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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丽洁
出处：文学报 2005年12月

    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蜚声文坛的何顿近日携手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长篇《我们像野兽》。打电话约他做专访，他主动要求采用email的方式，原因是他的口音太“长沙”了，怕我听不懂。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运用本土语言的创作成就了他独特的“长沙风味”。

    何顿觉得长沙话有魅力，长沙方言的顿挫感节奏感很强韵味十足。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人物对白几乎全是长沙土话。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却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成就了他“这一个”。

    记者：有不少文章说到您笔下有“长沙风味”，什么是“长沙风味”？

    何顿：“长沙风味”就是用长沙话写长沙地域的故事。我是长沙人，要我用普通话，我写不好。用长沙话写不要多想，我从说话到思维都是用的长沙话。用普通话写就要想，想普通话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们都晓得生活中生动的语言是不能用书面语替代的，例如对话，你用书面语写对话，就欠一种叫做生动的东西。

    记者：是否能够认为从你的小说中可以提取出一部长沙市民层面的“风俗志”？这是你在写作中明确追求的东西吗？它是否会成为你作品的一种标志？

    何顿：我从来就没想过“风俗志”这样的问题，我只是想怎样把自己的小说写好，写得让读者拍案，或者跳起来骂娘，说：“这个杂种写得真好。”能达到这个效果，也算是做了件好事。用长沙方言写作早就是我的一种标志了，这种标志我并不想要，但没办法。

    何顿新作《我们像野兽》演绎了上世纪80年代七个美院毕业的大学生的世俗生活。封面上的宣传语是：“一代大学生的浮世传奇，从理想主义走向沉沦的灰色发迹史。”

    记者：新长篇中的主人公是一群美院的学生。这是否更容易显示出从理想到现实的落差？

    何顿：这只是一个碰巧的机会。那段时间我刚刚完成长篇小说《香水百合》的初稿，正想出门走动。恰巧一个朋友打电话，要我去吃饭，于是去了。他们都是学美术的，早都毕业了，混得都不错，开奔驰、马宝、丰田，最差的也是本田雅阁。饭桌上，大家都晓得我是个作家。聊天中，他们提到了他们当年奋斗时的故事。我听得很激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生猛的一代，比我小个七八岁，却比我们敢闯敢干。我问他们：“我可以写你们的生活吗？”他们说：“可以。”我因为感到他们的生活太生猛海鲜了，就想无所顾及地写，便问：“可以随我怎么写吗？”他们回答：“随你怎么写，我们都没意见。”就是这句话让我放开了胆子写。人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他们给了我写这部小说的勇气。

    记者：同时他们是60年代生人，这个年代走出来的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人”您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代？

    何顿：他们都是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又是追求生活讲究个性的搞美术的，脑海里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一代人信仰上有些荒芜，他们虽然生在“文革”中，却没被文革运动所伤害。在他们读初、高中时正迎上改革开放，当他们上大学时，西方思潮随着国门的敞开入侵了他们的脑海，理想的大门却坍塌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变了，变得物质了，金钱从不起眼的位置上攀升到了耀眼的位置上，于是他们跟着这个社会共同物质起来。

    记者：这让人想起“摩登时代”之前的“原始积累”，这里面混杂了一种藏污纳垢但生机勃勃的东西。和一些比较“飘”的城市文学不太一样。你是否对这个阶段着迷？您觉得现在有比较出色的城市文学吗？

    何顿：你问现在是否有比较出色的城市文学，我想《我们像野兽》就是一本出色的城市文学，是值得城市人一读的，至少值得20岁以上的城市人读。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直接升大学的，根本就不认识社会，没一点社会经验，以为社会就跟大学校园似的。我写这本书，就是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当你踏入社会，社会迎接你的不是大学老师告诉你的东西，它要残酷得多，也现实得多，还违背伦理道德得多。《我们像野兽》中没有理想，写的是现实社会这个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欲望的残酷无情的生活。很多人读正面教育的书太多了，也该读点反面的书，好适应生存环境。社会可不是书本，了解了社会中的弊端，可使年轻人摆正心态地面对生活。《我们像野兽》应该有这方面的作用。

    何顿对欲望、虚无及精神深度的发掘是建立在他“单刀直入”的速度上，他至少为阅读接受群体提供了一类人本真性的生存景观。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放开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顿的作品的确比较“生猛”。

    记者：这部小说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何顿：它没什么很特殊的位置。我创作这部小说时，只是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放开一切传统观念和思想，放大胆子写一部当代都市长篇小说。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关键是要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去写。当然就写成了今天出版的“猛相”。这本书有人读了后说好，有人读了后大骂，说我利用肮脏的东西赚稿费，将受到良心地谴责。我只能说没办法，惹您生气了。

文：胡传吉

　　《我们像野兽》刻录了生活表象的某些瞬间，记录了一些类似于在街边“红灯区”发生的事情，但是与“红灯区”发生的事情又有所区别，比如说“红灯区”的现金交易是要讲价钱的，《我们像野兽》的趣味在于某些以艺术与理想的名义不买单的便宜嫖客，他属意于一种突破买卖底线的趣味。

　　《我们像野兽》动用了一些看似时尚先锋、“犬牙交错”的符号与话语，比如说美术学院、艺术、男大学毕业生、梦想、女人、人生、发财、我们、野兽等，并穿插一些长沙俚语来壮大作品的粗犷显示作者的本土经验。按照作者的写作逻辑，理想主义的字符代码就是大师、美金、乳房、大腿、线条、性、手淫……作者还为这种“理想主义”配之以各种唯美而矫情的肢体动作、并让便宜嫖客们用发情的高低调朗诵出唐诗宋词营造出混而不乱的嫖赌现场，在这种“理想主义”的催情声中，作品中黄中林们的日子当然会过得很舒坦，有的人成了大公司总经理，有的人有无数个女人……作者抓住这些生活的泡沫，如获至宝，附之以“浮世传奇”的意义，并声称是“从理想主义走向沉沦的灰色发迹史”。作者从“理想主义”中归纳出“发迹主义”，这显然也符合作者狭隘而可笑的写作逻辑:“我们很愿意端起架子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但我们也并非坏人。”作品可以用好坏去归纳，但我想，人不可以。

　　除了作品的续篇部分稍有几分起色，总体而言，这是一堆与文学无关、与思想无关的文字。我们的某些作家，太容易受生活幻觉的欺骗，以为把生活幻觉实录下来，就成了文学与艺术。

　　读完此书，我只能说，想像中的“红灯区”比这本书更有思考的空间与价值、思想的堕落比肉体的失贞更阴沉，同时，我万般同情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家们，因为，既要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淘出金子来，又要把不是金子的文字“化废为宝”，左也不是右也不行，真不容易——于此，悲恸数声。作者十分诚恳地写下这一轻佻失重、推卸罪恶感的书名:“我们像野兽。”在我看来，作者笔下的“我们”愿意，怕只怕，野兽们不愿意——凭什么愿意呀？

文：侯虹斌

　　“一代大学生的浮世传奇，从理想主义走向沉沦的灰色发迹史。”这一行字题在何顿这本《我们像野兽》的封面上。不过，依我看，书中的这一批大学生根本就没有理想主义过，反而争先恐后地跳进乌烟瘴气的沼泽里，顺手把别人也拉下去。他们不是被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本身就是污染源。可惜，作者写起他们的时候，却像是怀着光明正大的同情、谅解、赞赏。

　　何顿早于上世纪90年代初便已成名，一贯以贴近市民风格著称，此次演绎了80年代七个美院毕业的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与世俗生活的复杂纠葛。

　　虽然很厌恶何顿展现出来的世界，我并不否认这的确是我们生活的局部现实。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这样评论何顿的写作:“他只是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表达他的个人感受……那些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令人惊叹不已。”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作者的小说完全沉迷于生活与经验当中，缺乏深入的思考能力；扁平的叙事，使之缺乏文学应有的历史感。

　　何顿的成名作是中篇《生活无罪》，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1期。这部小说当时曾让我眼前一亮。那些鲜艳而泼辣的长沙方言，粗陋而大胆，正好契合小说的主旨和人物身份。市民原生态在何顿的小说中，几乎呈现出一种妖娆的姿态。那时，先锋派玩各种语言实验余波未息，何顿却只是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城市中底层奋斗、挣扎、生存和毁灭的过程，那种近乎“超写实”的扎实功夫，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也让他扬名立万。何顿后来也创作过不少作品，依旧以不变应万变。十年前，何顿描绘的是中国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大家在疯狂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十年过去了，何顿还在《我们像野兽》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甚至连暴发户衣着的品牌都一如既往——但是，这个十年，读者已经随着整个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不知翻了多少个筋斗云了，而我们的何顿，还沉迷在穷凶极恶的个人奋斗史上。何顿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这本新小说“只是写作时思维奔放了些，胆子大一些罢了。”恰恰相反，它是陈旧的，小气的。

　　何顿的方言是其小说的重要标签。《我们像野兽》也不例外，伢、鳖、卵、堂客、宝里宝气等长沙土话遍布文中，可惜，新鲜感已不在。而且，小说忙碌的叙事节奏，仿佛在以粗暴的行走方式驱赶着文字匆匆忙忙地往前赶，一览无余。

　　我坚持认为，虽然每个人都免不了过一种挺世俗的生活，但绝不该堕落到赞美它的地步。

文：何立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12月

一如既往，何顿在他的新作《我们像野兽》里，书写着我们长沙人的故事，书写着在长沙社会底层奋力挣扎向上攀去的一群年轻人的不可抑止的欲望同接近动物的生存本能。而且，一如既往，他在小说中使用的是长沙方言。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生活，必含着一个地域的文化同历史，亦必用一个地域的语言来表达才至为合理，这是脚跟鞋子的关系，身体跟衣服的关系。一个长沙的堂客，站在南门口最热闹的街上，拿她的尖亮的喉咙来说话，来给这热闹增添更大的分贝值，如果她的声音像京戏，那就不大对头，如果像花鼓戏，那才叫合辙地道。所以何顿只能如此做，只能用长沙话来讲叙长沙人生存的悲喜故事。我们不能想象他舍长沙话而用普通话来写作，那样，他的故事就会不伦不类。在何顿那里，语言不只是语言，语言本身就是生活。这生活是有历史感的，是有地域感的，是相当日常并且融入了长沙人响亮的文化性格的。长沙的方言于是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跟时间的语言细节。

比方上面提到的“堂客”，北方人可能要通过注释才能明白，但是长沙人一看，就会晓得这个方言辞汇里所蕴藏的一种源远流长的长沙人对女人以及女人同家庭关系的观念，不管这观念对错与否，但观念就是观念，它是植根在时间之中的。方言有时候如同地表的裂缝，逝去的岁月会从这裂缝中渗透出来。又比方说“叫脑壳”（何顿在小说里称为“教脑壳”，我以为不对），长沙人一听，会明白这个方言辞汇里有一个时间断代，就是文革期间，长沙人对一种叫叫嚷嚷，称王称霸，好勇讲狠的角色的称谓。提起这称谓，眼前便要泛起一片时间之水——某一年代，某一群人，有着某一种横行乡里的耀武扬威的生活。历史场景会通过这个词汇浮现出来。正如同听一首老歌，总是会浮想起与这支老歌相关的种种前尘往事。生活于是躲藏在语言里，就像大海的声音躲藏在贝壳里。而这种生活，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才会知根知底，才会在只言片语里将过往的日子缀成一片，感怀至深，怅触至深。而且方言的妙处，只有使用这方言的人才能彻底意会。我当然希望全国人民皆懂得湘方言尤其是长沙方言，这样何顿的故事就会走得更远，且更多的人会对长沙人的文化性格跟面对命运所特有的人生态度有更感性的认知。

我不能说何顿在《我们像野兽》这部长篇里对方言的使用就如何得心应手。不少的地方，他是重音而轻义，或者说是得音而忘义，有些顾此失彼。但他的尝试终归是有益的。像他这样顽强地坚持方言写作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许多的作家因为照顾到更多的读者或者翻译的方便而选择了放弃方言，改用普通话写作。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我却不以为然。我想鲁迅的小说里就有不少方言，沈从文更不用说，他的那些写湘西的小说就浸透了湘方言的魅力。当然这里头有一个度的问题。何顿使用方言，我担心他过了点头。这会产生相当的阅读障碍，对不懂得长沙方言的人而言。

长沙人是说不好普通话的，长沙人一说普通话就疙疙瘩瘩，就闹笑话。所以长沙人天性爱自己的方言而排斥普通话，因为长沙人表达自己，描述生活，非方言不能精确，非方言不能精彩。这就是为什么这么些年来，长沙的方言相声小品特别受长沙观众喜爱，而北方相声特别受长沙观众冷落的原因。长沙娱乐界近十年出了奇志、大兵、杨志淳、周卫星这样的角色，他们用方言相声跟小品表现了我们长沙市井俗世生活的喜怒哀乐，非常草根，亦非常出彩。长沙的妇孺老幼，无不喜爱他们。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一方艺术，又养一方观众。何顿小说的最好的拥趸，我想一定是出在长沙。因为长沙人喜欢用自己的方言，来表现自己的生活，表现自己的欢歌同悲哭。这是一种语言之亲，亦是一种乡土之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