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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第九个寡妇》
文：李云雷
出处：左岸会馆 http://www.eduww.com/bbs
   

    读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想到了两部作品和一个故事。两部作品，一个是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另一个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影片《地下》。故事是美国侵占伊拉克时的一则新闻，说一个伊拉克人得罪了萨达姆，在夹壁里生活了多年，直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才从夹壁中走出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到这两部作品和这个新闻，是因为《第九个寡妇》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孙怀清则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地窖与夹壁不过是一个隐喻，它通过对另一空间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指出现实空间的非正义性，从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不同的编码系统中，地窖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上述新闻中，便可以读解出对萨达姆政权的仇恨与对美军的热爱，而在《地下》中，则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至1995年的曲折历史。《白毛女》和《第九个寡妇》也是如此。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两种“人”是并不相同的，《白毛女》里的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兼小业主孙怀清，在小说中，他重复了喜儿由鬼变人的命运，而王葡萄作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喜儿（被地主家收养、欺凌的童养媳），反过来拯救了他，这使小说在多重意义上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

    陈思和先生在此书的“跋语”中，以“慈母/大王”、“民间/政治”的二分法来把握与分析这篇小说，并在《古船》、《白鹿原》的文学史脉络上给予了高度肯定。有意思的是，在一篇论述《白毛女》的文章中，孟悦也以民间与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她认为在《白毛女》最初的歌剧剧本中，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民间伦理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保障了民间伦理的逻辑，共产党才得到了民心，获得了力量。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九个寡妇》中民间伦理的合法性，也论证了孙怀清的“政治”的合法性，在这里他无疑代表的是一种地主的立场。如果仍在《古船》、《白鹿原》的脉络中来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也就是“地主”翻身的历史，他们从剥削、压迫者，一变而成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化身。地主在文学中翻身当家做主人，现实中农民则饱受压迫，其中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第九个寡妇》可以看作不同阶层在时代中命运翻转的寓言

    小说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了重述，对以往的历史观也做了颠覆，在其视野中，1950—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作者同情的对象，用过去的话说，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而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经典作品中，这些恰恰是被批判、争取的对象，这些作品用大量篇幅赞扬的是农村中的“新人”，在梁生宝、萧长春等人身上寄予了农村的希望。

    有意思的是，不仅《第九个寡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翻转，近期出现的一些其他作品也是如此，阎连科的《受活》以受活庄要退出“人民公社”为结构，莫言的《生死疲劳》则以蓝脸一根筋地坚持单干为主要线索。这些作品描写的同样是1950—70年代的农村，但与《三里湾》等作品相比，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其一，是不以认同、赞扬的态度来描写农业“合作化”和这段历史，而是大体持否定、讽刺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反映了人们对“合作化”的认识。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承包”的实行，否定合作化、赞扬“土地承包”成为了一种潮流，也成了80年代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土地承包”并非是对“合作化”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合作化的继承与改造。土地承包与“单干”所坚持的土地私有化不同，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而土地的集体所有正是“合作化”的重要成果，它打破了小农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同时土地的定期调整，也为避免贫富分化、保持社会安定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承包”政策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如何去与全球化的市场交易的问题；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合作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目前在河南、山东、东北都有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重新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对“合作化”的简单否定，如果不是思想懒惰，就是并非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其二，这些小说大多并非现实主义的，而采取了更多样的艺术形式与技巧。比如《受活》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狂想”，《生死疲劳》被认为是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第九个寡妇》具有更多现实主义的因素，但小说以故事性见长，更接近通俗小说。如果我们以对历史、现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来衡量，那么这些作品，在总体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三里湾》、《创业史》与《艳阳天》。后面这三部作品，虽然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但透过这一限制，我们能看到当时农村中不同阶层的心态和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它们所塑造出的一些人物，如王金生与范登高，如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如萧长春与弯弯绕、滚刀肉等等，既有时代的精神内涵，也有对民间文化、农民心理的深入了解。而《受活》、《生死疲劳》等作品，大多是从一个既定的理念出发，又没有对农村具体、生动的描绘，主题和人物都是主观化的，无法呈现出农村丰富、复杂的情景。自然，相对于现实主义的单一，“狂想”与魔幻现实主义在艺术上也显得比较多样，但手法上的翻新并不能掩盖其艺术上的苍白。

    严歌苓的小说，多以结构精巧，善于描摹女性心理著称，这在《白蛇》、《扶桑》、《少女小渔》、《天浴》、《吴川是个黄女孩》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她近年来描写大陆题材的作品，如《天浴》、《第九个寡妇》，想法却似乎一直停留在80年代，对变化中的中国并没有思想与艺术上的敏感，这与她对海外移民题材的细致把握有着显著不同，之所以如此，或许是由于作家久居海外，对祖国的变化并无切身感受吧。

文：王晓红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5期
      
　　在近些年的女性文学秩序中，严歌苓是处在令人关注的位置。她打破了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中单一、封闭的审美规范如女性唠叨和幽怨，小女子散文式的自恋和自得，决绝的女性主义姿态，创设了已被众多评者／读者注意和认同的独特的女性书写策略。2006年问世的《第九个寡妇》构成了一个足资分析的典型文本。
　　
　　一、“边缘情景”下边缘人的书写
　　
　　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她曾自陈：“我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善于探触“边缘情景”下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是严歌苓对文坛的最大贡献。
　　“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王葡萄是典型的边缘人。故事开端采用了作者熟悉的“生存移民”叙事模式，与扶桑、少女小渔移民异域不同的是，失去双亲的王葡萄是在“逃黄水”人流的裹挟下来到了异地他乡——史屯，属于另一类的“逃难移民”。对王葡萄而言，虽然无须如扶桑、小渔面临陌生的少有共同之处的异质文化规范，但同样须完成一个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改变，同样必须经历艰难的进入与被接纳的过程：不仅是被史屯人而且被主流文化场域。在整个叙事中，王葡萄始终游走在历史边缘地带：主动逃离的故土是回不去的，作为外乡人又难以融入立足之地当下的生活，这就是异域他乡生存的真实状态：同时属于又同时不属于任何一方。边缘人的身份，注定她必然承受源自官方话语、男性话语等诸多元素共同组建的主流文化场域的傲慢与偏见。
　　严歌苓不仅关注边缘人，而且长于将小说中的主人公置身于边缘情景，边缘情景成为故事框架的重要基点。“边缘情景”是指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一概念源自于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比如亲人死亡、家庭破裂、身患绝症、面临生死关头、精神分裂、犯罪或堕落等，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①存在主义认为，边缘情境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死神闯入了人的存在。在目睹他人死亡、或者预期自己的死亡之际，个体不得不开始怀疑原来所谓的“正常生活”，于是顺理成章，原来的规范与价值尺度、身份与自我、信以为真的生存意义，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或否定。
　　观照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中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王菲、《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几乎无一例外的遭遇灭顶之灾：扶桑历经出售、轮奸、病死、遗弃；王菲一生挣扎在一个又一个情敌泥泞地中；王葡萄始终与灾难相伴：七岁成为孤儿，十四岁丈夫遭杀，随后公公被执行枪毙（侥幸未死），史春喜无厌的纠缠与戏弄，几乎饿死，差点被运动整死。当她从刑场中救出公爹，偷偷藏在红薯窖里，同时意味着原有的日常生活秩序被颠覆，按照现成价值体系业已形成的女性／寡妇生存方式被迫改变，日常生活在这里被演绎成如何应对死亡，人生的终极目标被阐释为“活着”即“让公爹／自己活下去”，与他人、外界正常的对话交流被压缩、割裂、具有了谎言性质，藏人与制造谎言构成了王葡萄生活充满矛盾的内容。王葡萄的一生，就是一种试图走出边缘情境的逆向运动。
　　严歌苓籍此途径和策略收获了独特的文本意义：以女性人物特殊边缘状态下个人行为为突破口，而抵达一种深度，伸向被评论家们称之为“共通的精神资源”的地方；以尖锐的凿子在人性隐藏的表面挑开一个口，直接掀开人性深不可测的盲点或亮点。作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是试图探入到无意识的深层，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把人的灵魂放到极限中去拷问。在此过程中，一些被多数人忽视的残片与粉末得以重新建构，折闪出动人心魄的光华；一些被人注意到但浅尝辄止的人性深处的幽思，在这里得到透彻淋漓的阐释，“边缘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获得了丰富地展现。
　　
　　二、原生态女性特质的探寻
　　
　　原生态原为后殖民主义的术语，它是指天然的环境与本土原生的文化，而非强加于该文化的外来因素或被该文化所汲取的外来因素。自然性和民间性构成了原生态重要的两大特征。自然性指其以本真的状态存在，未经人为加工。民间性即原生态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隶属于草根文化。严歌苓以其女性经验写作，追溯女性特质到最原初的状态。建构没有历经文化矫正与人工造作的女性形象，打捞和彰显被历史湮没的原生态女性特质是她一直孜孜追求的。
　　严歌苓的写作，常常是跨越族性的。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第九个寡妇王葡萄，不论是反映异质文化的冲突，还是展示现代性与人性的激烈交锋，呈展出一种古远的绵延至今的雌性（母性）情结。雌性（母性）成为严歌苓反复过滤提炼出的原生态女性特质最凝练的表述。“母性是一种最神圣的雌性”，雌性（母性）意味着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②
　　在《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取名“葡萄”，“以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的甜蜜多汁的果实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体味，含有丰富的象征寓意”，③“葡萄”与水有关，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化育万物的创世功能并且与某种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小说的情节是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的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的。在王葡萄生命中有两类人：一类是父亲，一类是男人。如此分类的前提是：在小说叙事中“父亲”的性别特征是被有意忽视的。《第九个寡妇》的英文名字为《在饥荒和爱人之间》，从故事梗概来看，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儿媳和公爹之间会发生些什么，而作者采用了纯净化处理的技法：孙二大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父亲”的位置上。王葡萄制造了“藏人传奇”动机简单而原始：“他是我父亲，我不能没有父亲”，“这个父亲是一个好人，我得救他”，在王葡萄的思维中，公爹是好人、父亲，他们是长幼的关系，老兽和小兽的关系，老鸟和小鸟的关系。好人遭逢灾难时，应该伸手相援；“父亲”不是男性，父亲意味着亲情；她的所有行为都源自原始善良的本性，其是非标准是民间潜规则与自然人性的结合。
　　提到王葡萄，无法回避的是她与男性的关系。她赫然染指过五六个男人， “不贞”成为许多人诟病他的理由。而问题的实质是，“贞洁”概念如同阶级、地主恶霸等等根本就没有进入王葡萄心灵，她是一个未被诸多概念感染的人，在她身上，“一切都来自自然的、本性的、非教育非宗教的生命的本体”即生命原始状态，包括与男人们关系。在文本叙述中，作者写到母性、雌性、女性时，一再用到“愚昧”“蛮荒”来形容。因为只有在那混沌刚开的瞬间，男人看到的只是女人——那个纯粹的生物个体。女人亦然。在王葡萄那里，男女之情是一种原始的激情，是未经人类社会文明污染的纯生物式的，不夹杂现代文明熏染——金钱、地位、名望追求的最纯粹而真纯的人类本能式的需求。
　　王葡萄是寡妇，不是荡妇，有时她是男人的母亲，有时又是男人的宠物，是地母与少妇的合体。这样塑造的好处在于：王葡萄寡妇的身份给与了男人们觊觎占有她的合理的理由，而她的地母的气质又使她在与男性关系中甚至被勒索她的男人强迫时，有些随意泼洒的无忌放肆的快活，甚至流露出被强暴的模糊渴求，即使她在被男人蹂躏的时候，都感觉到对男人的居高临下的宽容怜悯。
　　在小说中，作为儿媳爱护公爹与作为女性需要男人的爱两者是相统一的，都是出自生命本原的需要。对雌性（母性）的张扬形成了严歌苓式的独特的审美趋向，这其中“总是弥漫着阐释者的魅力”“给人们带来阅读上的新意”。

　　三、多元维度女性人物的模塑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继续了她在其他小说创作中如《扶桑》、《少女小渔》、《人寰》建构的，在自我／他者、女性／男性、中国／西方、弱势／强势的“纵横交错”的目光注视下，模塑多元维度的典型女性形象的模式。
　　《第九个寡妇》的女性群体由处于叙事边缘的主流女性如蔡琥珀、朱云雁等和置于叙事中心的边缘人如王葡萄两大类型组成，对后者多元、立体化的模写与前者单一、平面化技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籍此反观出主流女性群体平淡无奇、庸俗与琐碎的生活基调，被时下主流场域放逐的边缘人，理所当然构成了文本中心与主景。主体者／从属者、弱者／强者、保护／被保护者、救赎者／堕落者、女神／寡妇多重身份、角色交织构成了王葡萄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精神图谱。
　　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对王葡萄采用了具有双重性质、双重意义的女性书写的策略：即使之具备了从属与主体二者兼备的矛盾内涵。文本故事中王葡萄拥有五个身份代码：逃难者、童养媳、妻子、寡妇、女神。逃难到史屯的王葡萄，后来成了孙家童养媳。随后王葡萄圆了房，铁脑成了她的丈夫。铁脑的木讷、懦弱，作为男性主体开始不断受到女性（妻子）的质疑与挑战。王葡萄救了丈夫，却未能保住他的命，她便成为寡妇。后来，她将公爹救出，藏在地窖一藏就是二十多年。可以认为：在这二十多年间，孙二大／爹与王葡萄／儿媳妇在家庭中的主从秩序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互置。孙二大作为男性家长的主体身份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受到挑战，被迫远离现实中心场域，沦落为需要女性救助的弱势者。葡萄因家庭中两位男性家长：丈夫死亡，公爹缺席必然地成了实质的女性家长，这种主权在握的事实，让她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以女性家长的名义，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在小说结尾，严歌苓通过孙二大讲述寻找救世的本家祖奶奶的家族传说，将王葡萄一举封神。
　　在家庭角色构成中，王葡萄曾“长期处于内囿与从属的位置，而后一步步在角色的转移与震荡中成为成长为女性主体而非仅仅是叙述的主体”，④作为孙家“在场”女性家长，她保护着“他者”，同时也被保护着。毫不夸张地说，孙二大侥幸被救后的生存空间完全有赖于王葡萄，她理所当然是公爹的保护者；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儿媳的保护下苟活二十多年孙二大，也同样保护着儿媳。作为隐性的叙事者，孙二大行为空间被压缩、受限制，而作者保留了其自由言说的能力，王葡萄不断地从他那儿获得来自“父亲”的生存的养料和力比多。
　　在官方话语中王葡萄是一个被压迫至麻木的劳苦民众，又是工作出色的模范，同时又是思想落后的生坯子。相对于识时务的革命分子而言，她简直是“女疯子”。在民间伦理体系中王葡萄是“不洁的寡妇”，又是具备了“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特征的民间女神；是个行为不光彩的“堕落者”，又是整个世界的“救赎者”；在传统文化的固有体系中，男性居于中心地位，常扮演启蒙者、救世主、批判者等权利角色,女性仆从于男性权威之下，女性是弱势群体，王葡萄这种贫穷边缘、被人唾弃的这样女人，是弱者中的弱者。而在精神和灵魂层面上，她是富有能量的强者。在不断遭逢灾难中，是富有原始生命活力的强者；她宽容着强者的欺凌和压迫，并坚守着自己的主见和独立，她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容纳了人世间的不幸和荒凉。在知识分子视为“愚昧”，需要被启蒙的王葡萄，却成为了世界的“救赎者”，“启蒙者”，在她博大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母性的感化下，亲手将父亲送上了生命祭坛的孙少勇终于走向美好人性的回归；春喜这个权利欲望的膨胀者最终未泯灭人性“善”的元素；那个笨拙的都不会照料自己的混血儿老朴感受到世界的阳光。
　　在新移民作家群中，严歌苓被北美文学评论人陈瑞琳认为是“一个‘异数’”，她以女性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造就了一种区别于大陆文坛的女性文学话语方式，形成了独有的值得关注的女性书写策略。
　　王晓红渭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①梁旭东．《遭遇边缘情境：西方文学经典的另类阐释——重读经典》导言［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Ｊ］．华文文学，2004（6）。
　　③陈思和．第九个寡妇·跋语［Ｍ］．作家出版社，2007。
　　④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