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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马（1802-1870）法国著名通俗历史小说家《基督山伯爵》是他的代表作。
法老大副堂泰斯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秘密告诉了他。堂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本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章章奇特新颖，引人入胜。

文：yaoooo
出处：网易文化 2006年8月

《基督山伯爵》——有些译本又译作《基督山伯爵恩仇录》，后面这个名字比较有民国时期的风味——总之这本书坊间版本很杂，有书脊包金，明晃晃的豪华精装本，足以用作杀人武器；有多卷本，封面硬邦邦的，放在书架上像是一排砖头；还有缩写版的口袋书本。电影的版本也堪称花里胡哨：德帕迪约的大鼻子伯爵版，美国的马戏团伯爵版，直到2002年又拍了一出英语版的《新基督山伯爵》。

复仇的题材总是吸引读者，尤其中间又掺杂着财宝、爱情、阴谋还有无数奢华的景观，这本小说里有法国上流社会最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又有天方夜谭式的东方派头，绅士间的决斗，异地的狂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本热闹有趣的小说。

许多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生涩，总觉得里面的贵族都是些怪里怪气的家伙，说着听不懂的话，像在打哑谜。唯一读得高兴的地方是伯爵在小岛上发现宝藏那段，金锭也好，宝石也好，和想像中的财宝情景一般无二，另外舞刀弄剑的情节也不错。

从前看这本书看到的是复仇，再大一些又看到了报答、宽恕、信仰，最初读到结尾的“等待和希望”时毫无所获，总觉得伯爵的一切都不是靠等待得来的，记得美国片《沉睡者》里，那个童年惨遭侵害的检察官每晚入睡前都要读一遍《基督山伯爵》，以巩固自己的复仇之心。而复仇，恐怕是除了生存之外，最能够支撑人的动力，不然巴勒斯坦的人弹何以会前赴后继？

最近再读，注意力却不知不觉转移到了其它地方。

《基督山伯爵》在复仇故事之外，更像一本十九世纪法国贵族的年鉴。

对于贵族的最初印象，来自一些老式黑白电影，他们无论男女都有又卷又长的假发，夸张可笑的眼影，还有浑身的蕾丝边，男人的绑腿上紧紧地扎着袜带，女人一刻不停摇着羽毛扇子。总之，像一群活动的布偶。

再后来知道了“三代出一个贵族”这种说法。说明贵族这东西和贵重商品不太一样，有钱还不行，要又钱又有时间，前两代还不能断掉，不然充其量也就是出一个地主老财的土鳖儿子。

《基督山伯爵》里的贵族形象，无疑都是些活物，同时又修正了三代出贵族的说法，阿尔贝子爵的贵族派头又大又正，不过是个二世祖；伯爵本人的风范更是把眼睛长脑瓜顶上的巴黎人吓了一大跳，却是泥腿子进城，头一遭。贵族之形之神在整部小说里都活灵活现。阿尔贝（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被意大利强盗绑票后，假如等到天亮还没有赎金送来，就要脑袋搬家，这时候他还能倒头呼呼大睡（真的睡着了，不是装的），除了对朋友的一份信心，还有心底的一股子傲气。维尔福的老诺瓦蒂埃老爹杀掉告密者，虽然是预设的阴谋，但是手法却堂堂正正，丝毫也没有小家子气的狡诈气息。

小说里的贵族都是些斯文有礼的家伙，但外出溜达的时候眼光总是盯在别人美丽的女眷身上，罪恶感是断不会有的。狂欢好似没个尽头，真有尽头的话，或许是战场上的一颗射来子弹，一柄砍来的马刀，更多情况下，这子弹和刀剑来自决斗场。安享荣华整日里懒洋洋的贵族和人拼起命来，也和街上的混混儿一样，好似活得根本没有明天。不同的是，混混儿多半是为了保命而活而搏，贵族们要保的，只是名誉而已。眼睁睁看对手举起枪对准自己脑袋而不能动，底线在此。

难怪有那么多人为贵族着迷，《刀锋》里的艾略特不辞辛苦去巴结那些破落贵族的后代，只是为了一窥当年他们祖先在金锦原上的神采，而这神采早已经随岁月消散无踪，他们的子嗣们成了巴结在有钱人周围的一群苍蝇。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迷恋的贵族则既阴沉又狂放，带着点粗野的气息，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来说，光是那些华美的小客厅，还有里面那些派头十足的男女就足以让人满足了。《项链》里的玛蒂尔德对于贵族的梦想就要具体许多了，她幻想里的粉红色的鲈鱼还有松鸡翅膀，以及那些白色的幔帐，不消说肯定出自流行小说。

现在的人们厌烦了“小资”“中产”，开始对“贵族”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对于一切手到擒来司空见惯的东西来说，已经消逝的事物肯定吸引力更大些。如同早先的罗马人，后来的巴黎人，以及再后来的美国人还有后续的一切暴发户，什么都见过了什么也都经历过了，那么未曾经历的便弥足珍贵。所以“贵族”又成了新流行，许多有钱人期望通过像培养孩子打高尔夫球这样的举动训练出家族里的贵族品种——其实还不如看看《基督山伯爵》。

文：王靖元
出处：读书 1980年第1期

    大仲马是一个有才华的、多产的作家。他非常善于运用“有趣的情节”。历史给他提供了众多的情节。遥远的过去时代的秘密的阴谋，残酷的暴行，沸腾的激情，宗教的狂热，以及丧失理智的爱情，都能在他的笔下重现。他的笔创造了浪漫主义世界。然而，这个世界是由真实地刻画出来的性格所组成。大仲马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是具有人民性的。在他的作品中，王公贵族、元帅、主教降为平凡的人，而小人物则主宰着王国的命运。
    大仲马的作品，并非只限于过去的时代，也有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关的作品。《基度山伯爵》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本书叙述的是与作者同时代的法国，故事是以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为背景展开的。
    《基度山伯爵》是怎样形成的？作家从生活中汲取了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创造了什么？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如何？谁是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大仲马创作的研究。
    当时有一个在巴黎生活和创作的作家，名叫欧仁·苏。他虽然名声不如大仲马，但稿费收入无疑是超过大仲马的。当时，全国都在读欧仁·苏的作品，尤其是《巴黎的秘密》特别著名。这本书风行一时，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书中的主角格罗尔斯金公爵。欧仁·苏靠这本书得到了十万法郎的稿费。
    出版家别丘恩提议大仲马和欧仁·苏竞赛。可是，这就要写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仲马接受了这个建议。
    和往常一样，先从寻找真实的故事入手。他想起了两、三年前曾经见过一本小册子《没有假面具的警察》。这本书是一个名叫布尔曼斯的人在1838年出版的。书中的材料是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来，由新闻记者布舍尔·艾米尔和拉蒙—兰岗男爵加工整理的。
    在翻阅警察局档案时，一篇名为《金刚石和复仇》的材料引起了大仲马的注意。他后来写道：“这个故事就象是一颗隐藏在贝壳里等待着珠宝匠的珍珠。”
    这个激起大仲马灵感的故事，发生于1807年。当时在巴黎，有一个名叫皮克·弗朗苏的年青皮靴匠。他有一个既富有又漂亮的未婚妻，名叫玛格丽特·菲若拉。她有整整十万金法郎的嫁妆。有一天，正值狂欢节，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皮克到小酒馆去探望朋友卢比安·马其叶。他在小酒馆里喝得有些醉意，就讲起了自己的好运气。酒馆主人卢比安是个嫉妒的人。他也在悄悄地爱着玛格丽特。他决心破坏朋友的婚事。等皮克走了以后，阴险的酒店主人对当时在场听见皮克讲话的人(一共三个人，其中一个是阿刘·安东——要注意这个名字)提议，对这个幸福的未婚夫开个玩笑。做法很简单，给警察队长写封信，说皮克·弗朗苏是英国奸细，参加了波旁王朝复辟的阴谋。
    狂欢节闲着没事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玩笑，演变成十分严重的悲剧。婚礼前三天，皮克被逮捕了。警察队长没有经过审讯，就仓促地把这“阴谋家”的“罪行”报告给了沙沃里警察局长。令人奇怪的是，皮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他被关进了皮埃蒙特的费尼斯德里堡。
    皮克的父母和未婚妻想尽办法打听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毫无结果。皮克象石沉大海一样地失踪了。
    漫长的七年过去了。这时，拿破仑被废除，波旁王朝复位了。皮克，这个受了多年苦难的人被释放了。但已很难认出这个象老头子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漂亮的小伙子。监狱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使他成了一个阴沉冷酷而又非常富有的人。
    监狱里有一个意大利神父，他和皮克一样也是囚犯。临死前，神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皮克。共有：八百万法郎的动产，两百万法郎珠宝和三百万法郎黄金。这些财宝被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神父把地点告诉了皮克。
    皮克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这些财宝，然后去实现他早就想好了的计划：找到玛格丽特，并且对所有害他坐牢、破坏他的婚礼的人复仇。
    他以刘斯·若杰弗的名字出现在以往住过的地方，一步步地进行调查。他打听到玛格丽特在“痛苦地悼念他整整两年以后”，嫁给了陷害他的首犯、酒店老板卢比安，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已成为巴黎最豪华的饭店的阔老板。狂欢节那次“玩笑”的其他罪人是谁呢？人们建议他去找住在尼姆的阿刘·安东。
    皮克化装成一个僧侣来到尼姆。找到了小饭馆主人阿刘。他自称是从费尼斯德里堡来的巴尔金神父，是来完成皮克·弗朗苏最后的愿望：弄清楚是谁害得这个皮靴匠坐牢。假神父边说边对着光亮拿出一颗惊人的钻石。他对惊呆了的阿刘说：“按照皮克的意愿，如果你把这些坏蛋的名字说出来，这个金刚石就属于你了”。小饭馆主人不加思索就回答道：“告密的是卢比安，协助他的是食品杂货店老板梭布罗和制帽工人沙良里”。
    阿刘得到了金刚石，他立即把钻石卖出去，买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但是他很快就知道珠宝商骗了他。这块钻石转卖为十万零七千法郎，而阿刘才得到六万五千法郎。他为了找回亏损，打死了珠宝商，逃跑了。
    皮克证实了卢比安的罪行和其他仇人的名字，回到了巴黎。他以普罗斯皮洛的名字在卢比安的饭店里当侍者。在这里，他不仅很快就看见了过去的未婚妻，而且也看见了两个同谋者——梭布罗和沙良里。
    一天傍晚，梭布罗没有象往常一样来玩骨牌；他是经常和卢比安玩牌的。人们在艺术桥上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胸膛上插着一把匕首，匕首柄上刻着：《第一号》。
    从此灾祸接二连三地落在卢比安的头上。他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十六岁的美人切列珠，被一个有殷实财产的侯爵勾引上了。为了掩盖这件丑事，他们决定尽快地举行婚礼。勾引她的人不但不反对，反而很高兴地准备和这个快要成为他孩子的母亲的姑娘结为合法夫妇。但丑事终于在婚礼的晚宴上张扬出来了。新郎没有在餐桌旁出现，他突然失踪了。很快从西班牙来了封信。从信中看出他根本不是什么侯爵，而是一个在逃的苦役犯。
    被遗弃的切列珠的父母急坏了。卢比安的妻子神经完全错乱了。不得不把她送到乡下去。
    灾祸接踵而至，卢比安的家和饭店通通被烧光，他破产了。不久，他那不成器的儿子被拉进流氓集团，参加了盗窃活动。法院判了他二十年苦役。
    沙良里突然死了。在他的棺材上有人钉上了个纸条。上面写着：《第二号》。
    1820年初，“美丽的玛格丽特”绝望地死去了。就在这时，跑堂的普罗斯皮洛厚颜无耻地提出要买卢比安的女儿切列珠。于是，骄傲的美人成了仆人的情妇。
    卢比安快疯了。有一天傍晚，在花园里，一个带黑面具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声称：“我是皮克·弗朗苏。就是你卢比安在1807年害得他坐了牢，并且抢走了他的未婚妻的那个人。我杀死了梭布罗和沙良里，败坏了你女儿的名誉，带坏了你的儿子。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你的妻子送进了坟墓。现在，轮到你了。你是《第三号》”。说完，用匕首刺死了卢比安。
    复仇完成了，皮克本该逃跑。但是有人抓住了他，捆起来带走了。等他清醒过来时，他看见在他面前的是阿刘·安东。
    这个尼姆的小饭馆主人，早就猜到来找他的假僧侣就是皮克。于是，他秘密地来到巴黎，自始至终就象是皮靴匠复仇的一个沉默的同谋者。现在，作为自己沉默的代价，他要索取皮克的一半财产。没想到遭到坚决拒绝。无论是毒打还是恫吓，都不能使这个费尼斯德里堡过去的囚徒屈服。狂怒之下，阿刘把他杀了。后来，阿刘逃到英国。几年以后，阿刘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请来了神父，向他承认了自己做过的恶事，请求把财产交给法国警察局作为自己的忏悔。
    皮靴匠皮克的故事总共只有20页。但大仲马锐利的眼睛，一下子就看中了它。他开始润色这个现代生活的悲剧，使它成为艺术作品。
    他并不是第一个从犯罪现象中提取小说情节的人。在他之前的一些作家，如普莱沃和笛福，席勒和司各特·瓦里切尔，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也是经常从警察局的记录，法院的报告和监狱大事记中，寻找人物形象和情节的。
    大仲马要完成的工作是把真实的人物由现实世界引入想象世界。皮靴匠皮克由单纯的杀人凶手变成针对社会统治集团中“大人物”们的复仇者。他不仅仅是为自己报仇，而且也是为一切受欺侮、被诬陷和摧残的人报仇。当时在法国首都，麇集了波旁王朝的“英雄们”。这些奸诈的小人、冒险家和罪犯，成了法国社会积极的活动分子。他们虽然犯下了罪行，却在社会上攫取了令人羡慕的地位，兴旺发达起来。这些人物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并不罕见。大仲马痛恨这些暴发户、追名逐利的小人、投机的银行家、作了大官的流氓无赖、在殖民地发了横财的骗子以及复了职的将军们。他希望对这些坏家伙进行清算，哪怕是在纸上也好。
    大仲马小说中主人公的复仇可能是残酷的，但是是正义的。这些人要为他们的背信弃义和出卖行为受到惩罚。与皮克的故事比较起来，小说更复杂了，出现了新的人物和情节。总而言之，粗糙的原始素材将要经过大仲马之手，绣上色彩斑烂的图画。
    大仲马所做的主要变动之一，就是把活动场所移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中去。小说的一些人物，起初过的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生活。他们靠诬告、卑鄙的交易窃取了财富，钻进了上流社会，成为有权有势的人。但是，被他们陷害的人对他们进行了惩罚，把他们推下痛苦的深渊。大仲马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写作，现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真实的原型有了鲜明的性格。
    当小说已经写出一部分时，大仲马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马奎·奥格斯特。马奎从前不止一次充当大仲马的合作者。他对写这本书的贡献很大。
    马奎是个历史教员、“图书馆的书虫”、回忆录的贪婪的读者。他的第一部作品——话剧《巴奇丽达》在剧场上演，全靠大仲马的一臂之力。仲马逐字逐句地为他改写稿子。一年后，马奎又送来一份不成熟的稿子。当时他二十七岁，大仲马三十七岁。大仲马把这个稿子改写成四卷本的《舍瓦里时·达尔曼塔里》。
    忠厚的仲马看不出在书名页上把仲马和马奎两个名字并列有什么不好。但是，出版家们反对这样做。《新闻报》老板仁拉尔金·艾米尔声称：“以仲马的名字署名的小说，一行字值三法郎，如果以仲马和马奎署名，则每行字只值三十个苏”。这样，马奎·奥格斯特就不能出面了。
    仁拉尔金·艾米尔是文学家兼生意人，他为了吸引读者，赚更多的钱，他的报纸必须刊登“连载小说”。这种形式是出版家维隆于十五年前首创的。刊登连载小说的报纸，为了紧紧抓住订户，要求小说从第一页起就能吸引住读者，这就必须加进惊险的成分。这种连载小说不仅要写得快，而且要有特殊的技巧。这些要求促使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仲马的助手，其中包括马奎。为此，有些人讥笑仲马，把他叫做剥削者。仲马对此以他特有的温厚回答：“拿破仑也有自己的将军嘛！”。
    马奎·奥格斯特参加了十八部小说的创作，这些书的封面只有一个名字：亚历山大·仲马。在马奎提供的底稿的基础上，大师以天才的笔加工写成。有一些作品是他们预先磋商后共同写作的。素材往往是由对历史题材有特殊嗅觉的马奎提供的。当仲马把要用现代题材写小说的事告诉马奎后，他们便更经常碰头了。在吃早饭、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们总是谈论未来的小说。仲马讲了自己的打算：
    爱德蒙对美茜蒂丝的爱情，朋友的出卖，碉堡的监禁以及在那里与长老的相逢等情节，他打算只是简单地提一提，故事的主要部分放在复仇上，他指望在这一部分胜过欧仁·苏。马奎提出了疑问：放弃皮克故事中如此吸引人的情节，即主角从碉堡逃出以前所出现的一切人物和场面，值得吗？仲马犹疑了一会儿说：
    “对，马奎，看来你是对的。应该把原来就有吸引力的有趣的过程叙述得更详细，但在时间上要经过漫长的十年”。
    “您的主角还是皮靴匠吗？”
    “不，他将是一个当兵的。真见鬼，象我父亲一样！”
    “把他写成个海员不好吗？这样更浪漫一些。”
    “同意。可是，这样一来，他就不能住在巴黎了。他应该住在一个港口，我们把他安排在绝妙的城市马赛如何？”
    小说的新计划就这样产生了。故事开始在阳光明媚的南方，在仲马喜爱的，认为是自己第二故乡的滨海城市展开。
    小说需要重现这个南方城市的环境，把它描写得美丽如画。仲马决定到海边上去。他说：“为了写出我的基度山，我重访了迦太兰和伊夫堡”。
    仲马初次到马赛时，已经是个有名的人物了。但他的名声只限于戏剧方面，那是在1834年。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年都到这个美好的，心爱的城市来。这个城市使他兴奋、陶醉和幻想。
    仲马经常住在“大使旅馆”。换下旅行服装后，他就急忙跑到老马赛的“皱纹”中去。在这些小胡同里，有着令他神往的海港生活。他象自己小说的人物摩莱尔船主一样，经常到“佛喜俱乐部”去喝咖啡。这个俱乐部至今还依然存在。那时，当地居民在这里阅读每周一期的海员和商人的报纸《讯号报》。大仲马经常去的“里瑟夫酒家”，后来成了小说主角邓蒂斯和美茜蒂丝举办订婚宴席的地方。他常去散步的米兰巷林荫道，多年以后，会有人把那里的“邓蒂斯的房子”指给人看。他多次去访问的迦太兰村，成了美丽的美茜蒂丝最初的栖身之处。
    麦里·若杰夫是仲马在这个城市旅行的忠实旅伴。就是他以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感染了作家，使仲马亲自来观光马赛。
    麦里·若杰夫写过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剧本和新闻。是个著作丰富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多。此外，他还是个图书馆员。就是他，把仅有的一本伪造的达尔塔尼扬回忆录借给了自己的朋友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作者从这本书中汲取了大量有关该书主人公的生活素材。马赛图书馆的卡片证明这本罕见的珍贵的书曾经借给大仲马。但是此书再也没有回到书架上去。总之，达尔塔尼扬的情节复杂而有趣的书和小说《三个火枪手》是在马赛开始联系起来的。
    邓格拉司、弗南和维尔福将在这个城市里筹划和实行他们阴险的计划。爱德蒙·邓蒂斯将要被关在座落在马赛港入口处的一个碉堡的暗牢里。他从这里勇敢地逃跑成功后，又回到马赛，以便报答摩莱尔老人一家。总而言之，大仲马是把古老的佛喜这个地方写进小说的第一个作家。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马赛是一个接纳世界各国商品的大港口，是一个工业正在发展，有十五万六千人口的城市。市区已经拥挤不堪，正在进行大量的建设。
    大仲马和一些诗人、艺术家一起，参加民众游艺会，参观历史古迹，从迦尔德圣母院大教堂的钟楼上观赏四周美丽如画的风景，凝视着远方耸立在天海之间的伊夫堡陡峭的高墙。
    吵吵嚷嚷的船夫们争先恐后地向这个外地来的先生提出去参观神秘的碉堡。从前有很多危险的犯人在那里受苦：带铁面具的人、德·沙德侯爵、法利亚长老……
    “法利亚长老？”仲马感兴趣地问：“他是怎么落到这个石头监牢里的？”
    “不知道。但是，三十年前伊夫堡的暗牢里确实关押过一个长老”。
    仲马向麦里·若杰夫打听。他给仲马讲了这个不寻常的故事。好久以前，沿岸居民中就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马赛港入口处小岛上阴森的伊夫堡的各种传说。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确实有很多犯人坐过牢。三十年前的一天，法利亚长老出现在他们中间。法利亚长老在法国是个出名的人物。他于1756年出生于靠近果阿的印度。他的父系属于富有的印度婆罗门安图·西奈。此人于十六世纪改入了基督教。
    当这个被命名为法利亚·霍歇·库斯托基奥的男孩子年满十五岁时，父亲带他到里斯本去。1771年11月他们乘船到了葡萄牙首都。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没有多大收获，父亲凯塔诺决定到罗马去碰碰运气。在有权势的人物支持庇护下，他在意大利非常走运。自己取得了博士称号，还把儿子安置在神学院。1780年霍歇在神学院毕业。
    回到里斯本以后，他被派到王宫里去做传教士。这件事并非没有他父亲的一臂之力。他父亲当时已是王后的忏悔牧师了。
    但是，就在1788年临近时，法利亚父子出乎意料地仓卒离开葡萄牙。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出走呢？为什么他们不得不抛弃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位置呢？据说他们两个都是1787年发生在果阿的密谋参加者。他们得到密谋计划被揭露的消息后，及时地逃跑了。父子二人奔向巴黎。
    在巴黎，年青的霍歇遇上了革命的1789年。他被任命为无套裤党(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贵族们用以讥笑革命群众的名词，后来成为爱国革命家的绰号——译者注)营的指挥员。几年以后，因为人们不能宽恕霍歇的过去，他不得不离开首都。于是，他出现在南方。后来，据他自己说，在那里成了医学协会的会员。但对这一点，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法利亚确实是马赛科学院的教授，曾在当地中等学校任教，甚至还支持过一次学生示威。此后，他转移到尼姆，在那里担任助教。可是就在尼姆，被拿破仑的警察机关逮捕了。他被装在有铁栅栏的囚车里运回马赛。他被控告好象是巴贝夫·格拉古的拥护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危险的犯人安置在伊夫堡。就这样，法利亚·霍歇落到了阴森的暗牢里。
    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在碉堡里受了多少年苦。把他放出来是在推翻拿破仑以后。回到巴黎以后，他在克利什大街49号开设了一个催眠诊疗所。只要交付五个法郎，就可以成为法利亚长老神奇试验的目睹者和参加者。
    很久以前，即法利亚初次到巴黎以后不久，他就结识了普依谢古尔伯爵。此人是一个热衷于宣传自己的“动物催眠术”学说的澳大利亚医生密斯麦尔的学生。他遵奉密斯麦尔的教导，认为自己是一个能捕捉某种超自然电流的人。据说现在称为“磁性”的一切现象，都是出于这种电流。他按照密斯麦尔的建议，在自己的庄园里施行免费治疗。他把催眠术实行办法告诉了法利亚。长老自从想起了自己那广泛运用催眠术的祖先婆罗门以后，就成了有学问的伯爵的信徒。
    在克利什大街的房子里，基本上是妇女的来访者多得应付不了。一些人到这里来是希望治好病；另一些人是为了寻找显示自己和开开眼界的机会；第三种人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长老的古怪的个性、高高的身材和青铜色的皮肤，创造奇迹的人和行医者的名声，都大大促进了他的事业的成功。
    他的实验不用任何接触和暗示，就象东方神话里的巫士一样，只用简单的“睡吧！”两个字来召唤“磁性现象”。他用命令的声调说出这句话，要求病人闭上眼睛，把精神集中在睡眠上，用解说伴随着实验。他指导说：催眠术的秘诀不在于催眠师，而在于需要催眠的人，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如果你想要受到启示，就要信任和等待。他企图深入钻研催眠术的本质，认为催眠术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它的秘密就在于暗示，催眠家没有任何特殊的力量。法利亚第一个说到了催眠术的睡眠和普通睡眠的共同特性。
    全首都都在议论“青铜色的神父”的实验。这个婆罗门后裔的名声一天天增长。但是，吸引人的并非长老思想的理论叙述，而是每一场催眠术本身。
    东正教徒们以极大的愤怒和辱骂攻击这个实验。法利亚长老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面对那些断言催眠术是恶魔发出的精神流质作用结果的神学家们的攻击，他没有动摇。然而，东正教徒们终于胜利了。他们的咒骂和诽谤，使得主顾们和好奇的人们都不到克利什大街的房子里来了。长老很快被所有的人所遗弃。他没有收入，变化无常的命运把他压倒了。不久以前还崇拜他的人也抛弃了他。在极端贫困中，为了不致饿死，他不得不接受微薄的收入。就在这个时候，他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论清晰的梦的由来，或婆罗门、神学教授、法利亚长老论述的人类本质的研究》。他死于1819年。
    仲马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这个不幸的医生就是在快乐的喜剧中被嘲笑的‘狂妄的催眠家’。可以肯定，他就是‘青铜色的神父’。据沙托布里安说，有一次在寇斯琴夫人的社交场合里，他亲眼看见这个医生用催眠术杀死了黄雀。不久前，我在巴黎刚出版的《催眠术院士的故事》中还看到过他的名字。没说的，这是个古怪的神密的人物……”。
    这正是他小说所需要的角色。如果把这个在首都非常出名的、有巫师名声的人写出来，全巴黎的人都会猜测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印度的术士，狡猾的招摇撞骗者，还是有才华的学者？
    真正的葡萄牙主教，法利亚在他的小说中变成了虚构的意大利长老，非常有学问的人，一个学者和发明家，图书专家和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是为意大利统一而斗争的战士，成了一个由作者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与原型不同的神父。真正的法利亚死于贫困，而仲马的人物和警察局档案里一样，拥有无数的珍宝。但是，皮克在继承财产之后，没有揭开宝藏的秘密就死去了。而死于依夫堡暗牢里的法利亚遗留给同牢的年青难友爱德蒙·邓蒂斯的财富，却成了复仇的武器。真实的法利亚长老死了，再也不会复生，而虚构的法利亚，大仲马作品中一个惊人的形象，却活在书中。
    “仲马和马奎”工厂以全速进行工作。马奎为了写草稿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每天早晨，他必须把接下来的一段章节放在大师的桌子上。仲马本人不但要尽力赶完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而且还要把合作者交来的草稿进行加工。十天之内必须赶完第一卷。准备刊登小说的《议论报》已在索取第一部分了。仲马嘱咐说：“我们必须按期完成，不管白天、黑夜，咱们什么时候都干吧！”为了确保速度，用同一笔体抄写稿子(出版家只承认仲马的字体，如果是另一种字体，他们就拒绝接受)不得不象过去做过的那样把一个名叫维奥的人找来。这人是个酒鬼和二流子，唯一的长处就是他的字体写得和仲马的一模一样。
    和马奎一丝不苟的细小紧凑的字体不同，仲马的字笔触奔放，合乎书法的美，然而几乎没有标点符号。他用的是大张的浅蓝色的纸，这种纸是崇拜大仲马的天才的黎里工厂主达涅尔专门供应的。
    一天早晨，仲马来到马奎的房间里。马奎正坐在笔记本、纸堆、书籍中间。已经给他端来了咖啡。
    “亲爱的马奎，报纸打算在八月二十八日开始登我们的小说，日子快到了，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按期赶出来”。
    “我不停手地干着哪！可是，要注意，我们还没有想出邓蒂斯从伊夫堡逃跑后叫什么名字”。
    仲马想着说：“我们这个主角，就象《三个火枪手》中的阿托斯一样，要住在巴黎，住在离刘克谢姆布尔公园不远的费洛街。他第一次是以布沙尼长老的名义在首都出现。这是爱德蒙·邓蒂斯逃出来后使用的假名之一”。
    “可是，他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名字。”马奎提醒说：“他很富有，让他叫沙昆公爵或是什么类似的名字吧！”
    “您说得对，必须有一个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不寻常的名字。今天晚上我想想这个问题。”
    半夜，仲马放下了笔，陷入沉思。马赛的景物，最近一次在南方旅行的一些情景，伊夫堡参观，河岸上与女演员拉舍尔的相遇，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春天的夜，浪潮的喧哗，把他引进了浪漫主义的心境。他把拣到的一块被海浪磨光的石头赠给自己的女友：“作为我们快乐的相逢的纪念”。
    他又想起另一次在地中海的旅行。这次旅行是在遇见拉舍尔以后不久，在1843年。当时仲马在意大利旅行，住在波拿巴特·热隆——拿破仑四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的家里。
    威斯特法里亚从前的国王请求作家带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到爱尔巴岛去。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使侄儿缅怀伟大的伯父。
    两个旅行者走遍了小岛，参观了法兰西皇帝在此的遗物。参观结束后，他们打算到邻近的岛上去打打山鸡和兔子。但是猎没有打成，当地居民向导指着像大糖块似的高耸在远方海上的山岩说：
    “那里是最好的打猎场所。”
    “那里有什么野味？”
    “成群的野山羊。”
    “这个奇妙的地方叫什么名称？”
    “基度山岛。”
    岛名迷住了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仲马。然而，令他遗憾的是，当时这个岛禁止前往，他不能到这个托斯康群岛中的陡峭的、几乎半光秃的山岩上去。
    “基度山！”仲马大声地说：“作为我们这次旅行的纪念，我要给我未来的小说中一个主人公起这个名字。”
    于是，由对拉舍尔说的“作为我们相逢的纪念”这句话想起，引出了带拿破仑侄儿旅行的回忆，想起了他们没有去成的岛屿的名称，以及用这个名称给未来小说主人公之一命名的心愿。仲马突然对自己说：“基度山，基度山伯爵！”
    作家列马克良·安德烈曾经说过：“这个人的想象力具有如此了不起的力量，他终于艰难地越过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当时，凡是读到大仲马的杰作《基度山伯爵》的人，对这些恰到好处的话是深信不疑的。
    在预定的1844年8月28日，小说的第一节出现在《议论报》上。从那天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基度山伯爵的故事不让读者安心睡觉。名字这么特别的高尚公正的伯爵很快就赢得了普遍的好感。许多读者急于知道基度山伯爵故事的结局，向报纸提出询问；迫不及待地付钱给印刷厂工人，以便探听仲马是否交付了下一期的续篇。《议论报》上的连载时常中断，而且常常是整月地中断。因为仲马和马奎同时要写另外一些文章。当时，在《立宪报》上几乎同时刊登他们的连载小说《从蒙谢罗来的太太》。在另外一些出版物上，有《四十五》、《舍瓦丽叶·捷梅重——卢什》。
    《基度山伯爵》一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六期，一直刊登到1846年1月15日。但第一卷的单行本是在1845年由出版家皮埃东的书店出版的。全部十八卷小说售价一百三十五法郎。大仲马的收入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一年之中，他赚了二十万金法郎。现在可以说他是“富比基度山”了。胜过一切竞争者的荣誉一直陪伴着他。
    过了两年。有一次，仲马在马里森林打猎，他被意外发现的美景惊呆了：周围伸延着美丽的森林；圣·日尔曼台地和阿让塔里山丘呈现在远方；茂密的花毯掩没了长筒靴。第二天，仲马带着建筑师杜朗回到这里。
    于是，在仲马看中的一块森林地段上，富丽堂皇的“城堡”建成了。巴黎人被震惊了。作家戈支兰·列昂说它是“建筑的瑰宝”。巴尔扎克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妙的疯狂行为”。确实如此，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敢于做到宛如国王宫殿般的豪华。大仲马现在正如他的主角基度山伯爵一样的巨富。因此，他把自己的“城堡”命名为“基度山”。
    新居于1848年炎热的七月落成。轿式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近标着镀金花字《阿·仲》的又重又大的生铁大门。吃惊的客人们在围墙外面停了下来。使他们惊讶的并不是那在“城堡”前面草坪上为六百个人摆的五十桌宴席，而是英国式的花园、瀑布、高高的吊桥、有小岛的小湖引起了大家的惊叹。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城堡”本身。它确实可以称作是别具一格的别墅。在这里，有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哥特式的塔楼，摩尔式的天花板，带古兰经格言的阿拉伯式石膏图案，东方的高塔，带意大利雕刻的楣饰。亨利第二和路易十五的风格巧妙地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特色结合在一起。带铅框的绘画玻璃窗扇、风向标、阳台、讲究的宅院都装饰着金色的花边。
    马厩在“城堡”旁边，里面养了三匹阿拉伯跑马。在兽栅里，猴子在玩耍，野鸡在踱步，鹦鹉在叫嚷，雄鸡在打鸣，主人从突尼斯运来的绰号叫尤古尔塔的兀鹰，无精打彩地高踞在小山岩上。
    人们对这些豪华奢侈的东西，很难无动于衷。只有女演员多瓦尔·玛丽送的花盘中的安的列斯岛小黑人，脸上保持着冷漠的神态。还有公猫米舒福和主人宠爱的狗，在绿草坪上漠不关心地走来走去。
    戈支兰·列昂对主人狂喜地说：“你的基度山伯爵的全部金子可能还不够建造这个豪华的城堡”。
    在一切希奇古怪和富丽堂皇之中，只有主人的书房使人想起简朴的僧侣修道室。狭窄的螺旋状楼梯通向一个斗室。这里摆着铁床、木制的桌子和两把椅子。仲马在这里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出自己的书房，只是偶而出现在阳台上，从那里可以看见到他家来拜访的客人们。
    巴尔扎克曾说：“城堡”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糖果盒”。“城堡”以其特殊的形式，令人想起达鲁坦创造的石头颜料画和基度山伯爵。这城堡是仲马本人的复制品——体现了快乐机智和不拘小节，轻率和慷慨，被不可思议的空洞的计划所诱惑，不会打算和动人的天真等特点。
    《基度山》地产的主人沉缅于快乐和成功的时间并不长。债务和法院执行人很快就向无忧无虑的仲马压来。家俱、书画、轿式马车以及野兽和禽鸟都卖光了，最后轮到建筑物本身。1849年二月，一个在美国发了财的牙科医生，以三万法郎买了它。在空了的“城堡”大门上锁时，法院执行人在仲马的案卷中留下了一张相当有价值的纸条：“出售绰号尤古尔塔兀鹰，定价十五法郎”。
    胡乱花钱的仲马的房子拍卖了。与此同时，马奎·奥格斯特在距此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很俭朴，一点儿也引不起人们的幻想，完全附合他的经济能力和性格。与仲马相反，他保全了这座别墅。
    基度山“城堡”能够保全到今天，真是不容易。每年，崇敬大仲马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这个作家生活中的一个舞台，有时很热闹。这时，在草木丛生的林荫道上，在“城堡”前的百年老树中间，可以听到勇敢的火枪兵的笑声和歌声，有时露出基度山伯爵和法利亚长老的假面具，在表演杂耍的同时，还有魔术师在变戏法。
    现在，危险临到“城堡”的头上，当局批准在这个地方进行建设。大家知道这件事以后，杰克·阿兰在《费加罗》报上写道：“难道所有这一切都要消失得无影无踪吗？难道曾为马鲁阿·安得烈赞赏过的、大仲马曾经在那里幻想过的庭园就这样消失了吗？”
    作家在他心爱的马赛更走运些。为了纪念大仲马，城市的建设者们把市区中俯临卡涅别列尔街的小山坡上的一条街命名为基度山，另一条街叫法利亚长老，第三条街叫爱德蒙·邓蒂斯。不久前，市郊的一条大街被命名为阿列克山大·仲马。马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作家对它的热爱。它是四次把作家和他的小说里的主人公用街道名称连结在一起，以纪念《基度山伯爵》的唯一的城市。
    许多马赛人，也只有他们，至今还诚心诚意地相信大仲马在小说里所写的一切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船夫和机灵的向导们巧妙地利用这个信念，请人去参观伊夫堡。这个“南方的巴士的狱”的名声至今未衰。然而，今天的伊夫堡已经是个无害的地方，再也看不到墙上的哨兵了。在密闭的囚室里，到处都是参观的人群。他们带着好奇心停留在暗室门上的小牌牌前面。牌上写着爱德蒙·邓蒂斯，后来的基度山伯爵，法利亚长老无数珍宝的所有者曾囚禁在这里。人们甚至指出一个洞穴，说这是他们挖掘的从一间暗室到另一间暗室的通道。作家虚构的，把不幸的青年活活埋葬许多年的监牢，在一百三十年后，得到生活的证实。其实，为了使爱德蒙·邓蒂斯的故事看起来象真的一样，仲马本人生前确实出了不少力。
    有一次，仲马到老港鱼市去。他以烹饪爱好者的精明挑选了鱼和蛤蜊，准备做鱼汤。好奇的马赛人看见作家挽起袖子站在炉灶旁边，就问他：“仲马先生，爱德蒙·邓蒂斯也会做这种鱼汤，是不是？”
    “当然”，仲马尽量用马赛口音回答：“就是他教会我这个手艺的”。
    基度山岛以自己的名字引起了人们的幻想，吸引了旅行者的注意。愿意去走文学作品中主角走过的道路的人是不少的。
    此后不久，在外国出版物上透露了关于基度山岛的消息。它的面积为十平方公里。可能要把它列为自然保护区。传说要在那里创立一个《基度山共和国》。共和国有自己的旗帜——以深蓝色条纹做边，白色做底，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徽章上画着锚和猎人的号角。
    仲马当年的向导是对的，没有比这里更好的打猎场所了。以天空为背景的山岩上，经常出现特种山羊的优美的剪影。这种山羊目前还是这个绿树和花岗岩王国的唯一的主人。在岛上，确实还存在人类居住过的遗迹，有古代苦行僧的洞穴和寺院的废墟。
    如果能够顺利地招募到一百个志愿成为新产生的“共和国”的国民的话，这一小块环绕着清澈海水的土地，可能很快就会住上人。
    《基度山》城堡的生铁栅栏门上，《阿·仲》花字的镀金早就剥落了，“城堡”本身可能早已消失。但是，单枪匹马地和有钱有势的人作斗争的、高尚的假伯爵，在人们的记忆中不会改变。仲马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他在临死前曾问儿子：“阿列克山大，你不认为，我死之后能够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吗？”时间对人类精神的创作是毫不留情的，它只宽容和保存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东西。法朗士·阿那托尔写道：“一切响亮的和声都会在空中消失，一切追求虚名的创作都会烟消云散，未来知道自己的责任，只有他才有神秘的绝对的权利，宣布最后的不容置疑的判决”。
    未来对大仲马的作品作出了判决。他的书，尤其是占首位的小说《基度山伯爵》，战胜了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时间，出奇制胜的、有才华的作家的文字获得了胜利。

文：张英伦
出处：读书 1979年第1期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①；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②。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笔墨所至，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勾勒。在第一章(《船到马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我们又可以听到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的言谈。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说：“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指前帝国官员——笔者)，他们每天都为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社会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则时时闹暗杀。”其实尖锐的政治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渗入了维尔福自己的家庭：维尔福死心踏地攀附复辟政权，他父亲诺梯埃却在主持推翻复辟政权的密谋。
    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就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货船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动机——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不过，驱使他们这样干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邓格拉司和弗南，正如他们在告密信中自我供认的，“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维尔福本来就是复辟政权镇压人民的鹰犬。另一方面，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曾冒险去狱中，给两个因密谋反对国王路易十八而被监禁的前帝国将军送去武器和金钱。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他又拿起枪参加过街头的战斗。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渗透入邓蒂斯蒙冤的故事中去。小说一开始，他笔下的正直、善良的邓蒂斯就博得读者的好感，而阴险狡诈、爱拨弄是非的邓格拉司则引起读者的嫌恶。随着邓蒂斯冤案的铸成和发展，读者对蒙受飞来横祸的邓蒂斯越是同情，对耍弄阴谋诡计的邓格拉司、维尔福之流就越是痛恨。就这样，通过对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邓蒂斯在死牢里捱过十四年，于一八二九年即复辟王朝覆灭前一年越狱。但他直到一八三八年才得偿复仇的夙愿，这时已是七月王朝的中期。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直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③其他各阶级与金融贵族的斗争，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从邓蒂斯蒙冤到复仇的二十三年里，他的三大仇家步步高升。邓蒂斯化名基度山伯爵来到巴黎时，他们正是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中红得发紫的人物：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众议员，弗南以马瑟夫伯爵的名义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高踞于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三位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构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对于这些被七月王朝上流社会引为骄傲的“精华”，大仲马以犀利的笔勾划了他们每个人发迹的丑恶历史。邓格拉司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归来后就畏罪逃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这位银行家更是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土希战争中，他身为希腊总督的三军总监，当上了中将。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此刻，他又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大仲马笔下，这些当权者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
    《基度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邓格拉司等人的丑史，作为形象的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的论断：七月王朝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④
    《基度山伯爵》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它真正的主人公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活动。他巧妙而又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三个仇人：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好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⑤正是在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行动中，蕴含着大仲马所要弘扬的社会哲理，也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赏善罚恶。
    赏善罚恶的观念，古已有之。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乃至不同个人，分辨善恶的标准和赏善罚恶的主张是千差万别的。
    中世纪法国宗教文学把笃信虔诚、安贫守命视为善，而把不敬神灵、犯上作乱视为恶。它的“赏善罚恶”是维护古代封建社会的理论。
    大仲马同时代人欧仁·苏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也宣扬赏善罚恶，但他要罚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他不仅把惩罚的权柄，也把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这种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赏善罚恶的方法，显然是虚伪的。所以马克思斥之为“维护社会的新理论”⑥。
    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则不同。它的主人公专门惩罚反动统治集团中的大人物，这些人是他的私敌，也是广大人民的公敌；他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对那些做尽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统治阶级“施行我的法律”，这恰恰是对反动统治阶级“赏善罚恶”的否定。总之，小说《基度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罚恶，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赏恶罚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以上表明，这部小说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大仲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
    首先，尽管基度山伯爵的赏善罚恶是正义的，但他的方法却是实际上不可行的。他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复仇，全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在他报恩复仇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是金钱起决定作用。他甚至可以干脆用无限透支搞垮邓格拉司的银行。他所揭示的，归根到底是用金钱来赏善罚恶的方法。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诚然有极大的魔力。小说中邓格拉司为便利金融投机，甘心让妻子私通内政部长的秘书等情节，就是对金钱魔力的很好的写照。但是，当大仲马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时，他就陷入了妄图用金钱势力反对金钱势力、用金钱统治代替金钱统治的矛盾。忘记了他笔下的邓格拉司这句颇有道理的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
    任何唯心主义都必然要导致相信灵异。大仲马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明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而他偏要主人公拥有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明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而他偏要正义者成为最大的富翁；明明金钱只能作恶，而他偏要金钱行善。为了使这一切违反现实的事情显得“天经地义”，他便请出上帝：是上帝从天上掷下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让它落到正义者手边，用它去罚恶赏善。邓蒂斯原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可以使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是，自从他奇迹般地获得狱友馈赠的世间“闻所未闻的绝大财富”以后，他不但信仰起上帝，而且俨然以“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自命了。基度山伯爵每一次赏善罚恶，都是按照“上帝的伟大计划”行事的。随着他赏善罚恶行动的进展，小说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氛。全书结尾，大仲马甚至通过基度山伯爵之口劝告人们：“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这种宿命论的说教，更是荒谬而又有害。
    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按照本阶级的理想塑造英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大仲马赋予了基度山伯爵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超人意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基度山伯爵是“超人”，他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甚至能起死回生，预卜吉凶。他又是阴谋家，他的某些行为，例如教唆维尔福的妻子下毒，结果害死老仆和儿童，不仅超出了复仇的限度，而且做法也极其卑劣。
    对《基度山伯爵》思想内容上这些严重谬误，我们必须给以有分析的批判。但是总观全书，毕竟瑕不掩瑜。
    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性问题，首先要指出，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基度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
    报章连载小说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它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量连续不断的情节。
    小说《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它充分显示出大仲马设计情节和编排故事的出色才能。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报仇？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腥风血雨；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可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数以百计的这类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不给人荒唐之感，以强烈的吸引力牵动着读者步步入胜。
    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和长篇的景物描写。它基本上只有两种要素：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其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缺少性格特征。大仲马这位早年曾以戏剧创作闻名的作家，极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试看第一章《船到马赛》。抵达港口的邓蒂斯和邓格拉司只不过分别同前来接船的船主交换了三言两语，然而他们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已跃然纸上。小说也不因此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因为随着主人公的奇遇，一忽儿是阴森的地牢，一忽儿是光怪陆离的匪窟，一忽儿是人迹罕到的海岛，一忽儿是大都会巴黎，一忽儿是狂欢节的罗马，一忽儿是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不断变迁，使得全书的地方色彩和环境气氛显得相当浓烈。
    作为讲故事的能手，大仲马写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但决不雕凿，决不追求绮丽的词藻或故作艰深，而是力求明晰、流畅。
    总之，《基度山伯爵》并不具备高超深奥的哲理、光焰万丈的气势、详征博引的史料，它只是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普通人关于善恶的人之常情。“通俗小说”——资产阶级轻蔑地这样称呼它。“通俗小说”——我们也这样称呼它，但带着赞赏的意味，因为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书。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给伊·亚·格鲁兹节夫，第84页。
    ②  见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梅林《马克思传》。
    ③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
    ④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⑤《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⑥《马恩论艺术》第3卷第78—79页。
   ⑤《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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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三百多万字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