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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藏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家、对入侵这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具有臻于完善的思想物艺术品格。《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越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对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

文：丁丽洁
出处：文学报 2005年4月

    由于双目几乎失明，以口述方式写作。宗璞自言——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宗璞女士不顾病痛花费多年心血创作的《东藏记》，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殊荣。当记者拨通宗璞女士家中电话，问起她的得奖感言时，那种平静低调的大家风范是记者能够预料的，未曾预料的是宗璞女士连连说了许多抱歉的话。

    “我很抱歉，我做的事情太少了”

    1995年，《东藏记》作为《野葫芦引》的第二部，发表于《收获》时，正值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如今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获奖，似乎格外地有深意。宗璞女士却说：“十年过去了，我做的事情太少。所以我觉得很抱歉，对这段历史很抱歉。这段历史无论如何我要将它写下来。将它献给抗日阵亡将士，和在战争中一切遭受苦难的人们，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纪念吧，我还要写‘西征’和‘北归’，用这些来纪念那一段日子，纪念那一种精神吧。”

    《野葫芦引》这部小说50年代起就在宗璞心中萌芽了。《东藏记》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第一部《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其间甘苦，一言难尽。由于宗璞女士始终多病，写作经常被迫中断，《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却又遭遇视网膜脱落的厄运，此后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小说完成后，宗璞女士又举着一枚放大镜对着书稿反复修改多次。她曾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写东西必须有修养”

    《东藏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迁昆明的知识分子几代人的生活。开篇第一句：“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便让人觉得朴素间有一种大气。小说对一段历史采取了直面的叙述，写的都是今日不多见的大知识分子，大背景下的大人物更有种大家风范。宗璞女士的笔触是精当有致的，这使得整部小说读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宗璞女士说：“有人觉得我的小说是壮美和优美的结合。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去刻意考虑要怎样去写。说到小说中的壮美，我觉得是人物的精神具备这种气质，人物的本身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宏大和壮美的。在具体的描写上，我一直习惯于自然细致的写法，更趋向于白描。我不喜欢太多的修饰。”

    读《东藏记》，会很自然地想到鹿桥的《未央歌》。尽管后者的叙事焦点更加集中在校园内部，但它们在语言的品质上都有着明晰、纯净的特色。提到这点的时候，宗璞女士笑了。鹿桥比她年长，但也算是同代人。谈起心目中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品质，宗璞女士说：“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具备两点：好看和耐看。小说首先得让人爱看。小说不是论文，如果写得像哲学著作，又何必写小说？所以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首先要在情节上引人入胜。其次是耐看，不是看了就扔掉，还要让人能反复地看。”原以为宗璞女士说的“耐看”是集中谈语言的，她却说：“想要保证一部小说的耐看，首先是思想的高度，它就像脊梁骨一样，没有了思想，整部小说就会瘫掉。写东西必须有修养。”

    背负刻录历史的使命感

    《东藏记》里有不少描写直接来自宗璞女士儿时的记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西方文学的她，笔尖却萦绕着一股传统的气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起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父辈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宗璞女士的家学底蕴深厚，生长在学者家庭，使她一直有一种刻录历史的使命感。1988年《南渡记》即将出版，恰逢宗璞女士60岁生日。父亲冯友兰为女儿拟了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上联说的是冯家的家学传统，下联说的正是宗璞女士的《野葫芦引》。宗璞女士曾创作过这样一首散曲道出了创作的艰辛与执著：“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野葫芦引》的写作注定是与病痛争夺一段记忆的过程，我们祝宗璞女士健康。

文：龚静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5年12月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为背景，以孟樾教授一家为主体，描写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人格操守和各自不同的性情风流。民族恨家国仇，山河破碎，即使偏居西南一隅，也未能逃脱入侵者的战火。但是，这样的乱世里，他们依然教书读书做学问，依然关心亲人朋友，人心人情从来没有因为战争而失去了体贴、安然和细腻情怀。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很少失态的，很少乱世里的焦躁。他们心绪起伏，却并不抱怨，依然坚守着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本职，如警报和轰炸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情愿身陷泥土也紧抱实验仪器；孟樾先生写直面历史的研究文章，并不忌讳是否得罪了当局。他们关注着民族危亡的时局变化，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含糊，且本身已然置身其间，并非超然世外的，但纷乱中的他们却依然葆有读书人的内心追求，如孟樾先生所云“若能在心里保存一点自蘸清溪绿的境界，就不容易了”。

    当然，他们的性情风格也存在着差异，有视科学研究为生命的庄卣辰，有沉浸于楚辞华彩里的江昉，有言语刻薄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有嗜好云烟云腿、学问骂人都了得的白礼文，也有学问之外很善经营也不免沾花惹草的钱明经，等等。离乱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运命。但是，他们总体呈现着一种特殊的气质，是一种为人为文的自觉，是对自己所事工作学问的一种身心认同和尊重，是乱世里依然葆有审美心态的从容——腊梅的暗香流动于炸弹腾起的尘烟。

    也或如此，《东藏记》起首即写昆明的非常蓝天白云，“聚得厚重时如羊脂玉，边缘似刀切斧砍般分明；散开去就轻淡如纱，显得很飘然”，叙事中时见彩云浮动，如小说中写“嵋”们两次逃警报，第一次，敌机只是路过，“他们出了防空洞，见天空还是那样蓝，云彩还是那样飘逸，腊梅还是那样馥郁”；第二次，她们经历了真正的空袭，“嵋”被人们从土中扒出时，“天还是那样蓝，那朵白云还在不经意地飘着。外公，警报，飞机，炸弹在她脑中闪过，她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云朵好似观照了人物内心的成长，云若一种诗性的存在，处处于日常生活，却也是超然的，审美的，是战乱里这些读书人的灵魂追求。

    有一段对话印象颇深。是昆明学生第一次游行时，仉欣雷和嵋、小娃还有玮玮相逢，仉欣然请他们去吃西餐。看着嵋“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是自觉的诗意了。不是那种植了几盆菊花就自许“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是心中有持守，脚下是泥、头上是云的“见南山”。

    丰子恺有一幅名为《警报作媒人》的画。不画警报下的纷乱窜突，却画一对蓝衣红服的男女坐在两崖夹峙的草地上，在谈情说爱。丰子恺在他“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对此有生动描绘。其时，日军登陆南宁，攻陷了宜山附近的宾阳，学生教师扶老携幼逃难贵州，道路崎岖，交通阻塞。那样的时候，警报频响是太平常的事了。但画中却丝毫未见流露途中的种种艰辛，和对国难家事的愤慨忧心，还是将画笔将人生的美——那种纷乱中的人性美——点化出来，使人觉得活着还是有希望，有安慰，有温暖的。如废墟里飘然的腊梅香一般的清贵。

    乱世不见得都因为了战争，所谓盛世其实也危机四伏，所以消沉、堕落或者随波逐流其实不必挟持了时代来作理由，倒不如反求于诸己的心念和持守，或者说自身对曾经的信和念的坚定或游移。心念的在在凝聚，恰成一种力量。

    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不该只是在小说里，抑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