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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0-八0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下，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

文：严歌苓
出处：新民晚报 2006年4月

    我是在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个故事的。据说故事刚发生时，成了河南省的一桩大案。当时我觉得这个故事离奇，隐隐感到它具有我一时还看不透的价值，或是伦理的，或是艺术的。在美国留学、写作的十几年里，这个故事常常不期然地出现在我心里，每次出现，似乎都经过了一次重新的价值审核。我一直不愿写它，是因为它的离奇。离奇的故事很难保障一部文学作品的严肃性。也难于脱开编造的干系。我对于那种难以忘怀的故事是给予重视的。一个故事不因我新的人生经历、人格成长而淘汰、而淡去，我认为必有它不肯淡去的道理。作者和它的故事之间也是有缘份的。在某一个时间偶然得到一个故事，它和你在几十年岁月中都互不离弃，不就是缘分吗？

    我在2003年第一次去河南农村。又在2004年第二次下去。我与河南农村的感情，建立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李凖的儿媳妇的时候。我在李凖家生活了十来年，非常喜爱豫西方言，那么简洁有力，风趣至极，应该说我基本掌握了这种方言。并且这个故事也来源于李家长兄。当时他读过案中人的卷宗。我两度去豫西农村，那方水土使我更懂得这种语言的妙处。那是极其乐观，生命力极强的中原人的文化体现。我和当地人提到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原型时，恰好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性了解这件当年的大案，便带我去了龙门附近的一座村庄，找到了故事中主人公的后人，也参观了那个红薯窑。可惜因为两个月的大雨，它已坍塌了一半。后来我遇见李家长兄，说起我去豫西蹲点的事。他说他知道那个大案发生在黄泛区的西华县，并不发生在豫西。就是说河南有两个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且西华县的故事更为离奇，因为包含了姐弟乱伦。离奇中的离奇，是一个省份竟揭示出两个如我小说的故事。

    刻意创造离奇，是为文学不屑的；但刻意避开离奇是另一种矫情。为故事原本的离奇元素而牺牲故事，那我只能看成作家人各有志。我们民族上个世纪磨难重重，避开离奇，所剩故事无几。化离奇为无奇，也是一种功力，是接受挑战。当年拉丁美洲作家们把无奇不有的政治时局魔幻化，在魔幻的层面上来表现它的平常和无奇，也就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假如人的命运危机是家常便饭，那么这样的现实就超于我们理解的客观现实，被称为“超现实”，也就是“魔幻现实”。

    我们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几十年，我们的富饶是故事，种种离奇的故事。每当我在文学写作课堂信口述出一个故事，美国同学们都羡慕我们中国人的阅历。从心理上来说，我们这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恰恰读完了万卷书，走完了万里路，一切离奇都不在话下，都能被平静地接受。

    《第九个寡妇》已经完成了，写得怎么样，请读者评判吧!

——以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为例
文：邵燕君
出处：文学报 2006年7月

    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见长，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孤身女子的飘零感和海外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堪称2005年中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

    新出版的长篇《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据的主导观念不管在理论层面上是否能自圆其说，至少在小说的文本世界内应具有说服力。然而，严歌苓在这些方面显然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性格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

    这样“一根筋”的女性形象在严歌苓笔下并不陌生。其代表作《扶桑》(1998年出版，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中，那个19世纪被卖到美国为妓的扶桑，就是“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在严歌苓看来，这些“一根筋”的形象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她们体现了女性“自然的本能”。然而，真有所谓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女性自然的本能吗”？“女性”本身岂不就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扶桑这样的“东方女性”和王葡萄这样的“天生地母”岂不正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及塑造？也许是为了佐证故事的可信性，作家在几次座谈会上都强调，王葡萄的故事是有原型的。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只有一种真实可以被认可，那就是文学的真实。这需要作家对人物及其生活的环境有着深透的理解。比起像《吴川是个黄女孩》等小说中那些与作家血脉相连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样的“理想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别忘了，白毛女也是有原型的。以这样的人物去贯穿历史，历史必然会被再一次地简单化图解。

    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

    这一回读小说，我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两句将慈母与大王对偶，似乎有些寓沉重于游戏的感觉。其诗首联分明纪实，接下来的颔联似在记梦，梦里依稀看见慈母在垂泪，问故，她指向那变幻多端的“城头”上，正插着戏台似的“大王旗”。然后颈联应是梦醒后想到现实的愤怒。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应该留给鲁迅研究的专家们去解决，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出一个感受，就是鲁迅梦中呈现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与轻浮之象，反衬了垂泪慈母的雕塑般的凝固的艺术力量。慈母让人联想到中国民间地母之神，她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她默默地承受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她是以沉重的垂泪姿态指点给你看，身边那些沐猴而冠的“大王”们正在那儿打来打去，乱作一团。庄严与轻浮，同时呈现在历史性的场面里。

    我以为鲁迅梦中的“慈母/大王”对应结构的意象，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具有深刻的含义，普及开去，像《古船》《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叙事作品，都未脱这样一个叙事的模式。其差异的主要标志是如何来认知“慈母之泪”，真正发生艺术震撼力的重心也都落实在这里，而变幻多端的“大王旗”只是场面而已。张炜是比较能够理解此中三昧的，所以他把艺术叙事的重心确定在隋抱朴的苦读和冥想中，以隋（水）与赵（火）两家的风水轮回为轨迹，揭示出中国现代历史的独特悲剧。在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里，“慈母”总是缺席的，作家站在草民立场上歪批三国，看历史乱哄哄你上我下。亦如鲁迅所嘲讽的，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草民的眼光是散乱的，在人生大戏台上，做戏的与看戏的都成了虚无党。这以后，以家族故事象征民间，铺张宏大历史叙事的历史小说并不少见，但家族的历史往往迎合了历史轨迹的演变而演变，民间与历史构成了一种同谋的关系，前者成了后者的注解。如《白鹿原》，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阅读《第九个寡妇》，自然别有一番体味。作家惯长于记叙个人传奇而非家族故事，她把家族故事凝固在一个点上：守寡的王葡萄如何救护被判为死刑的公爹。从大的方面讲，这个传奇是发生在民间根基已被彻底铲除的那十几年的历史里；从小的方面讲，这个传奇是在毫无隐私可言的中国农村的寡妇门前发生的。一个死囚犯如何在农民的红薯窖里呆上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纷乱复杂的历史阶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碎，进而发生了乌托邦的大混乱。作者通过一个类似电影镜头的细节，葡萄总是紧贴着大地，从门缝下面望上看，看到的则是许多条腿匆忙而过，这种窥视还不止于在门缝里，有时发生在河边的芦苇丛里，看着杀人者的腿与被杀者的腿之间的替换演变。葡萄的窥探是贴着大地看世界的一种观察视角，从下往上看，固然看不清被看世界的真相，也不可能对此变幻取同情的理解，但是这是一种民间的立场和视角，是于山崩地裂而处惊不变的自然人生哲学。旌旗招展空翻影，在民间的视角里不过是一场场拉洋片似的龙套，与活报剧式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有异曲同工之妙。严歌苓为了这部小说曾多次去河南体验生活和深入采访，故事的背景也正是刘震云笔下的河南孟津，她是在刘震云的草民立场上更加进入一步，在民间的虚无缥缈的视线后面，创造出了一个民间的地母之神：王葡萄。

    葡萄这个艺术形象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这第九个寡妇王葡萄，这系列女性形象的艺术内涵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认真的关注，但是随着严歌苓创作的不断进步，这一形象的独特性却越来越鲜明，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厚和饱满，如果说，少女小渔还仅仅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新移民的形象，扶桑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名妓多少感染一些东方主义的痕迹的话，那么，王葡萄则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她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正是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两大特点，“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包容一切”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营养，转腐朽为神奇。我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之谓藏污纳垢的能力，能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扶桑以东方妓女之身所造藏污纳垢的艺术意象，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但在王葡萄的身上，一切都来自生命本能，这就更加完善了藏污纳垢即生命原始状态的概念。王葡萄所经历的一切：丈夫被冤而杀害，公爹被错划恶霸地主而判处死刑，她接受了冬喜和春喜的权力者的暧昧关系，……正如小说里土改队员看着她想：愚昧，需要启蒙哩。但就在知识分子视为需要被启蒙的民间对象，它自身包含了丰富而固执的伦理观念，根本不是什么外部力量所能够改造的。

    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名“葡萄”，以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体味，含有丰富的象征寓意。王葡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农村妇女，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以女儿性与妻性来丰满其母性形象。前两种是作为女人的性格特征，而后一种则暗喻其作为地母之神的神性。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为什么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寡妇会冒死掩护死囚公爹？如果以民间传统伦理为其心理动机来解释未免失之于简单，同样的道德伦理在男女性爱方面似乎对葡萄毫无束缚。葡萄为掩护公爹而放弃与小叔结婚，公爹为媳妇的婚事而悄然离家，都有人性的严峻考验，但是当公爹出走，葡萄若有所失：她可成了没爹的娃了。于是，最终还是女儿性战胜了一切，她把公爹又找了回来。但作家也没有刻意渲染她身上的恋父情结，而是把恋父情结升华到对父亲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转化成伟大的母性。所以在葡萄的身上，作为儿媳爱护公爹与作为女性需要男人的爱两者是相统一的，都是出于生命的本原的需要，人类的爱的本能、正义的本能和伟大母性的自我牺牲的本能高度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民间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质。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形象与民间地母神的形象的合二为一，王葡萄的形象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也不是孤立地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等等，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是，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这当然有严歌苓对于民间世界的充分信任和乐观主义态度，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村子的居民有一种仁爱超越亲情的道德传统，他们当年能用亲人的生命来掩护抗日的“老八”，今天也能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来掩护一个死囚老人的生命。严歌苓的创作里总有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总在拓展民间的审美内涵，如老人与幼豹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又如那群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侏儒，仿佛从大地深处钻出来的土行孙，受了天命来保护善良的人们。葡萄把私生的儿子托付给侏儒族和老人最后在矮庙里独居的故事，或可以视为民间传说，它们不仅仅以此来缓解现实的严酷性，更主要的是拓展了艺术想像的空间，这也是当代作家创作中最缺少的艺术想像的能力。

文：贺绍俊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4月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算得上是气盖山河的警句了，但这样的警句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程颐论证寡妇不能再嫁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不免感到一阵惊悚，中国的寡妇真不容易，她们自古以来就要承载如此宏大的道德责任。寡妇如果完成了这一道德责任，便有人为她立下一块贞节牌坊，那些用石头垒起的贞节牌坊曾经遍布于乡野村镇，我觉得要让弱小的妇女背负着这么重的石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沉重的石头压死，要么是撕下脸面不背这些倒霉的石头。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寡妇的形象往往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石头压死的形象，这类寡妇充满着哀怨和悲凄；一种是撕下脸面的形象，这类寡妇则明显带有作者主观的丑化。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妇形象。西方文化对待寡妇显然没有我们如此道德化，因此他们描写寡妇就要随意得多，有一部奥地利的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写了一位快乐自由幸福的寡妇，竟风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经典。与鲁迅同一个时代的林语堂也许是多吃了几年的洋面包，他也用快乐的眼光去看寡妇，他在《红牡丹》中写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寡妇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妇背上的道德包袱，让牡丹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这样的寡妇形象在中国多少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了。但林语堂笔下的寡妇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贵妇，他将自己所欣赏的西方贵族情调传递在这些寡妇身上显然十分贴切，不过多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如今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也是一个快乐寡妇，但这个快乐寡妇并不似林语堂笔下的其快乐源泉来自西方文化的寡妇，严歌苓写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寡妇，她来自民间，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乡村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主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必须面对广袤的乡村。这也决定了作家们多半是以启蒙的姿态去对待乡村尤其是乡村的妇女，于是文学中的乡村往往是苦难的、愚昧的。拯救乡村的任务非常艰巨。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当然要写以苦难，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她七岁时就死了父母，跟着逃黄水的人群逃到了史屯，才被孙家收为童养媳。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她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当然，事实上严歌苓的小说并没有拒绝意义，在她的对生活充满了品赏和体悟的兴趣中，也就彰显出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她对寡妇王葡萄就是非常欣赏的，她以快意的、鲜亮的语言讲述着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王葡萄十四岁就成了寡妇，但这并不妨碍她理直气壮地生活，也不妨碍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她的生存哲学是以民间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她的公公是她的最重要的老师，启蒙课就是从洗衣服开始的。公公教她有人要考她的德行，所以衣服里有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还不懂事的王葡萄从这里不仅学到了德行，也学会了怎么应事，怎么做人。当然这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突出表现在她救出被枪毙的公公，并将公公藏在地窑里一藏就是一二十年。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坯子，严歌苓却消解了它的传奇性，把它纳入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中，这样一种处置方式，就使得主人公王葡萄的快乐自在的民间生存哲学更加强壮。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处置方式，但我以为严歌苓还是有些浪费了这个传奇式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窑洞里，只有公公与守寡的媳妇两人之间的交流，生与死，爱与恨，统统都在这个窄小的世界里压缩折叠，如果严歌苓多在这个世界里作一些停留，她会发现王葡萄内心更丰富的色彩和更细微的变化。

　　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么一位张扬着民间生存哲学的快乐寡妇，她虽然是小说中的第九个寡妇，却是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快乐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