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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齐 出处：《文景》 2007年第10期
      
　　《达·芬奇密码》的作者成功地把刑事侦破、阴谋犯罪、密码解读、圣杯传说、秘密社团锡安会、达·芬奇引人浮想联翩的不朽名作、女神崇拜传统等因素组合在一起，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但对我个人来说，这部小说除了可以作为侦探犯罪小说、悬疑小说、惊险小说来阅读之外，它还具有知性的兴奋点。
　　
　　《达·芬奇密码》1是一部国际性畅销小说。至2006年5月为止，该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六千零五十万册，被译为四十四种语言。阅读这部小说给人带来的快感是多样的。这首先是一个讲述得层次分明、扣人心弦的故事，而故事之于一部成功小说的重要性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份。作者成功地把刑事侦破、阴谋犯罪、密码解读、圣杯传说、秘密社团锡安会(Priory of Sion)、达·芬奇引人浮想联翩的不朽名作、女神崇拜传统等因素组合在一起，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但对我个人来说，这部小说除了可以作为侦探犯罪小说、悬疑小说、惊险小说来阅读之外，它还具有知性的兴奋点。阅读这部小说暴露了我在基督教历史上的知识盲点。原以为自己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历史还有些知识，但是除了几年前从学兄程志民翻译的《圣杯与剑》中对“圣杯”传说略有所知外，对于建立于1099年的、曾经以波提切利、达·芬奇、牛顿、雨果、德彪西这样的人类文化和艺术史上的大师为“大师”(grandmaster)的秘密社团锡安会居然闻所未闻，这怎么说都有些耻辱。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达·芬奇密码》只是一部小说，尽管作者为创作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考察，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事实只有：锡安会和主业会(Opus Dei)是真实存在的，关于艺术作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是准确的；余者皆为虚构。小说就是小说，它不能被当成研究论著来阅读，否则就是对小说艺术的冒犯。要想平抚知性的渴望，必须另僻蹊径。
　　2005年，围绕着《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一场诉讼案给我提供了一个求知的良机。由迈克尔·贝根特、理查得·莱和亨利·林肯合著的《圣血圣杯》2是一部关于圣杯的历史论著，著者中的贝根特和莱状告兰登书屋，认为该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剽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小说当中的圣杯历史学家Leigh Teabing的名字恰好是《圣血圣杯》的第二作者Richard Leigh的姓氏，而其姓氏Teabing则是第一作者Michael Baigent的姓氏Baigent的变形词(anagram)。更有甚者，他们指出，小说中蒂宾的身体特征与未参与诉讼的第三作者林肯极其相似（我猜测可能指蒂宾需要用拐杖行走的事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轻易地在王府井外文书店找到了这本封面上赫然印有“令人震惊的国际畅销书”的《圣血圣杯》，并且开始了紧张的阅读。和《达·芬奇密码》明显不同的是，《圣血圣杯》是一本研究著作，它拥有所有研究论著的显著特征，例如，详实的注释、长长的参考书目还有附录中的补充材料（即锡安会自十二世纪独立开始至二十世纪的二十六位“大师”的姓名和生平介绍）。作者们声明，他们写作此书的初衷并不是为“证明或者反驳什么”，“不是去挑战基督教的根本性的信条”，他们只不过是受围绕着十九世纪末法国南部一个距离卡尔卡松二十五英里的小村庄勒内城堡(Rennes-le-Château)的乡村牧师索尼埃来路不明的财富的传闻的吸引，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历史文献(主要是锡安会的文献）和绘画艺术作品的阅读逐层被推进着解开一些历史上的谜团。最终，他们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为一个“假说”，一个“可信的”、“得出连贯性意义的”、“能解释很多东西”的“假说”，其基本内容如下：《圣经》中所说的耶稣死而复活是真实发生的，他并没有真正地死于十字架上；耶稣很早便与抹大拉的玛丽亚成婚，在他十六、七岁与被钉上十字架之间二人还育有一些子女。耶稣被抓拿处死后，耶稣的妻子和后嗣逃离耶路撒冷，后躲在法国南部的一个犹太社区里，繁衍着耶稣的血脉。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耶稣的后嗣开始与法国贵族通婚，共同产生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后来，十字军东征时代，耶稣的后嗣渐渐转入地下，但是这个事实却在传说、尤其是圣杯传说当中得以延续下来。根据作者们的解释，“圣杯”至少代表了两个意思：一是耶稣的血脉和后嗣，法语Sang Raal指的就是“真正的/贵族的血”，这支血脉的保护人就是锡安会；另一层意思，从字面上看“圣杯”就是指装着耶稣的血的杯子，隐喻即玛丽亚的子宫，或者就是指玛丽亚本人。作者们相信，耶稣的血脉一直流传到今天，只是经过漫长的世纪，人们已经无法清楚地描绘出耶稣的家族谱系，不过作者们认定，像Hapsburg-Lorraine、Luxembourg、Montesquiou、以及英国的Sinclair和Stuart家族和姓氏都与耶稣的血脉有关。看了这样的结论，我几乎要哑然失笑，谁又能说这样的内容不像是一部小说呢？
　　毫无疑问，丹·布朗利用了《圣血圣杯》的材料，对此丹·布朗似乎并没有隐瞒的意思。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不仅《圣血圣杯》、而且两位原告合著的另一部书《死海骗局》(The Dead Sea Deception)以及贝根特独著的《救世遗产》(TheMessianic Legacy)同被丹·布朗列为阅读《达·芬奇密码》的参考书目。除了原告指出的关于Leigh Teabing的姓名细节之外（对此我相当认同），小说中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就与《圣血圣杯》当中的乡村牧师拥有共同的姓氏Saunière。这些难道纯粹是巧合吗？不然，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正是丹·布朗对他使用过《圣血圣杯》中的材料有意留下的痕迹。另一个痕迹就出现在小说里，女主人公苏菲曾在蒂宾的书房中看到了这本书，其时蒂宾还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这本书在八十年代曾引起了巨大震动。在我看来，作者们在分析中做出了一些在信仰支配下的可疑的跳跃，但是其基础性假设是合理的，而且他们最终把基督的血脉的观点带到了主流之中了，这是他们应该受到赞扬的。”（第274页）事实上，蒂宾的很多观点都是对《圣血圣杯》的浓缩和重述，只是蒂宾是小说人物，丹·布朗为他的陈述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终于，2006年4月这场官司尘埃落定。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彼得·斯密斯判原告贝根特和莱败诉，理由之一是原告的论证缺乏坚实的根据，在审判过程中还时常转换主题；二是《圣血圣杯》是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出版的，从法律上讲，它可以在虚构作品当中得到自由的诠释而不构成对版权的侵犯。
　　没想到英国的法官对于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了解的，这或许应该归诸英国发达的小说艺术传统吧。在对比了两本书之后，我深切地感到，丹·布朗是个聪明绝顶的优秀小说家。他会讲故事，他知道如何把各种吸引人的要素拼接在一起，构成一幅“拼贴画”(collage)，这一点应该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大特征。丹的父亲是数学家，所以《达·芬奇密码》在一个细节的处理上就不失时机地引入了费博那齐数列；他的妻子是他所尊敬的艺术史家兼艺术家，所以小说中也就不乏对达·芬奇名画的具体分析和诠释。但是这些有趣味的要素并不是散乱的、不相关的，相反它们紧紧围绕着破案解谜的情节主线而展开，彼此结合得天衣无缝。不仅如此，丹·布朗作为优秀的小说家还在于，他懂得小说作为“间接沟通”的形式拥有非凡的优势，他知道在历史和信仰的领域中，“直接沟通”的办法往往行不通，而小说则是一个完美的媒介。《圣血圣杯》看起来之所以像是一部小说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历史研究的课题（中世纪哲学家常讨论人的理智的恰当对象之类的问题，它绝非没有意义），它涉及的是遥不可及的、死无对证的历史“真相”，而论证的方法从根本上又没有离开信仰。在对待包括《圣经》在内的历史文献的时候，该书拘泥于字面涵义，简单地把“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看成了真事，而不是一个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阅读各种教派文献、历史传说、甚至绘画艺术作品的时候，“信仰的眼镜”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结论的客观性。当历史与信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与其试图以历史的态度来面对人类信仰史上的谜团，不如试试小说这门讲故事的艺术。小说重在展示人间众生态，揭示生存和人性的复杂性。在一部小说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包括小说家本人，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要求被理解。小说家是自由的，他/她可以完全不受为读者提供结论和真理的义务的制约，相反，他/她可以明正言顺地消声匿迹，他/她甚至应该努力消灭自己作家的身份，镇定自若地、全方位地为读者提供理解和选择的空间。在《达·芬奇密码》当中，丹·布朗就没有直接开口对读者讲话，他让自己塑造的不同人物从各自的角度向读者提供了关于圣杯和锡安会的故事，在把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变成了惊悚小说、破案小说的同时，间接地为读者提供了对于历史和信仰的不同理解。他也没有让自己充当法官的角色，既没有为所谓“历史真相”、亦没有对不同人物的信仰观和历史观做出裁决，而是把评判和决断的权利交给了读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作为主体的读者的思考力。曾有宗教保守人士曾质疑《达·芬奇密码》是反基督教，对此丹·布朗有力地回答说：“这本书不反对任何东西。它是一部小说。我写出这个故事是在努力探寻我所感兴趣的基督教历史上的某些层面；”他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成为人们讨论信仰、宗教和历史这些重要论题时的摧化剂和起点（springboard）。”3现在就来看看丹·布朗笔下的人物就信仰问题说了些什么，这些声音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启迪。《达·芬奇密码》中的主要人物都应属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即他们都是根据一个意念或特性被创造出来的，很容易辨认、也容易被读者长期记在心里。4小说中的密码破译专家苏菲是典型的欧洲现代职业女性。她独立自强，相信科学，不迷信、不盲信。她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未超过主日学校的传授范围，而她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既不热心、也不反对，很像我认识的那些年轻的欧洲朋友。所以，获知圣杯传说的“真相”对她来说并不比她知道祖父的真实身份更为震惊。
　　与苏菲的淡漠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便是圣杯历史学家蒂宾。他多年处心积虑地寻访圣杯的下落，甚至不惜成为一场阴谋的主使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的目的跟金钱、名誉无甚关系，他的动机和初衷似乎是纯洁的，他只是想还公众一个“真相”，用铁的事实向世人发出类似达·芬奇那样的感叹：“可怜的凡人呵，睁开你们的眼睛！”在所谓“真相”的引导下，他不惜颠覆教会、颠覆现已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蒂宾的工作似乎不能完全遭到否定，他对耶稣所做的“去神化”的诠释其实早在图宾根学派的斯特劳斯写作《耶稣传》的时候就开始了。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个人；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被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所出现的特定的历史现象。但是蒂宾是一个天生的阴谋论者，他本人最终也因为制造阴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与苏菲和蒂宾相比似乎走在“中间道路”上的是小说中的一号主人公、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他对基督教的历史、对圣杯传说、对秘密社团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与蒂宾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兰登出身美国天主教家庭，幼年曾有一次失足落井的经历，他本人对信仰并不排斥。但是作为熟知历史和信仰的涵义的知识分子，信仰在他眼中是作为精神追求和向善的力量而存在的，他信仰是因为他个人选择了去信仰，这种信仰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当苏菲问兰登是否同意公布圣杯文献的时候，兰登给予的回答意味深长。他说，作为历史学家，他反对销毁和藏匿历史文献的做法，因为文献能为后人提供更多的了解历史真相的信息。但是，当涉及到是否触动信仰这一千百万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兰登表现得十分谨慎。他诚恳地向苏菲解释说：“世界上每一种信仰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信仰的定义——对于我们想象为真的但却无法证明的东西的接受。”换用文化哲学的语言，信仰本来就是人为的东西，是人的文化产品，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为自己设定的虚构的现实。但是这种原本人为的、虚构的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在直接跟世界打交道，而是在跟人的文化产品——符号、隐喻、艺术作品、宗教仪式等打交道。但是，既然信仰仍是人世间的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像一般人所愿意相信的那样是一片纯粹的乐土，宗教信仰所传达的也并不是纯粹的、惟一的至上真理。恰恰相反，这里和人世间一样、和其他生活领域一样既有阳光，又有阴影。但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应该认识到宗教信仰的人文性质，也有权了解到宗教发展史上的血雨腥风、阴谋和谎言，但这并不妨碍他/她依然选择成为信徒。信仰归根到底是个体自己的选择，是他们对发自内心的需求的实现。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需要信仰以便更好地应对这个世界，甚至在信仰的帮助下成为更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尔图良的“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也并不落伍，而沿着德尔图良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十九世纪的克尔凯郭尔更是让个体的主动选择精神把荒谬吞噬掉了，从而把信仰等同于个体的伦理责任和义务。
　　除了对宗教信仰做出了文化哲学的透视之外，兰登还从符号学的视角对信仰进行了审视。他指出：“每一种宗教都是通过隐喻、寓言、夸张这些手法来描述上帝的，从早期埃及一直到现代的主日学校。隐喻是一种帮助我们的头脑处理那些不可处理的东西的方法。”（第369页）很显然，兰登对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圣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从隐喻的角度去理解《圣经》中的故事及奇迹。从历史上看，宗教真理与隐喻、寓言故事等“间接沟通”的手法有着不解之缘。耶稣的传道中充斥着隐喻和寓言，他的门徒不解其意来问他，他解释说那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5而禅宗更是走上了摒弃人类语言的道路。“道”说不清、道不明；但是说不清也得说，于是一旦开口说，就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以警示世人，突破常规思维方式，突破语言的束缚，直逼“道”的真谛。而从学理上说，对宗教真理的把握并不像掌握1+1=2那样简单，信仰是一种荒谬的力量，对于信仰的理解和接受需要超越知性的限制，它更需要激情和体验，需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地去信仰。如果拘泥于字面意义来理解宗教典籍的话，那么宗教信仰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从而错失信仰的精神意义之于个体的价值。
　　写到这里，我深切地感到，“小说”似乎不能顾名思义被看成是“大学”的对立面，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小说”原是有大智慧的。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总结的，小说唤醒了人的生存深度和复杂性；小说的精神不同于理论精神，它拒绝意识形态的可靠性。小说就像奥德修斯的妻子泊涅罗佩，在夜里拆坏了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前一天编好的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