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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义勤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月

    长期以来，人们对长篇小说一直有着两重失望：一是传统型态的长篇小说越来越粘着于历史与现实之上，越来越成为某种历史或现实的比照物，历史或现实取代了小说本身，而艺术上的粗糙和简陋已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二是某些“新款”的长篇小说则内涵越来越浅薄空洞，完全失去了对历史、现实的观照能力，使一向被视为“重文体”的长篇小说被改造成了轻飘飘、软绵绵的“轻文体”，或者把某种历史、现实、艺术“偏向”发展到极端的味道怪怪的“畸型文体”。这让人不能不怀疑中国长篇小说的前途，难道除了墨守成规或笔走偏锋之外，那些包孕了巨大的历史、现实和情感内涵的传统长篇小说型态就真的失去了生命力？当下的长篇小说难道已失去了既能延续长篇小说的“传统”又能在艺术上给人以新的冲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刘醒龙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的长篇新作《圣天门口》是一部能够满足我们对于长篇小说这个巨型文体的传统期待而又在艺术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作品，作家在思想艺术领域所进行的大胆探索，既表征了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某种高度，又似乎更代表了长篇小说的一次重新“苏醒”，代表了当代中国作家重回长篇小说“正途”并再现长篇小说文体魅力的一种自觉努力。

    《圣天门口》是一部有着鲜明的思想和艺术野心的作品，作家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可以说毫不隐讳。作家的艺术理想是建构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并对之进行阐释。这个世界的中心词是“历史”，而这个“历史”又有“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所谓“小历史”是小说显在层面上以“圣天门”和大别山区为背景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所谓“大历史”是小说隐型层面上以“说书”的方式呈现的与“革命史”对照呼应的整个中国的“创世史”。就对“小历史”的建构而言，《圣天门口》既不同于“新历史小说”游戏、改写、想像“历史”的主观方式，又与传统的“正史”不同，作家追求对“历史”客观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还原”，没有把“历史”简化为一条正义战胜邪恶的抽象线索，而是把被遮蔽的“历史”的伤痕，把那些被抽象的逻辑掩盖的血腥、死亡、残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因而，小说既有着对意识形态和“正史”的突破，又有着对隐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缝隙的挖掘与呈现，“历史”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感性和丰满。在作家的笔下，虽然“革命”的发生、围剿与反围剿、肃反、国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土改、“文革”等客观的“历史”框架仍然非常清晰，但是其所呈现的“形态”却已与我们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认识有了很大的距离。就对“大历史”的建构而言，作家以“说书”的方式把中华民族的创世史完整地复述了一遍，并以“历史循环”论的方式完成了对“小历史”的隐喻和解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圣天门口》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在建构“小历史”时作家追求的是从抽象向感性、具体的还原的话，那么在建构“大历史”时，作家则追求的是从具体到抽象和理念的升华，因此，从“说书”的层面上说，小说中的“大历史”其实已经用寓言性取代了故事性，“说书”已背离了生动、鲜活的本性而成了一种纯粹的“讲史”，而这也许正是作家有意制造的一种吊诡，它凸显的正是“小历史”的生动、繁杂。

    小说成功地刻划了几十个充满鲜明个性魅力和人性魅力的人物形象，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阶层，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作者都遵循在“历史”和“生存”面前的“平等”原则，重视对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意志的表现，力求把“历史”的进程与人性内涵结合起来，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放大到了和“历史”平起平座的地位。这使得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了传奇性魅力，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悲剧内涵和命运内涵，从而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于长篇小说的人物期待。尤其是杭九枫、阿彩、董重里、傅朗西、马鹞子等人物都可谓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多得的具有复杂阐释意蕴的典型形象。首先，小说挖掘了“革命”背后的非历史内涵。《圣天门口》固然展现了“革命”发生的自觉的、有组织的一面，但更深刻的还是揭示了“革命”冲动的非自觉和非政治的一面。对常守义来说，流氓无产者的本性和人性中的恶可能才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他的“革命”其实正是与被历史政治化了的“革命”背道而驰的。其次，小说突出了历史演进中“生存”的意义。《圣天门口》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发现，我觉得与作家对“生存”这个词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作家没有简单地让“革命”的冲动代替“生存”的需要，而是在每个历史的转折点，在历史的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把“求生”处理成了影响人与历史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再次，小说引人注目地开辟了一个通向历史救赎的话语空间。在对历史进行血腥叙事的同时，《圣天门口》所展开的关于救赎的线索，就多少有点出人意料。通过雪家和梅家，特别是梅外婆，小说浓墨重彩地挖掘了“历史”缝隙中美、高贵、爱、宗教等超越“历史”的价值维度，既再现了人类进行历史救赎的不懈努力，又以这种努力的失败反证了历史的残酷和罪恶。

    此外，《圣天门口》还是一部在艺术格调上极其“大气”的长篇小说。作家显示了驾驭宏大题材的出色功力，超长的跨度、众多的线索、纷繁的人物、历史的束缚、意识形态的禁忌，似乎都没有构成对作家的真正压力，相反，我们看到，小说在叙事上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结构上更是张弛有度，有条不紊。整部小说里，宏观的历史场面与微观的生活细节相得益彰，紧张的情节冲突与内在的心理和人性较量互为表里，动态的历史流程与静态的风物景致、民俗乡情融合无间，诗性优雅的语言与粗犷奔放的方言结伴而行，它能带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满足。

文：洪治纲
出处：文学报 2005年7月

    卡尔维诺曾说过：“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式，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立足于这张“关系网”，卡尔维诺认为，优秀的作家就可以在“繁复”的层面上，将自己的叙事世界建立成一个“诸系统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制约着其他系统，又受其它系统的制约”。说实在的，卡氏的这段话虽然颇有道理，但要实践起来绝非易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坛中，数十万字乃至百余万字的小说并不鲜见，但真正能够体现“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意蕴，却少而又少。而三卷本的《圣天门口》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百科全书的精神之门。它那多向度的、盘根错节的叙事结构，充分体现了审美文化上的“繁复”性，也使文本拥有了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就叙事的时间维度而言，作者通过双重叙事的彼此交织和相互隐喻，一方面将汉民族的文化史诗通过说书人的言说融入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又让主体故事开始于文化史诗终结之处，使整个小说的时间结构从开天辟地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中期，呈现出蔓延数千年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特征；

    就小说的主体故事而言，它从上个世纪初期的民主革命开始，一直讲述到文革为止，极力演绎了在中国上演半个多世纪的种种“革命”生活，其中既有军阀混战、国共战争、中日战争，又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乃至文革武斗，基本上可视为一部充分民间化了的“战争小说”；

    从空间结构上看，作者尽管也写到了武汉等大城市的社会背景，但其主要舞台基本限定于大别山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因此，它又可称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史；从人物的结构谱系来看，它主要围绕着雪、杭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以及彼此的兴衰起落来展开故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家族式小说；

    从人物生存的文化指向来说，以梅外婆、雪柠、雪蓝、雪荭等雪家女人为代表所尊崇的基督教义，通过无数次身体力行地布施与救赎，将生命中的“福音”理念非常自然地融铸于乐善好施的传统伦理之中，而天门口的那座小教堂更是一个罪恶与惩罚、沉沦与救赎的人性符号，这些无疑又使整个小说呈现出对人性原罪的追问与启蒙的明确特征……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解读，它都具有一个看似相对完整且贯穿始终的意义系统，但是，如果你严格地遵循单一化的系统结构来阐释，又会发现它的审美内涵不停地溢出本系统之外，向各种其它的系统渗透。

    这正是卡氏所强调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关系网”。它为人们提供了多方位、多向度、多层次的解读空间，同时又将这种解读空间有效地控制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之中。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既植根于人们所普遍熟知的中国经验，又折射了创作主体深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艺术想像。因此，读《圣天门口》，我们可以读出无数诡秘的历史片断和奇特的文化观念，可以读出由“革命”语境所催发出来的人性的善良与宽厚、狡黠与暴烈、圆熟与乖张，还可以读出大别山区精湛的说书艺术和各种特殊的风俗人情，甚至还可以从一件雪狐大衣的曲折命运里、一只铁沙炮的威猛轰响声中、一群群驴子狼的凶狠攻击之下读出许多世态的炎凉与伦理的变迁。

    当然，小说毕竟是一种叙述生命的艺术，诚如劳伦斯所言，即使是一棵“雨中的白菜”，在小说家的笔下都应该是一棵活着的、“有生命的白菜”。《圣天门口》以其扎实沉雄而又细腻练达的叙述语势，非常鲜活地展示了一大批丰饶的人物形象，也使得这部小说堪称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以劫匪起家的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包括一省，集匪性、血性、率真、残忍、自私和狭隘于一体，成为天门口革命化进程的暴力象征，充分张扬了一种剽悍而又鲁莽的刚性特质。而以基督福音与传统伦理作为生存信念的雪家，包括雪大爹、雪大奶、梅外公、梅外婆、雪茄、雪柠、柳子墨、雪蓝、雪荭等人物，则极力推崇“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所以，雪家始终以向善、隐忍、唯美、宽容作为立身之本，并在无数次历史劫难中使天门口化险为夷，全面彰显了圣洁而又亲和的柔性品质。“很多时候，宽容对别人的征服力要远远大于惩罚，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体现，也能改变大局，使我们越走越远，越站越高。惩罚正好相反，只能使人的心眼一天天地变小，变成鼠目寸光。”梅外婆的这番话既体现了雪家最核心的精神秉赋，也道出了这部小说潜在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发生在天门口的一场场革命风暴，也都是围绕着杭家与雪家一刚一柔的伦理追求或升或降、或生或灭。

    迈克尔·伍德曾说：“秘密是从历史中拯救出来的，或者是四散在历史各个不起眼的角落中的。”正因如此，他认为，当代小说家的主要使命就是不断地与“沉默打交道”，在沉默中揭开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秘密，在沉默中展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沉默中保持对生命的悲悯与仁慈。而《圣天门口》在面对苍茫的历史时，同样也是在同无数沉默的记忆交流。它试图唤醒的，不只是那些共识性的大众经验，还有各种潜藏于社会、历史、文化、人性深处的“秘密”。它的目的，不在于让人们坚信这些“秘密”的绝对存在，而在于这些“秘密的碎片”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审美信息和思想光泽。

文：白　烨  
出处：文学自由谈 2006年第2期

　　刘醒龙潜心六年时间写作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有如一个跳高运动员运气发力跳过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可能既是刘醒龙的写作以前不曾达到的高度，又是长篇小说目前艺术水准应有而少有的一个高度。这种十分超常的情形，很像人们当年读了《白鹿原》对陈忠实的感觉那样。

　　洋洋百万言的《圣天门口》，需要慢慢品味和仔细研读。就我的粗浅阅读感觉来看，恢弘的结构与繁复的叙述之中，力作的品格乃至史诗的气象都是显而易见的。但给我更多震撼的，是这部作品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的与刘醒龙以往创作的明显不同，这些不同中有的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取，有的则是与以前的刘醒龙完全不同的新质显现，甚至是颠覆性的新变。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这部小说看作刘醒龙创作发生脱胎换骨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威风凛凛》等小说崛起于当代文坛的刘醒龙，一直擅长于也醉心于现实题材的写作，尤其是直面艰窘的乡土现实、塑造刚劲的平民英雄；而且，由作品透示出的作家主体来看，也是格外的爱憎鲜明、臧否分明，毫不掩饰自己对人对事的好恶所在。

　　但在《圣天门口》这部作品里，刘醒龙变了，较之以前变得比较复杂了，又相当蕴藉了。他书写了一段让人荡气回肠又让人氤氲不明的天门口镇的近代演变史，这段主要以雪、杭两家大户的世代相争为主线的历史，又有诸多繁复的线索相互缠结，这里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暗中较劲，更有红白两方和国共两党的生死对抗，还有搅和在其中两家、两方之中的男女恩怨、情爱纠葛。在这样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之中，作者跳出了惯常的意识形态思路，从民间的视角、人本的立场，客观地揭示了天门口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不同势力的此起彼伏和不同倾向的此消彼长的演变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观念的抵牾演化为势力的冲突，势力的冲突集中为政治的较量，政治的较量浓缩为暴力的争斗，暴力的争斗简化为人际的杀戮。即便是在同一阵营之中，由怀疑和猜忌上升为路线斗争又演变为“清理”与“清除”的运动，也是以人的杀戮为旨归。这些由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体构成的政治斗争，都有看来正当的理由和似乎堂皇的说法，但最终却铸就了天门口镇杀人如麻和血流成河的悲剧历史。当一个镇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了以暴力为主的恶性循环时，在群体与群体的相互伤害，个体与个体的彼此算计的争斗之中，如何无视人的存在，泯灭人的个性，虐杀人的个体，如何把人不当成人，《圣天门口》一作可以说书写得淋漓尽致，揭示得无以复加了。

　　天门口镇这段战旗猎猎又伤痕累累的历史，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暴力革命在推进历史进程之中的双刃剑性，它一方面加快了政治力量的消长，强化了政治威权的存在，但代价却是那样的巨大，不只破坏了乡间的田园诗意，还摧毁了传统的人文伦常，使人与人之间疏远了，心与心之间隔膜了，情与情之间生分了。在整个作品的意蕴之中尤其是那个小教堂的象征，以及在暴力斗争中一直如鱼得水又逞性妄为的杭九枫的渐渐醒悟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蕴涵其中的深沉忧思和深刻反思。而这无疑既是惊人猛醒的，又是引人长思的。

　　以前的刘醒龙笔下多是酷烈的生活，刚劲的人物，甚至主要以雄性十足的男性形象为主，这次写《圣天门口》一反常态，表现出了轻盈、舒缓、阴柔和隽永的一面，具体来说就是作品写女人，写爱情，不仅篇幅较多，而且精彩纷呈。几个女人柔情似水，各具其美，几出爱恋缠绵悱恻，意味深长。作者笔下的阿彩、圆表妹、雪柠、杨桃、线线、丝丝等，各具丰采，又各各不一；尤其是阿彩，亦丑亦美，又媚又烈，跟谁都有出彩的故事，始终是作品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女性再加上梅外婆、雪大奶、雪蓝、雪荭、麦香、紫玉等，作品以毫不逊色的女性群像构成了天门口镇从性别群体到情感世界的重要一极。这样一极在作品里，不只让惨烈减缓了，生活温暖了，人物凝重了，还在内在精神的层面上，以一种柔性之情、平和之美暗中反衬了暴力主导下的历史取向的非人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在暴烈的斗争和酷烈的情势面前，她们是无力又无奈的，而这种无力与无奈，绝对不是只属于她们的悲剧。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阿彩，带着一身的创伤和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但穿过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却倒在了和平年代里红卫兵的无情批斗之中；而以布施“福音”为己任的梅外婆，在费尽心机、劳尽心力地救赎了许多人之后，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深感“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方”的不可能，心力交瘁的她怀着遗憾和失望死去，却给天门口人留下了无尽的玄思与怀想。在这里，刘醒龙同样埋设了他对历史反省的内容。让人为之惊异的是，粗人刘醒龙在这里变细了，细得不仅从男人的角度看女人，也从女人的角度看男人和看世界。

　　读完《圣天门口》，作者所倾力书写的鄂东乡镇——天门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客观形象和精神象征，渐渐地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豪杰辈出、遍地枭雄的地方，又是一个内乱不止、内耗不已的地方。从生活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外界的一切响动都在这里有着自己的回响，因而一切也都不那么简单，也就不那么正常。但在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动乱之地，由梅外婆、雪柠、雪蓝和雪荭等雪家女性为代表的把传统伦理与基督教义融合一起构成的人间“福音”，不断在争斗和杀戮中响起。天门口的不同派系的人们围绕着小教堂，上演的一出出恶行与善举、整人与救人的活剧，都让天门口镇的上空不时闪烁着人性精神的亮光与曙光；虽然它时常被更为强势的非人的暴力斗争所遮蔽，所消解，但它顽强地存在着，坚韧地回响着，这一切使得天门口镇具有了一种不屈又不甘的灵魂，那就是植根于雪家女性、藏匿于民间社会的人文传统和宗教情怀。在这个意义上，“天门口”不妨看作是“白鹿原”之后，又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圣地。正因为葆有这种深厚的精神，并使它浴火重生和努力弘扬，我们才有了反省历史的精神坐标，才有了直面现实的可贵勇气，也才有了走向未来的坚定自信。近年来，不少作家都受福克纳“邮票”说的影响，在小说中都以某个地方为场景给予浓墨重彩的描摹，但那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并非精神植根的沃土。因为还称不上是精神文化的故乡，因而够“圣地”资格的更加寥寥无几。在这样的意义上，刘醒龙取书名时在“天门口”之前加上“圣”字，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当之无愧的。而刘醒龙营造出“天门口”这样一个在重述历史中反思历史的“典型环境”，可能是他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之所在。

　　 本书是刘醒龙六年间三易其稿完成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它以大别山区一座小镇为视点，展开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题旨深邃，气象磅礴。
　　 小说从上个世纪初写到60年代末期，鄂东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遭遇，一共写了50多个人物，“是一群小人物的大命运史”。作品深刻反映了国运与个人命运的变迁，人性的光辉与卑劣。
　　 在文坛以快手著称的刘醒龙，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却耗时6年。他说：“这部长篇小说酝酿多年。动笔后中间几次停下来，还废弃了已创作的近20万字，真是称得上‘潜心创作’。”
　　 这部长达110万字的小说的部分章节在《当代》等多个杂志上部分露面，即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有评论家称：“这是一部重构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作品。”

——刘醒龙《圣天门口》研讨会综述

    2007年1月6日，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于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举行。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于2005年5月，分为上、中、下三卷，字数达百万，是作家刘醒龙经过长达6年之久的时间，三易其稿，创作完成。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就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史诗化渴望和宗教意识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一、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

    任何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真实性就随时间淡去，对于历史，我们永远不知真相为何物，而历史本身给我们提供的则恰恰是无穷尽的阐释空间。《圣天门口》中，作家刘醒龙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角度，以民间视角切入那段长达80余年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民间视角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始，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对于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历史的反思，到底走到了哪一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刘醒龙《圣天门口》的历史叙述在时间的长度、历史的反思性以及对历史的重构性上是有一定价值和新意的。尤其是对于汉民族民间史诗《黑暗传》的引入，为我们阐释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间视角，《圣天门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民间史。

    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在发言中认为，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引起了中国现当代一大批作家的浓厚兴趣与创作冲动。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作家选择了以家族历史来反映历史变迁。回顾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很多作家主要顺从于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学图解政治，将人物命运模式化、僵硬化。而到了四人帮粉碎之后，一批作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切入重新思考历史、阐释历史，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试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反映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而今天到了刘醒龙《圣天门口》这里，作家则更是以宏大的篇幅与强势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原生态状貌。可以说，刘醒龙作品中对这种原生态的历史状貌的还原，为我们今天窥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王鸿生教授认为，对于民国以来百年历史的重述，我们还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叙述方式。一大批作家为此寝食不安，他们想作出自己的表述，这表明中国作家在自觉的努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各种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在这个景观之下，我们来解读《圣天门口》是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

    此外，说到重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文学报》徐春萍女士指出，刘醒龙在创作这部一百多万字作品的时候，有一种雄心壮志在支撑，还有一个更有力量的东西“信”在支撑。可以这么说，刘醒龙是一个有“信”的作家。

    二、史诗化的渴望

    在这样一个凡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读图时代，面对厚厚的三卷本，不少读者望而却步。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就小说的长度以及其中透露出的作家对史诗书写的渴望等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认为，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一部一百万字的小说，所以如果作者把三卷本缩成一部，那么作品的经典性、浓缩性的内涵可能会更好一点，同时，小说在面对发行、市场和读者时，所涉及的面也许会更宽一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谢有顺教授认为，作家经过了整个20世纪的艺术训练之后，一般用20到30万字即可表达对世界、命运的看法，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都是二三十万字，而对于这么长的百万字小说，则存在怀疑的态度。但同时谢有顺又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小说若想和新闻、网络争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文学不如选择退守，回到纯文学本身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对于小说长度的渴望以及史诗化的渴望又是很有价值的。

    青年评论家周立民认为，构成现在很多作家创作瓶颈的是历史的陷阱、史诗的诱惑、长篇的迷魅，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绕开这个情结，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没有跳脱出这个障碍。小说家不需要理清历史的因果关系，小说家需要带我们去经历历史。《圣天门口》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抱怨小说写得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写得太满。其实没有必要用80年甚至100年来描写心理历程，有时候十几年的长度就可以浓缩100年的历史，甚至1000年的历史。所以如果作品的笔墨再省略一点，或者选择一个人来作叙事的视角也许会更加灵动一些。

    作家刘醒龙本人认为，百万字的史诗化长篇恰恰体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纯文学的守望:“我一直认为文学什么都不是，文学的意义就是坚持，如果把坚持丢了，文学确实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任何行当进行竞争。它就是体现了人的一种坚守精神。我甚至更守旧一点:文学是向后看的，文学不是向前看的，它有一种精神是向前的，但始终是后势的。虽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但是它的行为、审美趋向应该是传统的。”

    三、宗教意识问题

    《圣天门口》从书名上看，“圣”很容易让人获得关于宗教的联想。作家刘醒龙本人也曾经就书名中的“圣”字作过专门的说明——“圣”是宗教的，更是一种精神的清洁。然而在本次研讨会现场，在所有评论家发言之后，刘醒龙却作了这样一番独白:“大家都在说‘圣’，我后来觉得上了你们批评家的当。其实，书里面的教堂仅仅相当于小镇上的社会活动中心，发生了很多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情。我小时候附近几个镇上就有好多个教堂，至今还有教堂在做卫生所，这些教堂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没有洋人，没有宗教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外壳在那里。我为什么后来在对话中也谈起了基督文化的问题，是因为受到了批评家的引诱，情不自禁说了一些话，后来再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并不是我在作品中想表达的。我想提醒大家，作家讲自己作品的时候往往不是在讲自己的作品，讲的全是作品完成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跟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了。”

    刘醒龙的这番“表白”确实反映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微妙的互动影响关系，尤其是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的阐释与解读，不仅仅会对读者产生导向性的影响，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会被“引诱”过去了。话虽如此，但是在《圣天门口》中，我们确实读到了浓重的宗教意识，对于这种宗教意识与历史叙事的结合在这部作品中的成与败问题，研讨会上不少批评家提出了精彩的看法。

    复旦大学王宏图老师认为，作品中讲到历史上谁是第一个被杀掉的，谁是最后一个被杀，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在小说中作家关注的是暴力，这暴力涉及生命、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宗教的问题。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中非常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种精神超越的维度。梅外婆是小说中的基督教人，这个形象是个探索，刚刚大家说这个形象空洞不丰满，但这个问题不是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而是宗教本身的困境——我们没有宗教不行，有了宗教也要警惕，因为有可能也有更大的罪恶降临。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可怕的，但是有了乌托邦而实施出来的社会可能更可怕。

    针对宗教意识的引入问题，山东大学施战军教授在发言中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圣天门口》中嵌入宗教，比如梅外婆将基督教教义放在生活中的应用和检验，一方面衬托出了梅外婆这些人宗教感的天真，但另外一方面也衬托出了另外一种宗教的顽强和不可熄灭，不妨将之称为自然神性。像小教堂的设置、山谷的设置，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神性的灵性。小说中最大的杀戮，不是战争带来的，是天谴。“圣”似乎一直在写的是天道。自然神性主要是有着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东西，比如对弱者的体恤，对不可知事物的敬畏等等，这些都比宗教力量强大得多。

    此外，在本次研讨会上，张未民、张新颖、王光东、张业松、宋炳辉、张芙鸣、李丹梦、周毅、徐春萍等诸多评论家还就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结构问题，以及历史叙事、史诗建构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文：刘海建 出处：文学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