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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城》中索隐西南联大人和其他知识分子

采写：张弘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2月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反响极大，由此也引起了读者对于书中“三闾大学”的原型，以及书中人物原型的猜测。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钱钟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洪岩、读者杨小洲、孙郁等，请他们谈谈自己眼中的索隐。

　　「索隐之小说背景」

三闾大学并非西南联大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应该是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为原型。我找过这个学院的院刊，对学校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把介绍中的有些文字和钱钟书《围城》中的有些文字进行对照的话，就发现两者颇多一致之处。读者猜测三闾大学可能是西南联大，可能是因为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与西南联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新组建的一所学校；全国各地的人由于抗战到那里去等等。
　　我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的原因有几个：
　　1.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间非常短，他在湖南教书时间相对较长。
　　2.西南联大是由我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组成的，它的规模非常大，人非常多，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非常小，人际关系更能凸显出来。蓝田是个小地方，比较闭塞；昆明是个大地方，与外面的联系相对方便。钱钟书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时候，学校对他的重视超过他在西南联大。
　　3.西南联大是名教授济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也汇集了国内的一些优秀学者，但无法与西南联大相比，钱钟书在这里担任的是英文系主任，地位比他在西南联大要高。再加上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都是一一对应的。
　　「索隐之联大人」

曹元朗原型应为叶公超

　　尽管李洪岩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但《围城》中写的人物却有西南联大的人物原型，当然，也有非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的原型。
　　钱钟书在昆明很不愉快，因为叶公超小心眼，对他深受学生欢迎这一点产生了妒忌，《吴宓日记》证实了此事。钱钟书的嘴大概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讲起叶公超，总使人想起《围城》中的曹元朗。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而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
　　这得从大诗人艾略特（T·S·Eliot，《围城》中为“爱利恶德”）谈起。艾略特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融混为一，组成一个同时局面。诗的文字是隐喻的、紧张的，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而是凝缩、格外地锋利。这就是叶公超的女弟子赵萝蕤先生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理论的一般性概括。
　　再来看叶公超本人的看法。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给国人的人。他说：艾氏“主张把英诗的各种体裁都混合起来，而成为一种特殊诗风，能代表已往所有的诗。所以，他往往在诗里要引用英文以外的诗体。换句话说，他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作风：用旧有的典故，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的源流。一个人写诗，一定是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诗超出了诗人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而可以代表文化。”“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义。”叶公超很希望自己能写出《荒原》那样的诗，但没有成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
　　对照一下《围城》中曹元朗的议论：“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拉杂错综的印象”。“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
　　《围城》写道：“苏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18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她的18家诗人里好像没讲曹元朗，再版的时候应该补上。”而陈梦家《新月诗选》，1931年刊行，收徐志摩等18人的作品，但没有叶公超。
　　叶公超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的书法很好。《围城》里面写曹元朗把自己的诗集写得工工整整的，印在一个非常考究的本子上，送给他心爱的女人。这也很相似。叶公超是钱钟书的老师，钱钟书对他比较熟悉，他有把他写进去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认为，曹元朗的原型就是叶公超。
　　「读者索隐」

方鸿渐是钱钟书的反面

　　●孙郁（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
　　钱钟书把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投射到了方鸿渐身上，像留学、在大学任教等等都是这样。方鸿渐身上有钱钟书的影子，但是，这一点不能太夸大，钱钟书主要还是喜欢站在一边，游戏他人。我觉得，方鸿渐是钱钟书的反面，钱钟书厌恶的一些东西，方鸿渐身上全有。
　　「读者索隐」

方鸿渐身上有钱钟书的影子

　　●杨小洲（读者）
　　《围城》我曾经看过多次，有的段落现在还能背诵。本书的主角方鸿渐，其原型不能说是钱钟书，但两者之间有很多近似的地方。比如，钱钟书1941年回上海探亲，不料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不能离开，成了失业者，岳父杨荫杭只好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钟点让给他。在《围城》中，方鸿渐得“丈家荫蔽”方能谋得一职。
　　钱钟书1935年到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尔学院留学，专修外文。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事实上，钱钟书也不看重学位。之后，1938年和杨绛一起回国。《围城》中的方鸿渐得丈家资助，于1933年留学欧洲，1937年回到国内“四年里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生活尤其懒散。”
　　此外，钱钟书1910年出生，幼年便被送进了正规的小学。1929年在无锡念完了高中。方鸿渐也是上的高中———他在那时被定的亲，以后由此得到留洋和第一份工作。钱钟书自小以国文的擅长而傲视同侪，而方鸿渐中学会考考过第二名。钱钟书曾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大学任教，《围城》中的方鸿渐任教于三闾大学。
　　「索隐之局外人」

褚慎明原型应为许思园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褚慎明与许思园之相似处，大致有如下理由：
　　1.《围城》中的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
　　许思园，原名寿康，号思玄，后改名思园，作有《论斯宾诺莎》一文。祖父许珏（静山，1843—1916年），近代最早的外交官之一，视许思园为家中之宝。
　　2.《围城》中写褚慎明，他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
　　许思园九岁时能写桌面大的毛笔字，曾在无锡公园多寿楼当场挥毫。好玄思，善谈玄，性格很“怪”，山东大学即有人说他“讲话云山雾罩，像精神不正常。”
　　3.《围城》中褚慎明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
　　许思园16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曾与施蛰存同屋，与傅雷同学。不承认自己有导师，有人说他是熊十力的学生，他不首肯。也不承认在法国留学，只承认在巴黎大学登记作哲学博士论文。
　　4.《围城》中褚慎明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
　　许思园于1933年自印英文著作《人性与人之使命》一书，将人性划分为知解和性灵两部分，主张存天理、节人欲，仁义并行。
　　5.《围城》中褚慎明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外国哲学家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信，吓倒了无数人。
　　许思园在《人性与人之使命》出版后，将其分寄给海内外著名人士，先后收到约翰·曼斯菲尔德、白克司、纪德、托马斯·曼、杜里舒、范佛勒、桑塔亚那、泰戈尔等人的回信约40封，在“文革”中全部被毁。他到法国后，更曾遍访法国名人。
　　6.《围城》中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褚慎明出洋。
　　许思园出国曾受到吴稚晖的金钱帮助。
　　7.《围城》中罗素请褚慎明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
　　许思园的姑祖父是华蘅芳（1833—1902），故而自幼即喜欢钻研数学，后著有《相对论驳议》、《从一种新观点论几何学基础》、《波动力学的基础及其哲学含义》等。许思园反对相对论，曾与爱因斯坦当面讨论。
　　「索隐之局外人」

董斜川原型应为冒效鲁

　　冒效鲁也是一个写旧诗的诗人，他有家学渊源，是冒辟疆的后代。他的爸爸叫冒鹤亭，这与《围城》中的董斜川正好对应上。冒效鲁的夫人是一个画家，这与董斜川也正好对应上。另外，冒效鲁是做具有同光体风格的诗，这些一条一条的，都能和董斜川对应上。
　　冒效鲁有一个弟弟叫冒舒諲，是一个杂文家，他看到我考证董斜川的原型是冒效鲁的这段文字，认为写得很好，就收到自己写的集子里面去作为附录。可见，这种考证已经得到了他弟弟的认可。我从侧面听来的消息，冒效鲁知道这个人物是以他为原型写的之后哈哈大笑。
　　「家属表态」

杨绛：关于《围城》中的原型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称，“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文：王培军 出处：《书屋》 2007年第11期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有如前人所说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只是我辈后学腹笥太俭，多不能知其用事来历，所以于钱先生的匠心独运，在领会上便打了折扣。数年前，有学者专就《围城》一书考证钱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惜乎可喜的创获不多，对读者的帮助也殊为有限。我自己读书寡陋，更无资格饶舌，冒充解人作“郑笺”，不过平日偶有所见，曾随手记诸简端，今摘出聊为谈助，以当“写在钱钟书的边上”，或亦如钱先生妙译所云，“小遗于大海中，当不无小补”。
　　在《围城》第三章，钱先生写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董斜川说旧体诗，极有解颐妙语：“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董斜川的原型，是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但是这一段话，不过是钱先生的雅谑，未必真是冒的诗学见解。因为所谓“三陵”、“四山”，亦有来历，既非钱先生杜撰，也与冒氏关系无多。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遗山亦不足学，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由眉山以规李杜，此学诗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谈艺录》（补订本）第八十页云：“近人张篑斋（佩伦）笃好荆公（王安石），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这当可为《围城》之笺。后来汪辟疆论诗，又受到张说的影响，更添为“六山”，其《读常见书斋小记·六山》云：“白香山，真挚；王半山，深婉；李义山，缛丽；陈后山，孤往；韩玉山（韩偓），凄咽；元遗山，精警。予尝谓学诗必寝馈唐宋，自李杜王韩苏黄而外，尚有‘六山’。必精研熟读，方足以博其趣而抉其微者，即此‘六山’是也。”钱先生所举的“四山”，没有超出汪说的范围。据此，我似可来个“大胆判断”：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钱先生在《石语》里，就曾提到过汪，说彼此见过面、有过交谈。当然，汪辟疆诗学属于同光派，是亦步亦趋追随陈三立的，不过其于唐宋诗之间，也还未此疆彼界，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应该提醒的。
　　而所谓的“三陵”之说，则始发于胡汉民，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友人吴念庵先生告。参见刘衍文先生《寄庐茶座》第248～249页。又，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卷一，亦载此，可见胡说影响）。
　　在那几句妙论之前，董斜川还说道：“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这也不是董的臆造，而是那时候老派人的公认。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即云：“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口气何其相似乃尔。又汪辟疆《展庵醉后论诗》云：“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推挹程度更过于董。至所谓“陵谷山原”各家，大都是晚清诗人“挂在口边”的，其中只有“二谷”之昌谷，在老派诗人那里，不算得怎么时髦，也许是钱先生自己喜欢，顺手拉来凑个数的。
　　大家在等苏文纨来时，董斜川“要了一枝秃笔”，埋头写自己的得意佳句，其中如“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是本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叔子诗稿》）似乎已有人指出了，但不免有所误解，把董自赞的“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照搬过来赞冒诗了。其实冒诗的下句虽是同样说到“儿啼”，但同“杨大眼”不相干。所谓“杨大眼”，典出《魏书·杨大眼传》（略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意不过“李逵姓名吓止小孩儿啼哭”。又如“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两句，刘永翔先生曾告我，是本诸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六《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
　　但是下面这两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似尚未见有人提及。方鸿渐“没有读过《散原精舍诗》”，感到不解，心想：“‘数子’明明指朋友，朋友并非小孩子，怎可以‘提携’？”“数子提携”云云，照我的个人揣测，应该是蕴藏了散原诗本事的，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所云：“立秋后一日，陈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实甫、君立、鸿甫、治薌，燕集宣南畿辅先哲祠。实甫言伯严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陈三立）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余言伯严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说诗之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此事，为当日诗坛一大公案，如樊增祥《广雅堂诗跋》（《樊樊山集》）、由雲龙《定庵诗话》卷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载其事首尾，而复言之津津。后来吴宗慈撰《陈三立传略》，钱先生的老师、植物学家胡先骕，犹且抵书与之讨论，云：“（散原）先生诗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仍蹈张之洞之误而不知。钱先生小说带及这个轶事，用意是开散原诗的玩笑，因为散原老人的诗虽被董斜川称为“五六百年来第一”，但钱先生于其诗却是很不喜欢，批评说“以艰涩自文饰”。陈诗的题目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见《散原精舍诗》卷下，末句作“下窥城郭万鸦沉”，当是最后的定稿。而董斜川诗的另外两句：“秋气苏身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似乎就摇曳着陈诗的影子。
　　董斜川所提到的樊樊山（增祥），也是光宣诗坛的一大家，董说了他的一个笑话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从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这件事确非子虚乌有，不过时间有些不对，并非所谓的“光绪初年”，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送者也不是“从外国回来”，而是樊山的老朋友袁爽秋，即那个因谏而被慈禧所杀的袁昶。樊樊山的诗，题目叫做《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见《樊山续集》卷十，全诗云：“苦说茄菲是淡巴，荳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岕茶。”自注：“李于鳞按浙，徐子与致岕茶，李嫌叶大梗多，以赏皂役。”按诗题的“爽翁”，即是袁昶，袁字“爽秋”，故云。樊诗里所说的“勇卢”，是“鼻烟”的代指，“勇卢”一词，见于《太平御览》卷八八一引《龙鱼河图》：“鼻神名勇卢。”而用之以代指鼻烟，则始于晚清赵之谦《勇卢闲诘》，其书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想来樊诗用典必出于此。“白雪楼中叟”，则是明代“后七子”的李攀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李所以构“白雪楼”，是因王世贞赞其诗文，“比之峨眉天半雪”，所谓“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云云，李遂居之不疑。李攀龙的自负也是出了名的。
　　小说里的褚慎明，是影射钱先生的同乡，即曾研究相对论、且与爱因斯坦真通过信的许思园，这是喜欢“钱学”的人都知晓的。钱先生据此添枝加叶，说褚慎明“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惹得他们“高兴得跟疯子一样”，“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又说“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这一段里所写的情事，颇似传说中林徽音之所为，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云：“不久，林女突来一电（与徐志摩），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谓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日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分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怿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大忿，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认承，及出电互相同观，应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陈氏此文所记，也未必全然可据，且钱先生也肯定没有读过，但我想林夫人的轶事流播人口，钱先生当不致无所闻，而且其《猫》中更是影射了林，那么把林的一个轶事，变化之而写进自己的小说，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在影射当代名人最多的《猫》里，所涉及的文坛学界名流，除林徽音、梁思成外，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等，而爱默父亲的那句格言，更是借了林语堂的俏皮话。爱默的父亲，“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林语堂《自传》第九章《论幽默》说：“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用这个笑话，似乎也暗示了爱默为“林女”。林语堂的这个笑话，虽然“已经传遍了世界”，但论及《猫》一文，尚未见有人提及。爱默的父亲是“前清遗老”，照那时遗老的脾气，免不了满腹牢骚，但是，他虽“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却“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年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同为晚清遗老的陈曾寿在钱先生写小说那时，也曾做过一首诗痛骂此类情形，题为《闻近日求人书者，以进士为贵，戏作一绝》云：“北江著论妙机锋，院体山癯本不同。树倒已无堪蚀叶，书空犹自见青虫。”所谓“树倒”云云，自是指清朝之亡，而所谓的“青虫”，则是唐人骂进士的话，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猫》里的陆伯麟，影射周作人，也是明显不过的，介绍陆的兴趣那一节，几乎可看作知堂的“漫画像”。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称赞黄的文章，曾拿知堂文字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似可拿来和此节参印。知堂所喜浏览的杂书，在钱先生的眼里，也许不过“奇零小册”，无当大雅，所以，陆伯麟恭维爱默时，便会说：“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黑且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话中不无讥讽知堂耽读冷僻书之意。

文：秋禾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作为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的著作长期以来只有各家出版社的各种单行本问世，直至2001年，三联书店才首次汇辑其文集出版问世。此次新版《钱锺书集》（三联书店2007年版）印刷3000套，九十高龄的杨绛为各卷逐一题写书名，著明书装设计师陆智昌做了精心的装帧设计。收录的依然是人们熟知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等十种学术和文学经典，但在内容上对旧版的若干校印讹误作了订正，形式上则由13册改订成10册，还对两书的补订插入位置作了更为合理的调整。据此，则《钱锺书集》新版的典藏意义隐然可见。

　　“愤世可读围城篇，恨人惟对方鸿渐。”这是笔者面对传世凡300余万文字的《钱锺书集》中，《围城》这部惟一的长篇小说所发的感慨。钱先生早年爱好文墨的兴趣，饱读小说的积累，激发了他在1944年初的上海，于观看其夫人杨绛所编四幕喜剧《称心如意》（黄佐临导演，李健吾饰演主角）后创作《围城》的灵感。他的想法，得到杨绛的支持，遂以一天约五百字的速率，陆续写作两年而成。“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的夫子自道，可见其写作过程中的悲凉心境。

　　《围城》于1946年2月中旬开始在《文艺复兴》杂志连载，屡获赞评，也时有中伤。1948年间，他开始着手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的创作，后因社会制度剧变，已成文稿的二三万字，也不慎在由上海至北京搬家的过程中遗失。就此冲动中辍，兴致扫地，而终身搁置了文学创作之笔，遂让《围城》绝唱于今。

　　如今，检视各种“钱学”资料，有关《围城》的评论各家各说，大抵夏志清首倡之“题材讽刺说”自为主流，而各论其幽默、奇谲、广博等更比比皆是，可就是“作为艺术的小说乃是人生真实之投影”的基本创作原理，却被文艺评论家们忽视得太久太久了。

　　试看钱先生在两年内连续铺张了二十五万字后，对与孙柔嘉相骂时被鄙薄为“不但连本领没有，连志气都没有”的“懦夫”方鸿渐的最后描述：“他的睡……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并让那个“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祖传老钟鸣响起不合时宜的钟点——可曾想过，这个结尾有甚深意？

　　请读1946年12月15日，钱先生在上海那个瑟缩的冬天里写下的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可曾体悟，这一段1947年5月初版时流露的心声？

　　何妨再听一听将近四十年后的一个冬天，在暖融融的北京寓所，杨绛讲述的有关钱先生写《围城》的真实故事，这自然也是为钱先生所认可的话：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那么对于这番注解，你做何领会？

　　杨绛写《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是先从其经历、家庭背景和他创作小说时的“处境”叙说起来的。因此，重读《围城》，离不开细究和深思作者写作状态的“背景”，尤其是拨云见月，究诘作者所想要表达于世的核心理念。

　　对于那个缺乏数理基础，学不了当日最热门的土木工程专业，在清华大学“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到了欧洲留学，“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的“无用之人”——方鸿渐，钱锺书的批判是无情的。他告诉我们，一个“醉生”的青年学子，必然堕入万劫不复的“梦死”结局，年届而立而无以立。总之，方鸿渐在作者的笔下，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而是个不学无术的样板。以钱先生惯常的求知若渴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他在三十四岁时创作的《围城》，难道就没有立此存照以儆效尤的深意在？我时常这样想，有了机会还常这样说说。

　　我以为，愤世之《围城》，通过作者的文字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嫉俗，其实不然，该当是“恨人”也———钱先生为方鸿渐的无所学终于无所为，应该是寄托了无限哀伤和无比恼怒的，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对于人的“命”尤其是“运”的关注，应当才是作者创作此书的终极人生关怀。

　　多年前，国家教育部将《围城》规定为“高中生必读二十部文学名著”之一，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还有着文学社会学的意义。如何将《围城》里懒散度日、得过且过的方鸿渐，同创作方鸿渐这个文艺人物，自己却以勤勉治学终其一生的钱锺书联系起来，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作比较研究，以寻求其间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启迪，则是三联新版《钱锺书集》推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是把这个课题做好了，三千套的《钱锺书集》，仅供我国大学和中学的图书馆订阅显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