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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被作家余杰称为“惊心动魄之至”的小说。它读来另人窒息的原因在于，本书的作者不是运用所谓想象力，而是用良心呼求真实，通过纪录片式的风格，描述了主人公李百义从农村逃往城市追求新生活，遭受不公正被迫盗窃、杀人、逃亡和忏悔的残酷遭遇，第一次用小说的方式公开揭示了我们面临的社会的真实处境。小说通过李百义远走西部的自我忏悔和精神拷问，探索现代中国人的罪和爱。李百义的经历，构成了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和弱势人群苦难的编年史，也记录了中国人对灵魂深处罪感的自觉、追求爱和公正的烙印。小说故事跌宕、感人至深，或可称之为中国弱势人群生活实录的小说版。是中国文学界罕有的直面黑暗，追求光明的优秀之作。

文：谢有顺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4年11月

    北村是当今中国文坛相当活跃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村的小说写作，就一直坚持形式探索和精神追问的姿态，被视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这些年来，北村一直在寻求写作的突破和创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愤怒》，矛头直指时代的“恶”与“罪”，讲述了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在被迫闯入城市谋生的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与挫折，表现了在当今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人群中可能发生的故事。这部小说以罕见的力度，探讨了在当代社会坚硬的现实下所隐藏的巨大悲剧——弱势者的生存困境。同时，作者还穿越这些现实的表象，进一步追问了罪与爱、权柄与公正、义与顺服、堕落与救赎等重要的精神命题。

    这在中国作家的写作中是不多见的。长期以来，由于市场和消费力量的驱动，中国的小说写作，大多局限于欲望和情爱，即便是严肃的作家，也难免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消费口味和审美风尚，放弃自己一度坚持的内心立场。消费文化造就了小说叙事的转向，出版界到处弥漫着情爱传奇的艳俗气息。一边是破败灰暗、道德沦丧、哀告无助的生存景象，一边是游戏现实、快乐闲适、漠视苦难的文学写作，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奇异景观：文学书写与苦难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并非说，文学只能书写现实、只能表达苦难，但是，总得有作家站出来承担来自现实的心灵重压，并追问现实苦难的根源，以及我们可能有的精神出路。

    《愤怒》就是在这个背景里出现的令人震撼的作品。它向我们证实了一个作家关注苦难的良知，同时也向我们证实了一个作家逼问存在的能力。《愤怒》呈现出了当下那些触目惊心的罪恶蔓延的现实，同时又以一个作家的同情和悲悯体察了这种现实底下还可能有的心灵光辉——通过《愤怒》所塑造的李百义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事关公正、自由、爱与拯救这些命题，它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人类自身，因为人都有罪，哪怕像李百义这样的“好人”，在内心的聚光灯下，也无法掩饰自己曾经有过的罪恶和不义。所以，他需要光来照亮自己，需要神圣的力量来拯救自己。

    苏格拉底曾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而《愤怒》所表达的，正是一种“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这种反省的力量，在这部小说的下半部，表现得尤其强烈，因为北村所要给出的，并不是现实性的肤浅答案，而是一种永恒性的喟叹：谁没有罪?谁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这里的罪，并非一些行为的罪，而是指罪的品质、罪的性情。

    这的确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精神难题。今天，当我们都读腻了作家们编造的欲望故事的时候，阅读《愤怒》，无疑将唤醒我们内心的不安，同时也将给我们一种新的眼光，来正视自身当下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

文：余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4年11月

　　《愤怒》是一部严重损耗作家的身心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义无反顾”地走向媚俗与媚权、走向娱乐与游戏的时候，《愤怒》的出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作家本人勇敢地站出来，申明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爱。作家所要捍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乃是其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北村在《愤怒》中向我们尖锐地指证了时代的“恶”与“罪”——“指证”是当代作家们故意忘却的一种职责。北村说，我们必须对当下的生活发言，通过我们的作品来发言。文学理应关注“受苦者”并探讨“受苦者何以受苦”的命题。北村发现了“恶”与“罪”之间的因果联系——“恶”内在于我们而非外在于我们，“恶”来源于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

　　《愤怒》的前半部是对“恶”的集中揭示。主人公李百义来自社会最底层，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能过上崭新的生活。然而，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同样是罪恶的渊薮。他们原本试图依靠劳动获取幸福，却遭到了黑心的工厂老板残酷的压榨和欺骗，他们如同包身工一般起早摸黑地劳动却一无所有。妹妹被抓进收容站后，居然被卖入了风尘。李百义疯狂地寻找妹妹的下落，但妹妹刚刚获救即被汽车撞死。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李百义与父亲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结果双双入狱，并招致非人的折磨。父亲从此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李百义的经历并非“偶然的悲剧”，北村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北村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愤怒了。

　　接下来，小说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犯罪故事：在所有寻求正义的可能性被剥夺之后，李百义自己奋起捍卫正义。他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在处死此人前，还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并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从世俗层面看，李百义的行为比《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更“接近”正义：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的是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李百义处死的是一个残酷、贪婪、道德全然败坏的警察和杀父仇人。

　　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独自做出决定，断然中止了“坏人”的生命权利。他们如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脸色苍白的罪犯”，一方面站在祭师和法官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可你们的善对我算什么呢？”另一方面一旦观念变成了行动，却又因心灵的折磨而“脸色煞白”。

　　在完成“个人的审判”之后，李百义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如同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苛刻，却视钱财若粪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他也终于成为当地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圣人”。李百义似乎成功了，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人不能因行称义。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最后，李百义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在被捕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绽放出极其灿烂的笑容。警察和媒体都难以理解这笑容的意义。这是李百义留给自己的命运，他在法庭上劝说那些试图救他的百姓时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别人。当李百义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像回家一样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法庭，以及审判之后的监狱。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李百义是罪犯，更是哲学家。他以犯杀人罪这种极端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天问”：何谓正义？人如何去追求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可能实现正义？这些问题类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追问：“在大地上我是谁？这个大地又是什么？我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既然有这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是李百义在法庭上的追问。在此背景下，当年与李百义一样劫富济贫的“战友”张德彪和老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张德彪信奉“以恶抗恶”的逻辑，不仅劫掠贪官污吏，还对普通民众施以毒手，在制造若干灭门惨案之后，终于被捕伏法；老六则屈服于“近墨者黑”的“潜规则”，成为一个放弃善恶判断的奸商。这两条都是不归路。

　　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惟一可能性。

文：张弘(新京报记者)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4年11月

　　张弘(新京报记者)

　　记者：为什么用“愤怒”作为书名？

　　北村：这个书名很直接，主要针对两点：第一，当下社会的现实处境；第二，当下人们的心灵处境。我觉得很多作家对这两点持麻木不仁的心态。愤怒，是针对作家良知的沉睡状态所说。本书所描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

　　记者：《愤怒》的风格与你以前注重技巧、结构繁复的风气几乎完全相反。

　　北村：其实我一直在挣脱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不存在技术判断，也不是说现代主义的方法过时或者不过时。任何一种方法都是跟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当我要写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的和心灵的处境时，我必须摆脱原来的那种冷漠的语言，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有神圣感情的人，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个新的态度。在《愤怒》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包括《周渔的喊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愤怒》则是完全明确地摆脱了现代主义的东西。可能有人会问，这么简单的语言有表现力吗？那么我就会告诉他，你不要注视我的语言，而要看我的语言有没有表达重要的信息：即人物的精神层面的感受。这个信息是内部写作达成的，不是外部写作所能完成的。内部有另一条河流，人性的困难或者心灵的巨大矛盾和希望都在那里。

　　记者：这本书的主题涉及的，可能是当下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主要关乎人性和心灵。

　　北村：你可以看到，《愤怒》的前半部分，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对人的权利和人性伤害一种非常真实的揭露。当初这本书的出版者跟我签的起印数是五万册，临到印前可能信心不足，印了三万，刚过去几天，他就告诉我，货全部铺下去了，赶紧又加印了两万册。这是什么信号呢？它表明现在市场上这种类型的作品很少。我不认为我写得有多好，但从文学作品的意义来说，你真的很少看到真实反映这种伤害的作品。它不像主旋律作品或社会小说一样，预设一个别的立场，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个作家无法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作家应当有自己良知的基本立场，它面对的不是某种势力或某个阶层，而是所有生命。当然，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改变人的精神里边的基本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变革的人性基础。

　　记者：《愤怒》中的主人公形象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人物？

　　北村：李百义可能真的在中国是个别的现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人物不太真实，这正是我要塑造他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代表真理，并不能因为这种人物很少就不可信。从内在和内心出发来看，这种人比许多只写外在命运的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实。外在表现出来的反而有一种虚假性。他们行为的依据在哪里？我以前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人性的消极面和局限性。现在我发觉，某种真实的有价值的理想主义人格，可能是我有责任把他描绘出来的。《愤怒》的主人公李百义是我作品中，惟一让作为作者的我非常感激的人物，这个人物让我产生了对他的爱慕。以前我作品中的人物，我是以文学家的感觉来爱，而李百义是让我以朋友的身份来爱和敬重。我写完这部小说重读的时候，竟然两次流眼泪。

　　记者：这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必须用心灵来写作。

　　北村：我不敢说自己是完全用心灵来写作的作家，我可能还不够格，但至少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状况。作家至少应该有这种情怀——为自己人性的困难悲伤。如果作家的态度是游戏自己，那么他的使命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单独讨论的技术问题，作家的使命和他的手段是关联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大部分作家都不再关注人们的心灵吗？

　　北村：作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失语，同理，我估计批评家对我这部作品可能也会产生失语的现象。不是说我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这种作品太少了，且如此坚硬和直接。我估计圈内会有人认为它很糟糕。《愤怒》的前半部分看起来好像在展示社会矛盾和阴暗面，后面却落在人物身上。这个人物的可爱在哪里呢？有一个细节，在法庭上他说，有一次，他没有钱了，跟别人去倒沥青，结果有一辆公共汽车在那里翻车了，民工就上去抢旅客的钱。他虽然没有去抢，但是他很妒忌那些抢到钱的人。他很惊讶自己内心的黑暗风暴。这不是说要某一类、某阶层的人要负担社会责任，而是作为一个人负担这些责任，因为良心的责任是人人都要负的，而恶、恨、罪也是一样的。小说里有一段，写的是主人公把那个仇人杀死了，他后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杀错？”其实他没有杀错，可这个疑问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作为线头绑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追溯自我心灵的人，他才会把这个看得很重。他想，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如果他认为有，如果他足够强大，那么李百义就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式的人。但是，李百义没有这样做，他采取的是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奉献了出来，却造就成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物。

文：陈晓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4年12月

    直到２１世纪，北村近２０年的写作才让人们看清真相，这个人一直在别处写作，一直写作别处，对于他来说，生活此在性是向着神性的别处意指的一个临时性的超渡之筏。２００４年秋天，北村出版长篇小说《愤怒》，让人领悟一种观念的写作所携带的宗教情怀有多么强大。
    这部小说重现了其９０年代初的长篇《施洗的河》的那种灵魂的失落与拯救模式。但它加进了新的现实内容，对底层贫困民众生活的表现，深重的苦难替代了原来的天性堕落。小说讲述一个苦难的农民李百义饱受苦难，最后致富，他把金钱都捐于慈善事业，但最后他还是把苦难时杀人的事实告诉了养女，他走向了自首，并坦然面对法庭审判。很显然，李百义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他求得了正义的赦免。
    李百义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他的父亲死不见尸，他带着妹妹春儿逃到城里，他要上访，却告状无门，妹妹打工几乎丧命，他也饱尝凌辱，最后愤怒之下杀了那个警察，然后逃走。他本来是个正派之人，后来却加入偷盗一伙。小说显然把李百义干上偷盗行当看成误入歧途，即使在那段时期，他也一直保持某种道德上的操守。他后来救了一个流浪的孤儿，给她取名李好，多年后，李好长大成人，爱上了这个养父。她对他的报答，是对他的爱，帮助他去自首。
    小说无疑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危机的重要问题，贫困与恶势力的横行，是当代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是底层民众愤怒的动力。社会公正、道义的丧失，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没有制约，北村对这些阴暗面的揭露无疑非常彻底，因为其彻底，他看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寄望于人的内在灵魂的自觉，最后只有寻求宗教信仰才能拯救人的精神。
    毫无疑问，人们会对北村的这种拯救方案产生疑问，同样也会对北村小说所表达的如此强烈的拯救意图表示疑虑。这部取名为《愤怒》的小说，主观意识显得太强了，几乎所有的苦难都加到李百义的身上，最后使他忍无可忍走上杀人的道路，他本性善良，这使北村左右为难，不使他从受难转向有罪，他的拯救意义还不够深远；而他能转向拯救，必须使他具有本性善良的根基。但本性善良的人被逼到杀人的地步，除了把恶转嫁到外部社会的头上没有别的途径。总之，这个始终善良的人成为杀人在逃犯，法律的公正、正义不能解决道德的善恶问题。李百义始终处在道德的有利位置，他转向自首，获得灵魂的自救则是必然结果。激烈的社会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北村来说，乃是灵魂拯救的副产品，其合理性已经不是依据社会现实的可能性，也不依照叙事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他要追求信仰的意义。
    北村的写作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俄罗斯的那种宗教传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绪明显影响了北村。北村本人早就有宗教情怀，但他的小说叙事过去是直接表达他自身的宗教观念，《愤怒》则可以看到与俄罗斯传统，乃至于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包括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雨果的那种传统的联系。社会批判性成为北村小说叙事的前提，而在此前提下完成的灵魂拯救则是他期待的意义。昔日的先锋派，在皈依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时，走向了更彻底的超越性，那是向着非现实的别处的超越。对于北村来说，救世的方案不可能是简单地向宗教皈依，他同时也强调世俗的情感，那就是爱，爱可以使一切罪恶和丑恶化解。例如李百义对李好的爱，李好对李百义的爱。这是人性之爱，人之本性的爱。前者是父兄的爱，后者是男女之爱，它们根植于仁慈与感恩。很显然，仁慈与感恩是北村设想的维系人类社会存在下去的良知和情感，但它们来自何处呢？它们是人的天性吗？显然不是，北村讲述的故事已经否定了它，那么按北村潜在的意思，它们只能来自宗教信仰的启示。
    尽管作为世俗的我们，不能像北村那样以宗教情怀为写作的动力，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对精神价值的绝对追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北村的写作无疑是困难且可贵的，也许像多年前苏童说过的那样，北村是“真正的”先锋派。真正的先锋派是什么？就是不妥协的态度。北村是自由的，他永远在别处写作，永远写作别处。他的幸运是，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人理解他，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读他写的书，他就存在于此在的现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