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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写完《月亮背面》之后，沉寂数年，又推出这部以那个疯狂年代为背景的成长小说《英格力士》与他以往那些偏激愤怒的小说同类题材小说的突破。小说中少年和英语老师之间的纯真友谊友谊写得感人至深，对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态刻画得也入木三分。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少年刘爱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渴望能够说一口纯正的“英格力士。文明衡有的年代，成年人将对文明的向往自残般地压抑着，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执著追求着心目中的神圣，仁慈以及优雅与真诚，在他敏锐躁动而又无所顾及的目光下，一串串隐蔽的事件，一个个复杂的心灵一一呈现。

文：陈晓明
出处：南方网 2005年3月

　　小说叙述轻松自然，保持着一种幽默和快乐的格调。对人性和历史审视的尖刻，也被大量的反讽和趣味性描写所冲淡。小说写了少年之间的那种心理性格，那种少年人的心理写得非常生动有趣，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妥帖。

　　王刚在中国文坛若隐若现有近20年，上世纪80年代未期至90年代初期，他就小有名气，那时以《冰冷的阳光》、《博格达童话》引人注目过一段时期，后来王刚陆续还写过一些东西，虽然都显出才气，但毕竟没有形成气势。这个一度要冲进文坛中心的人，很多年就在文坛的外围神出鬼没，一直在别处写作的人，对文学反倒保持一种经久不变的本色，经历过岁月的磨洗，这种“陈旧”的小说反倒有一种清新之气。现在，突然读到《英格力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眼前猛然一亮，才感觉到十多年前的王刚，现在依然那么有朝气。

　　《英格力士》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在如此繁茂的成长小说中，王刚的“成长”何以更为激动人心呢？

　　这个成长的故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小说讲述一个十多岁的小小少年，迷恋女教师的身体，沉浸在英语老师的友情氛围中，面对父母的凄凉遭遇，他的自我在倔强地生长，身体和欲望、精神和心灵也并行不悖伸展，弯曲和变形。小说非常透彻地描写了少年人对知识的态度，萌生的性意识，对友情的渴望，对父辈的敌视和反叛，对成人权力的怀疑，由此导向对人性、对历史造成的强大压抑机制的颠覆性批判。如此丰富的因素，小说却写得非常流畅清彻。那种明亮感，如同北疆的阳光一般透彻。

　　“那年春天，可能是五月份，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从窗户里进了学校，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该书第1页）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在阳光穿过雪花的那种景色中，女教师阿吉泰走进教室，而少年人的目光注视着她的腰，还有腰下边的部分，“它们在扭动，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第2页）

　　然而，明媚的阳光中生活并不都是美好的，“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这个正在从童年迈进少年的小孩子很快就目睹了父亲挨打的场面。作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父亲现在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他成为一个职业画匠，主要任务是画毛主席画像。因为对透视法的强调，父亲少画了毛主席的一只耳朵，结果被申总指挥揪了耳朵，被范主任打了一个耳光。曾经骄傲且自以为是的父亲，这回被打得服服帖帖。这个场面对于少年的震惊是毋庸置疑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就是看着父亲挨打的时候”（第15页）。这显然是令人伤心欲绝的场面，这是历史与人性双重分裂的时刻才可能看到，我们的主人公不幸过早地承受了历史与人性异化的后果。小说由此引发的并不是对父亲的怜悯，而是对父亲以及父辈的全面审视。小说显然是在借助一个少年的视角，来看待父辈们在“文革”期间的种种遭遇，他们之间的丑行和灵魂的扭曲。

　　小说对父亲的某种程度的悲悯被对他更深的质疑所压制了，以至于许多年后，主人公刘爱对父亲一生的作品《乌鲁木齐的歌剧院》才表达了理解。这是小说巧妙的地方，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小说是在怀疑和审视父亲，但在最后，在最关键的父亲的自我认同上，小说理解了父亲，重新修复了父亲的形象。同样，对母亲的情感也是如此，小说叙事没有在怀疑父亲的同时，倒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是不可解构的，但是，这部小说同样也对“母亲”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这是在“我”的名义底下展开的反思，因而显出某种绝对性。母亲长期与校长偷情，对于校长来说，那是他一生的爱，而对于母亲呢？那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校长最后与母亲告别，那是他向一生唯一爱的女人的诀别，但母亲显然对这个已经被流放的三种人非常冷淡。校长的形象始终是暧昧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他虚伪玩弄小权力，但在生命的某些时刻，这个人反倒显示出他的真挚与可贵。

　　小说叙述轻松自然，保持着一种幽默和快乐的格调。对人性和历史审视的尖刻，也被大量的反讽和趣味性描写所冲淡。小说写了少年之间的那种心理性格，那种少年人的心理写得非常生动有趣，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妥帖。争宠斗气，友谊与敌对等，不只是刘爱，那个女孩黄旭升也写得很有个性，她最后的遭遇令人惋惜，那是青春生命中的一段悲歌。刘垃圾也刻画得很成功，这个无所顾忌的少年人，意外地死于他迷恋的女孩黄旭升之手，生命的存在就像是玩闹一样无足轻重。这些被时代压抑又被成人权力世界摧毁的少年人，他们的命运开启了生存世界中最绝望的那种侧面。

　　当然，这部小说在整体上并不压抑，他始终有一种明亮的色调。叙述始终有一种超出现存的此在性的别处意味。在那种生活中，总有一种超出和胜过的东西向前伸越。这就是对知识的崇敬与对友情的追索所表达的高贵之情。而在这种意义上，贯穿着做人的基本道义，仁慈与高贵，使得这部小说始终透示出一种生存理想的光泽。卑微的人如何在屈辱中保持尊严，如何获得自身存在的信念，这部小说确实写出了一种失败者的存在理由和精神认同。

　　小说始终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在整体的叙述中贯穿始终。这种忧郁气质又与那种深挚的爱恋——迷恋阿吉泰老师的身体，迷恋那本字典混合在一起。它们形成一种执着坚定的人生态度，一种追求的品性。从开始所表述的童年人的忧郁，一直到结尾没有考上大学的那种失败感，都散发着一种忧伤的气息，但主人公显然没有放弃人生追求，他的现实的失败掩蔽不住他的人生信念，这使得小说的叙述在透明中又包含着一种韵味和精神品格。小说最内在的思想一点点参透出来，在失败的人生中如何保持人的高贵品性？王亚军回答了这一个问题，而我在承继了王亚军的位置，也在那个中学教英语，人性和人格的存在，不是在辉煌的成功中来张扬，而是以这种失败主义的自我意识才真正体验并且得以表达。在历史的压迫与命运的劫难中，真正使生命存在变得具有超越性。是生命本身的倔强使得我的存在可以在历史的别处，这就是失败的青春生命，却终于具有英雄般的史诗性，失败者的自我承诺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生活的别处与写作的别处，生活的质感透示出的审美意味，都在别样的向度里伸展。当我们说，写出了存在之诗性时，这就是它了，生活的此在性就包含着别处的诗性意向。

文：贺绍俊
出处：科技文萃 2005年2月

    粗看到英格力士这四个字，如坠入云雾，待明白它的所指之后，又不禁哑然失笑，甚至还勾起自己的一番回忆，因为恐怕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对着课本上陌生的英语字母要蜷着舌头发出异域的声音，我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汉字在那些单词下面标出发音，免得下次上课时忘得一干二净。这还多半会是一场温馨的童年回忆，它保存着儿童的天真和无忌。但王刚给我们讲述的当年学英语的故事，却让我们的心一沉。这倒不在于故事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悲情，而是王刚回望历史的姿态：戏谑之中有一种难得的庄严。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堆臭狗屎，尽量将自己从中摘取出来，以示一身干净。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我们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往往扮演着受难者、殉道者的角色，其基调就是控诉、批判和悲愤，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文学风景。而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大革命”叙事逐渐在人们眼里变成祥林嫂似的唠叨，不得不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肇端于王朔的痞子似的、或顽童似的“文化大革命”叙事，这种“文化大革命”叙事在90年代的后现代热的不断加温下越来越强劲，它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其基调是戏谑、反讽和颠覆。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乐于玩这样的历史游戏，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刻印着那个年代荒诞色彩的童年记忆显然是他们重要的文学资源，在当下“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尚的激发下，他们以完全戏谑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营造出一种在政治空地的欲望放纵的图景。

    王刚在《英格力士》中所依重的同样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童年记忆，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戏谑所蕴含的批判性，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批判性，它使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从祥林嫂式的无限循环中逃逸出来。《英格力士》也是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如刘爱看到父亲在画毛主席画像时，问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告诉他这是透视规律。紧接着来了两个当权人物，训斥刘爱的父亲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无奈爬上脚手架去添加耳朵，越添加画像变得越滑稽，父亲然后得出结论说不能加。这时当权人物抬手给了父亲一巴掌，要他全部擦了重新画。这显然是一种戏谑。而且如果按照惯常的处理，或者说用后现代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下去，情节将被引向荒诞、油滑甚至虚无，从而达到最后颠覆的效果。但王刚的戏谑在这里戛然而止，情节被引向另外的方向。接下来是父亲晚上在家里悄悄对母亲哭诉白天挨打的过程，父亲在母亲的抚慰下打开了留声机，他们在格拉祖诺夫的小提琴乐曲中开始做爱。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儿子刘爱眼中的情景。

    通常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中，当长辈被当成戏谑的对象时，就给叙事者创造了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长辈顾暇不到的时空里放纵欲望性情。《英格力士》最初的叙事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机会，那个在懵懂成长着的刘爱仿佛找到了一块任自己野下去的小天地，然而，就在他可以继续放纵的时候，有一件东西阻止了他，这件东西就是紧紧夹在王亚军老师臂中的英文词典，“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惟一的一本英语词典”。英语词典在这里显然成为一个载体，它负载着被社会遗弃的文明。对于刘爱来说，英语就像是阳光雨露，使他几乎贫瘠的精神世界得以复苏。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很细腻地写出了文明的感召力量。刘爱这样一名蛮荒的少年，当他看到一片蓝天时，他就逐渐升起了对于庄严和神圣的敬仰之心。这个过程是通过像一个个单词似的细微元素达到的。就像刘爱说的他记住了love和hate，他要追究什么是爱，而英语老师告诉他，爱就是仁慈。于是他又去追究什么是仁慈。他就这样一步步地接近了精神的圣殿。当小说揭开戏谑的外衣，展现出内在的庄严时，我们的情感也会为此激动。比方说，刘爱与流浪汉老张蜷身于破败的地窝子里，借着烛光，刘爱为老张唱起了《月亮河》，“英语的韵味从地窝子里发出，就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灯光灿烂的酒店大堂里”，当我读到这一段时，我的心仿佛化作了一股温暖的泉水。在这样的描写中，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心灵的纯净。

    小说重点塑造了英语老师王亚军。在以往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中，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令我们敬重也令我们感动的形象。作者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的英语老师，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个形象以英雄的色彩。王刚也许无意去挑战以往的英雄观，但他给我们塑造出活生生的王亚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英雄阐释，在王亚军身上，英雄的内涵不是用政治伦理而是用文明填充的，英雄的价值也不是靠社会的功利而是靠个人内心体验来衡量的。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王亚军并不是功成名就，并不是踌躇满志，刘爱也没有考上大学。然而他们两人的相遇又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小说至此圆满完成了新英雄观的阐释。于是我们会得出结论：王亚军永远是一位绅士。

文：孟繁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4年12月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部小说大概是自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后，最具冲击力的集中书写中学生“问题”的小说，是第一次以“过来人”的身份言说特殊年代中学生活和心理经验的小说。如果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仅仅限于代际观念冲突的话，展示的还仅仅是那个时代青少年个性意识萌发觉醒的话，那么，《英格力士》则以校园／社会问题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学生教育和心理令人震惊的残酷性。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已不止是观念的冲突，而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彼此隔膜和尖锐的对峙，是两种文化难以兼容的巨大冲突，是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不能逾越的巨大障碍，或者说，文明与愚昧的两种文化冲突，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心灵的巨大隐痛。
    这是一部成长的小说。成长小说在中国历来不发达，已经被命名为“经典”的《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不是成长小说。那里讲述的主人公的故事好像也是关乎成长的。但他们都是在导师的教导下——意识形态的“规训”中完成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成长小说不是这样。这一类型化的小说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在成长中遭遇的失败、挫折逐渐成长并形成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和价值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力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主人公刘爱，与父母、校长、范主任等父辈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种不能化解和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有强烈的反抗和“弑父”倾向；但他却热爱英语老师王亚军和维语老师阿吉泰。因此，《英格力士》和当下在不同文字中见到的中学生活是非常不同的。当下的中学生活也有反抗，课堂、家庭不再是接受教育的场所，而是集体叛逆，与教育者战斗、周旋的战场。课堂上下，老师与同学各行其是，仿佛只有身份的差别而不再是施教与受业的关系。那里没有亲切也没有渴望，没有倾心的交流也没有真挚的关切；在家里，学生欺瞒家长、家长威胁恫吓学生。于是，校园失去了宁静，家庭失去了祥和，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是他们大显身手也是大打出手的地方，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顽主”。他们心灵苍白如纸，生活既无理想也无动力。如果仅从这些现象上看，他们确实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垮掉的一代”。但王刚的叙述却远要深刻和有意味得多。
    小说的第五页有一句话：“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这句话如流星划破天山的暗夜，给人心头猛然一击的同时，也照亮了被暗夜包裹和遮蔽的天山和童年的心灵天地。这句话奠定了小说的整体基调。刘爱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工程师，他们喜欢苏联音乐和歌曲，他们知道在精神生活最困难的时代如何体贴和照顾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在对待孩子和外部世界压力的时候，他们几乎是白痴和懦弱的奴隶。他们逆来顺受、沾沾自喜，然后是母亲偷情父亲容忍。他们将一切不如意和怨恨都倾泻在对孩子的塑造和教育过程中。但他们却没有一天走进过孩子的心灵世界。童年的忧郁就是这样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刘爱有父亲母亲，有老师和同学，但他却更像一个孤独无助的漂泊者和流浪儿，他也因此离家出走，当这个家于他没有意义的时候。
    刘爱喜欢阿吉泰老师，因为阿吉泰老师长得漂亮。我们都曾经喜欢漂亮的女老师，尤其是漂亮又和蔼脸上充满阳光的女老师。她们曾是我们童年的偶像或暗恋的对象。但谁都知道那是一种精神依恋或“恋母情结”所致。包括刘爱在内的男同学都喜欢阿吉泰，当然与她的漂亮和她对同学的平等有关。但刘爱喜欢英语老师王亚军却并不完全一样。王亚军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一个“另类”，他衣着得体、谈吐文雅、生活和教学一丝不苟。他向往和崇尚西方文明，他甚至每天用香水。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他理解刘爱，这个年轻的孩子甚至成了他惟一的朋友。王亚军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王老师得到同学的爱戴不止因为他自尊自爱的形象，也不止因为他教给孩子们英文歌曲，让他们肤浅地体悟另一种文化的新奇和魅力，更因为在一个权力结构的社会环境里，王老师平等和温暖地与同学交流，使忧郁胜过老人的童年有了临时的精神依托和避难所。因此，王老师代表的另一种文化，与当时的流行文化或霸权文化构成了无可避免的冲突，他一定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容。刘爱选择了他，但不能向他学习，甚至模仿也不被允许。一个属于未来的主人选择了属于未来的文化，在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他们都必须付出代价。
    《英格力士》不是童年的控诉书或忏悔录。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出的文学性，是尤其值得谈论的。它的修辞诙谐、幽默是表面的，它通过具体的细节走进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走进了一代童年的心灵世界。文学性就是将属于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困难、茫然、困惑、孤苦、寂寞、无助、无奈等，写到绝对和极端。这个绝对和极端不一定是面对断涯或绝路的处理，不一定是生死的选择。它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将这些问题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深入而广阔地展开，让主人公绝望或生不如死或凤凰涅  。刘爱和王亚军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内心的压抑、绝望被王刚写到了极致。因此这是一部具有极强的文学性的小说。另一方面，小说在讲述那个可能是亲历的故事的时候，叙述语调帮助或强化了人物的心灵苦难，就像遥远的天山，高山雪冠也寂寞无边，犹如融化的雪水涓涓流淌却撞击人心。

文：孙希娟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6期
      
　　一
　　王刚长篇小说《英格力士》以诗意而纯净的语言，通过一位名叫刘爱的少年的视角，为读者讲述了“我“在中学时代的一段成长经历——
　　20世纪70年代，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所中学，我和我的那些男生同学们迷恋着的教维语的女老师阿吉泰走了，所幸的是我们遇到了英语老师王亚军。来自上海的王亚军身上有种优雅温和的气质，加上他那一口纯正的英语发音，这些都强烈地吸引并感染着我，使我近乎疯狂地迷恋上了英语。在那个政治高压文化荒漠的年代，我的父母屈从着一切，将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而无暇从精神上心理上给予他们唯一的孩子真正的关心。在成长的躁动迷惘中，我与王亚军的友谊日渐加深，也逐渐从老师身上感受着爱、仁慈、善良、灵魂这样一些那个年代所稀缺的字眼的含义。在那段日子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既有伴随着心理和生理成长而来的惶惑焦灼，也有来自周围环境的残酷冷漠，后来因为我的缘故，英语老师蒙冤入狱，而我则在经历了高考的失败后，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成为王亚军的继任者，在母校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展开叙事，以我学英语的过程以及和王亚军的师生友谊为主线，展开了我的成长叙事，故事里有我和黄旭升，李垃圾的同学友谊，有我身体成长的压抑与萌动，有我对美丽女老师阿尔泰的迷恋，有我家庭里父母的隐秘感情，也有身边那些不期而至的死亡。小说通过我的独特视角既表现了少年成长的主题，也折射出文革末期那个特殊年代背景下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小说也可视为作者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因为在谈及写作初衷时作者曾表达过：它就是告慰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告慰自己的记忆。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孤独敏感，“思想复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一种“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般的细腻体验，因此注定要承受比那些无忧无虑的同龄人更多的忧郁与烦恼。
　　小说将刘爱和王亚军的师生友谊描写得既诗意美好而又充满曲折痛苦，并通过诸多矛盾困境来表现他们友谊的艰难与可贵。一个热爱英语的少年与他的老师本应很容易地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的交往却遭遇着来自周围环境的诸多考验：尽管刘爱如此痴迷英语，但英语课却时停时复，而决定权只在某位大人物的一时话语。刘爱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本词典，但他求知的好奇与渴望却只能通过偷窃辞典的方式去获得。刘爱渴望表达他对英语的喜爱而大声朗读，却要承受来自班上男生的嘲笑与起哄。作者虽然没有以激愤的笔调去揭露时代的蛮荒与可笑，但读者却不难体会到那个年代的无知与愚昧。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承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因为给女学生补课，王亚军竟要背负“作风不好”的名声，但他却依然坚持着，甚至包括来自家长的谩骂和暴力。因为王亚军的理解和开导，刘爱摆脱了困扰自己的性觉醒问题，却被父母视为洪水猛兽，不仅心爱的词典被撕坏，王亚军还被自己的母亲扇了耳光。最令人震撼的是：最深的伤害却来自他们彼此，那是因为两人都喜爱着同一个人——阿吉泰老师，刘爱对阿吉泰的爱是喜爱，是懵懂的少年对成熟女子的向往与仰慕。王亚军对阿吉泰的爱则是爱情，青年男女的两情相悦。所以当刘爱得知王亚军苦恋着阿吉泰时，只有短暂的嫉妒和不平，当他偷窥到阿吉泰洗澡的秘密时，竟会怂恿苦苦单恋着阿吉泰的王亚军也去那样做。至此，两人的故事达到了高潮，王亚军因流氓罪被判入狱，刘爱则在父亲的压力下没有说出真情，自己最敬重的老师最后却因自己的过失承受着悲剧的命运。
　　小说显然是把王亚军作为一个理想人物来塑造的，让他作为刘爱成长的引路人和今后人生的动力和支撑。通常的成长小说中，正面引路人都具有着共同的特征：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年幼的人相处，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常常属于社会上非主流的边缘人物。而王亚军正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又高贵的人。作者塑造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人物，也是以此来观照周围那些平凡而卑微的灵魂，并形成某种对照，从而也使小说树立起了一种信念：善良者毕竟是美丽的。但作者在美化或者幻化王亚军高贵品质的同时，也揭示了他身上作为平凡者的一面，面对爱情，他也有人性脆弱的时刻，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结局令人震撼，也使这个人物具有了一种圣徒受难般的宗教意味。
　　小说把刘爱对王亚军的认同过程也描写得颇为细致。小说的开始，刘爱只是仰慕王亚军身上优雅的气质和林格风的纯正发音，他喜欢老师身上那淡淡的香味，那干净笔挺的服装，那温和谦虚的绅士风度。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有文化有风度，他会去配一幅平光眼睛偷着戴，会洒上母亲压在箱底的香水，可当他与王亚军的友谊日渐加深后，当他领悟到老师说的“爱不是别的，爱是一种仁慈。”而仁慈是“看到别人受难时，你心里也难受”以及关于灵魂，爱与罪，上帝与信仰的诉说时，他才逐渐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绅士与文明，什么才是高贵的人生，那是类似于一种宗教般的气质和信念，一种深入骨髓的高贵与高尚，一种每个平凡的人只要追求只要塑造就可以达到的生活态度。因此，刘爱在经历了对文明的苦苦追求以及高考的失败打击后，能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母校作一名英语教师，既是对王亚军的精神传承，也是对生命价值更高意义的超越。
　　如果说王亚军引领了刘爱的精神成长之路，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阿吉泰则是帮助刘爱走向成人世界的启蒙者和引导者，是她帮助刘爱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小说中的阿吉泰是一位维语老师，身上流淌着维汉混血的因子，美丽善良又大方，受到班上男生们的热爱。当维语被取消，她转而去做售货员后，仍能平静地对待工作变动。她不爱王亚军，就大方地拒绝。当手中握有权力的范主任向她骚扰示爱，她也有机会借此改变命运时，虽难免心中害怕却最终没有屈从。遇到离家出走的刘爱，她热心帮助，明知刘爱偷看自己洗澡，却没有张扬。当在防空洞里与刘爱相遇，又意外地遭遇到地震，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她如同圣女般地引导刘爱触摸自己的女性酮体，让这个对自己迷恋已久的少年真正地长大成人。小说的情节安排虽然有些生硬，但阿吉泰的形象却着实令人着迷，她身上既散发着人性天然纯粹的光辉，又仿佛是上天派来人间的使者，富有牺牲精神。而能够超越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来担此重任，也似乎只有这位身上流淌着维吾尔族血液的女性。所以，对于刘爱而言，能够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遇到两位引路人，他是非常幸运的，尽管他看起来是那么平凡，从事的工作是那么普通。
　　
　　二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虽然更多的是讲述主人公成长的经历，而非史诗性宏大叙事，但透过主人公对学校家庭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周围世界敏锐犀利的审视，读者却不难看到文革末期的基本社会背景。小说刚开始，就把读者带入那个荒谬可笑的时代，作为建筑师的“我”的爸爸在画领袖像，从绘画的透视角度，领袖像只有一只耳朵，于是，爸爸被路过的大人物申总指挥勒令重画，还被范主任打了一记耳光。我的同学兼邻居黄旭升的爸爸是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也因忍受不了烦扰而上吊自杀了。学校的墙上不知是谁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而人人自危。学校里的课也是今天停了，明天又开始上了。爸爸被借调到部队的基地去盖氢弹实验大楼了。妈妈也得到重用负责市里防空洞的设计建造。同学们高兴地去农场学农劳动了。黄旭升和李垃圾还参加了民兵连。接着是“毛主席死了”。我的许多同学考上了大学。作者仅仅通过一个少年所能经历了解和认识的种种事件便很清晰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特征，也因为小说总体风格的冷静和克制，作者也有意识地删除了一些更残酷的记忆。作者曾谈及在构思《英格力士》的过程中，“我的内心里曾有一度充满了残酷。我的童年充满暴力。我看见了很多大人在打斗，他们动粗的方式有时能发挥到极致。滚动着热气的沥青可以朝人的脸浇过去。那人已经躺地求饶了，可是还有人用大头棒朝他的肚子猛击。后来，不让打人了，我们就开始折磨动物。记忆中有一只猫，让我们从楼顶上往下扔，没有摔死，大孩子就说：猫有九条命。然后，我们把偷来的汽油浇到猫的身上，点着，看着猫”。作者并未着力去表现时代的惨烈和悲壮，而是试图通过时代的一些画面来唤醒人们的记忆，更多地去反思人性的善恶与复杂。

　　因此，揭示并拷问一个个复杂的灵魂也就成为小说的最大亮点。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充满着人性的弱点和阴暗，作者以尖锐的笔触，以无所顾忌的语言剖析质问并嘲笑了这些灵魂，写出了他们的软弱，自私，虚伪，委琐，尴尬，还特别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父母。书中的父母形象既是作为我的亲人，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某种群体写照出现的，作者既表现了时代加与他们身上的压抑，也毫不留情地探悉审视了他们人格上的缺憾。小说中“我”的父母都是富有才华和热情的知识分子，为了建设祖国，远离内地和亲人，来到遥远的新疆，虽生不逢时，但仍渴望得到信任，渴望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可敬的一面。但他们的人格也在时代的高压下备受摧残，扭曲变形而致分裂，人性中刚强宽厚悲悯的因子消失殆尽，常常暴露出可怜可笑的一面。
　　小说中“我”的父母都是清华的高材生，父亲还留过苏，可在主人公我看来，他们身上却缺乏知识分子足够的勇气和尊严。面对强权与高压，他们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一旦得到重用，就感激涕零，暗自得意。对于别人的灾难，非但没有悲悯和同情，还幸灾乐祸。他们只知道把一腔热血献给组织，却从来不敢对权力和不公提出怀疑。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精神和心理上的成长，他们也缺少关爱和了解，动辄就是家长式粗暴的喝斥和打骂。特别是父亲，总是对自己以前的辉煌沾沾自喜，向学生夸耀；面对上级的污辱不敢反抗，反而拿儿子来撒气；当在校长面前再次遭遇耳光时，反而是儿子替他实施了报复；听到邻居黄震自杀，非但不同情，还暗自高兴；知道妻子出轨，却不敢正视，还欺骗自己往好处想；因为袒护儿子，就可以让王亚军蒙冤入狱；面对当年自己曾极力讨好，而今自杀未成瘫痪轮椅的范主任，甚至可以说出“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狠话来。
　　小说还写到了范主任，校长一类帮凶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大人物申总指挥面前类同走狗，趋炎附势，以权谋私。范主任可以对阿吉泰利诱威逼，打击报复；校长可以趁人之危，让母亲就范，但他们毕竟也都是清华毕业的知识分子，富有才华，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写成十足的坏蛋，而是表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复杂与好坏参半，比如范主任对学校复课学英语的支持，还随口用英语朗诵了“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表现了他本能上对知识的态度与感情。文革结束，他能选择自杀，也见出了人格中自尊的一面。小说也写到了校长对母亲和我的的感情。当他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对我的眼神充满着关爱，特别是当他要离开乌鲁木齐市，远走南疆，试图把一些东西存放在母亲这里时，表现出了对母亲的真情流露和他身上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这就是作者试图揭开的人性的真相，好与坏，善与恶，究竟离得有多远。作者其实也是在拷问每一个人，如果故事中的人物是我们，面对同样的环境，我们会有怎样的选择。在作者看来，每一个平凡的灵魂都兼有高尚与卑微的因子，因此在小说中，作者才会“为好人祈祷，为坏人说情”?熏对笔下的人物寄予了同情与怜悯，而作者所以对知识分子群体拷问最多，是认为在社会的文明进步中，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良知和启蒙任务应该最多。而对集权统治的盲目顺从意识，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打击，文化传统所缺失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悲悯等因素，加之人性中的弱点，都使得这一群体缺少一种勇气和担当，作者在批判这一群体的功利，犬儒和奴性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呼唤他们的觉醒，反思和独立。
　　与对知识分子的讥讽形成对照的是作者对普通劳动者的宽容和认同，小说中写到“我”的同学李垃圾“是我童年里最富有诗意的一个人，他因为穷，天天捡垃圾，——可是，内心里却深藏着爱情”。他富有同情心，黄家出事后，真诚地去表示慰问。当我把许多心思埋在心底时，他却敢于表达对黄旭升的爱意。他天性大胆豪放，见解敏锐，常出惊人之语。“你爸爸穿上军装真可笑”。也敢作敢为，为了让黄旭升高兴，竟听从她的主意，用老鼠药毒死了黄的继父申总指挥。另一位是我离家出走时结识的老张，在我流浪的日子里给我帮助和安慰，当我在简陋的地窝子里给他用英语唱那首《月亮河》时，他的专注与虔诚，他对我“不出卖朋友，好样的”的信任与称赞，他对我未来真心的祝福与期许，让我二十年后还留有记忆。
　　
　　三
　　小说中的故事今天看来虽不免有些沉重甚至惨烈，但在作者的笔下，清晰的少年记忆，略带忧郁和伤感的情绪，伴之以遥远边地的美丽风景，却构成了一种类似于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具有的明亮特质。小说的叙事风格温和含蓄，叙事节奏凝练有致，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贯穿始终，两个叙事时空转换自如，时而温和诗意，时而讥诮戏谑，让人既追随着少年的成长回忆，也回味着作者的中年思索，获得一种既轻松又沉重的阅读体验。
　　首先是小说平静温和的叙述风格，构成一种既诗意又伤感的叙述基调。作者曾表达过这样的创作意图：“这部小说背后的意义还在于，我没把特别惨烈、残酷血腥的东西过多地写进来，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有个调子，因为我小时候吹长笛，吹过莫扎特的Ｃ大调和Ｄ大调长笛协奏曲，他的慢板乐章我反复听，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听音乐作品较多，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调子包容不了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使我产生了一种要求，只想做成这种温和而含蓄的方式，表达出那个时代复杂的东西。”因此，我们读到的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不再是伤痕文学那样的惨烈现实与激愤控诉，亦不再是简单的时代悲剧，而是少年成长的种种经历——伴随着快乐，烦恼与痛苦，生活的信念和目标如何建立；是那些少年眼中折射的人事，一个个普通的个体既平凡又复杂，高尚与卑微，坚强与软弱，善良与自私，宽容与压抑，演绎着人性的光辉与幽暗。这样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源于自传体的文本特征，逝去的时光，遥远的记忆常常会因时间的沉淀和过滤而带有些许伤感诗意的成分；另一方面这种平静温和的叙事也与作品探究文明信念信仰乃至宗教的主题趋于一致。
　　在叙事角度上，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叙事，很容易地将读者带入到故事发生的情境当中，读来亲切真实而清晰。我们好像跟随主人公的记忆一同经历了他的迷惘困惑欢喜悲忧，一同见证了他的性格发展与心路历程，也一同完成了他对自我以及周围世界的审视与认知。
　　作者在两个叙述时空里完成了故事，因而也就获得了两副眼光，一是主人公十七岁之前的乌鲁木齐生活，一是主人公成年后回到家乡的回忆和叙述。这两个时空形成了互为影响互为补充的完整叙事，前者构成基本的叙事部分，表达学生时代的生活及对成人世界的探究疑惑，基调明快，诗意而感性。后者构成对回忆的补充与辨别，是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反省与忏悔，笔调或冷静或戏谑，理性十足，作者在其中自由穿梭，将过去与现在，叙事与议论了无痕迹地结合在一起。
　　作者写到记忆中母亲偷情回来时的情景：“那天晚上，母亲进家时，我装着睡着了。她偷偷地走进来，站在我的身边，看了我一会儿，那时她的身上香气袭人，那是一种从来没有在她的身上感受过的味道。在这种我十分排斥的香味之后，有一种我童年时那么熟悉的皮肤的清香，这种躲藏在后边的味觉让我辛酸不已。”而当“我”重温这段往事，写作此书时，作者写到“我想，偷这个词是这部作品的关键词之一，我不知不觉地把我故事流动的血液引向了这里，——我就从来都没有忘记，我能大言不惭地说，我曾为偷而深深忏悔，我记住了那个字眼，就像是我记住了母亲的人生的污点一样。”作者在这里既追忆了往事，也表达了对自身曾有过的偷书偷窥行为的深深忏悔，以及对父母及其周围人容易遗忘，缺乏反省与忏悔意识的强烈质疑。
　　同样，爸爸在走运的年月也总是显得有些神气活现的样子，他经常是忍不住地对别人夸耀自己的成绩，他对自己的学生宋岳说：“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所以，我常想，搞个人崇拜哪里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明明是从我爸爸开始的呀。”，并且，“现在让我重新评价父亲，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
　　作者不仅把质疑的矛头对准了外部，也同时充满了自省意识。比如，小说中写到黄震自杀后父母的反应，“他们有一种像是突然过节一样的喜悦”，“我以后发现他们也把这种内心的东西传给了我，在一个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经常隐约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品质，尽管自己有时极力不去想他，就是想到了也极力回避：看见别人倒霉总会使自己内心轻松。”，“现在变的是我穿上军装在马兰基地设计大楼的父亲，明天变的就会是我。我是他的种，又能好到哪里？”
　　此外，在结构上，作品也是以主人公刘爱的成长为线索，以他学习英语的过程为中心事件，通过刘爱成长的背景，成长的困惑，遭遇考验，陷于困境，离家出走，获得醒悟和确立自我等一系列事件构筑情节，小说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刘爱的成长史。小说开始时的刘爱还是个顽皮的男孩，和班上同学玩踢屁股的游戏，当他迷上英语后，虽经历了许多挫折：为当课代表而努力，为拥有词典而偷窃，为偷学英语而受父母的管教，但却因英语改变了人生。在成人的世界他看到了虚伪软弱，也让他选择了像王亚军一样的“英语人生”。小说通过刘爱与父母，与学校和校长，与王亚军和阿吉泰，与黄旭升和李垃圾，与老张等的关系构筑了一个动乱年代里少年成长的时代环境与人事背景，完成和推动着主人公的成长。
　　平静而略带忧伤的诗意风格构成了《英格力士》这部小说的情感和叙事基调，也是小说最能打动读者内心的地方，在当下浮躁而喧嚣的文字阅读中，能让读者在过往的少年成长故事中回忆，审视并沉思，这是难得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