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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但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饥饿的女儿》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不隐不瞒。《饥饿的女儿》最成功之处，在于其情感不外溢的叙述风格。书中有议论，甚至点到哲理，但是故事讲述之清淡，与所写生活的灰暗，与难以置信的残酷，包括天灾，包括人祸，配合得恰到好处。而死神实际地到来，没有使生命低贱，反而使生命得到升华。

文：王义军
出处：卡努努家族 2005年8月

　　虹影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的长江边上，在长江边一座被称为重庆的山城长大。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大河的女儿，在她的儿童时代，她赤脚走在大堤上，大堤坝上到处是发着恶臭的垃圾。早上，披头散发的妇女提着一家人的大小便，毫不在意地往江上泼。虹影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贵族气，她无法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她在不断地反抗这种人人习以为常的境况。--这种反抗的精神反来成了她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还有，那就是饥饿，它给虹影的记忆是终身难以摆脱的梦靥。

　　虹影后来没有考上大学，她去了一所轻工业学校读书，但她对于文学有着疯狂的喜爱，并且有着惊人的天赋，她一直创作不辍。先是写诗，在八十年代后期，她和另一名叫做海男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诗歌的重要部分。到90年代，虹影随同丈夫--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赵毅衡先生一起去了英国伦敦并定居下来。

　　在异国，虹影仍然从事着写作，用汉语，也用英语。她的小说和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我们通常还能在国内的一些刊物如《小说界》中见到，这些作品，不但让我们见识了异域他乡华人的生活境况和心路历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人相对淡出了所谓的文学圈，不会有太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他们能够更多地在写作技巧上用力。所以，90年代以来的海外留学文学，成为汉语文坛中一道亮丽的景观。

　　《饥饿的女儿》就是虹影在英国创作的一部英文小说，最先在泰晤士报连载，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都有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并且给予它以极高的评价。中国八十年代极具影响，后来因为政治原因旅居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学者刘再复先生也说多年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作品了。他在香港《明报》中给这部长篇小说以高度评价。

　　在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中，主人公"我"（"六六"）是母亲在极度贫困的年代里和一个青年男子偷情的产物，因此，"我"一出生，即面临粮食和精神的双重饥饿：在三年困难时期，仅"我"所在的四川省，就饿死了七百万人，所谓十失其一，一些店里，开始售卖"味道鲜美"的肉包。因此，在"我 "这样的八口之家，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我的出身，只能加重这个家庭的负担。"我"成为这个家庭的多余人。正是在这种极度的贫困中，人与人之间只有争夺与仇视，没有爱，没有温情，而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带着耻辱的印记出生的人，在环境中所遭到的蔑视与忽视已经构成"我"的生活的至关重要的一面。"我" 就在这样的双重饥饿中生存和反抗着，作为反抗的结果之一，就是"我""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刘再复《虹影：双重饥饿的女儿》）

　　严格说来，《饥饿的女儿》不是要讲一个故事，它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和故事的生动取胜，我甚至可以说它没有十分整一的故事结构。小说是"散"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的细节："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母亲的生活，养父的生活，大姐生父的生活，生父的生活，大姐、二姐、三哥、四姐、五哥的生活，"历史老师"的生活，张妈的生活……而这些人和事并不是通过故事结构在一起的，而是以"我"的所见所闻集合在一起。它打破了我们对于小说"故事性"的阅读期待。但是这种叙事策略却有效地拓展了小说的内涵。它能让人最大限度地进入特定年代中生长于重庆南岸的群体，让我们感受他们惨淡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但是，这个第一人称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视角，实际上，小说中的"我"应该包括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现在的"我 "讲述和追忆过去的"我"的生活，过去的"我"则用生命和内心感知和反抗生活。在另一面，外部世界中的可怜的卑微的倔强的甚至愚蠢的"六六"又与"我"的内心构成反差和张力。在这种叙述中，主人公和叙述者的"我"得到全面的观照和展示。因此这个生命体就特别具有丰富性和震憾力。

　　坦率地说，小说吸引和打动我们的，不是"故事"，不是第一人称的巧妙运用，而是伤痛的情绪流。小说用的是倒叙的方式，在似水流年的回忆中，伤痛与怅惘漫无边际地涌来，将我们彻底淹没。而这种情绪流也成了小说结构的核心。虹影写诗的经历，正好使这种情绪流诗一般汩汩而出。我们当然时常被小说中令人发指的生活细节逼得喘不过气来，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为小说中浓郁的情绪所感染。虹影将叙事者分为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正好为小说反思、感伤和观照生活与生命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这样的叙述方式让我们想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以及布鲁斯特的《追忆逝水流年》。小说往往充溢着强烈的生命感和源源不尽的伤痛。它不一定大气磅礴，但感人至深。

　　虹影是华人世界中具有相当实力的女性作家，她以写诗而登陆上文坛，继之又以小说而被广泛注意。她的叙事技巧娴熟。可是在《饥饿的女儿》中，作家却全然放弃对于技巧的追求。因为小说是她的自传，它记载了虹影生命中最惨痛最难忘的一段。这样的自传，它从一开始就会拒绝纯粹的技巧追求。它已经义无返顾地回到了"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回到了大巧若拙的艺术境界。

　　这让我想起近年来的文学，作家们过多地迷恋于叙事游戏和生命游戏，我们迷恋于智慧却漠视了感情，我们的文学成为纯粹的私人化文本和自呓，它使太多的读者对文学敬而远之。从这个角度看，《饥饿的女儿》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而虹影提给我们提供思考的，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多的可能也包括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深刻反思，尽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个地球上八亿人口带入史无前例的黑暗年代，尽管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追求现代化的道貌岸然路上，陷入了比中世纪还要残酷的岁月。然而，恶梦醒来，这个民族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却没有能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暴行进行揭露和反省。从某个角度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子最基本的品格--对于社会和民族的关注和呐喊。而现在虹影却在海外，带着血泪来回忆和反思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所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

　　二十世纪过去了，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的书写应才刚刚开始--关于这一百年的苦难，这一百年的奋斗，这一百年的荒诞。我们只有记住这一切，我们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后的日子中才会少些苦难，多些欢乐。

文：张松建
出处：世纪中国 2004年4月　　

　　虹影，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品主要有《K》、《阿难》、《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孔雀的叫喊》、《鱼教会鱼歌唱》等等。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三部长篇被译成十八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现居伦敦，为自由职业者。

　　虹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i曾获台湾一九九七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英国书评家安东尼亚·弗雷泽评论道：“此书有十九世纪小说名著的所有成分——非婚生育、贫困、无望的爱情——却是扣人心弦的自传，把我们带到现代中国的最核心处”，这当然不错；但我还以为，举凡苦难、贫穷、乡风民俗、性心理、人伦、暴力、国族史等，荦荦大端，莫不涉猎，每每令人忆及托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当然，本书缺乏俄罗斯小说家惯有的宗教激情以及形而上思考。但无论如何，这为引入诸多理论模式、多角度地阐释这部小说提供了可能性。小说讲述少女“六六”的成长史。在重庆城南贫民窟的一个大家庭里，“六六”的年迈的父母长年累月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个兄长姐姐也各自为卑微的生活而辛苦辗转。从小生活在一个粗俗、压抑、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六六”耳闻目睹了数不尽的苦难和罪恶，贫穷、屈辱的日子似乎永无尽头，污秽、卑琐的事件在小镇上层出不穷，无所不在的死亡，人心在异常的环境下变得败坏、麻木而冷酷。“六六”平庸的姿色和穿著引不起男同学的兴趣、遭到女同学的捉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父母又与她无法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姐妹兄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致忽略她的存在。她的性格变得倔强、乖违、孤僻、脆弱，自卑感与挫败感如影随形，蔑视世俗礼法的逆反心理，心血来潮的冲动，神经质的自我分析，厌恶平庸的生活而向往刺激、冒险的生涯，冷而硬的外壳下隐藏着一个渴慕关爱和温情的心。小说集中叙述“六六”在十八岁这一年内的经历。进入青春期的她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是一个多余人，终日恍忽感到自己被一神秘人跟踪，生活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中，产生了追索个人身世之谜的冲动。经历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六六”觉得孤独而灰暗的生活中，只有她的历史老师能够耐心倾听她的诉说，给她以关怀、抚慰和吸引力，师生之恋于焉形成。小说的后半部分，“我”的身世谜底被“大姐”揭穿，“情人”又在畏惧和负罪感中自杀，“我”绝望地离家出走，开始了漂泊异乡的经历：堕胎、高考落榜、求学就业、混迹于文学团体过起放浪形骸的生活、多年后还乡省亲、为生父扫墓，浮光掠影，一一闪现。原乡不如异乡，异乡反成为原乡，在原乡神话的建构与解构之间，见证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世事的冷酷与无常。小说的结尾处写道，在空旷晦暗的大江变，成年的女主人公孤身远眺，往事于焉浮起。灾难岁月，流离生涯，多少家族恩怨、人事纠缠，俱在雨飞云扬的激荡声中，化为不堪回首的往日风景——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拦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好象很陌生，却仿佛听到过，这时从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传到我的耳边，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页三一二）　　

　　这段简洁干脆的文字，既描画了创伤记忆里的悲苦、孤寂和无助，也暗含对于血缘亲情的拳拳眷顾，还透露出历经风霜后心态的坚韧、欣慰和从容，读来荡气回肠，苍茫无限。

　　《饥饿的女儿》煌煌二十万言，贯穿着一条脉络清晰的“剧情轴线”(story line)：十八岁的少女“六六”执拗地寻求个人的“身世”。小说一开始，这条悬念就已出现，它在繁复的人物和事件中萦绕其间，忽隐忽现。“身世”又与“年龄”密切相关：因为“十八岁”标志着一个少女从此变为“成人”，可以合法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小说中又联系着女主人公身体的成熟、心理的变化以及师生恋的悄然出现；更重要的是，“六六”的生父将按照约定在十八岁生日这天现出真身。非常明显，这个中外文学史中常见的青少年成长史的话题又与阶级、性别问题纠葛在一起，而她的“私生子”角色则使“我是谁”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尤为可观者，她的这一特殊“身份”很难与长辈的道德疵瑕联系在一起，相反，却是现代中国一桩大灾难的奇特产物——正是由于饥荒年代的艰难无助，才使得“母亲”与“小孙”超越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而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感情，不仅产生了爱情的结晶“六六”，也使一家人免于死填沟壑。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史上的大饥荒（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二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惨剧，这既是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因为政治体制的“理性化缺失”所导致的恶果，也给诞生于此一时期的“六六”留下了饥荒后遗症：她从小到大都被一种魔咒似的饥饿感死死缠住，欲壑难填，苦不堪言。“六六”的饥饿感又与自己的年龄叠映在一起。因此，“饥饿”有双重意涵：既指涉食物匮乏所导致的生理欲望（“食”），也包含对于异性肉体的焦渴之感（“色”）。大饥荒给民族与个人带来的惨痛记忆向后来者提出了“创伤如何治疗”的严肃课题；而六六对于“性”的如饥似渴，既凸现了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期少女的心理/情感特征，更有力地凸现出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一代青少年的人性的普遍荒芜、巨大的情感空白以及私人空间的隐然复活，可说是证实了“身体的政治”之复杂款曲。从此角度来观察，所谓“饥饿”，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人性的，也是政治的。质而言之，《饥饿的少女》的文本世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议题：寻求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铭刻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书写身体的政治(body politics)，三个议题相互联系，均与“饥饿”有关，可以很合适地纳入第三世界文学的“欲望与现代性”(desire and modernity)的写作模式。同时，也正是由于“饥饿”既是个人的刻骨铭心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所以说它是虹影精心结构的一则“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大概毫不为过，正如瑞典《松德斯瓦尔斯日报》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它把私人的与公众的结合起来，又把公众的与精神的结合起来”ii。

　　《饥饿的女儿》乃是个人心灵的一页痛史，杂以解构原乡、重溯国史，但作者并没有笨拙地按照编年史的顺序“从头说起”，而是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六六”的十八岁这“一年”内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她的生理变化与心理起伏，中间还穿插了“母亲”、“历史老师”和“生父”的往昔故事，以及大段大段的女主人公对于童年辛酸生活的追忆。大量的内心独白、灵与肉的紧张对峙以及间或出现的梦境幻觉描写，活现出人物内心的颓丧和苦闷。虹影自由出入于家事国史与市井风尘之间，敷陈艳迹，点染野史，既折射出灾变年代里“人性的惊惶、幽暗与残忍”，也为故事营造出一种淡淡的怅惘和忧郁色彩。本书并无太多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只是一连串个人经验的记录而已，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尺幅千里，具体而微，读者可从个人的经验管窥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地域的时代变迁乃至于一个民族的命运流转；因此，人们常常说，《饥饿的女儿》包含了两个文本世界，一个属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另一个属于宏大的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两者盘根错节，张力弥满，道尽了“欲望”的黑暗与吊诡，但正如葛浩文的敏锐观察：“政治与国家大事只是一个潜文本，艰辛苦难中人性的经验，才是本书的核心”iii。作者的巧思与才情，亦见诸于叙事策略的娴熟运用。作品主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但个别章节也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切入，弥补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局限性，以扩大视野，触摸历史，例如，第六、十一章以全知视角讲述了“我的父亲母亲”年轻时的故事，一改此前叙述语调的冷硬超然，将一段乱世男女情，写得深情绵邈；同时，将顺序与倒叙、插叙等混合使用，虽然斜逸旁出，枝蔓不少，但由于作者在叙述的疏密、张弛、离合等方面拿捏得恰到好处，是故，小说的整体结构仍浑然一体，毫无散乱芜杂之虞。本书语言具浓厚的方言土语色彩，简洁有力，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尤擅于将堂皇庄重的政治术语与琐碎悲惨的生活场景拉杂并置，在在凸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毁灭人性，时有辛辣尖刻的反讽和黑色幽默乍现。例如，小说临近结尾处写叙述者在图书馆查阅报纸，发现个人的生日竟与国庆日不谋而合，一边是冠盖云集、衮衮诸公的觥筹交错，普天同庆，一边是个人的贫穷、羞辱、无望的爱情和难以置信的残忍，两种关于历史记忆的版本判若天渊！同时，她也吃惊地发现，一九六二年她出生那天，官方报纸上对于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事件避而不论、照例充斥着粉饰太平的夸夸其谈，作者忍不住加上一条辛辣的旁注：“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页三零九）。此外，虽然在简练的叙述中有抒情段落的点缀，但并无浮泛夸大之弊，而是见出叙述者态度的冷静平实和坦率真挚，葛浩文说过：“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写个人生平回忆，几乎人人得而行之，尤以女士为最。我个人就知道在美国有十来个中国人的书正在出版，我个人写过几篇书评，甚至翻译过一二本。许多此类书，我看有个共同点，就是想要宽恕自身的劣行，或是原宥制度的罪恶，或呼喊受冤，或自我标榜，或有意卖弄。此类作品的动机看来是清账，甚至更糟。虹影自传中没有大部分此类书所犯的毛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品格；也是一个人格的高尚之处。《饥饿的女儿》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不隐不瞒”iv，此可谓中肯之论。

　　《饥饿的女儿》熔心史、家史、国史于一炉。对于小说主人公“六六”来说，它是一段追求自我认同的艰难历程；对于国族来说，它拼凑出了欲望的版图与国族的寓言；而对作者于虹影而言，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追忆逝水年华，她获得了心理宣泄、创伤治疗、灵魂拯救等多重意义。

文：李洁非
出处：南方周末 2000年4月

　　60年代出生者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锋派的主体，绝非偶然。

　　我的一篇随笔曾经用过这题目，现在读罢虹影女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情不自禁又用了它。

　　60年代，无论于中国于全世界，大抵都是20世纪的一个有着永不磨灭的特殊印记的时代。此前不久，我刚刚购买并阅读了王逢振先生所主编的“先锋译丛”之一的《60年代》。那是一本西方学者回忆和探讨他们社会的60年代的书。从中可以接触到“新左派”、“摇滚”、“性解放”、“垮掉的一代”、“民权运动”、“反战”、“吸毒”等等一类字眼。如今，西方知识分子谈起由这些东西组成的60年代时，似乎也是一副恍若隔世的口吻。

　　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像60年代这样切近又这么遥远。人们在心理上对它有一种强烈而特别的回避愿望。由于它本身的错综复杂和怪异，它已经成为一段真正另类的超出我们理解力之外的历史！

　　我在自己先前那篇《生于六十年代》中写道：“不管他们(生于60年代者)幸运与否，他们自幼的生活，就是在物质匮乏的现实以及鼓励人们蔑视物质享受、把精神追求当成人生旨趣的舆论中度过的----虽然他们实际上既没有得到物质享受，也极少像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真正感受到什么来自精神追求的快乐(比如很多当过知青的人，都会在对‘蹉跎岁月 ’表示抱怨和遗恨的同时，又情不自禁流露出曾经‘崇高’过的洋洋自得)。”迄今为止对60年代的描述，似乎都是喜剧方式的，似乎60年代只适合被喜剧式地理解。

　　终于有了《饥饿的女儿》！读着它，我曾几次听到内心的唏嘘之声。60年代氛围被虹影女士朴实的叙述，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呈现于我的感知中，让我重温了我们这代人那真实的成长经验。在书中，我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者的生命质地的复原---是“复原”，而非遮蔽、涂抹或变形。我非常怀疑，除了60年代出生者，别的什么人能否真正读出这本书的灵魂。书的封底上印着一些欧美书评家的评论，老实说，那些言语只让我感到轻浮，什么“这是一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书，是我们不曾看到的那一部分中国的史诗，绝对的让人着迷”，什么“此书有十九世纪小说名著的所有成分----非婚生、贫困、无望的爱情”……这些评论尽管出乎善意，却全都轻飘飘的，它们无一触及本书所揭示的那种生活及其主人公的本质，而这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弃儿！整整一代中国的60年代出生者，都被历史抛入弃儿的命运。书中女主角六六的非婚生身份就实际来说只是一种个人的偶然境况，但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说，却远不是一种个人身份的标记。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境况，只堪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形容。虽然我的一生中迄今为止尚未经历任何战争，但是回想从小学到中学毕业那段时光，我却吃惊地发现，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中国其实是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面战争”状态：不单跟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作战，不单跟“美帝国主义”作战，也跟“苏联修正主义”作战，而我们---也只有我们----60年代出生者，则成为这种文化上的“全面战争”的战争孤儿，我们无论前瞻与后顾，皆可谓举目无亲，唯一的去路便是“流浪” 。这样一种处境，在虹影女士的书中，是由某个家庭的特殊结构和一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具象地表现出来的。

　　仅从文本上分析，《饥饿的女儿》显然深受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的影响，那青春期本能的觉醒、那执着同迷惘相伴的性爱经历、那种破乱失调的家庭情状，那由河水流动衬托着的暧昧气氛，甚至“饥饿”这个字眼……均可见脱胎于《情人》的痕迹。但在文化上，《饥饿的女儿》却属于中国，属于地地道道的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特别是它所表现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生命的生长方式，令我一望即感亲切。对“饥饿”二字的理解，一般难免仅以“苦难”、“不幸”视之，但在60年代出生者自己心中，“饥饿”绝非只意味着灰色的记忆，恰恰相反，这种与“温饱”绝缘的生命景况，还意味着顽强的求生意志、一无所有的野性和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所以，60年代出生者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锋派的主体，绝非偶然)。可以说，如果读《饥饿的女儿》读不出这种生命激情，而只读到“苦难”、“不幸”，那么实际上既没有读懂《饥饿的女儿》，更不可能读懂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人。

  文：葛浩文
出处：联合报 1997年5月

　　读完了虹影的自传《饥饿的女儿》，读得很着迷。她的生平非常吸引人，但把它叙述出来肯定是很痛苦的。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但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写个人生平回忆，几乎人人得而行之，尤以女士为最。我个人就知道在美国有十来个中国人的书正在出版，我写过几篇书评，甚至翻译过一二本。许多此类书，我看有个共同点，就是想要宽恕自身的劣行，或是原宥制度的罪恶，或呼喊受冤，或自我标榜，或有意卖弄。此类作品的动机看来是清帐，甚至更糟。虹影的自传中没有大部分此类书所犯的毛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品格；也是一个人格的高尚之处。《饥饿的女儿》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不隐不瞒。这就是为什么连续三天时间我一直在读这本相当长的书稿。

　　这是一个使人难以安枕的故事，意义超越特定的地点与时间。饥饿与贫穷，其原因，其后果，在此书中都是个人体验，而且感受切身，叙述清晰。很少有作家能有此功力，包括王若望备受赞扬的《饥饿三部曲》，也无法与本书相比。虹影此书中，政治与国家大事只是一个潜文本，艰辛苦难中人性的经验，才是本书的核心。

　　我个人认为，《饥饿的女儿》最成功之处，在于其情感不外溢的叙述风格。诚然，此书中有议论，甚至点到哲理，但是故事讲述之清淡，与所写生活的灰暗，与难以置信的残酷，包括天灾，包括人祸，配合得恰到好处。而死神实际地到来，没有使生命低贱，反而使生命得到升华。体制化的麻木不仁，经常是权力与特权的结果，但更使人愤怒的是受害者们甘心而默认的承受。

　　一般来说，从个人角度描述的历史，由于是切身经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认同作者的喜怒哀乐，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正是这样一部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史，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