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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一个叫月影湾的山村。离家出走多年的月秀带着儿子回乡了，这给小小的山村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小说通过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三个曲折的情感纠葛、坎坷的人生命运，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与廖红球谈长篇小说《苍天厚土》

记者：胡殷红
出处：中国作家网 2005年11月

广东作家廖红球最近出版了长篇小说《苍天厚土》。这部作品写的是客家山区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客家人的精神风貌。廖红球之所以写客家人，是因为广东这片土地养育他成长，他期望用自己的作品拓展客家文学，回报养育他的苍天厚土。廖红球是客居广东的福建人，在广东出生，在广东读书，还在广东当过工人。20岁之后开始发表作品，以长篇小说《爱的古藤》，小说集《血玫瑰》和多部报告文学作品跻身文学界，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那就是真诚、朴质和深情。廖红球以其品格中特有的诚实和稳健对待文学创作，对待他创作中的人物。所以，当他仰视苍天时，他问心无愧；当他俯首厚土时，他无限深情。廖红球力图用作品感天动地，力图在作品中表达他平日不善表达的真情。

记者注意到有评论家在评论中突出谈到廖红球写作中的诚实。就这个话题，记者请廖红球谈谈他的写作与运用小说技巧的关系。

廖红球厚道地一笑，说：“说得好听点，我是个老实人，说得不好听点，我是一个笨人。”无庸置疑的是，一个人的写作，总是这个人性格、性情的流露。诚实是一种可贵的写作品质，廖红球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也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苍天厚土》这部长篇，廖红球说在他心里酝酿了好几年，其中的主要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尤其是女主人公月秀卖身救家的事件，确有其事。就这一人物的塑造，记者也与一些评论家进行了交流，不少评论家认为这个人物是廖红球下功夫刻画的人物典型，是成功的文学形象。廖红球说：“这几年来，我反复体味、琢磨自己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我希望由此表达出我对故土、对自己的人生记忆的真实感受。我反复告诫自己，要沉潜下来，要写得慢一些，再慢一些，目的就是想用一种老实和耐心来使自己的写作变得厚实。因此，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过多地去考虑技巧问题。尽管我也喜欢读一些技巧性强的作品，对一些努力探索小说新技巧的作家也很佩服，但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于此。我更愿意选择老实的写作方式。我看到太多客家人真实生活中的辛酸与欢乐，这种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让我如哽在喉，不吐不快，让我来不及去考虑运用什么样的手法或作什么样的布局，只是笔随心动，尽量写出人物的独特味道，写出人物的命运感，写出文化的冲突、人性的挣扎。”读廖红球的作品，我们能感觉到小说技巧已成为作品整体气质的一部分。廖红球说：“我的确在追求一种圆融的、厚实的艺术境界。”《苍天厚土》写的是一个小山村十几天里发生的变化，但却让读者在这狭小的空间和时段看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显然，廖红球在处理这种“以小见大”的关系上动了脑筋。

廖红球告诉记者，他最熟悉的就是故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在那个山村，凝聚着复杂、丰富的文化冲突和人性冲突。他也一度想通过书写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的故事来突出这种冲突，但最后放弃了。他觉得像现在这种选取其中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发生的故事，来展示人物的命运感和文化的宿命，对读者更有冲击力。廖红球认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那么短暂的时段，却发生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激烈的冲突，处理起来虽然有难度，但由于突破口小了，写作的力量就能集中起来，就能往深处挖掘。他说，我试图通过这个“小”，窥见一个时代、一群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岁月里所面临的困境和悲欢。作品的开口虽小，但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天地是大的，情怀是大的。

非常明显，《苍天厚土》这部小说源于廖红球对客家生活的熟悉，因此，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与大文化的关系。

廖红球说：“我这部小说写的确实是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涉及到了大量的客家文化和客家风情，人物的塑造也以客家人为模型，但我并没有刻意去强调地域文化，因为我觉得，文化只是小说的一个大背景，小说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为了写文化，而是为了塑造人物，传达感情，书写命运。我写的文化，是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文化，是一种人物真实地生活在其中的文化。这个文化，为人物的出场、人物的命运划定了一个精神的边界，但我并不生硬地去解释文化，而是希望通过人物的塑造，通过人物的内心挣扎，来表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我相信读者能够体味我所写的这种文化冲突，因为客家文化本身源自中原文化，它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根、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气度和底蕴，但客家人在长期迁徙的过程中，又为这种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质素，因此，客家文化有深厚的传统，能吸纳新东西，但也不否认它有封建的、落后的一面。我在《苍天厚土》里正面写到了客家文化所遭遇到的尴尬处境。作品中写到的月秀差点被装猪笼沉潭的悲剧，就是这种文化的落后、蒙昧造成的。所幸，时代在发展，人的观念也在改变，客家文化也正在从封闭中突围，正在融入新的文化大潮中，所以，月秀的悲剧今天再不会发生了。”谈到这里，廖红球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的批判态度特别引起记者关注。他强调说，我是有意把客家文化放在一个大背景里来观察的，我张扬了客家文化中重情重义的一面，但也批判了它落后于时代的一面。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对小说的人物是充满感情的，但我对小说中所写到的文化，却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我希望这样的理性和冷静，能使作品更真实，也能使作品的精神空间更宽广。

如果说廖红球诚实、厚道的品格特性为他的文学作品添了光彩；那么他以一个作家的诚实与厚道承担起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这一行政职务时，也一定是增分的。

文：艾云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0月

　　客家人生存的历史与现实命运，始终在岭南文学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廖红球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苍天厚土》，以粤东山区客家人居地月影村为背景，借客家后生、农民企业家李大牯自办自行车轮框厂的艰辛创业为线索，在摹状他与两个女人(月秀和左千叶)的情感缠磨中展开故事，形象地演绎出客家人的心路历程与生存真相。作家这一次从文学叙事入手，对客家文化的人文沿革、风俗民情、生存现状的生动刻画，不啻是深入客家文化腹地的新探索、新思路。大概因为我是从中原迁徙到岭南的“新客家”的缘故，看了他的这部长篇，其中包涵的关于迁徙、隐忍、嬗变的主题，对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会合，以及演变过后葆有的独异个性，都有深的触动，并引发许多的联想与思索。
　　小说写得比较平静和稳健，也没有正面触及迁徙，但我面前仍仿佛看到久远年月从中原向岭南迁徙的浩浩荡荡的人群。看到那凄惶中的悲壮，苦难中的隐忍。那迁徙是绵延亘久，不是一次完成。那些迁徙的人们，或是为躲开诛连的杀身之祸，或是为规避纷争的兵燹战乱，或是为防范饥饿致死而作的逃亡。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距离的背井离乡。也许逃亡的队伍中，不乏官宦贵胄，但即使以前是锦衣玉食，眼下，却必须面对最贫瘠、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活着，犹如山涧和石缝中柔韧顽强挣扎着活下去的大蓬大蓬的野草。那些曾经的繁庶胜景不再，一切将为苍茫和艰窘所替代。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客家人的生存智慧，在一代代的迁徙中被唤醒、被磨砺。
　　且不要说岭南自古以来是化外之民和瘴疬荒蛮之地，正是这个边缘地域，以它的宽厚仁慈接纳了客家人。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包容性，在客家人展开迁徙的沉重步履声中，我们就已经历史性地领略到了。
　　迁徙的人们，在迁徙过后必然要保持高度警惕，必须要时刻绷紧自己的神经。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不可知、不确定、前程晦暗不明。他们因此把房舍修成了围屋。这一典型的客家人建筑，对内敞开，对外隐蔽，取戒备、防御之意。这种建筑并不具有挑衅性，却有自保自卫之本能。这不是机心，而是警觉；不是阴谋，而是筹划。客家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由此可见一斑。小说写到了围屋，写到客家人无法忘掉曾经的雕栏画栋之记忆。他们在围屋的建筑上，也取华美精致的设计装饰之意。当然这也是因为后来，在融入岭南文化以后的宽松心态下，警觉意识逐渐为美学意识所代替。小说写到现今，政府让月影村的人们造新屋，三叔公这个李氏家族的权威人物，却不想造时尚的房子，他仍然梦想造一座更加漂亮的新围屋。
　　防范不是目的，希望进取的客家人，并不满足于总在边缘处的被抛位置。在危险解除之后，他们希望自己重新被主流社会认可。中原文化的正统性质是依“学而优则仕”为晋升之途。小说尊重历史传统，写到客家男人历来以饱读诗书文章、求取功名为要义，并不专事耕耘稼穑之事。而田间地头的农活，都必须得由女人们完成。
　　说到这里，就要说到客家女人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月秀的传统客家女人。她与男主人公李大牯的命运磨难、情感纠葛占了全书主线。她忍辱负重，当年携子离家出走，是自卖自身，用自身换回300元钱，让李大牯父子三人不至于在饥荒年月挨饿致死。但她被误解。八年之后重回月影湾，仍要遭族人以“七出”罪名沉潭惩罚。幸亏李大牯当场援救，才免沉潭之冤。而李大牯在月秀出走当年的寻妻，也揪心扯肺。而后他与知书达礼的现代女性左千叶的恩怨难断，他在月秀回来以后面对两个女人的左右为难，都使小说平添上一抹悲怆色泽。但两个女人都为对方着想，她们都欲以淡出李大牯的生活来成全对方。李大牯面对左千叶难舍难分，而在得知月秀当年自卖自身以养李氏父子三人，无不泪流纵横，面对层峦叠嶂的分水岭，面对呜咽的沁溪河，他大声呼喊出自己的报恩与歉疚。这里面对女性隐忍、慈恺、宽宥性格的描摹，是对女性形象的厚土般的母性礼赞。
　　与此同时，小说则对客家传统意识中的宗法家族权威势力提出质疑。黄龙潭沉潭这一场景安排，德高望重的三叔公出场。而这是一个极具复杂性格的人物。他指挥沉潭月秀，却又是李大牯发展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和庇护者。再比如大伯姆，她一生守活寡，却不知体恤同性，而对月秀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客家文化中有值得光大的方面，也必须要有质疑、重新审视的一面。程朱理学以后，对人性的漠然，在正统中原文化中有抹不去的记忆，客家人也承袭了其中的潜在意识。小说曾经借李耀良之口讨论中国五千年文化何以不散的根由，宗法氏族势力的盘根错节，在其内部隐伏着创造与毁灭的双重力量。从这里生发开来，去追问人的恶本能从何而来，这才能从根部形态对某种传统文化做一清算和清理。当然，小说中的大量人物都是以善良本性为其原形。除了李大牯、月秀、左千叶是以肯定性笔墨完成，分水岭上给困乏路人喝飘着谷壳的苦藤茶、世事洞明的阿苦伯，感念其嫂困苦而欲将月秀收为己妻的李二牯，包括公社干部李耀良，也都给人以正面感觉。这大概也是作家对人类始终怀有希望的恻隐之心的必然流露吧。
　　客家文化原本承袭了中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路，而小说则把主人公李大牯塑造成一个上世纪70—80年代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企业家形象，这一改中原文化一向重仕轻商的价值取向与传统观念，是对代代承袭的历史局限性的一次颠覆。小说以朴质笔调，在略显缓慢的叙事中，将客家文化的沉重与歧义给人以思路的撞击，这要细细品味，才更能品出其中苍天厚土的蕴藉。
　　

文：游焜炳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0月

　　比福克纳喜欢写的他那“邮票大的故土”牛津小镇还小得多，廖红球的《苍天厚土》写他家乡粤东客家地区山旮旯里的故事——在小说中叫“月影村”，而且主要就写一个家庭在十来天里面临的种种变故和冲突。这场景真是够小的。
　　场景虽小，个中乾坤却不小。小说开篇写男主人公、青年农民企业家李大牯正欲与恋人左千叶去登记结婚，偏遇上离家出走失踪八年的妻子月秀(未曾登记结婚)回来。前者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后者是当年明媒正娶的妻子并带回他们的儿子，究竟谁去谁留，先就留下个大悬念，并由此引出不少“戏”来。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偏偏当地的最高长官公社党委书记李耀良就要横插一杆，极力主张李大牯与月秀重新结合。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里头大有文章。我以为李耀良是《苍天厚土》中塑造得最有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还未见过类似的人物。“文革”期间为执行当时党的极左路线，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多次整过为生计外出走村过社帮人修农机的大牯。但进入新时期，他又很快认清形势，力排众议并以三顾茅庐的诚意请大牯出山办起社办企业自行车轮框厂，且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轮框厂办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但当大牯为着信息、交通、人员素质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而意欲在县城建分厂以取代月影村的总厂时，他却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力主留下月秀，甚至不惜耍手段拆散鸳鸯，赶走工厂的台柱左千叶，还力促大牯父亲李高堂赶紧在村里建屋，都是为拖住大牯后腿，继续牢牢控制大牯和工厂。由于轮框厂是由原公社农机厂脱胎而来，虽是大牯兄弟使它起死回生，但产权还属公社，还由公社管着，且工厂需要贷款等，也还需李耀良出面解决，大牯便不得不对他忍让听从。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时李耀良成了工厂发展的最大障碍和阻力。他的信条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表面看是顾及乡亲利益，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轮框厂若不能走出大山办出规模和档次，便是死路一条，也就毫无乡亲利益可言了。这也不仅仅是惯常所说的“本位主义”。
　　深究起来，其实这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自给自足、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小生产意识的典型体现，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文明观念在农村基层干部身上的集中体现，显然已远不能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也就是必然的。而他之所以能对工厂指手画脚，甚至堂而皇之地干预大牯的家事，则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政治集权制等体制弊端。大牯深感“自己像条被绑住了四只蹄的水牛牯”，“似有一条条麻索，在死死地捆住自己”，李耀良就集中代表了其中非常要命的几条。可见李耀良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是文学作品中的新面孔，却又能在许许多多的农村基层干部身上找到他的影子。这便是别林斯基的名言“熟悉的陌生人”所形容的典型形象了，显然颇具审美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
　　《苍天厚土》中另一主要冲突是活牯采购劣质带钢事件。活牯是轮框厂的采购员，月影村李姓宗族族长三叔公的宝贝嫡孙。他为得回扣，竟采购回一大批劣质带钢，令工厂陷入困境。大牯以奖惩分明的现代管理手段处理了活牯，遂招致三叔公借故欲将月秀沉猪笼的报复。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居然还会发生欲将活人装猪笼沉潭的事件，这灭绝人性的古老恶俗居然至今还能一呼百应，族规家法在人们心目中居然远高于党纪国法，族长居然还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连公社书记都奈何不得。这一切是那么触目惊心，它强烈地昭示着宗法观念在乡村仍是如此顽固，宗族势力仍是如此强大。这种顽固而强大的封建意识和封建势力显然是捆住大牯手脚、束缚工厂发展的又一条麻索。
　　至此，我们便明白作品的一个主要视角和立意了:通过围绕着大牯家庭短短十来天发生的种种变故和冲突，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诸如月秀与大牯、左千叶与大牯所分别体现的传统和现代的婚恋关系与观念；大牯向外办厂和实行现代管理所代表的现代化要求，李耀良的阻挠所体现的农村中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意识、旧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与集权制等新传统，以及三叔公所代表的封建意识与封建势力，等等。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月影村旁有座叫分水岭的山冈，分水岭上有座风雨亭，亭边有两棵被古藤死死缠住的樟树，这自然景观巧妙地隐喻和象征着月影村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命运——世代贫困闭塞的山里人正艰难地扬弃重重因袭重负，翻越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在风风雨雨中走向现代化。这也正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可见，《苍天厚土》其实是意在进行宏大叙事，视野广阔、深远、有大气，却并无宏大叙事相应的宏大空间、时间和格局，而是由家事切入，小小场景，短短几天，不多几个人物，却以小见大，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是为《苍天厚土》的一大特色和优长。

文：廖高会
出处：广东作家网 2006年6月

廖红球的《苍天厚土》，是一部描写南方客家人社会生活的小说，也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作者对客家生活特别熟悉，并对那片浸透了客家人汗水的土地充满了热爱，使得小说内容显得真实而感人，对民俗风习的描写使小说具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情调，文字清新自然，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相辉映，情节跌宕生姿，在汪洋恣肆的叙述中注意节制，做到了收放有法度。小说整体上显得亲切自然，质朴浑厚。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描述中，作者笔下的农村才如此复杂丰富，其中文明与野蛮比邻，残忍与善良相间，法律与族规夹杂，利己与利他纠缠，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因此也始终无法做到泾渭分明，一切都在相互缠绕，相互夹杂，相互交融而又在时间的洪流中滚滚向前。

故事发生在广东一个处于分水岭下叫月影村的山村，曾经和李大牯成亲后的月秀，为了生存，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并改嫁他人，八年后又带着孩子回乡，已是厂长的李大牯此时正和左千叶恋爱，三人便经历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坎坷的人生命运，并给这个小山村强烈的冲击，各种复杂矛盾不断展现。小说在再现那个时代风貌的同时，展现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南国客家人的质朴勤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小说采用的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但由于作者善于编织小说情节，在平实叙述中表现出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在叙事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集中笔墨，总揽全局，对自己所要写的人物或者场景进行总调度，使小说能够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形成浑圆之气，这也是苍天厚土中成长起来的品质。作者在编织小说的结构的时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不蔓不枝，每描写一事物、一场景都对小说的叙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对文秀在回老家的途中翻越分水岭的描写 ，就交代了这个分水岭的地理位置，从而成为人物出场的背景，这个时候也交代了在分水岭狩猎野猪的黄姓人家，不过对这些狩猎人只是一带而过并没作详细的交代，但却在此卖了个关子，设置下了悬念。小说正是通过一次次悬念的设置和照应，一次次矛盾的冲突和解决，才使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周密谨严。

小说在叙事时间上进行了灵活处理，把现实和历史紧密结合，在人物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再现人物自身的历史生活，同时又不断地推动情节发展，即在现实的维度上不断展开。小说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中心，描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一种类似三角恋爱的情感纠葛中得以展示。围绕着李大牯、月秀、左千叶三个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小说在两个时间维度上展开，一是现实维度，这个时间维度上，李大牯、月秀和左千叶之间形成了男女三角关系。但这中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则成为小说叙事的历史维度。于是，小说从月秀离家出走8年后重回家乡月影湾开始，在现实维度上展开了对月影湾现实生活的描写，同时又不断地把笔墨探入人物的历史记忆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不断地展开。现实和历史的交错描写，大大地拓展了叙事的时空，也使叙事更加自由灵活。这样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复杂性就很好地融合成一体，小说中描写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便显得复杂丰富和多姿多彩。小说写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写到了家庭之间的亲情，写到了邻里之间的乡情，写到了文明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写到了农村陈规陋习对人的心灵和人性的戕害，写到了人的追求和命运的弄人，写到了个人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写到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写到了村民的纯朴和善良以及他们的野蛮落后，写到了乡村牧童和婚宴礼俗，总之这种时间的“双维结构”使小说不仅描写的人物众多，而且层次分明，情节复杂多姿。

正因为小说叙事时间的“双维性”，使小说中人物的矛盾冲突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根据。而人物的冲突无不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展开和表现。李大牯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是选择结发“妻子”月秀还是选择自己钟爱的恋人左千叶，他始终犹豫不决。这里面有情的纠葛，有道的重负，有利的较量，有误解和谅解的妥协，有新观与旧念的交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每个人同时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比如，月秀是留在李家还是再次出走，左千叶是放弃对李大牯的爱还是坚持到底，而李大牯面临着对两位女性的选择。其实，大牯所面临的选择是婚姻和爱情的选择，所面临的尴尬也是爱情和婚姻的尴尬。婚姻和爱情不能完美地合二为一，本是一个比较陈旧的生活话题，但作者把这种人生所遭遇的矛盾置放在8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社会改革大潮之中，具有了新的内涵，不仅展现出当时偏僻的客家人所在地的生活面貌，而且显示了时代进步中所要遭遇新旧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艰难曲折的过程。

实际上，李大牯所面临的矛盾是面临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发生冲突而造成的双重矛盾，也是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婚姻爱情方面，对李大牯来说，遵循传统道德准则，应该选择月秀，这样可以避免别人对他抛妻的指责，也对他事业前途有利；而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遵循自己的感情意愿，他应该选择左千叶，但是这又不得不抛弃月秀，背上丧失良心和道德的骂名。因此，他的选择是比较痛苦的，这种痛苦并不是一种肤浅的痛苦，它是深刻的，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之中痛苦，小说展示的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个人对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艰难选择，个人面临着对传统的依恋和对未来的向往，因而这种痛苦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痛苦。

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李大牯和两位女性的感情纠葛中，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城市的开放和乡村的封闭；外界的文明进步和乡下的野蛮残忍；以往的陈规陋习和现代的法律制度；婚姻的包办和恋爱的自由；还有家族势力和新生力量的冲突，旧理念和新思想的对立等等。而这些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有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就是技术。而技术受到制度的影响，在文革中，李大牯凭技术给人修电机以求生存，但被抓被斗，文革后，他凭借同样的技术救活了倒闭的工厂，他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厂长和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可以看出，李大牯的兴起正是技术的获救，而技术改变了客家乡村以往贫困的面貌，现代化的脚步蹒跚而来。而先进的技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和先声，技术在月影村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李大牯兄弟与左千叶成为新兴技术和现代文明的代表，也成为月影湾拥有话语权的人，从而也拥有了相当的权力和威信。技术为他们与三叔公为代表的家族势力进行斗争增添了筹码，于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更加彰显和激烈。李大牯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孬种，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但他在敞开怀抱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在奔向文明照耀下的光明圣地的同时，他还拖着一条乡间耕牛的尾巴，头上还罩着传统的阴影。现代化的大道并不会平坦如砥，历史和传统要么成为重负要么成为障碍总会难以避免地出现。对于李大牯来说，月秀给他带来的困惑也正是历史带给他的困惑，难以选择和必须选择是造成其痛苦的直接原因，而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其痛苦的根源。这种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因为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心理的和文化的，是道德的和习惯的，正如李大牯处理月秀的关系那样，取与舍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无理之处，传统和历史编织成了严密的网络，现代化的突围必然遭遇不可避免的痛苦。

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成为作者在小说中思考的严肃问题。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月秀来说，作者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她，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侧面描写的，这个人物成为小说悲剧的主要来源，只要她出现，小说中的人物、作者以及读者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而这种沉重的心情被化成了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月秀身上善良、勤劳、坚韧和顽强的品质正是东方女性所具有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些美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一种悲剧的根源。可以这样说，月秀本质上是情感的，是乡村本土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柔性的；李大牯本质上是理性的，是现代技术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开放性进攻性和刚性的。二者的冲突必然造成月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历史的而不是个体的原因，因而是真正地令人同情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者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当前社会中一个比较敏感而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即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否真的要以弱者的利益为代价，是否要以牺牲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为代价。月秀在小说中是一个弱者，是被传统的陈规陋习所压制、被现代文明所排斥的边缘人物。她最终感觉到无路可走，无处安身。于是，她的未来变得模糊不清， 前途成为一个被质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月秀的命运可以说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命运。所以月秀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小说的深刻之处。

小说文字方面略显平淡而欠洗练，有的地方比较拖沓，使小说显得有些散漫，矛盾的冲突激烈程度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的评论过多，这种第三者的声音使小说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被中断，造成叙述上的游离。比如对月秀的描写基本采取静态的描写，特别是描写月秀的心理状况的时候，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表现月秀的心理状况，而不是通过行动来展示心理的。这种描写能非常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并对人物性格进行细腻的分析和挖掘，作者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推动小说的发展，但也正是这样，小说的静态描写多于人物的行动，从而使小说缺少了动感，也使小说的叙事进度减缓了，节奏变得缓慢，显得疏散而不紧张，也就缺少了张力。