魅力。西影虽然愿意拍摄电影《骑兵军》，但投资还没有落实。我渴望有识之士敢冒大风险，拍摄一部让世界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电影——这不就是一场革命吗？ 但说到底，我也不能完全说清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劲儿头。唯一的解释是：我和《骑兵军》、和巴别尔小说发生了爱情，现在还在热恋中。

　　完成于2004年12月15日

　　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元月13日文化版

文：王天兵 出处：见8楼

　　80年前，俄国犹太人巴别尔根据他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的经历，创作了《骑兵军》，写了一个戴眼镜的犹太书生加入哥萨克骑兵军的故事。这组短篇小说震撼了世界。《骑兵军》写的是彪悍粗犷的哥萨克，很多女性读者表示难于接受其中的血腥和暴力。今年，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魏心宏先生介绍，我和武汉女作家方方谈论巴别尔，谈的却恰是《骑兵军》中的妇女和护士。

　　12月8日，巴别尔的长女娜塔丽娅·巴别尔·布朗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76岁。她母亲叶甫尼亚·格隆弗茵于1919年在敖德萨与巴别尔结婚。1935年，5岁的娜塔丽娅在巴黎见到巴别尔。但巴别尔没有选择留下，却回国继续用俄语写作，直到1939年5月被秘密警察以间谍罪逮捕，全部手稿被没收。他于1940年1月被枪决。

　　我曾亲口问过娜塔丽娅，为什么巴别尔如此富于魅力，让女人折服，他的三个妻子都冒死保存过他的手稿和遗物。她说：父亲也许不是最英俊的男人，但他身上有种活力，而且能使身边的事物也充满活力。

　　而这个谈话，也许能更完整地回答我向娜塔丽娅所提的问题。

　　王天兵：巴别尔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自己假想的读者恰是敏感的女性。巴别尔的第二个妻子，是著名演员，曾冒死保存了巴别尔写给她的情书。他的第三任妻子，曾表示愿穷毕生之力在克格勃档案中搜寻失踪的巴别尔手稿。巴别尔最忠实的读者恰是女性。

　　希望咱们的谈话能让更多的读者发现《骑兵军》中的另一半。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您能否谈谈巴别尔笔下的女性呢？

　　方方： 巴别尔笔下的女性，大多是作为副线或背景人物出现，但寥寥的几笔，却已可见其魂灵，他让我们看到的并非衣装，而是真身。别的战争小说中的女人，经常对生活抱着恐惧和紧张的姿态，但巴别尔笔下的女人，却有一种强悍和坚韧。

　　在《我的第一只鹅》中，书生“我”为了在哥萨克面前表示自己有强悍的派头，粗暴无礼要房东老太婆给他东西吃，老太婆不肯，他甚至当面活活踩碎一只鹅的头。面对这样的暴力，纵然只是一个老太婆，她依然表达着自己的不屑，说了两遍“我宁可去上吊”来抗议。

　　这女人只有两句话，却是一个很闪亮的形象，她说了两次“我宁愿上吊”，两次的意味是不同的。

　　还有《盐》，以及《歌谣》，也是只用了很少几笔就写出一个老妇人对暴力的不屑。在巴别尔的作品中，女性个个都充满个性，有野性的冲，有坚韧的犟，面对残酷无比的现实，冷静如钢铁。

　　王天兵：除这些篇章出现女性外，还有在《萨什卡·基督》中写到的萨什卡的妈妈，她一见儿子和丈夫回家，就冲撞着跌倒。她两个孩子在他们出远门时都夭折了；还有在《扎莫希奇市》中写到一个因匿藏食物，被点了房子，奋不顾身地用胸口去扑火的女房东； 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女性，像牲口一般自生自灭。

　　方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第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前半部分描写骑兵军渡河的雄壮场面，对自然的感悟具有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绚烂而热烈的情怀，但倒也没有产生非常感，但最后三小段，却让我顿有“轰然”感，就像三块大石头砸过来一样。战争的无比残酷以及战争中的人面对死亡的无比平静，竟是这样呈现于一种简单而平淡的讲述中。

　　王天兵：在此篇中，视野从开始属于哥萨克的旷野，一脚踏入属于犹太人的室内，可能是产生你所说的轰然感的重要原因。

　　方方：令我产生轰然感的是这样三段，还不是空间的转换，而是小说寥寥几笔所描绘的女人，以及展示的残酷的战争对人内心的摧残。

　　长途行军后的“我”住进了一个大肚子犹太女人家里，睡在一个犹太男人身旁。 “我”疲惫已极，晚上倒下就睡，都不知道一直睡在一个死人身边。当犹太女人叫醒他，让他看到死者时，他依然平静如常，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惊讶和恐惧。死者是女人的父亲。而这个犹太女人，父亲惨死成这样，她没有哭天抢地，没有神经质，没有赶紧埋葬，她让父亲继续睡觉，当他还活着一样，还从容地为他抖擞被子，担心睡在旁边的“我”会踢着她的父亲。还有死去的父亲，之前，他在知道自己即将被砍死时，心无畏惧，为担心怀孕的女儿，甚至主动挑选被杀地点。我所指的非人性状态，便是指战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生来俱有的恐惧感，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命的珍爱。战争的残酷在悄然间改变人的本性。

　　王天兵：您的分析使这段文字给我崭新的感觉。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曾说，自己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巴别尔，当看到这段结尾，惊吓得从床上掉下来。

　　方方：叙述者“我”应该就是巴别尔自己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写出了四个人的非人性状态。因为巴别尔在此的用笔太冷静了，冷静得几近残酷。

　　巴别尔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场片断感，他那种单刀直入的方式给我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另外，因为这里面表达的很多东西（从内容到形式）于中国读者都太陌生。历史年代、民族、场景甚至连地名、器物的名称、人名都十分陌生。阅读这件事，除了个人趣味外，还牵涉到阅读习惯的问题。所以我想现今的许多中国人不太会喜欢读这一类作品的。

　　王天兵：这本书至今共四次印刷、销售近三万册。可见，还是有很多识货的读者，他们能跨越那些陌生的场景和细节来接近巴别尔的艺术本身。

　　方方：女人难于接受《骑兵军》，这可能跟男女不同的生理条件和心理素质有关。巴别尔的书，有血淋淋的战争，有残酷无比的场景，却没有情深意长的恋爱，没有家长里短的亲情，大多女人不喜欢便很正常。

　　王天兵：《骑兵军》写的是暴风骤雨般的爱情——比如在《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中写到一位从奴隶到将军的主人公，篇末复仇，见到疯了的前妻，她头戴冠、手擎剑，一面照着镜子，一面看着主人公将霸占自己的老爷活活踩死；还有《寡妇》中的护士，虽然忠于死去的团长，但拒绝遵从团长遗嘱将遗物交给他母亲，并因此被信守诺言的哥萨克殴打。

　　巴别尔曾在1920年日记中记下：“骑兵军中的护士可以写一本大书”。还有一篇叫《契斯尼基村》，也非常绝妙地写了一个女护士。

　　契斯尼基村附近的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会战。哥萨克受到重创。这次战败主要是由于政委伏罗希洛夫指挥的操之过急。巴别尔在《契斯尼基村》的上半部分对当时情况做了忠实的记录。后来，伏罗希洛夫身兼国防部长等职，巴别尔因此得罪了骑兵军将领们。由此可见这篇小说重大的军事、政治和历史意义。

　　可是，就在这篇小说的后半部分，巴别尔却笔锋一转，详细地描述了护士萨什卡费心思欺骗哥萨克师长的小马夫，用师长的种马给自己的两年没有配种的牡驹子交配的事。这也是全书第一次把护士作为主角，可以说是萨什卡的正传。

　　待到终篇，发生在契斯尼基村的大战几乎成了一个插曲儿了。

　　方方： 巴别尔写战争写得极其残酷，但他却对战争场面很少作大规模的正面描述，他笔下更多的则是一个一个的片断，林林总总，有大有小。他以活动在片断中的人或事来进入战争的深处。这些片断，几近现场临摹，短促有力，看似不经意，但读之让人心头沉重。

　　这样的方式，给了作者极大的自由，它使得针样小的事却包含着一桩惊天大事。巴别尔这种“举重若轻”使作品一方面极度真实，一方面又具有浓烈的文学意味，与记者纯客观的报导区别开来，成为小说经典。

　　王天兵：这篇小说曾让我非常着迷。巴别尔拼接画面，就像前面咱们谈过的《泅渡兹勃鲁契河》一样，第一段是一个大场面、大戏、移动镜头，然后空间转换得刻不容缓，一句带过，突然转换成小场景、小插曲儿、静态镜头。而且两篇都以大群男性骑兵开头，以一个女性作为结尾。

　　结构上的陡然失衡产生了一种荒唐感。在巴别尔1920年随军日记中不经意的速写中也常出现这种效果。故事中那种传统式样的英雄们在这种失重中也未免显得有几分陌生和滑稽了。

　　方方：排除所有的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巴别尔的别有用意，仅就小说本身来看，一场激烈的大战和一个护士为马配种并行展开，是有些奇怪，很少人会这么去写。但巴别尔的小说在写战争时，差不多都是荡开一笔，转而其它，有一种“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意味。在这里，巴别尔用一句话连接起了这两件反差巨大的事情。巴别尔说“然而在哥萨克的呐喊声中我听不出戮力同心的精神状态”。这句话自然地成为战争和配种两件事的分界线，但紧跟而上的事情，你又能察觉到巴别尔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王天兵：单纯从篇幅上看，前后两部分占有同样的比重，好像现代绘画中常见的那种变形、压缩，平面化、陌生化。这使得后面的小人物至少在形式上和前面的英雄一样伟岸——这两篇中的英雄其实不是狼狈渡河的战士和不能协力进攻的骑兵，而正是主妇和护士，一个在大屠杀过后，义正词严地向入侵者控诉战争的暴行；而另一个在大战爆发前却还惦念着自己的牡驹子两年没配过种，她对骑兵很粗鲁，但对战马却很温存。

　　更妙的是，和《泅渡兹勃鲁契河》类似，最后这段，也涉及母性和怀孕……

　　方方：看到她们行为举止和生存状态，便更能看到战争对人性的改造或打磨。无休止的战争仿佛把水也变成了山。这些女人给我的感觉是，在战争中女人的内心比男人显得更加镇定。当然也可能她们面对的世界不及男人所面对的暴烈和残酷。她所面对的残酷是另一种残酷。

　　或许也有民族性格自身的原因，俄罗斯的女人经常给人这种印象。这样的女性形象，跟我们在其它作品中读到的真是很不相同。

　　定稿于2005年12月26日

　　原载《北京青年周刊》2006年元月27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