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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小说家都梁继《亮剑》、《血色浪漫》之后再次北平亮剑，点燃华北平原的滚滚狼烟，还原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带我们重温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金戈铁马浴血战场的《亮剑》不同，《狼烟北平》的故事背景已经迁移到沦陷区后来成为国统区的北平。这样的年代这样的背景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戏剧性，任何故事都不可能乏味。因而，故事更惊险，人物更传奇。
　　　　该书情节以两条主线穿插而进行，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的合作和较量是小说一大主线。特务工作的神秘、刺杀锄奸的惊险、严刑审讯的惨烈、革命加浪漫的爱情、荡气回肠的死亡，环环紧扣、极尽质感。
　　　　底层人物及其生活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中国现代作家，描写北平引车卖浆之徒的高手当是老舍先生，其地位数十年无人能撼。但是晚生后辈都梁来了，也写人力车夫，写天桥，写蟋蟀蛐蛐儿，写茶楼小吃。市井俚语之粗鄙，泼皮无赖之本相，国民心理之隐忍之麻木之自私之丑陋，被暴露无遗。
　　　　上述两条线索迂回穿插，立体再现了整座北平的战时风貌。无论是泱泱大国还是升斗小民，都空前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和矛盾。而习惯了朝代更迭的北平，再一次上演着盛衰兴亡。(小说的时空没有局限在此，还因为情节需要，有限延伸到了后来文革时期。)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上，都梁关注国人乃至人类在战争中的处境，反思战争的魔鬼特质，以及战争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都梁通过小说各类人物的命运，道出了人生无常和历史兴亡。而小说内里表现出来的感时伤怀正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特色和最高境界。结尾处，历尽沧桑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徐金戈与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并肩而立，景山上，斜阳里，叹兴亡，一片苍凉。都梁以他的感性和理性，传达出了超越时代超越社会的历史感和兴亡感，表现了他的格局和视野。兴亡话北平，其实也兴亡话了中国。

文：小 宝
出处：京华时报

　　因《亮剑》而声名鹊起的小说家都梁毕三年之功，再次铁血亮剑，点燃狼烟，还原轰轰烈烈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带我们重温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金戈铁马浴血战场的《亮剑》不同，《狼烟北平》的故事背景已经迁移到沦陷区后来成为国统区的北平。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各种矛盾错综纠集。这样的年代这样的背景，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戏剧性，其中发生的故事自然精彩。

　　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的合作和较量是小说一大主线。特务工作的神秘、刺杀锄奸的惊险、严刑审讯的惨烈、革命加浪漫的爱情、荡气回肠的死亡，环环紧扣，无限残酷，无限浪漫。

　　战争与人类从来如影随形。战争题材对于优秀小说家的诱惑，不仅在于再现战场厮杀，更在于战争无疑是一次人类灵魂的聚焦放大，勇敢与卑怯，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昧，高贵与委琐，都将得到集中彰显。都梁当然不是庸常的作家，就战争而战争。《狼烟北平》在给予读者战争审美的可能性同时，还通过描写北平城内各阶层的战时生存状态揭示社会众生相。都梁此番亮剑，不仅是有形之剑，更是无形之剑。战争和革命的紧要关隘，都梁剑锋所指：人性里头，大者愈大，小者愈小。

　　底层人民生活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中国现代作家，描写北平引车卖浆之流的高手当是老舍先生，其地位数十年无人能撼。晚生后辈都梁追随之，也写人力车夫，写天桥，写蟋蟀蛐蛐儿，写茶楼小吃。市井俚语之粗鄙，泼皮无赖之本相，国民心理之隐忍之麻木之自私之丑陋，被暴露无遗。相形之下，生性温和的老舍先生倒是客气得多。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从外地走进北平的，本想从善如流，最后终于被旧社会吞噬了原本善良的人性而堕落。同样为人力车夫，都梁笔下的文三儿则是地道皇城根下的京油子，其自私虚荣、盲目自大、精神胜利、看客心理，与浙江的阿Q有些类似。天桥下的文三儿将大摇大摆地以自己独特的形象闯进中国文学史，谁也拦不住，任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述两条线索迂回穿插，成就一幅乱世北平浮世绘。习惯了朝代更迭的北平，再一次上演着盛衰兴亡。在这个宏大的叙述结构上，都梁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反思人的存在意义、生命意义，道出了人生无常和历史兴亡，表现了他的格局和视野。而对北平前尘旧事、风俗人情的惊人准确、质感传神的描述，更增添了作品的厚重大气。

　　都梁出道，短短几年，奉献给大家三部作品，一部比一部好看。到《狼烟北平》，他对时空和主题的驾驭，对节奏和结构的把握，对人物及其心理的刻画，已臻圆熟自如。而语言的鲜活出水，细节的逼真有张力，也是大家手法。

　　都梁潜心三载，呕心沥血，交出了他的激情篇章，给当代中国读者，也给世界文学。

文：张文哲
出处：大众日报 2006年8月

　　继《亮剑》《血色浪漫》之后，作家都梁又推出战争题材新作《狼烟北平》，与金戈铁马的《亮剑》不同，作家此次是从侧面烘托战争——
　　据都梁自己说，《狼烟北平》仍是他的“挑战”之作：“《亮剑》出来后，有人认为都梁是写战争文学的，我不服气，就写了《血色浪漫》；但又有人说了，这是都梁本人所经历的；那好，我这次就来部《狼烟北平》，把我不可能经历的写给你看。”从目前图书市场的销售情况看，这把“狼烟”确实被点起来了。
　　战争题材对作家来说确实是个极大的诱惑。从古到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不是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就是被战争的“太阳”所照耀。战争既是灾难，又是新时代的辉煌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存在境况的最鲜明、最全面、最精细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慧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可能在战争这个“显影器”里获得前所未有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这种既包蕴邪恶又诞生正义，既释放疯狂又哺育理智的人类厮杀，以剑耕耘历史、以血灌溉文明的特别生存状态，总能诱使作家借助战争生活的描写而传达种种令人深思、精彩而又微妙的启示。都梁在《狼烟北平》中对此也呈现了自己的思考，并在战争文学题材的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狼烟北平》点燃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滚滚狼烟。与直接描写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亮剑》不同，这次，都梁让正面的直接的两军对垒搁置到后台，而把所有故事发生的背景集中到沦陷区后来成为国统区的北平，让日、伪、国、共几种势力在这里展开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角逐。于是，在这样的舞台上，恩怨分明、顶天立地的军人英雄形象让位于带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合作与较量，从而也能投入更充足的笔墨，以涂抹战时各阶层不同人物的生存相。这种用小人物串起大故事，侧面烘托战争、揭示历史进程的艺术手法无疑是对以往战争小说样式的丰富。
　　小说写到了北平学生运动、国民党29军抗战、军统特务的暗杀、北平和平解放等系列重大事件，除了参与其中的两对男女———国民党军统局成员徐金戈、杨秋萍，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罗梦云之外，一个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人物就是拉洋车的文三儿。文三儿是作者倾力打造的人物，也是小说编辑着力推崇的人物，在篇首《荐言》中被着重提及分析，称其有骆驼祥子的身份、阿Q的精神胜利。说文三儿是个能让读者眼前一亮的人物并不错。他的看点在于，在他身上体现了地道的皇城根下的“京油子”的劣根性：自私虚荣、盲目自大、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传统美德与文三儿无关，他自安于苟活，以偷生为乐，吃喝嫖赌，吹牛打架，遇弱逞强，遇强示弱，只图嘴快活，莫管身上苦。但如果认为他完成了对祥子或阿Q的超越而更具普遍性、典型性还有过誉之嫌。作为一个中心人物，文三儿在小说中的表现有童话角色的特点———总是在需要的时刻及时出现，误打误撞救了徐金戈，稀里糊涂帮了方景林，懵懵懂懂参与了黑帮械斗……他是被作者安排完成特定任务的道具，没有性格的合理转折。所以说，文三儿的个性是赋予的，不是表现的。
　　他的作用就是带着读者认识北平的三教九流，见识北平的风俗人情。透过文三儿结识的芸芸众生，走过的大街小巷，《狼烟北平》传达了“国家不国、人将不人”的信息，从平民生活的隐忍麻木得过且过，揭示了战争更深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文化缘由。这是对滞留在阶级性、国家性、民族性等寓意层面上的战争小说的超越。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组发人深省的对比描写：杨秋萍刺杀王克敏失败被俘，在狱中饱受酷刑；同时，孙二爷与李二虎在“同和”车行比试谁更有勇气自残。一样的恐怖，一样的血腥，但其中的意义大相径庭。目睹这场自残表演的日本人犬养平斋说了一句刺耳的话：“我很奇怪，你们支那人内斗倒是很有血性，可为什么总打败仗呢？”在这里，小说不仅关注了正义者受难的形象塑造，更是注视与沉思着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状态”，以及它们所可能造成的强大冲击与难以阻挡的深远影响。
　　作者都梁说，《狼烟北平》写得十分辛苦，希望尽可能地“接近”战争，“还原”历史。在“还原”历史的努力方面，小说大量地运用了北京方言，特意加了注释，借助人物大段大段地讲解北京的地理、风俗，尤其是斗蛐蛐、遛鸟、古玩的常识。但这些却成为费力不讨好的言词。每当人物在宣讲诸如此类的知识时，往往像在表演单口相声，开了口就合不拢，成为旁逸斜出游离主干的枝杈，阻断了小说的文气。小说的主要功用不是传承知识，而是体现作者的审美创造性。在这一点上，《狼烟北平》通过强烈的故事性“接近”了战争。根据英国文学评论家埃·莫·福斯特对于“故事”所下的定义“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小说中对特务工作的神秘、刺杀锄奸的惊险、严刑审讯的惨烈、革命加浪漫的爱情、荡气回肠的死亡、市民对战争的态度、百姓日常的起居等等都有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仅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也不仅仅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还有政治、经济、国家利益、民族责任以及渗透或潜隐着的人的精神行为、心理状态的对抗。这些由众多小人物串起的大故事给予了读者一定的审美想象。
　　小说离不开故事，但又绝非局限于故事。对战争小说而言，战争生活所拥有的那种强烈的故事特点，造就了它在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具备了这种先天优势的故事，提供了小说的基本框架，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应该具有潜在的博大的，甚至是无穷的审美价值———它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缩影，或一种人的存在境况的象征，或一种人类前途的隐喻……只有如此，战争小说才算有了超越故事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有朝一日，都梁还要挑战这样的“故事”。

  文：胡永刚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06

　　应该说，《狼烟北平》是一部非凡的小说，与状写金戈铁马的《亮剑》有所不同，《狼烟北平》是一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史诗。小说依据抗战时期北平城内日、伪、国、共四股势力的明争暗斗为背景，捕捉当时处在城外战场与城内地下争斗中的人们慌张的心理图景，生动地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的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透视国家品质和人生百态。我认为，《狼烟北平》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挣脱历来描写北平的文学作品的束缚，对经典人物形象在消解的同时进行了完整重构。

　　小说极力深入底层人物的内心，着力塑造了一个承接宏大叙事的人物——文三儿。这是个别具人性内涵、创造意味、鲜明性格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重要性全在小说人物的存亡。我们知道，老舍的传神之作《四世同堂》以商人出身的祁天佑一家四代的境遇为中心，讥讽了市民阶层的封闭守旧、苟且敷衍、惶惑偷生、麻木落后，从人性阴暗的角度阐写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由忍辱偷生到醒悟反抗的历史过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在日本殖民统治权力中的北平人民生存景况的复述与探察的众多作品中，当数老舍塑造的“骆驼祥子”堪称引车卖浆之徒的经典人物形象。而《狼烟北平》中这个地道的皇城根下的“京油子”，不仅继承了“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还“具有自私虚荣、盲目自大、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性格劣性”，疑似鲁迅笔下的阿Q。正是这种双重性格形成矛盾原点，以此为叙事基础展示了恢宏的战争画面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聚焦放大人的灵魂：勇敢与卑怯，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昧，高贵与猥琐……这些反映出北平人在异族统治下的心灵史，或英勇就义，或苟且偷生，充分暴露出被征服者的疼痛、仇恨与期待和无奈。

　　人类的存在似乎离不开战争，它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都梁试图呈现战争的意识，北平城内各阶层的战时生存状态，各种势力的彼此角逐，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的合作和较量，还有特务工作的神秘、刺杀锄奸的惊险、严刑审讯的惨烈、革命加浪漫的爱情、荡气回肠的死亡。同时，都梁也在制造一种战争的精神压抑与生活的惨淡场景密集缠绕的紧张气息，像北平广安门之战、廊坊之战，以及北平的前尘旧事、风俗人情、水土服饰等等，都穿插在叙述的片羽之中。不被尘土湮没的人，不被时间遗忘的事，从历史的狼烟中拾捡起来。

　　这显然是赋予小说的特殊叙事，其价值是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具体和丰满。有了这些，北平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所有的触角笼聚于一身，使我们更亲近地触摸历史的血与肉。我们至此也完全可以得出一个沉重的结论：在底层民众不能具备生存条件的情形下，所谓的民族荣誉只能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已经没有人来充作革命的力量，二是人的自私必然会战胜其他一切指令。

　　在各类人物多舛的命运沉浮中，一座立体化的北平城的风貌尽显，人生无常和历史兴亡轻易地闯入脆弱的心灵。对日本统治者的痛恨与软弱的劣根性影响着北平人的生活与精神，透过一股股狼烟，都梁对人性进行特写，那些人力车夫，那些天桥，那些蟋蟀蛐蛐儿，那些茶楼小吃……在生活场所中折射出北平市井俚语之粗鄙，泼皮无赖之本相，国民心理之隐忍之麻木之自私之丑陋。正如安波舜在荐言里说的，让阿Q奋起反抗、让祥子突破黑暗、让文三儿保家卫国，真的是勉为其难。

　　但文三儿并不是小说的全部，都梁还通过正反势力的激烈交错全力去印证核心人物——文三儿的生活遭遇和“好死不如赖着活”的本性。在小说的结尾，历尽沧桑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徐金戈与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并肩而立，景山上，斜阳里，叹兴亡，一片苍凉。这种方式构造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人的原貌，一个人被扔到社会的最底层的状态和心理被深刻地呈现了出来——贫困最容易扭曲人的心灵，比金钱财富更厉害。

文：文静 张彦武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6-05

《亮剑》作者由抗战题材转场老北京故事

　　继畅销书《亮剑》、《血色浪漫》后，作家都梁历时3年完成的《狼烟北平》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将目光锁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讲述抗战时期国、共、日、伪之间的斗争，再现了那个年代的京城浮生百绘。连接这一宏大叙事的人物是一个
具有“阿Q”精神的拉洋车的车夫文三儿。

　　《狼烟北平》刚一上市就高居销售书排行榜前十名，在北京西单、王府井、中关村三大图书大厦日销售量高达近百册。在“五一”黄金周的北京地坛书市上，《狼烟北平》短短3天就创下了两千余册的销售业绩，成为领跑地坛书市文艺类图书的“头羊”。鉴于《血色浪漫》的改编不太符合自己的期望值，都梁决定把《狼烟北平》的影视改编权留在自己手里。

京腔京韵地还原老北京

　　让资深编辑安波舜叹服的是，都梁在《狼烟北平》中对老北京逗蛐蛐儿的规则和细节了如指掌：“先是摆好铺着红毯子的桌子，中放斗盆，是为战场。另桌设象牙牌子、象牙筹、鼠须探子等赌赛品”，“一会儿各路赌客便陆续到了，赌客们都带着仆人，挑着盛蛐蛐儿的圆笼，各据厅里一个角落。这一点很重要，各人的蛐蛐儿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这里有怕别人做手脚和避嫌的意思。”

　　都梁自称，《狼烟北平》是他迄今为止耗费精力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内容涉及老北京的地理、风俗、俚语、服饰等风土人情，这些都超出了我的阅历范围。为了查证当时人们如何养鸽子、斗蛐蛐儿以及服饰打扮等，我翻阅了大量资料。等到写完后，我感到自己几近心力衰竭。”

　　“咱们不能总是吃吧，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咱哪样也不落，晌午遛鸟儿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看京戏，听完戏再闹顿夜宵，一天就齐活儿了。再闲得慌咱就闹点儿玩意儿，春天放鸽子，夏天熬鹰，秋天斗虫儿，冬天弄个葫芦养蝈蝈儿，您瞧吧，十冬腊月，外面西北风刮着，咱怀里的蝈蝈儿‘得儿’、‘得儿’一叫，那是什么劲头儿？”都梁笔下的小说人物“老候”栩栩如生描绘的就是老北京纨绔子弟生活情形的一种。

　　“老候”说的“熬鹰”，恐怕只有老北京才知道，是指野鹰被捕获后，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训，野鹰便被驯服。诸如此类的名词解释在小说的每一章后都有很多，难怪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金丽红誉之为“一部老北京的百科全书”。

　　祖籍江苏、长在北京的都梁说，刚开始写时他也没有把握，“写了十章之后，我把文章交给一个喜爱提笼架鸟的80多岁的老八旗子弟看，结果文章迅速在他们那帮老哥儿们中传开了。他们对我笔下的老北京极为赞赏，鼓励我赶快把小说写出来，趁他们活着还能看上。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对写作充满了自信。”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认为，《狼烟北平》在北京出手不凡，不仅是因为都梁京腔京韵地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上世纪皇城帝都，更在于这部新作成功塑造出了京城里的“阿Q”——文三儿的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写的状态不大对”

　　“《骆驼祥子》我是20多年前看的，印象比较深。我早年接触过北京的‘板儿爷’（指人力车夫阶层——编者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强烈感觉到骆驼祥子写的状态不大对。这些人生活中主要的状态是堕落的。在‘板儿爷’里祥子是非主流的，坦率说，这个阶层很堕落。一个人被扔到最底层会是什么状态？我认为贫困最容易扭曲人的心灵，比金钱财富对人的扭曲更厉害。”虽然不愿意让记者拿自己和老舍相提并论，都梁还是忍不住谈了他对《骆驼祥子》的失望。

　　《狼烟北平》主人公文三儿酗酒，“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可真要喝起来又喝不了多少，顶多三两，一过四两就麻烦了”，“他通常是二两酒一下肚，脾气立马见长，瞅谁都不顺眼。若是四两酒下肚，情况就会恶，他谁也不尿，逮谁和谁撸胳膊挽袖子，很有些英雄气概。”

作为小人物平视人生

　　遇到爱国的女大学生举行抗日募捐，文三儿“马上被一种情绪所支配，顿时脸涨得通红，两只小眼睛炯炯放光，浑身的皮肤不时地掠过一阵阵的颤栗。他脑袋一热便掏出陈掌柜给的两块钱，迟疑了片刻又收起一块钱，然后义无返顾地将手中的一块钱扔进募捐箱。”

　　吹牛时喜欢自称“文爷”但挨揍时马上下跪装孙子的文三儿，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但都梁有自己的看法：“我写我笔下的人物，与鲁迅、老舍无关。鲁迅是站在知识分子的高度。我是平视，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大家都是小人物，历史走向变化的时候，个人是无法对抗历史的。个人无法超越存在。埋怨他是不对的。”所以，写到文三儿去世时，都梁“内心酸楚”。

　　“这部小说最大的主题就是探讨公民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当年汉奸为什么那么多？抗战初期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是因为底层的百姓没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叫书中的主人公——拉人力车的文三儿去保家卫国，实在是勉为其难”，都梁的思考深度显然没有局限于老北京风情和掌故的单纯描摹，“鲁迅笔下的阿Q和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都没有写到这一点，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没想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和无奈。国家和公民之间是要互相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