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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鹏年 出处：读书 1981年第7期

    岁月如流，《围城》问世忽忽三十五年。作为一个在四十年代嗜读和偏爱它的青年读者，曾经从中认识了行将崩溃的旧中国面貌，看到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困境，坚定了要求前进、追求革命的信心，因此长期来总像思念故友似的，一直萦绕于怀。新印本出版了，展卷重读，它的光泽依旧、魅力如昔，更令人爱不忍释。
    当《围城》英译本出版，被推崇为“一部近代中国经典”时，使我想起了有关《围城》问世初期的一些往事、几个对《围城》倾倒备至的战友——他们在十年动乱中先后去世了。“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我不能不感到绵绵的惆怅。
    　
    一
    　
    《围城》的寓意，乃法国成语“fortesse  assiegée”就是“被围困的城堡”的意思。解放前夕，当出版界不景气而唯有《围城》在短短一年半中重版三次，风行畅销之际，正是“百万雄师下江南”、上海成为“围城”之时。正像《围城》中描写方鸿渐在峨嵋春川菜馆的筵席上，听苏文纨、褚慎明谈论“金漆的鸟笼”和“被围困的城堡”，所谓“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后来也说：“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围城》象征着人生领域的一场战役。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熙熙攘攘，没有了局。举凡爱情的纠葛、家庭的风波、人事的倾轧、生活的煎熬、阶级的对抗、社会的矛盾、国族的战乱、尘世的纷争……，都和《围城》的情况相仿佛。《围城》中描绘了一些留学生从海外到国内、都市到乡镇、学校到家庭，出现各个阶层大小人物六十余名；而主人公方鸿渐转辗奔波、到处碰壁；冲进逃出、谋生乏术……小说中写他的困境是：“鸿渐郁勃得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见一九四七年初版第407页、一九八○年重印本第305页)《围城》既是启示人生之路的象征；又是揭露命运之谜的妙喻。
    这部杰作“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使彼世相，如现目前。”从一滴水窥沧海，《围城》反映了整个时代。人们不会忘记，在解放以前的人生长途上，出现过许多似曾相识的方鸿渐的面影；他是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4页)方鸿渐尽管“百无一用”、“书生气十足”、身上有许多毛病，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并不是“先进分子”；但他具备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一个“精神条件”：即“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他留欧四年、“游学”三国，对“帝国主义文化”却表示了鄙视，认为“西洋文明”传来中国的，只不过是“鸦片和梅毒”。方鸿渐能够保持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当他服务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了，便毅然向报馆辞职；他在身无分文、饿着肚子时，也不肯“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最为可贵的，他“不愿意跟国民党走”。国民党反动官僚苏鸿业的“千金”小姐“女博士”自愿委身相许，方鸿渐决不领情、不肯“攀龙附凤”。他见了国民党“政客王尔恺”的字，就“撇嘴”冷嘲、百般挖苦，还说“不向他谋差使”。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也是耻与为伍，不肯随波逐流。最后，为保存了一本“时髦书《共产主义论》”，竟被校方视为“思想有问题”而“解聘”。他和赵辛楣一样，认为“要靠了裙带得意，那人算没有骨气了”。总的看来，这是一个“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正开始“站起来”的“有骨气的中国人”。(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4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时代里，方鸿渐的“典型性格”正和俄国革命前夜的《罗亭》一样，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围城》在四十年代后期之所以一纸风传、万人争诵，其源盖出于此。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成员有信孚印染厂的陆君、立丰布厂的顾君、新华银行的石君……，都是当时的“《围城》迷”。有时在生活中接触到某些人物，议论中常与《围城》中的人物相类比。我们当时在沪西番禺路上的石君家中集合，主要在私地里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围城》中的某些情节，帮助我们从感性上加深了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章节的认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革除”的那种“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大家在讨论中各抒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时，石君随手拿出《围城》，翻开小说第二章，其中描写方鸿渐留学归来，在家乡的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读道：“方鸿渐强作笑容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见《围城》初版本第48页)大家在笑声中都认为方鸿渐不伦不类的“演讲”，却说出了简单明白的道理。人们记忆犹新，帝国主义用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华帝国大门，畸形的卖淫制度便和“五口通商”的租界同时发展起来。在旧上海，“会乐里”的高等书寓、“青莲阁”的“红倌人”、“四马路上的妓院”、大大小小的“燕子窝”(大烟铺)……，同帝国主义统治机构“工部局”和“巡捕房”，都是设立在同一条马路上的。“鸦片和梅毒”，是对“帝国主义文化”绝妙的讽刺和概括。《围城》通过对方鸿渐等留学生精神世界陷于困境的精湛描写，展现了一幅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在中国失败和破产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围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二
    　
    最难忘怀的，《围城》在解放初期，曾配合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重要文章，接着便围绕讨论白皮书、认清“民主个人主义”本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围城》由于对帝国主义吹嘘的“历史上曾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脊骨”的上层知识分子，别开生面地作了深刻的揭露、解剖、讽刺和批判，正好为大家认清“民主个人主义拥护者”的面目，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形象材料。
    《围城》在塑造主人公方鸿渐的同时，还刻划了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是与方鸿渐由“情敌变为同情兄”的赵辛楣，表面上象“正派”的“留学生”；使方鸿渐认为“像尊人物，不胜倾倒”的董斜川，虽然“英年洋派”而“口气活象遗少”；后来当了方鸿渐的姑父的陆总工程师，“好谈论时事”，却对帝国主义“存着幻想”……，都是一些典型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属于人民群众中的中间派。此外，有“靠着三、四十封”西方学者“回信吓人”的“哲学家”褚慎明、向反动统治阶级卖身投靠的曹元朗、冒牌博士韩学愈、伪君子汪处厚、假道学李梅亭、趋炎附势的顾学谦、卑鄙无耻的陆子潇，以及“花旗洋行买办”张吉民等等。他们有的是政治上近视、思想上糊涂；有的头脑中充满着许多反动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是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这一群形形色色有时代气息、富于社会共性和鲜明个性的人物和情节，有机地构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典型环境”。在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条道路进行决战的历史关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赖以支柱的，就是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当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后，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鼓励他们“终于会再显身手”的所谓“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的代表(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5页)，也就是这样一些人物。为了用善意去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是很必要的。上海沪西区委为此吸收各工厂企业的高级职员，举办了“职员学习班”。开始时，大家对怎样认识“民主个人主义者”并与“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划清界线等问题感到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学习班”负责人之一的陆君，便和我谈起了《围城》。他说：“如果让大家读读《围城》，对于‘民主个人主义者’本质的认识，可能有所帮助”。经过区委领导的同意，《围城》便列为学员们的辅助参考读物。
    我当时是“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不但有机会看到学员们的《思想小结》；协助陆君一同整理了《运用<围城>等文艺作品进行思想教育的几点体会》；还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工会干部学校”中介绍《怎样做好职员的思想工作》第二部分，引用了《围城》的例证。学员们在《思想小结》中联系《围城》谈体会，主要有这样四点：
    其一、通过《围城》，认识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不能救中国。
    大家普遍认为：“读了《围城》，进一步加深了对《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件的感性认识”；“从方鸿渐的遭遇，更看清了‘民主个人主义’在中国失败和破产的必然性”。他们说：“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原来是留学生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从欧洲带回的。正象《围城》所描写：‘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见《围城》第2页)但这一套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不少学员还以方鸿渐为鉴，照了一下镜子，回忆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都认为“方鸿渐为人比较正直、有爱国心，能保持‘中国人的骨气’；结果到处碰壁，没有出路。可见‘民主个人主义’救不了方鸿渐；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也同样不能救中国。”
    其二、通过《围城》，看到了“民主个人主义”的反动实质。他们说：“从《围城》中赵辛楣、曹元朗的经历和演变，进一步看清了‘民主个人主义’的反动实质。例如：赵辛楣从美国留学归来，自鸣清高，不屑当‘外交公署处长’，而在‘华美新闻社当政治编辑’；当他在‘三闾大学’出丑后溜到重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了国防委员会颇为得意’，‘一步一步高上去’，终于‘步’入了反对人民的行列。曹元朗原来是‘留学英国，在剑桥念文学，是位新诗人’，回国后自鸣风雅，做些莫名其妙的诗；但与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女儿结婚后，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官’，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终于加入了反对革命的阵营……。他们的经历，就是从‘民主个人主义’演变为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民主个人主义’的实质，也就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
    其三、通过《围城》批判了“保守中立”的“清高”思想的错误。
    他们原来以为：“过去能够‘不左不右、保守中立’，思想上很清高”。“从《围城》中陆总工程师的形象和抗战期间‘约翰牛’、‘山姆大叔’、‘法兰西雄鸡’的描绘，认识到‘政治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中立’的，自己的‘清高’思想是错误的”。他们都认为：“《围城》中写道：‘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见《围城》初版本第432页)这是对一切标榜‘中立’的中间派思想本质，富于幽默的艺术概括。”
    其四、通过《围城》划清了与“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界线。
    他们说：“《围城》用艺术形象把‘民主个人主义者’作了一次集中展览，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有的说：“本来还以为‘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皆有之，无伤大雅’；认为这种思想即使不好，也无非像一块‘臭豆腐干，外臭内香’……。现在通过《围城》中的褚慎明、韩学愈、李梅亭、汪处厚等人身上，暴露了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面目是如此丑恶、灵魂是如此龌龊……，看到他们，人皆厌恶。谁还愿意去步他们的后尘呢？”——从而便自然地与“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划清了界线。
    《围城》作者站在四十年代“历史的前线”，写出了“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画廊中的艺术典型，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定生活环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诗人是预言者”，小说《围城》为新华社社论批判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预示了一份生动的形象材料。《围城》的形象思维终于能为新华社社论的逻辑思维服务，这就证明：凡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总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而具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三
    　
    《围城》问世以来，有人誉扬；有人诋毁；有人把它当作一面“自我教育”的镜子；更有人不求闻达、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埋头从事研究。
    国外的学者和记者认为：“《围城》在海外盛行而在本国绝少人提起。”一一其实，这是不确的。
    《围城》一发表，曾经纸贵洛阳、在国内文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九四八年四月，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写道：
    “《围城》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rite’(最爱好)了。我的儿子、内侄、姨女、内嫂以及我自己都争夺般地抢着看，……”。
    同年七月，一位署名“无咎”的老作家在《读<围城>》中承认：
    “朋友聚谈时，要我来谈一谈《围城》，说几句话；且说，这是位和平后出现的作家，颇有些读者的”。
    但是，“秀出于林，风必摧之”。《围城》也同时招致了一场激烈的责难和围攻。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横眉社出版的《横眉小辑》第一期，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论香粉铺之类》，指责《围城》道：“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象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
    同年四月二十日 ，同代人社出版的《文艺丛刊》第一期，发表了一篇《从<围城>看钱钟书》，竟然胡诌什么：“《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
    同年七月一日，香港出版的《小说月刊》创刊号，也发表了一篇《读<围城>》，说这部小说只是：“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
    由此可见，围绕《围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非“在本国绝少人提起”。尽管“提起”时有褒有贬，却都是重视《围城》的表现。
    有人说：在一九四八年，领导和指挥这场围攻《围城》事件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过调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解放以前，地下党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刘长胜、马纯古等同志。解放初期，刘长胜同志任市委第三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主席；马纯古同志任市委常委兼劳动局局长。当时他们大力支持沪西区委举办“职员学习班”，都亲自来讲课。在学习班确定把《围城》作为辅助参考读物之前，沪西区委副书记安中坚同志指定陆君和我，一起向刘长胜、马纯古等同志进行走访，了解一九四八年由上海首先发难的围攻《围城》事件。
    刘长胜同志说：“这件事”，他“一点也不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市委领导，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要批判《围城》的指示和意见。什么蚂蚁社、横眉社批《围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同我们党的市委领导没有关系。”
    马纯古同志说：“对文坛上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去年(即一九四八年)的打击《围城》，与我们党的领导毫无关系。因为在当时，我们主要是贯彻执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有关指示。毛主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公开打击《围城》和它的作者，是违反‘扩大文艺统一战线’的精神；因此，批《围城》决不是党的意见……”。
    我们还请教了邵荃麟同志。他说他“是反对抹煞《围城》的那种过左倾向的。”在他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我们必须避免重复左联时代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轻视或放弃对于一切可以合作前进的人的团结与争取，这种倾向……应该及时纠正。……反对抹煞一切的过左倾向，……帽子乱戴，……这将使新文艺运动的发展，遭受巨大的损失。”(见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香港出版《文艺的新方向》第15页)
    事实证明：一九四八年围攻《围城》，并不是党的意图；一九四九年沪西区委把《围城》当作“思想教育”的参考材料，反映了我们党对《围城》的根本态度。
    《围城》究竟为什么无辜受到打击？——完全是模仿了苏联“清算文艺”的一套作法所致。
    当我国的讽刺艺术杰作《围城》出版时，苏联正在以倾国之势发动全民批判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达到高潮。个别人不问国情、生搬硬套，便向《围城》开刀。影响所及，导致《围城》在上海未能及时重印。这是我国文艺界的一个损失。时代的讽刺：苏联去年出版了索洛金的《围城》俄文译本，“序”中批评“中国埋没了这部书”，令人啼笑皆非。
    事实上，“左”倾思潮对《围城》的错误打击，反而激发人们对《围城》的认真研究。如果说：在国外研究《围城》是为了考博士、硕士等学位，“一举成名”，可以获致一生衣食不愁的“金饭碗”；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几个共产党员不问对《围城》的褒贬、不论处境的顺逆、不计个人的荣辱，坚持为革命文化发展的需要而默默地研究《围城》及其作者的所有著作，苦心孤诣、锲而不舍，垂二十余年，这纯粹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善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的胸襟和气魄！
    建国初期，陆君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归来，邀请石君和我，谈了他听艾思奇同志讲《历史唯物论》的体会和学习列宁《青年团的任务》的心得，相约继续研究《围城》等问题。他雄心勃勃，提出通过《围城》对钱氏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以十年为期，集体写作《钱钟书评传》。我自审水平很低，缺乏写《评传》的才识，便承担了搞资料的任务；陆君原来爱读“西洋文学”，便负责对钱氏全部创作的研究；石君是名教授严景耀先生的门生，负责《谈艺录》、《小说识小》等著作的研究。可惜后来情况起了变化：石君远去青海西宁；陆君调至郊县嘉定。千里外鱼雁相通，大都是交流读《谈艺录》的心得；难得从郊县回沪，见面时娓娓交谈，也无非是对钱氏创作的分析。陆君曾把《围城》同《阿Q正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罗亭》、《名利场》、《赣第德》、《堂吉诃德》等中外名著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有一天，陆君急匆匆跑来，向我借《围城》。他说他的一本“被朋友借去弄丢了”。三个多月以后，原书还我时，给我看了一部恭楷缮写的手抄本《围城》。这是他用一百多个假日和晨昏，以每天抄写二千多字的进程的结果。一九六六年八月，我收到石君给我最后也是最短的一信，原文是：“已受审、勿来信。”后来获悉，他已经死于非命。陆君则在折磨后瘫痪失音、成为残废；在洞庭东山养病多年后，也不幸逝世了，骨灰安葬在太湖中的莫<SPS=1748>峰下。他们虽然魂游“泉台”，但孜孜不倦地为革命而研究《围城》的精神，将永留人间。
    “雪老霜新惯自支，岁寒粲粲见冰姿”。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芒照耀下，《围城》首次重印十三万册，不出百天，抢购一空；再次重印，拟出二十万册，读者已在翘首等候了。我好不容易在新华书店排队购到一册，于清明前夕带到陆君墓前焚化以表心意。片片纸灰、化作蝴蝶，随着春风吹面、翠柳拂首，在长空飞舞，我仿佛看到陆、石两君的英灵，正在百花丛中微笑。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病中草

文：杨绛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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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写在《围城》边上
文：桑 农 出处：《书屋》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邀请苏文纨、唐晓芙二位小姐到“峨嵋春”吃饭，结果只有唐晓芙一人赴约。进餐时，方要唐的住址：　　

　　……他看她写了电话号数，便说：“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

　　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触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么?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

　　“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教育愈普遍，而写信的人愈少；并非商业上的要务，大家还是怕写信，宁可打电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

　　方鸿渐关于电话和信的议论不能看作脱口而出的即兴表演，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第三章中，他确实从没有主动拨过一次电话。他对电话的最初印象是厌烦：“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静。他常听到心烦，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这是小说第一次提到电话，方鸿渐的感觉在与唐小姐的对侃中又有重申。方鸿渐也动过几次打电话的念头，如苏文纨来电话告诉不能践约后，他想再与苏通个电话问唐晓芙是否去。再如后来，唐晓芙唇枪舌剑数落他一通，打电话以图和解，他却以为是苏文纨打的，对着话筒厉声臭骂，发现对方挂了，他又想再打，逼对方听完。可是，不论出于怎样的考虑，两次他都没去拨。还有，那天与唐小姐欢宴结束，要汽车行放辆车来送她回家，电话非打不可了吧，但小说中写的是方鸿渐“分付跑堂打电话”。他可真是做到“言行一致”了。

　　方鸿渐对信的偏爱却有些过分，近于“恋信癖”，第三章中就全文照录了他好几封信，有文言的，有白话的，他甚至还想用英文写信。在与唐晓芙的交往中，写信是方鸿渐激情的最佳寄托，那次饭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与唐见面七八次，写信给她竟有十几封。“他写的信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切切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慰情聊胜于无，比不上见面；到了见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想还不如写信。”和苏文纨撕破脸皮后，他写信给唐晓芙，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付对方。等了四五天，没有回信，他“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字字推敲，自觉并无开罪之处”，又写了一封信。在与苏文纨相处时也是这样。由于方鸿渐暧昧的态度与冒失的举动，常常弄出尴尬的局面。这时，他总是试图用信来解决。一次关于扇上的题诗，他不知是苏所作，信口揭露作者的剽窃行为，闹得大家不欢而散。为挽回局面，更为在唐晓芙面前显山露水，他写了一封谎话连篇的信。另一次是他魂不守舍地吻了苏后，回到家中赶紧去信表明态度，后竟可笑地以为苏会失意而自杀，又追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对信的迷恋简直可称“迷信”了。

　　方鸿渐宁可写信，不愿打电话，这与他的生性有关。他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擅长纸上谈“情”。独自一个或事后，思维很清楚；正面接触，甚至通电话时，便常常处于被动，忙着应付，手足无措，要么辞不达意，要么信口开河。骗得周经理的资助，骗得博士文凭，都是通过信，若要当面交涉，怕一件也办不成。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好通信的习惯，正是潜意识地对直接交往缺乏信心。

　　唐晓芙讨厌电话，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说“变得认不出”是事出有因，她刚刚打电话给方鸿渐，被周太太误认为苏文纨。这也为后来至关重要的误会埋下伏笔。说“变得难听”是别有一种潜意识作祟。她出身名门，聪明漂亮，“脾气高傲”，但在苏文纨的交际圈里，她只能是那位留洋女博士的陪衬人。她却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说“变得难听”正是在被误认是苏的前提之下，这多少流露出内心的不满。那次赴宴前有些细节可作旁证，苏电话通知她不去了，唐晓芙自己也不想去了；但苏一再打电话催她回了方鸿渐，她却决定非去不可。她对苏的态度可见一斑。

　　唐晓芙不喜欢打电话，但她还是先后两次主动打给方鸿渐。一次没有打通，给她赴宴留下回旋余地，这是两人关系发展的开始；一次打通了，却被误认为是苏文纨，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这是两人关系决裂的关键。尽管她后来对电话中的误会已有察觉，终因心高气傲，没有再做努力。在唐晓芙与方鸿渐之间，电话不仅没有能够为沟通情感提供方便，反而造成他们更深的误解，葬送了一段姻缘。

　　唐晓芙总共给方鸿渐写过七封信，内容是什么，文笔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可至少在方鸿渐的眼里，这些信无疑是异常精彩、异常珍贵的。他用唐“送给他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装着。匣子本是装糖的，现在用来装信，这两者品味起来，不是甜在嘴上就是甜在心里，况且糖与唐谐音，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唐晓芙对方鸿渐的来信也很看重，大概也曾“反复看几遍”。最后一次见面，她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是准备退还的方的来信，当时又没让带走。凭着唐的精明，怕不是一时遗忘。没有给，似乎有藕断丝连的不舍之意。之后在电话里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才让包车夫送去，并要“回件”，即收回自己写去的信。信者，信物也，各自交还信件，自然情断义绝，连挽回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待信的态度，唐晓芙与方鸿渐基本上一致，而与苏文纨相左。苏是不太看重信的作用的，方给她的三封信，第一封看了，却还要方在电话里作补充；第二封连信封都未拆，就要听方亲口说；第三封更如泥牛入海了。仅从这一点看，方鸿渐与唐晓芙要算是“志同道合”，而与苏文纨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方鸿渐的亲疏有别，决非心血来潮的选择了。

　　说苏文纨完全排斥通信，是不够准确的。她先拿赵辛楣的信在方鸿渐面前卖弄，后拿曹元朗的信在唐晓芙面前炫耀，只是她自己从没有写过一封信。个人兴趣，性情慵懒，都不是充分的托辞，这里实有难言之隐。让我们回顾一下方鸿渐说过的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这当然是泛泛而谈，可将它放在苏文纨身上，却也十分贴切。苏是留洋的博士，可谓“地位很高”，至于讲话的“体面”，方鸿渐初到苏府就“诚心佩服”了。她的文字功夫如何呢?据小说交待，她写有博士论文《十八家白话诗人》，到底写得怎样，没人见过。可读她偷外国民歌而作的诗，说“文理不通”不算冤枉。既然是被誉为“苏东坡的妹妹”的大才女，写出的信让人无法卒读，那可真是“出丑”了。最明智的做法只有一个：不写。

　　和方鸿渐“宁可写信”截然相反，苏文纨是“宁可打电话”。在第三章中，她有案可查的打过十二次电话。如果留意一下苏在该章节的地位及表现，就会察觉到她很像欧洲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女主人。方鸿渐、唐晓芙、赵辛楣、曹元朗、沈先生、沈太太，还有未出场的王尔恺都是围着转的行星或卫星，至于褚慎明、董斜川与她疏远些，也因为他们不在圈子里，引力未能发挥作用。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习惯指使或干涉别人。她要把别人都捏在自己手中，随时“叫来唤去”，而决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电话无疑是往来周旋的最佳工具，既可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事情过后又没有任何留痕，不像信，说不定就成了把柄或笑柄。

　　苏文纨所打的电话，达到预期目的的并不多，但它们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方鸿渐的，说是不能去峨嵋春赴宴了，然后接连打了三个电话给唐晓芙，让她也辞掉方的邀请。不甘听人调遣的唐晓芙偏偏与之拧上劲，只身赴约，宴罢归来，又听说苏来电话，“唐小姐气愤地想，这准是表姐来查探自己是否在家。她太欺负人了!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管着?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亲近。”苏文纨一次次电话把唐晓芙推到方鸿渐那边去了。后来打破三人之间明来暗往的平衡局面的，也是苏文纨的三次电话。赵辛楣宴请、方鸿渐大醉的第二天，苏文纨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去方处问病，晚上又来电话约方夜谈，这才有方鸿渐鬼使神差的月下一吻。整章故事急转直下，苏文纨翻脸，唐晓芙反目，一场云里雾里的恋爱游戏，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已经看到，《围城》第三章里的电话和信，与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三人的个性、处世原则以及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存在着种种天衣无缝的机缘巧合。此外，关于电话和信的选择，还蕴藏着某些颇具典型的心理。

　　通信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递方式，而电话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两种通讯工具并用，各有各的存在理由。一般人似乎并不深入地追究，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天平总是倾向于信的一边。他们当然知道电话传送信息时的方便与快捷，但是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信在交流情感时的优势。余光中有《催魂铃》一文，专说电话和信的比较。所谓“催魂铃”就是方鸿渐说的“盗魂铃”。该文有一段文字与方、唐对侃的内容如出一辙：“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董桥散文《一室皆春气矣》主旨也是电话的薄情、信的多情。标题出自梁鼎芬致缪荃孙信中的一句：“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文中说：“上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体贴，也比较含蓄，又懂得写信比打电话、面谈都要有分寸的道理。”还说：“书信因为是书信，不是面对面聊天，写信的人读信的人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界里，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于是格外机敏。”今天，我们在一些时新的杂志和报纸副刊上，仍能常常读到类似的言论，诸如宁愿写信不愿打电话，宁愿用笔写不愿用电脑写等等。

　　如此联系起来看，电话和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

文：李洪岩   

　　讲到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总让人想到“学人小说”这个词。所谓《围城》是学人小说，原是郑朝宗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但并未详细论证。后来，有人把此说的发明权栽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夏志清头上，实属不确。迁延至今，广大读者慑于“学人小说”一词之威严，碍于作家钱锺书学问之渊博，按照某种社会心理学之定律，不加深思，一哄而起，遂使《围城》乃学人小说之说，几成众口一词的不刊圣论。

　　其实，所谓学人小说，并非佳话，而《围城》乃学人小说云云，更是对《围城》的歪曲。

　　“学人小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歪曲。无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只能到艺术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不能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学人小说”却反映出一种学术的艺术观。很显然，这种艺术观把艺术的本质和生命不是归结到艺术，而是归结到学术。衡量和判断一部艺术作品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也是看学术，不是看艺术。相应地，在它的价值体系中，也暗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学人比作家高明。类似这种到艺术之外、而不是在艺术之内寻找艺术本质的艺术观(如实证主义的艺术观)，曾受到过许多批判。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歪曲了艺术的实质。但是具体到学人小说的提法，则未大见有人出来批判。其实，它与把艺术归结到社会生活、归结到自然科学等等一样，都是对艺术不够尊重的表现，都是对艺术本质的歪曲。它是扭曲的艺术本质观的表现品种之一。

　　正因为这种艺术观歪曲了艺术的本质，所以钱锺书先生对它非常痛恨，曾给予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对此，郑朝宗教授的名文《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有精确拈示。据郑教授说，《管锥编》树立的第一条“新义”，就是“学士不如文人”。学士包括经生、学究、注家等等，文人包括诗人、词人、秀才、小说家、戏剧家等等。例如，《管锥编》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词人妙悟可移以解经儒之诂”，等等。

　　其实，《管锥编》的“新义”，原是《谈艺录》的“旧义”。不劳广徵，只须看《谈艺录》论钱载，钱先生痛骂“学人之诗”，即可明了。“诗”者，“小说”之对应语也。“学人之诗”如此，“学人小说”又当如何？于此可知，在钱氏的“文艺批评”中，所谓《围城》是学人小说，实等于说其是学究小说、经生小说或注家小说。这当然不是学人小说论者之初衷与本意，然其思之未审、虑之未周、论之偏枯、出语轻率，也就昭然若揭了。

　　照老派文人的通常看法，“学”对应的是考据、记诵一类名称，既不包括以词章为外形的才性，也不同于以义理为支架的识断。所以，在钱锺书那里，“学人”的声望并不“妙”。这一点，稍读钱氏著作，就会感觉到。比如他说：经生不通艺事；经生之不晓事、不近情几如不通文理；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等。而且，在他看来，假如学人小说的提法能够成立，那么，数学家小说、物理学家小说、掏粪工人小说等等也应该成立。显然，小说就是小说，不能依据社会职业的分工来归类或定性。

　　学术的艺术观在逻辑上必然会产生混乱。所谓“作家须学者化”之说，无非是希望作家们多些学养，并非让作家们都成为学者。显然，作家就是作家，为啥偏要成为学者呢？果真成为学者，还能写出作品吗？但可笑的是，常有个别作品，一加“学人小说”之号，似乎就身价倍增，使人刮目相看。作家本人也常常不知就里，洋洋得意，俨然高人一头似的。人们似乎忘了，有几个学人会写小说？会写小说的偏要向不会写小说的靠拢，这大概也可归入“矛盾嗜好律”了。

　　与学术的艺术观相反，钱锺书的艺术观就是艺术的。而且，他的学术观也是艺术的。艺术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艺术，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艺术，并且从艺术的角度看学术。这样一来，事情仿佛就颠倒了，走到了学术的艺术观的反面。

　　不错，钱锺书是学人，而且是独领风骚的大学人。钱先生的学问，堪称博大精深。时贤以此障眼，一味侈谈什么钱先生记忆力出众、阅读量惊人等等。应当说，这些全是事实，但毕竟属于迹之粗而论之浅者。钱氏学问，固大固精固深，但学问再大，在他看来，亦属记诵之事，糟粕而已。比起他的聪明，学问不过是沉淀的渣滓，至多位居第二。盖学问有魂也有魄：才情是魂，记诵是魄；气韵风致是魂，词藻材料是魄。真正的学问，精微而无形，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引多少书云云，了不起，但不是最了不起。人之读书向学，原为悟道明理。盖道之既悟而理之既明，则凡所天下之读物、凡所积累之知识，均可如梯之既上、阶之已迈，不妨舍筏凳岸、过河拆桥，弃如弊屣。古圣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钱氏虽有学问，但由于他的艺术本体观“作怪”，最看重的，却不是学问，而别有所在，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也。钱氏最看重的，正是那“丹青难写”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一种“艺术境界”，亦即“钱氏精神”。

　　从此出发，在处理学术与艺术关系的问题上、在小说创作运用学问的问题上，钱先生有他顺理成章的看法。《管锥编》写得明白：学问只是题材，只是材质。而造艺之高境，乃在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明明是鹤舞，却只见舞姿，不见鹤体。“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文成而若不觉有题材，正所谓“至巧若不雕琢，能工若不用功。”在此境界，学问是何？书卷何在？乃全然不知其所之矣。小说自不妨从学问来，而小说既成，则须涤尽学问之痕迹。一旦执拗于学问，无论造艺抑或谈艺，常常迂腐不通。盖艺术之事，只问艺之精与不精，不管学之有或没有。这些道理，可以说是题中必有之义。对此，郑朝宗教授在比较钱锺书与菲尔丁小说创作的共同性时，曾得出结论，说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信念，即题材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处理题材的手腕；“如若不然，王公大人席上的牛肉和里巷贱人碗里的牛肉岂不毫无区别了？”

　　把钱先生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相对照(所谓用钱锺书解释钱锺书、即以钱解钱，就包含这个意思)，我以为，《围城》的成就，就在于达到了“造艺之高境”，真正作到了“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

　　不错，《围城》中确实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但是，“唯作者之谓圣”。它不是学问的展览，不是无聊的獭祭－－多见斧凿痕，未灭针线迹；以创作为虐使纸墨，劳役文字，驱遣古人，胥如横暴之奴视众人也。它的学问，只仿佛蜜蜂以兼采为味：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弘。“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所以，不能据学问而断《围城》为学人小说。正如钱先生所说，留着披肩发的，未必就是画家；剃成秃头的，也未必就是智者。同样，不能因背伛而称谦态鞠躬、颊肿而赞贵相颐丰。在《围城》创作中，由于作者精心贯彻艺术本体观，以此为指导去处理艺术形式与学术质料的关系，所以学问完全是为艺术服务的，听从艺术的指令而受艺术的驱遣。换言之，作为本体的，是艺术，不是学问。也正因如此，学问在这里全都“化”了。既然“化”了，说它没有，也无不可。故尔，读者的学问不比钱氏大，但他的小说照样读懂。假如真的有人死心眼，在扰攘乱世无事可做，便把《围城》“所取法的西洋小说”以至“比喻的出处”一一予以“详细注释”，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倘若据此“实证”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学人小说(例如台湾周锦)，则可谓误用其苦心矣。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围城》中有学问，则命其为学人小说，又有何不可呢？是曰不然。但凡定义或命题，必须是对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拈示，亦即对象的本质所在。定义是对象的最高抽象，是最后一句话。在它上面，再无别的可说。上文已言，学问并非《围城》之本体所在，亦非钱氏思想之依归所在，更非其本质属性所在。非其本质所在，则命其为学人小说不符合定义规则，岂待多言？人人皆吃饭，但“人”不能定义为饭桶者，以此。

　　总之，学人小说观念，是一种以学术为本位的艺术观，是以对艺术本质的扭曲认识为前提的。它既不符合钱锺书的艺术思想，也不符合《围城》的艺术实践。钱锺书的艺术思想，完全以艺术为本位，不允许用学术或其他什么东西来侵害艺术的本体性。小说《围城》贯彻了这种思想，是钱锺书文艺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实践产品。钱锺书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学者。为了表明这一点，他甚至只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在他的价值系统中，作家比学者要来得高明，这又是他艺术本体观的直接反映。

　　恰在此时，我看到一封钱氏手札，但见上面写着：“斐尔丁云云，学人小说云云，皆本林海文来，颇不中肯。弟于斐尔丁，初不笃嗜，即云有所师法，亦如少陵之‘转益多师’。如心理刻划，已非斐尔丁所长。苟拙著为‘学人小说’，则萨克莱、乔治、爱略脱、弗罗拜、马赛尔、普罗斯脱所著以及《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皆得称此名矣。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

　　那么，《围城》既非学人小说，当是什么小说呢？曰：智者小说。智慧高于知识。唯有大智慧，才能悟道明理，贯通神明，化腐朽为神奇，不只是写一两部小说，而且是在人生边上注上一笔，最后发出淡淡一丝微笑，无话可说。我以为，《围城》达到了这种境界。

文：叶德浴

方鸿渐一行在金华坐火车到鹰潭之后，在江西境内走的路线是：鹰潭－赣南－南城－宁都－吉安－界化陇。钱锺书当年去沪赴湘的行程正是如此这般。作家创造的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历，而钱先生偏要把自己干的营生让方鸿渐提前一年去重复，又往往忽于时迁世变──“我是昔人而非昔人，水是此河而非此河”。

原来，正常的路线是鹰潭－临川－崇仁－永丰－吉安－界化陇。一九三九年春局势大变，盘踞在九江地区的日军南犯，三月二十七日攻占南昌，五月九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到赣江、抚河间及沿抚河东之线，与日军对峙。濒临抚河的临川处于战争前线，因而交通断绝(参看陈之中、谭剑锋《抗日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47页)。

此后，从鹰潭到吉安的一般旅客必须往南绕道南城、宁都，再转向西北方的吉安，行程比原先长了二百多公里。

钱先生由沪经江西往湘西是在一九三九年秋，非得兜大圈子走不可。一九三八年秋正常线路畅通无阻，方鸿渐则大可不必舍近求远走冤枉路也。

稗官非信史，这一路线错误无关大局，拈而出之，聊增阅读者兴趣云尔。

赵辛楣仓皇逃离三闾大学，进了重庆的国防委员会，时为一九三九年春。国防委员会，全称国防设计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是一个军事咨询机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成立于南京，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撤消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参看秦孝仪《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台湾中国国民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又据李新、陈铁健《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国防委员会设立于1933年，1935年11月撤消，1937年3月重设，1937年8月撤消)。这莫非又是一个“糊涂失察的叙事破绽”？又按作家送曹元朗入物资委员会，而使赵辛楣进国防委员会，其故亦可作深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