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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寿荣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3月

    二十世纪上半叶诞生的诸多名家都是多面手，但解放后仍能大放光彩的则不多见。而萧乾却似乎是其中特例，面对不同的年代，交出同样华美的答卷。他的前半生主要是以著名报人和作家的身份名世，解放后却更多地以翻译家的身影呈现。他曾自称为翻译界的“游击战士”，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但其翻译作品的影响绝不亚于创作。１９８６年，挪威驻华使馆曾举行招待会，代表王国政府授予萧乾国家勋章，以表彰他翻译易卜生名剧《培尔·金特》的成功。１９９０年，加拿大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祝贺萧乾所译《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出版。他的另一部译作《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曾行销百万册。至于其晚年和夫人合译的《尤利西斯》，则更是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萧乾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其夫人文洁若主编的《萧乾译作全集》十卷本，让我们一饱这些世界经典名著之神奇魅力，以及译者健笔的流光溢彩。
    这套译作集收入萧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近７０年来，除《战争风云》、《屠场》、《猪年的棒球王》及个别散佚短篇外的全部英译汉之作，《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里柯克小品选》、《培尔·金特》、《尤利西斯》等传世之作悉数入内。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曾高度评价翻译家的作用，认为“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些评价或者有夸大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翻译家对于现代文学所作的贡献，并非如一般人想像中那样可有可无。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状况，解放后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或诗人不能从事文学创作，而只能将一腔文思，化为译笔，如王小波所提到的查良铮和王道乾。许多世界名著，经过这些名家的翻译，不仅传神贴切，更有锦上添花之功效。而其对于一般文学爱好者的滋养，也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向有意译和直译两派。萧乾大概是偏于意译一些。他不喜欢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模拟语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毫无节制地发挥，他非常重视在风格上再现原文，特别是在情感的表达上要跟原文形成一种“共振”的效果。如其所言：“倘若把滑稽的作品译得一本正经，毫不可笑，或把催人泪下的原作译得完全没有悲怆感，则无论字面多么忠实，一个零件不丢，也算不得忠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曾以《好兵帅克》为例说明其翻译风格，说道：“他把英文的‘Ｓｉｒ’翻译成‘报告长官’，军营、官兵之间的气氛一下就传达出来了。”当然，他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外文造诣外，还在乎其出色的母语素养和创作能力。如今许多译者连母语的基本写作都尚未过关，却已贸然出手翻译外国名著，试问这又如何可能达到先贤所言“信、达、雅”之境呢？
    萧乾翻译还有一个特点，即是认真。据称他晚年和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单卡片就做了六万多张。两人平时互不干扰，分别在两个书房工作，交换意见时，常有互不认同处，有时甚至为了一句话究竟应怎么翻译，争执到两人不说话。后来为避免冲突，便采取写条子的方法，有意见即塞进对方门里。这则小事也可见他们翻译之严谨态度。而且其对读者的态度，也同样负责任。《尤利西斯》号称“天书”，为了使普通读者能够尽可能领略原作之风采，他在译《尤利西斯》时加了许多注，而且注的量几乎和译的量相等。联想起萧乾开始译《尤利西斯》时，已有八五高龄，更不由让人心生敬意。萧乾曾说过：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这本来是针对有深厚学术和创作功底的人而言，现在却仿佛为那些不学无术者换取钞票所用。方今之世，译作泛滥，粗制滥造、闭门造车之辈，如过江之卿，甚至有外文系的学生，懂一些基本的外文知识，就随便操刀为出版社翻译，一篇长篇小说，一两个月居然就能译完。不少篇幅让人读之莫名其妙，甚至转而怀疑原作质量是否货真价实。已故翻译名家若仍在世，想必会为此情此景而放声恸哭吧。
    屠岸先生曾举《尤利西斯》中一段证明萧乾翻译手法之妙：“声谴责曰：‘遭瘟之白痴！’‘冒失鬼！’‘乡巴佬！’‘侏儒！’‘私生子！’‘废物！’‘猪小肠！’‘乱臣贼子！’‘生在阴沟里的！’‘不足月份的！’‘闭上汝那为神诅咒之猴嘴，少说酒后之胡言乱语！’以举止温和镇静为特征之贤明绅士利奥波德亦建议曰：‘当前乃最神圣之时刻，亦为最不可侵犯之时刻。霍恩产院应为静谧氛围所笼罩。’”这段翻译书面与口语并用，在翻译上打散原文，用精妙的汉语进行重新组装，生动地表现了人物身处杂乱环境中的不同个性，准确把握了原文的脉搏�熑缤�乐队的合作演奏，让人印象深刻，久久不忘。
    现在市场上流传的《尤利西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萧乾跟夫人文洁若合译的，另一部则是由金隄所译。两人之间，似乎还有过误解和争论。而论起二者的译文高低，亦是众说纷纭。金译是典型的学院派译法，比较贴近原文的行文风格，尽可能保留了原文的语气和意识流“自由联想”的特点，有些地方看似奇崛难读，但像《尤利西斯》这种现代派名著，恐怕本来就有些不容易读。乔伊斯自己就曾洋洋得意地宣称他是故意将书写得难懂，因为研究的人越多，这部书越容易不朽。而萧译则通畅许多，显然是考虑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许多欧化的语言用国人比较熟悉的表达方法转译出来。如此一来，文字是容易读得多了，但若对照原文，则也可能读起来觉得很怪，似乎有点不像是乔氏的文风了。鲁迅先生当年曾提出“硬译”的观点，一度遭人诟病，其实先生原意在于借鉴西方的文法，以改良中国的语言。而对于《尤利西斯》这种现代派的扛鼎之作而言，在形式方面的借鉴尤为有益，将其译得通俗易懂，恐怕也非好事。李景端曾引《尤利西斯》中的一句“ｗｏｎｄｅｒ ｉｓ ｈｅ ｐｉｍｐ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ｍｅ？”来说明萧、金译文之不同。同样一词，金按字典上的意思译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萧乾夫妇则译为：“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联系上下文，这里写布卢姆背着妻子，正从邮局取来一封情人寄来的信，突然遇见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心虚的布卢姆于是在心里产生这句疑问。单从全句的氛围考虑，萧乾的译法应该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而且ｐｉｍｐ一词在澳洲就有“密探”之意，爱作文字游戏的乔伊斯把它引申过来暗喻“盯梢”，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也有论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测，乔伊斯有许多隐喻一般人是很难知道的，我们既然不确切知道乔伊斯为什么要这样说，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保持原貌，即用字典上的原意为妥。诸如此类的争议，由于论者侧重点的不同，恐怕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似乎也不必太过计较。单只论萧老以偌大年纪，竭尽心血将《尤利西斯》这部旷世巨著引进中国，我们就不应太过苛求。《尤利西斯》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学者敢说自己能完全读懂读透，著名作家曼斯菲尔德说它“晦涩难懂到可怕的程度”，二战期间，甚至有电检人员认为这是一部密码，而非小说。可以想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它的陌生和隔阂会大到何等程度。因此引进《尤利西斯》，更重要在于其上所附着的一种开阔的胸襟，据说萧乾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曾注意到这部作品，虽然他认为这种现代派作品并不是写作之正途，却早有翻译过来以资参考的打算。今日中国全面接轨世界，在文学领域自然也不能长期落后。《尤利西斯》的价值不在于其能否被迅速理解，而在于其间所蕴含的创作技巧及深刻的文化背景，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也许《尤利西斯》的到来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派名著最初被引入中国那样给文坛带来巨大的震荡，但至少我们在面对这部二十世纪西方文坛最为诡谲晦涩的作品时不会再有手足无措的茫然。从这个意义上讲，萧乾先生的翻译对于许多普通读者而言确实可说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文：吴庆军　梁卫格 出处：名作欣赏 2007年第7期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拼贴画技巧
　　
　　拼贴画原指绘画技巧，是立体派画家常用的技法。他们一反传统的透视法则，将现实世界描绘成支离破碎的体与面的集合，表现平面上的立体感。传统的绘画强调从固定不变的视角得到统一的画面，而立体派则强调将不同视角获得的画面并置在一起，成为多角度瞬间画面的集合。比如著名的毕加索的作品《亚威农少女》，毕加索在画中毅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把立体要素全部转化为平面要素，画中人物的头、眼睛、鼻子等同时以侧面或正面的形象出现，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极端变形和夸张的画面。立体派画家强调主体从不同角度、不同技法展现对客体的感悟，并将这些不同的部分或碎片拼贴在一起。这种不同色彩、角度所形成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立体派画家展现绘画主题的关键。现代主义小说家正是借用了这一技巧来深刻揭示现代的精神危机。
　　拼贴画叙述技巧与传统的叙述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叙述强调形式、内容和情节的统一，传统叙述方法一直遵循贺拉斯强调的合式原则(decorum)，而拼贴画则强调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有内容上的又包括文体上的。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运用意识流技巧，描绘了三个猥琐的反英雄人物荒诞的精神世界。在小说的叙述中，乔伊斯将不同内容和文体的叙述材料并置在一起，这种叙述形式的异质性，恰似一幅立体派画家的拼贴画，揭示出现代社会人们思想情感的扭曲异化。《尤利西斯》中的拼贴画可分为两个层次，动态拼贴画和静态拼贴画。前者指三个人物动态的意识活动彼此相互独立且相互关联，这一手法从始至终贯穿整部作品，三幅动态画面组成的拼贴画勾画出都柏林一天的精神画卷。静态拼贴画是将不同的叙述片段以报纸标题的形式拼合在一起，凸显人物精神世界的异化。
　　
　　《尤利西斯》中的动态拼贴画
　　
　　《尤利西斯》中的动态拼贴画由三部分组成，主要记述了斯蒂芬(Stephen)、布卢姆(Bloom)和莫莉(Molly)三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斯蒂芬是一位青年艺术家，他渴望艺术成就，却拒绝接受传统的宗教信仰，其思想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抛弃传统宗教文明后的精神迷失。布卢姆是一位犹太后裔广告推销员，他地位卑微，中年丧子，但对于妻子莫莉和别人通奸，他也充耳不闻，同时他也和其他女子暗中调情，布卢姆行为猥琐懦弱，思想荒诞，是现代社会人们思想情感扭曲异化的集中体现。莫莉是位淫荡的中年妇女，她暗中和多位男子保持性关系，完全抛弃了对丈夫和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她的思想意识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彻底瘫痪。
　　《尤利西斯》中的三个反英雄人物分别代表了青年、男人和女人；艺术家、庸人和主妇。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反英雄的写照，从不同角度透视出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在叙述中，由于三个人物各自的不同身份和个性特征，其内心活动自然相互差异，于是乔伊斯在意识流叙述中将这三个人物的意识活动，用各自不同的文体表述，相互交融在一起，拼贴成一幅都柏林精神荒原的动态 “清明上河图”。
　　首先，第一幅动态画面表现的是布卢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斯既庸俗又猥琐，他愤世嫉俗，又行为猥琐，总是想入非非，却又难以付诸行动，是一个内心严重异化的现代人写照。他总是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内心的失望与懦弱，透射出其内心深处对生活的茫然无助。在对布卢姆的描述中，乔伊斯在文体上采用了结构松散、跳跃凌乱的语句，句子成分常常被省略或残缺不全，缺乏逻辑联系，甚至超越语法常规，言语也多为日常口语，其瞬间的思绪跳跃万里，尤其是其不断冒出的猥亵的念头是一个庸俗的现代反英雄真实的写照：
　　
　　马车没影儿了。这吵吵闹闹的狮子鼻真可恶。觉着像是吃了闭门羹似的。“天堂与妖精”。事情总是这样的。就在关键时刻。那是星期一，一个少女在尤斯塔斯街的甬道里整理她的吊袜带来着，她的朋友替她遮住了那露出的部位。互助精神。喂，你张着嘴呆看什么呀?①
　　
　　其次，第二幅动态画面展现的是博学的青年教师斯蒂芬，文本中他的内心活动与布卢姆相比充满了哲学与艺术的思考，具有抽象深邃的思想，语言结构也较严谨。但他对艺术和前途的迷惘困惑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出他在现实中的失望与无助。在对他的描述中，乔伊斯在语言上，多用些深奥的词汇，而且广征博引，从古希腊哲学到莎士比亚戏剧再到当代艺术尽在其中。在文体上，乔伊斯采用了“一种清新、轻松的叙事文体——‘青年叙事体’”②，这主要表现在斯蒂芬的内心独白上，相对于布卢姆和莫莉而言，语句比较规则，有一定的逻辑性。整齐变化的语句和深奥的词汇来刻画一个艺术家深邃的哲学思想，使读者在无际绵延的意识流中，仍能跟随其进入一个对未来与自我迷惘的青年艺术家的思绪中：
　　
　　为什么漫无止境地延伸到最远的星宿那儿去呢?星群黑癷癷地隐在这道光的后面，黑暗在光中照耀，三角形的仙后座，穹苍。我坐在那儿，手执占卜师的癹木杖，脚蹬借来的便鞋。白天我呆在铅色的海洋之滨，没有人看得见我；到了紫罗兰色的夜晚，就徜徉在粗犷星宿的统驭下。我投射出这有限的身影，逃脱不了人形影子，又把它召回来。倘若它漫无止境地延伸，那还会是我的身影，我的形态的形态吗?
　　
　　另一方面，乔伊斯还运用了颇具哲学韵味的词语来展现斯蒂芬的艺术思想，在小说第三章的开始，他运用了深奥的哲理沉思表现斯蒂芬的与众不同：“可视事物无可避免的形式：至少是对可视事物，通过我的眼睛认知。我在这里辨认的是各种事物的标记。”在斯蒂芬的内心独白中，乔伊斯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可视事物无法避免的形态”(ineluctable modality of the visible)，“透明性之极限”(limits of the diaphane)等深奥的词语，这些词汇和乔伊斯自创的如“海生海长”(seaspawn)、“鼻涕绿”(snotgreen)、有学识者的导师(maestro di colorche sanno)等陌生化词语以及大量拉丁语和外来语凸显出斯蒂芬意识流的哲理特征，使读者感悟到斯蒂芬思想的深邃，从而在文体上同其他人物有所区别。但是，斯蒂芬的理性思绪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在抛弃传统宗教文化后的病态理性。这体现出尼采非理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再次，第三幅动态画面展现的是莫莉，文本中莫莉的意识流活动完全处于非理性状态，充满了龌龊甚至是淫荡的意识内容，她的内心活动天马行空，混乱突兀，晦涩难懂。乔伊斯在行文中深刻把握了她的意识特点，在对莫莉的描述中，乔伊斯在文体上，将第十八章全章长达几十页毫无停顿的内心独白不加任何标点符号，语句自由松散、支离破碎，结构无序，将其朝三暮四、浑浑噩噩和混乱缥缈的肉欲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女性代表生育与人类未来，文本中淫荡的内心独白和紊乱的文体叙述风格在乔伊斯笔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迷茫死寂的精神现状，似乎欧洲社会几千年来理性的精神支柱已经完全崩溃，人类已站在了混沌的中心：
　　
　　当我像那么样伏在他身上解开他的纽扣儿掏出他那个并且把皮往后拽了拽的时候我弄得他稍微涨红了脸那物儿像是长着眼睛男人们下半身统统都是纽扣儿他管我叫莫莉我的乖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杰克乔是哈里马尔维吧对啦 我估计他是个中尉 白白净净的他有一副乐呵呵的嗓音于是我就把那物儿整个儿抚摩了一遍……即便我已经结了婚 他也还会跟我干那个的我曾答应他说好吧一定的现在我会让他飞快地操我一通
　　
　　乔伊斯从不同角度将三位反英雄一天中动态的内心活动拼贴在一起，读起来也恰似三幅动态的画面拼贴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立体抽象的拼贴画。在内容上，布卢姆的庸俗哲学、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莫莉的肉欲主义是现代精神荒原的不同方面的写照。在文体上，乔伊斯赋予斯蒂芬有序的自由联想，赋予布卢姆杂乱的意识流，而莫莉则完全自由、无序的自由联想。这些叙述片段恰似“由众多桔瓣聚焦于一个主题而组织在了一起”③，三个人物描述中文体的异质性凸显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疏离孤独的精神状态，然而这种文体差异又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它们共同勾勒出现代都柏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空虚与混乱，深刻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尤利西斯》在一九二二年首次出版时，正是以一幅立体的人物画为封面的。

　　《尤利西斯》中的静态拼贴画
　　
　　静态拼贴画展现的是时间停滞时不同空间维度下的各个画面的组合，它是将众多从不同角度透视的画面并置在一起的立体画面。在叙事作品中，当故事时间停滞下来后，作者以不同的视角将不同的片段如实地记录下来，再将它们平行并置在一起，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叙述结构，这些叙述片段被拼贴在一起，形成一幅拼贴画。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运用了大量的静态拼贴画技巧。他把不同内容和材质的材料像立体派画家一样，按照一定的模式组织在一起，“通过变化的文体，将现实展现为由多种话语构成的拼贴画”④。《尤利西斯》中典型的静态拼贴画出现在第七章伊奥勒斯(Aeolus)中，乔伊斯在叙述午间这一小时内的事件时，并未完全以客观时间为顺序组织材料，而是用报纸五花八门的标题形式记录了都柏林的方方面面，旨在说明都柏林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恰似一张杂乱的报纸一样支离破碎。
　　这章共计六十三个新闻标题，以“在希勃尼亚首都中心 ”为首开始展现市井，然后跳转到《自由人报》社，这期间的叙事主要展现了《自由人》报社内人们彼此间无聊和荒诞的闲谈。这一章在情节上和《奥德赛》的伊奥勒斯(Aeolus)相对照。在《奥德赛》中风神伊奥勒斯为了帮助奥德修斯，送给他一个皮袋子，将途中所有恶风全都封在里面，但奥德修斯的部下在快到家乡时，因为好奇打开了口袋，他们又全都被恶风吹了回去，风神一怒之下拒绝再次帮助他们。在乔伊斯的文本中，布卢姆象征了现代的奥德修斯，主编代表风神，其他人则对应奥德修斯的那些愚蠢的部下。布卢姆四处兜售广告喻为奥德修斯的航程，他卑微的地位和艰难的生活，戏讽奥德修斯英勇的航程。先是杰·杰·奥莫洛伊(J·J·O’Molloy)来找报社主编寻求贷款，尽管海阔天空一番，却遭主编克劳福德(Crawford)的婉言拒绝：“囊空如洗，杰克……水已淹到我这儿啦。我自己也是穷得一筹莫展。上礼拜我还在找个人出面在我的借据上签字担保呢!”而亚历山大·凯思想要刊登一则花边广告，得到的回答是：“请告诉他，‘吻我的屁股’好吗?……他可以吻我高贵的爱尔兰屁股”。 以“布卢姆归来”为标题的一段叙述象征着奥德修斯被吹回了风神的海岛。主编的一句“告诉他，叫他下地狱去吧!”也暗示着布卢姆的卑微与无助的境况。而他那些“同僚”的琐碎污浊的言谈恰似将恶风放出了口袋。一个个都像是尤利西斯手下的那些愚蠢的水手：一帮浑浑噩噩的庸才，却在海阔天空地调侃着政治、法律、历史和艺术，俨然一个纷乱复杂、荒诞的社会图景。
　　乔伊斯的精湛之笔在于它并没有将这些材料简单地以线性顺序排列起来，而是以报纸标题的形式将它们拼贴在了一起。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不同叙述视角，将这些异质的材料和内容各不相同的叙述片段以纷乱的标题形式，拼贴成一张报纸。展现出一个庸俗无聊、毫无生机和未来暗淡的世界。
　　在叙述文体上，乔伊斯将这些叙述内容分成六十三个叙述片段，并给每一个片断配上一个稀奇古怪的报纸标题。全章的六十三个标题形式各异，有整句也有短语，有陈述句也有疑问句，更有甚者仅仅由几个问号组成。叙述者以报纸标题的形式把众多的叙述片断拼凑在一起，恰似报纸五花八门的栏目一样，各自叙述着自己的故事，角度各异，材料异质。这些杂乱的叙述片断被并置在一起，增加了支离破碎和杂乱喧哗之感，使其更像是“具有异质特征的杂文集”⑤，乔伊斯借用毕加索现代立体派的画具，用报纸五花八门的标题形式拼贴出都柏林的方方面面，揭示西方现代社会的实质：支离破碎。
　　另一方面，乔伊斯为了从形式上更加凸显了现代社会荒诞的精神本质，他在第七章运用了百余种奇特的修辞手法进行戏仿叙述，这些奇特的修辞技巧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异化。⑥在第七章伊始乔伊斯便在标题中就运用了转喻法(Metonymy)：“ THE CROZIER AND THE PEN ”⑦ (牧杖与钢笔)。 这里牧杖代表教会，钢笔则象征庸俗的报社编辑。神圣的宗教与无聊的报社编辑在结构上对等了起来，暗示出现代社会信仰的危机。文本中还运用了众多奇异的修辞技巧，如变形法(Metathesis)：原文中叙述者为了真实表现排字工人排版时倒排字母的情景，就将人名颠倒拼写成mangiD kcirtaP，实际上应为Patrick Dignam。再如换位法(Anagram)：叙述者为了表达人物琐碎纷乱的思想，常常改变原词的拼写甚至自己造词，如，“I hear feet-stoops.”⑧(我听到了脚步声)。feetstoops 就是叙述者由footsteps 变形而来，其目的是为了产生由远而近的声音感。另外叙述者在文中多次运用文字游戏以增强反讽的效果，比如正读与倒读意思不变的回文法(Palindromes)： “Mad am I mad am. And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⑨。这两句话颠倒语序后语句内容完全相同。汉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法，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些拗口的文字游戏本身内容的空洞与文字形式的过分雕琢形成反讽，揭示了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下的精神瘫痪。众多奇特的修辞技巧就像是一页报纸中不同栏目间形式各异的写作风格一样，混合拼贴在一起。乔伊斯运用这些变异的修辞技巧从各自角度展现荒诞的言谈内容，凸显出文本的异质喧哗之感，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静态拼贴画技巧，运用众多奇特的修辞手法将众多的叙述片段以报纸标题的形式拼凑在一起，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文体风格的单一线性和统一性。但形式上的异质性却蕴含着深层次的统一性：即都柏林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社会恰似一张报纸，“整个城市像是用现代材料并置在一起的一张硕大的报纸(一日社会生活的集合)”⑩。人们彼此疏异孤立，处在一个混乱无度、迷茫无助的精神荒原之中。所有这些凸显出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
　　
　　结 语
　　
　　现代主义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人物内心世界中非理性的意识活动，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作家更加注重叙述技巧的创新。在创作中詹姆斯·乔伊斯运用了动态和静态两种拼贴画叙述技巧，在动态拼贴画中，三个不同身份和个性特征的人物被赋予了不同语言风格的叙述文体，斯蒂芬不切实际的艺术幻想被赋予了整齐、符合逻辑关系的叙述文体；布卢姆庸俗猥琐的思想意识被赋予了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口语体；而莫莉淫荡和荒诞的思想则通过完全紊乱、不加标点的文体展现出来。三个人物的内心思绪和三种文体风格相得益彰，相互交融形成主题一致的整体。乔伊斯将三个人物的意识活动拼贴成内容和文体各不相同的三幅动态的画面，构成一幅三维的立体拼贴画，从三个层面折射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斯蒂芬身上体现的是现代社会艺术和理性。
　　在静态拼贴画中，乔伊斯运用拼贴技巧将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将其并置在一起。将现代社会生活简约成一份报纸五花八门、零乱各异的报纸栏目，或将这些内容像电影镜头一样并置在一起，展现现代社会不同角落人们思想情感扭曲的一面。在叙述文体上，乔伊斯将看上去不相容的材料并置在一起，凸显了内容与文体的异质性，深化了现代反英雄和精神危机的本质，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现代西方的精神世界。
　　在模仿拼贴画技巧中，乔伊斯把故事时间看作是现代派画家的一幅画布，故事内容的纷乱复杂、离奇荒诞就像是现代立体派画家对客体的拆解和重新组合。叙述视角、叙述文体和修辞技巧的差异就像是画家手中五颜六色的油彩，于是，乔伊斯将荒诞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扭曲的思想意识，借助文体、视角的差异形成众多异质性的画面并置在一起，构成拼贴画。乔伊斯运用拼贴画技巧，实现了叙述技巧的创新，通过叙述内容间以及内容同文体间的异质性展现出现代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物扭曲异化的内心世界，深化了小说的反英雄主题。
　　(责任编辑：水 涓)
　　
　　①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M].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年，第147页。本文所有中文引文都引自此版本，不再标注页码。
　　② 陈恕. 尤利西斯导读 [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30页-第31页。
　　③ Mickelsen， David.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Narrative [A]. In Jeffery R.Smitten & Ann Daghis-tany (eds.). 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5.
　　④ Bradford， Richard. Stylistics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1997， p.159.
　　⑤ Don Gifford & Robert J. Seidman. Ulysses Annotat-ed： Notes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 [M].Berkley Los Ang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636.
　　⑥ 唐·吉夫德(Don Gifford)在其所著的《尤利西斯注释》(Ulysses Annotated： Notes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中专门在附录部分，列举了小说第七章多达113种奇特的修辞技巧及其叙述意义。
　　⑦ Joyce， James. Ulysse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118.
　　⑧ Ibid.， p.128.
　　⑨ Ibid.， p.137.
　　⑩ Butler， Christopher. Joyce’s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In Derk Attridg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C].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7.

文：梁庆标 出处：名作欣赏 2007年第7期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艰涩而深刻的作品，围绕着对它的解读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本文认为，乔伊斯对犹太问题的关注是解读《尤利西斯》的切入点。在国内外“乔学”界，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了布卢姆的犹太身份，但是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一“文化身份”的意义，并且对文中随处可见的犹太文化的描写没有足够的重视。要深入解读乔伊斯，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其实，乔伊斯就这一问题做过解释。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他将以色列和爱尔兰并置在一起，赋予了它们史诗的意义。从这一层面来解读作品，会给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可见乔伊斯并不像其他一些爱尔兰作家一样，沉浸在民族主义的漩涡中，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诉求。
　　
　　一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创作《尤利西斯》前后，都同犹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一直对犹太问题极其热心，并经常接触犹太人，这促进了他对犹太人处境的思考。另外，他还思索过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无疑这对《尤利西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乔伊斯对犹太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他认识或接触的犹太朋友，一是他阅读的关于犹太文化的书籍。彼得·寇斯特罗指出，在塑造人物时，“乔伊斯得向都柏林的另外一群边缘人汲取灵感，这些人也就是他比较熟悉的犹太人”。其中就有一家是姓布卢姆的，而乔伊斯一家和布卢姆家是相识的。除了布卢姆，艾特尔·斯格密兹也为乔伊斯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文化习俗的信息，也是一个重要原型，他的“祖父来自匈牙利。他具有布卢姆式的胡子，而且和布卢姆一样有一个妻子和女儿。他曾经问斯坦尼斯拉斯：‘告诉我一些爱尔兰人的秘密。你知道你的哥哥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那么多犹太人的问题’” 。
　　著名传记家艾尔曼相信乔伊斯还依靠了西奥多·迈叶和奥斯卡洛·威斯，他们都是《尤利西斯》中犹太文化典故的信息来源。艾尔曼写道：“他原有的对犹太民族性的好奇心，以前在的里雅斯特的时候在斯格密兹的身上表现过，现在又转向了威斯。”
　　同时，乔伊斯还曾收集并阅读了大量有关犹太文化、历史的书籍。在他的图书中有许多关于犹太教的书籍。如R·波特的《巴沙巨城》，据研究，《尤利西斯》中的一些情节，尤其是第八章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奥特·威尼格的《性与人格》一书也影响了乔伊斯。他从书中看到一种理论：犹太人是天生女性化的人。这种理论明显是对犹太人的歧视。为了展示他们对犹太人的歧视，乔伊斯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了布卢姆身上。此外，乔伊斯还在苏黎世购买了T·赫兹尔的《犹太国》，一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政治书籍，萨克的《锡安主义与犹太未来》，该书主要讨论了犹太人面对的许多偏见，还记录了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移居地的观点和计划。
　　出于对犹太民族的特殊情感，在关注犹太文化的基础上，乔伊斯还不断思考犹太人的种族特性。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乔伊斯经常和他的朋友和客人谈论与他这部小说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相似，这是乔伊斯一贯坚持的观点。他宣称，他们在许多地方是极为相似的：被压迫，沉迷于幻想，对合作思想有强烈的兴趣，渴望理性的规则。”只要浏览一下它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民族确实有着非常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世界历史上，它们都疏远于处于优势的欧洲文化，处于“他者”的地位。乔伊斯还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感兴趣， 如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带着辫子的中国犹太人和具有蒙古特征的蒙古犹太人”，乔伊斯从中看到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互交融的状况。
　　而欧洲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思潮更引起了他的关注。为何许多欧洲人都把犹太人作为“他者”(the other)而加以歧视甚至驱逐呢? 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差异到底何在呢?据研究，欧洲人排斥犹太人的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
　　宗教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十九世纪受基督教教育的人都要接受如下教条： 犹太人的流亡是对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惩罚；犹太人还因为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而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的拯救；犹太人不再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了，他们已被基督教的子民取代。他们指控犹太人有世界阴谋，要破坏基督教和世界。
　　其次是经济原因。欧洲人普遍认为，犹太人重物质，贪财吝啬。爱尔兰人格利菲思曾表达了对犹太商人的极度不满：“爱尔兰的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经济罪人，他自己不创造财富——他只是从别人那里攫取——他是最成功的外国货的销售者，他是不公平的竞争者，他曾经并且永远是外来人。”而且他们相信，一些犹太商人掌握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他们的阴谋就是要制造骚乱，并推翻政府，夺取权力。另外，一些种族科学家从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出发，提出了一种“犹太种族病理学”。他们认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有着一种超越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生物学上的差异，而且是不可同化的。这使得印欧种族或雅利安人的后代取得了超越他们的特性，因此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乔伊斯注意从各方面了解关于反犹主义的信息。除了当时引起重大轰动的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还从书中寻找依据。他有几本书是研究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的。其中一本是斯第德的《哈博斯堡君主政权》。书中对犹太人的性格、文化的描述具有“模式化”的倾向，带着一种无意识的种族歧视态度。因此，乔伊斯对欧洲反犹思潮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一九〇三年他回到都柏林，当爱尔兰人还在浑浑噩噩中度日的时候，他是极少几个能清晰认识爱尔兰的反犹思想的人物之一。当时的雷莫瑞克发生了强烈的反犹运动，“犹太商人受到抵制，甚至伴随着暴力活动。”甚至有些商店打出招牌：“本店不用犹太人，只雇佣爱尔兰裁缝。”
　　
　　二
　　
　　乔伊斯对犹太问题的关注，为我们理解《尤利西斯》中的相关描述提供了依据。这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布卢姆的犹太身份的强调，以及对反犹思想的展示。
　　乔伊斯把布卢姆确定为犹太人，有着他的创作动机。一九〇四年的一天，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乔伊斯感动。他对弟弟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尤利西斯》。后来，他又想把它写成中篇，直到一九一四年，乔伊斯才动手写这个题材，不过已经是一部长篇巨著了，题目仍然是《尤利西斯》。可见乔伊斯把布卢姆写成一个犹太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突出他虽然受人欺凌但仍然具有强烈人道情怀的精神状态。乔伊斯曾经对一位丹麦的评论家说：“你得自己尝到流亡的滋味，才能理解我的书。”
　　事实上，在阅读《尤利西斯》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布卢姆整整一天的意识流动中，对犹太问题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散见在小说的各个章节。这足以说明作者的机心。例如，在第四章，布卢姆看到了几张报纸，他认真地阅读着报上的信息，并勾起了对犹太人流浪命运的思考：“那一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一个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当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里克·狄格南”时，不禁想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园的理想。布卢姆对犹太文明的依恋，对故国的忧心可见一斑。第十七章是总结性的一章，布卢姆一天的活动便和犹太人罪赎式的精神祭祀与民族历史对照起来。这些思考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此不详细列举。这正反映了布卢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所以一位犹太学者指出：“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血统、他的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只要有人在凌晨敲一下他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会即刻重新变成一个犹太人。”

　　与此相对的，就是乔伊斯对爱尔兰人的反犹活动的描写。反犹主义的代表主要有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馆里的一批闲汉。对爱尔兰人的这一特征的描绘，展示了他们的狭隘视野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因为犹太人施行割礼，所以马利根称上帝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一些爱尔兰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与马利根几乎如出一辙，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鸨母、邋遢女人们和小瘪三，都对布卢姆充满歧视。戴汐校长是反犹主义的代表。他将欧洲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犹太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犹太人成了帮，他们就能把国家的元气吞掉。……犹太商人已经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国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犹太人理应受到惩罚，无家可归。当斯蒂芬离开他的时候，他追了上来，说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是 “因为爱尔兰从来没有放他们进来过”，这种幽默在我们看来显得格外狠毒。
　　所以学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乔伊斯通过布卢姆的形象表达的是对反犹主义的驳斥，“《尤利西斯》因此不仅对文学，而且对犹太人都是一个好消息。这部小说是一种美学的、道德的胜利”。而布卢姆则成了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典型。
　　
　　三
　　
　　面对欧洲日益明显的反犹思潮，乔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超越了单纯的种族问题，反映了普遍的现实批判意识，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犹太问题并非《尤利西斯》关注的绝对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实际上是爱尔兰的精神瘫痪以及遍及欧洲的狭隘思想。犹太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爱尔兰人，虽与犹太人同为受压迫者，但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是乔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乔伊斯的犹太意识，是以其现实批判精神为依托的，他是伟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负起了道德的重担，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祖国，用流亡和艺术，揭示民族的痼疾。
　　爱尔兰社会封闭保守的思想、狭隘的观念令乔伊斯难以忍受。他年轻时接受的是严厉的教会教育，并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这激发了乔伊斯的反抗：“教堂对缓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无所作为，而只是鼓励一种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态度，这有什么用呢?” 他的矛头指向了教会的虚伪。同时他对所谓的爱尔兰文化和民族复兴进行了尖锐的嘲讽。那些所谓的文化复兴者，沉迷于爱尔兰过去文化的荣耀，以致忽视了人们现实的生存需要。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片面化的、狭隘的。“这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结果变成了和压迫者一样的极权主义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运动，让他们来解放人民会有什么好处呢?” 不甘于被限制在这样狭隘的空间之内，他要脱离这瘫痪的状态，为了惊醒处于“精神瘫痪”的祖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选择了流亡。他不愿再去为他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是家、祖国或者教堂。这正是乔伊斯反叛精神的体现。
　　乔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与叛逆。然而在艺术表现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爱尔兰(主要是都柏林)为背景的。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来影射整个欧洲。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是欧洲的象征，“爱尔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一个威胁艺术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剥夺了艺术家的独立，滋生了地方主义的偏习。”深感于此，乔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一种无畏的现实主义，像易卜生那样，剥掉欧洲城市中产阶级社会伪装的面具，暴露他们的精神虚幻和贫瘠苍白”。
　　他选择了流亡以守卫自由，用艺术为武器展开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这样，乔伊斯的犹太意识，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警惕和批驳，对艺术真实的执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现实批判意识，真正体现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品质。
　　(责任编辑：水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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